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征收“数字税”法案评议

何明智 黄文鸿 高婴劢

2019年4月8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数字税”提案，将对全世界范围内营业额超过7.5亿欧元且在法国境内营业额超过2500万欧元的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征税，涉及谷歌、亚马逊和Facebook等约30家以美国企业为主的大型互联网企业，税率为3%。征税对象仅包括企业的在线广告收入、转售数据和平台收取佣金等业务，线上销售、通信服务和支付服务不在征税范围。法国作为欧盟重要成员国，此举将对欧美贸易格局及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范式产生深刻影响。

法国颁布“数字税”

法案的原因

为弥补数字经济时代暴露的征税漏洞。跨国数字企业在其税源与价值创造地分离的情况下，利润的归属地难以简单判断，以美国科技巨头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得以在欧洲境内实现税基转移，致使法国境内分公司实际上报的应税利润很低，出现了较大的征税漏洞。据统计，互联网巨头在欧盟内缴纳的税率平均值仅为9.5%，比欧洲中小企业低约14个百分点。

亟需通过征税缓解财政危机。受公共财政大量支出和财源减少的双重影响，法国政府财政面临较大的可持续发展困境。据法国经济财政部表示，2019年法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将达到3.2%，超过欧元区3%的警戒线。对互联网巨头征税将是法国政府开辟财源的重要途径，通过征收“数字税”，能为政府新增约5亿欧元税收。

试图抢占数字经济时代的规则话语权。在数据服务等商业行为日益普及的趋势下，“数字税”将成为国家的重要税种，法国政府希望率先构建数字经济时代的税收体系，抢占数字经济时代治理规则的话语先机。一方面，法国认为，欧盟层面开征“数字税”意见分歧较大、步伐缓慢，便试图绕开欧盟直接在经合组织层面创建国际税收秩序，在各国数字经济利益博弈中获取先发优势;另一方面，法国试图借构造“数字税”规则之机，重启互联网国际行为准则谈判，率先约束美国的跨国科技巨头，为确立其欧盟互联网治理的引领地位奠定基础。

“数字税”法案可能

产生的影响

短期内对法国数字经济的影响弊大于利。一是增加的税负将转嫁给消费者和使用数字平台的中小企业承担。相关研究显示，2019年，法国额外税收负担总额约为5.7亿欧元，税收收入增长近50%，约55%的税收负担