特蕾西娅·康斯坦蒂娅·菲利普斯回忆录研究：浅谈18世纪英国的“欢场名媛”与“丑闻回忆录”

摘    要：特蕾西娅·康斯坦蒂娅·菲利普斯1（Teresia Constantia Philips）是18世纪前期英国社会一位有名的“欢场名媛”2，一生共有过五次婚姻，与多名男性产生情感纠葛。从1748年开始至1749年，她写作了自己的回忆录，并分为三卷出版。在回忆录中中，她回顾了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并将这本自传作为对“流言诽谤”的自白和回击。不仅如此，书中还收录了她与情夫们的书信往来，揭示了她的另一目的：用回忆录中涉及的个人情感生活细节来敲诈勒索，换取年金，这种“丑闻回忆录”3在18世纪一度流行。菲利普斯的经历和她的回忆录在该时段的名媛妓女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关键词：特蕾西娅·康斯坦蒂娅·菲利普斯;英国;社会文化

一、 特蕾西娅·康斯坦蒂娅·菲利普斯回忆录产生的社会背景

菲利普斯作為一位“欢场名媛”，也是广大妓女群体中的一员，英国的卖淫产业在18世纪发展空前，这对于一个宗教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寻常的现象。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英国社会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对于性的观念变化。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将其概括为“第一次性革命”。

“第一次性革命”是自中世纪晚期到18世纪以来，在英国社会道德领域中发生的一场重要的变革，这一变革的核心关注点是性观念和性戒律。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在有关性的道德和法律上较欧洲大陆其实更为严苛。在整个16世纪，英国多次试图用更严格的法律来惩处性罪犯。4而在随后到来的宗教改革活动中，性更是处于中心地位。人们道德的堕落和教会的淫乱成为改革抨击的中心之一，改革者们遂提出更为纯洁和严格的道德标准。在他们看来，婚姻应成为解决性需求的唯一途径，所有的偷情行为都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5在这种背景下，凡宗教改革取得成效的地域，都面临着不断收紧的道德戒律。

这一情况的改变始于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1689年英国通过《宽容法案》，在法律上承认了宗教多元的正当性，随着神学争论不断深入，性宽容也从宗教宽容中获得了萌发的土壤。而到了17世纪晚期，宗教权威全面瓦解、信息传播领域出现质的变化，英国对于性事务最终敞开了新的开放态度。6 这是18世纪以特蕾西亚为代表的妓女们能够活跃在社会各阶层并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前提。

菲利普斯的《致歉》能够顺利出版，与18世纪英国大众传媒的变革也有密切的联系。17世纪英国重新实行书报审查制度，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印刷品的出版仅限于伦敦以及牛津和剑桥这两个大学城。出版的大多数书籍要么是昂贵的学术著作，要么是灵修和宗教著作。此外，报纸的发行权也被政府垄断，因此，当时在伦敦的连续出版物仅限于一些广告或贸易单。7

1695年书报审查制度废止是英国大众传媒发生变革的开端。伦敦的第一份日报《每日信使》（Daily Gazetteer）于1702年发行标志着报纸发行权的垄断被打破，出版自由得到了实现：1677年，大约有八百种不同的发行物，到了18世纪末，这个数字达到了8000种以上。出版自由是创作内容逐渐充实的根基。

自中世纪以来，英国女性一直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她们的婚姻大多由父母包办，经济上也无法做到独立，英国普通法规定妇女的财产在婚后归丈夫支配，债务也由丈夫负担。在18世纪性观念解放和出版自由的大潮中，被压抑了几个世纪的女性意识也得到了一次成规模的觉醒，女性话语开始逐渐增加。

这一进程最直观的表现是18世纪前后女性开始为自己的利益发声。比如玛丽·艾斯黛尔分别于1694年以及1697年分两部分发表的《为促进女性切实利益的严肃建议》8和朱迪丝·德雷克于1697年发表了《论保护女性》这些文章集中地探讨了女性权利的各方面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另一方面，女性觉醒表现在她们开始拥有自己的文化消费。18世纪出现了很多专门针对女性读者的杂志。《女士信使》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份女性杂志。这些杂志为18世纪女性意识的启蒙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助力。与此同时，18世纪英国女性作家群体开始逐渐成型。在世纪初，以文谋生妇女仍然受到歧视，直到后来从事创作的妇女与日俱增，特别是萨拉·菲尔丁、夏洛特·莱诺克斯和范妮·伯尼这些上流社会淑女开始创作并成名后，人们对女作家的看法有了彻底的转变。从此妇女写作成了体面的事，女性作家的书籍出版也与日俱增。

菲利普斯和她的同类们在这一时期撰写的大量自传、回忆录，显然也是受到了同期女作家们创作的鼓舞，她在《致歉》中公然指出社会对于男女两性的不公和对女性的压迫，甚至宣称女性无须为男性守贞，这样激进自由的观点，自然也与该时期女性意识觉醒不可分割。

二、 特蕾西娅·康斯坦蒂娅·菲利普斯回忆录文本分析

特蕾西娅·康斯坦蒂娅·菲利普斯是18世纪前期英国的一位欢场名媛，她的风流事迹在普罗大众中广为流传。从1748年开始，声名狼藉的菲利普斯开始出版自己的回忆录，到1749年完成三卷本的出版，向公众展示自己前半生的经历。由于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她的回忆录请了一位匿名作家代写，自己则承担讲述和提供书信往来的任务。她的回忆录题为《对T.C.菲利普斯夫人的行为表示歉意;更具体地说，这一部分与她与一位著名荷兰商人的婚姻有关》，但有趣的是纵观全文，菲利普斯 “致歉” 的意味并不明显。

据《致歉》所说，菲利普斯出生于1709年1月，来自威尔士的一个古老家族，她的父亲曾在掷弹兵卫队担任上尉。由于家道中落，9岁时，菲利普斯被送到她的教母博尔顿公爵夫人（Duchess of Bolton）处抚养。1721年，菲利普斯的母亲去世后，她的父亲与家中的仆人结了婚，菲利普斯被召回家中。但她没有和继母和睦相处，据她描述，她的继母是一个邪恶的女人，她时常受到其虐待，为了逃避折磨，1721年，12岁的菲利普斯时离家定居伦敦，靠针线活养活自己和妹妹。

菲利普斯非常美丽，虽然很贫穷，她的出身还是为她带来了一些人脉，这使得她能和道格拉斯夫人（Mrs. Douglas）共度周末。当时，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的继承人道格拉斯·扬·菲利普·斯坦霍普（Douglas young Philip Stanhope）机缘巧合之下见到了菲利普斯。据菲利普斯说，斯坦霍普喜欢年轻的处女，尽管她还不成熟，斯坦霍普还是迫不及待地向她求爱。年仅13岁的菲利普斯鲁莽地接受了邀请，一天晚上，斯坦霍普把她灌醉，然后把她的手绑在椅子上，脱光衣服强奸了她。菲利普斯在回忆录里说道，这是她“初恋的悲惨结局，也是之后黑暗经历的开端。”9有一段时间，他继续每周给她零用钱，但当他离开英国去葡萄牙任职后，她不再拥有这笔赡养费。

在伦敦身无分文的菲利普斯显然挥霍无度，很快就欠下了500英镑的债务，她的债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应付。根据当时的法律，已婚妇女的债务是其丈夫的法律责任，菲利普斯在他人的牵线搭桥后在证人面前以与一名男子在教堂结婚，以保护自己免受债主逼债。新郎是德拉菲尔德先生（Mr. Delafield）。他的已婚身份为后来的纠纷埋下了隐患。婚礼举行后，两人立即分手，新郎从视线中消失，以免被菲利普斯的债主逮捕。她本人则逃到鲁昂好几个月以避风头。

1723年初，菲利普斯回到伦敦后不久，遇到了亨利·穆尔曼，他是阿姆斯特丹一位非常富有的商人的儿子，他对她产生了强烈的爱意，并向她求婚。当菲利普斯告诉他她以前的婚姻时，穆尔曼核实了事实，并得到了专业律师的保证，因为德拉菲尔德已婚，这段婚姻理论上是无效的。他们在1724年秘密结婚。10

穆尔曼的父母发现了菲利普斯的背景后极为愤怒，他们坚持要他离婚，否则将取消他的继承权。穆尔曼最终屈服于家庭的压力，决定与妻子对簿公堂。起初，菲利普斯的态度十分坚定，她并不想离开穆尔曼，但随着压力逐渐增大，穆尔曼开始对菲利普斯采取暴力的手段，他不仅带人上门打砸抢，甚至出手殴打自己的妻子，他的行为彻底打碎了菲利普斯的幻想。最后，他用终身年金保证与菲利普斯达成和解，要求她离开这个国家。此后，他因重婚非法否认了自己这段婚姻的有效性，并得到了地方法院的认可。11

与穆尔曼分手后，菲利普斯继续寻找新的金主。早在1727年，她就在一个化装舞会上遇到了一个叫索思科特（Southcote）的年轻人，他是约翰·索思科特爵士（Sir John Southcote）的次子。12索思科特似乎是唯一一位菲利普斯真正付出感情的情人。但是到1746年菲利普斯因为债务问题陷入困境的时候，富有索思科特无情地拒绝了她的求助，这也使得菲利普斯对他由爱生恨。13

她的下一个情人是在1737年左右认识的，她称之为“沃西先生”（Mr. Worthy），他是牙买加一个非常富有的种植园主的继承人。他英俊潇洒，受过牛津大学教育，菲利普斯声称他们被“最强烈的爱的激情”淹没了。但这段恋情很快在1739年中断，因为他年迈的父亲对他在牙买加的财产管理不善迫使他回到那里。菲利普斯决心追随他，在经历了两次不愉快的旅行后，菲利普斯在1740年回到英国。她在《致歉》中承认这是个错误的决定。14

回到伦敦的第一天，她就和一位前外科医生朋友恢复了关系。在17世纪40年代早期，菲利普斯还在与债主抗争，她把精力都花在了对前夫穆尔曼的诉讼上，没有任何恋爱的进展。不过，她还是和富有的波士顿商人瓦萨尔上校（Colonel Vassall）建立了友谊。在瓦塞尔游历英国的一年时间里，“女士们就剥夺了他的健康，也剥夺了他的金钱”。15菲利普斯说，出于同情，在他的性病康复之后，她让他留宿在自己家并借钱给他。遗憾的是，瓦萨尔上校没来得及还钱就因病去世了。由于这一损失，当然还有她的外科医生朋友的吝啬，她自己不计后果的奢侈和慷慨，以及诉讼费用的不断增加，菲利普斯终于被捕。1742年至1744年间，她被囚禁在新门监狱，一获释就逃到了法国，八个月后才回到伦敦。16以上就是她在回忆录中所写到的全部内容。

从回忆录的结尾其实不难推测出菲利普斯撰写这本书的原因。1742-1744年的牢狱之灾是菲利普斯人生的低谷，出狱之后她再一次回归身无分文的状态。由于她无力偿还债务，愤怒的债主们为了报复印刷了大量有关她私生活的小册子在坊间传播17。1748年，一个书商找到她，说“他会找一个合适的人来写这本书，并付给她一千英镑”。18而菲利普斯盘算一番后想到，通过此书来威胁她的前情人们比通过实际出版能得到更多的钱。她的计划是从她富有的前夫和前情人处获取一份或多份终身年金，作为回报，她承诺不披露他们与她早期关系中那些不光彩的细节。

她首先瞄准了她所谓的初恋情人，当时已经成为著名的外交家和道德家切斯特菲尔德勋爵，他的《教子书》成为道德训诫的著名作品一度风行英国社会。在《致歉》中，她公开了和勋爵的信件。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你应该记得你对我犯的错误和我因此承受的痛苦。我唯一的仁慈就是在这本回忆录出版至少三周之前将你给我造成的不幸交由你阅读。你应该承担你的责任，因为我的痛苦只是你的不忠和欺骗带来的结果。19

菲利普斯在《致歉》中涉及切斯菲尔德勋爵的部分并不多，但却有对于公众相当吸引人眼球的话题，即其对少女的迷恋以及她13岁时遭到的强奸暴行。在得到回复之后，菲利普斯寄出了后续的信件，并直截了当的开出了自己的价码：每年200英镑的终身年金。然而，已成为社会名流的切斯菲尔德勋爵拒绝支付这笔钱，并向公众否认了菲利普斯的指控，只是承认了她曾经是自己的情妇而已。20

她的下一个目标是她的第二任丈夫，富商亨利·穆尔曼。他们之间的离婚官司几乎贯穿了回忆录的全程，菲利普斯极尽所能地渲染穆尔曼的薄情寡义。菲利普斯同样向穆尔曼写信，并把回忆录稿件一起寄出，威胁他如果不支付年金补偿就要将这些内容公之于众。21但穆尔曼挑衅地反驳道：“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她做了什么，也不会给钱去阻止。她没有权力……把这件事提交给全国所有的法院，以及公开出版”，在《致歉》第一卷出版之后，他讽刺地给她写信说：“我认为你写回忆录还不如把1718年到现在为止你所毁掉的人的名单公之于众，最好要按字母顺序，省的给那些找自己名字的人带来麻烦。”22

第三次勒索未遂解释了为什么在第一卷中，她与情人索思科特先生的关系被一句话简单带过，而在第二卷中，菲利普斯却用超过一百页的篇幅来嘲讽挖苦索思科特。她说他“有强健、淫荡的体格”且他“始终坚持没有人能侵犯他的利益”23。因此他的情婦主要是已婚的女士，这样一来如果她们有了孩子，她们的丈夫会负责，而不给他带来任何不便或费用。菲利普斯还暗示这样的女性不在少数。不仅如此，她还披露了他们两人交往过程中的露骨细节。她解释说，她之所以公布这些，是因为索思科特没有遵守承诺支付她封口费。“很明显，”她总结道，“他爱钱胜过爱名誉。”24

菲利普斯写作《致歉》的另一目的是对自己的恶评进行辩白。菲利普斯认为，自己半生的不幸应归结于当时英国社会对于女性的苛刻。她走到现今这一步，完全是被自己的美貌和多情的性格所拖累，她所受到的攻击都是因为她作为一个女性获得了财富和地位。正是由于男人掌握了制定法律的权力，所以社会的法律都偏向男人。因此男人的不忠变成了勇敢，女人的不忠则成为耻辱。她对男权社会控诉道“女人的幸福从来不在男人的考虑中，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女人变成他们虚荣享乐的工具，让她们臣服于其令人厌恶的欲望”25

菲利普斯还辩称，即使她过去的行为留下了许多为人诟病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是一个没有道德操守的女人。她在《致歉》第三卷的前言中她这样回应社会舆论的抨击：“我希望人们能承认，一个人可能犯下轻浮的错误，如果不这样，这些行为将导致最不诚实和不道德的行为。换句话说，贞操不是一个女人唯一的美德，缺乏贞操并不意味着在生活的所有其他领域都缺乏完整的道德操守。”26菲利普斯的呼吁对于保守的宗教道德观来说是一次挑战，在她描绘的理想社会里，女性也可以像男性一样享受性和感情，贞操不与美德挂钩，妓女情妇也可以是有道德的良人。这种叛逆的自由观点与社会的道德训诫与要求背道而驰，是18世纪英国社会在性观念上的放松的力证，也见证着女性意识的一次觉醒。

三、 特蕾西娅·康斯坦蒂娅·菲利普斯的代表性分析与《致歉》的社会影响

菲利普斯属于18世纪的“欢场名媛”群体。对于这些女性来说，性行为只是她们提供服务的一个方面，这是她们与普通的妓女最大的区分。她们往往受过良好教育，文化水平有时甚至比普通的上层女性更高。一般而言，踏入行业之后，名媛们不仅追求金钱，也会努力往更高的社会地位攀爬。这也是菲利普斯的主要目的。从《致歉》中不难发现，虽然有的吝啬有的大方，但菲利普斯的恩客们都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从勋爵到议员不一而足。在通常情况下，欢场名媛们穿着考究，并经常参从艺术，音乐到政治的各种活动。在《致歉》中，菲利普斯与情人们的关系不仅是露水情缘，她伴随他们出席日常的社交活动，在与“沃西先生”交往时，她甚至追随他前往牙买加处理种植园的生意。在18世纪的英国，大众开始关注不那么光彩的社会职业群体，不少高级妓女乘着这一股风潮成为了社会名人，其中也有人通过成为名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之后的人生中 开始从事其他的正当职业。

在18世纪的英国，围绕高级妓女产生了非常多的话题。一些小册子、报刊登载她们的故事。菲利普斯写作《致歉》也正是基于这种氛围，一方面她希望用回忆录为自己辩白，另一方面，她也利用了自己的负面知名度来威胁她的前情人们付给她封口费。菲利普斯和她的《致歉》在这一时期绝非孤例，相反，是这一时期的流行文体“丑闻回忆录”的一个典型代表，也产生了相当的社会影响。

“丑闻回忆录”就是指妓女、名媛等女性撰写的，以她们众所周知的丑闻为中心回忆录类型。杜歇夫人（Madam la Touché）在1736年以英文出版的短篇回忆录《申诉》被认为是这类回忆录的先驱。1748年，特雷西娅·康斯坦蒂娅·菲利普斯和蕾蒂西亚·皮尔金顿（Laetitia Pilkington）都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图4-3是1748年12月的一份英国报纸上登载的《致歉》销售广告，其中说到“已出版的第一卷获得了大量读者的青睐，所以菲利普斯夫人迅速进行了补货，同时第二卷的出版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安排中”。巨大的经济效益使得书商和妓女们开始纷纷效仿菲利普斯和皮尔金顿。

到18世纪末，这种文体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1788年，名媛伊丽莎白·古奇（Elizabeth Gooch）在因欠债被监禁时发表了《向公众呼吁》，从而迫使她的家人提供资金保释她;名妓哈丽特·威尔逊（Harriette Wilson）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继承了菲利普斯的“勒索传统”27，她将要出版回忆录的消息引起了情人们的恐慌，她写信对他们进行勒索，获得了上千英镑的“封口费”，除此之外，她靠自己回忆录的版权费又大赚了一笔。图4-3是当时的讽刺漫画家以威尔逊勒索情人牟利为题材绘制的作品。

“丑聞回忆录”的迅速流行源于公众阅读兴趣的转移。出版自由实现以来，公众可阅读的出版物增加了。正是由于出版内容不再受到限制，私人事务和个人观点都得以公之于众。进入18世纪便出现了有关私人生活故事的出版热。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摩尔·弗兰德斯》被称为一部真实的“私人历史”。另一类流行作品即“影射小说”（romans a clef）则主要“揭露”当代名人政客的桃色新闻和“秘闻”。28 在18世纪早期，兴起了一股关注抢劫犯和传奇罪犯的热潮29，之后，妓女名媛们开始逐渐拥有了声名。“菲利普斯”们充分利用了人们的窥私欲，从前作为隐私的信件往来、日记、回忆，都在她们手中变成了可以变现的出版材料。《致歉》这类“丑闻回忆录”在18世纪打破了隐私的边界，使个人“丑闻”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公众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版自由与公共空间的重构是相辅相成的，“丑闻回忆录”促进了新的公共观和隐私观的形成。

当普通民众对于这种新的隐私和公共观接受良好的时候，社会其他群体，对于“丑闻回忆录”也有不同的声音。主流对于这种文体的流行大加批判，认为这造成了人们道德的腐化堕落。菲利普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写道，男性道德家们对于她这类女性十分的傲慢和蔑视，一位贵族男性在公共茶室中评论她的回忆录说，“该死的傲慢的婊子。她怎么敢攻击高级人物？这荡妇应该被送进监狱”30也有一些上流社会的人物在阅读她们的回忆录之后表达了同情和理解，出身名门的著名的女性作家伊丽莎白·卡特就曾说过，她对菲利普斯的回忆录是带着怜悯阅读的。31社会各阶层对于“丑闻回忆录”的交流和讨论，对于英国社会道德观念的变革和更新，显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结论

特蕾西娅·康斯坦蒂娅·菲利普斯及其回忆录《致歉》代表了18世纪名媛群体的典型生活，反映了英国自“第一次性革命”和出版自由实现以来，更加松散、自由、多元的社会风貌。“欢场名媛”和“丑闻回忆录”一起，构成了18世纪英国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注释：

1特蕾西娅·康斯坦蒂娅·菲利普斯（Teresia Constantia Philips）生于1709年，卒于1765年。是英国名媛和重婚主义者，以自己的长篇回忆录而闻名。

2即courtesan，根据牛津词典的解释，指的是情妇或妓女，她们往往有端庄的礼节，从事艺术事业，从而吸引富裕或有势力的顾客。在本文中将courtesan翻译为“欢场名媛”。

3即scandalous memoirs，主要是指妓女群体写作的围绕性丑闻的回忆录亚类型，是历史学家Laura J. Rosenthal最先提出的概念。

4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著，杨朗译：《性的起源：第一次性革命的历史》，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5P.D.L. Avis， Moses and the Magistrate，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26 （1975）.

6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著，杨朗译：《性的起源：第一次性革命的历史》，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版，第271页.

7H.T. Dickinson： A Companion to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2， pp283-294

8Astel Mary ： A Serious Proposal to Ladies.1694. A Serious Proposal to Ladies PartII. 1697. Some Reflections on Mariage.1700.

9Teresia Constantia Phillips， An Apology for the Conduct of Mrs. Teresia Constantia Phillips， 3 vols （[London]， 1748–9）， vol. I， pp59

10Apology. I. 65–81;

11Apology. i.82-214;

12Apology， I， pp 82.

13Apology. ii. pp202

14Apology. iii. pp189–215.

15Apology. iii. pp 242.

16Apology. ii， pp22–52; iii. pp264-272.

17Lawrence Stone，Uncertain Unions： Marriage in England 1660-1753，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8Apology， I. pp260

19Apology，I， pp68

20Lawrence Stone，Uncertain Unions： Marriage in England 1660-1753，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1Apology vol. I，xxxii

22Apology vol. I ， pp 245.

23Apology vol. ii，pp119

24Apology vol. ii，pp157

25Apology， vol. I，pp282

26Apology， vol. iii preface， 11.

27Caroline Breashears： Eighteenth-Century Women's Writing and the 'Scandalous Memoir'，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pp4-5

28法拉梅茲·达伯霍瓦拉著，杨朗译：《性的起源：第一次性革命的历史》，第320页。

29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著，杨朗译：《性的起源：第一次性革命的历史》，第322页。

30Apology vol. ii，pp150

31Jacqueline Pearson， Women's reading in Britain， 1750-1835， Cambridge， 1999， pp. 138

作者简介：许谌欣（1998.10-），女，汉族，籍贯：浙江嘉兴，武汉大学，本科生，研究方向：英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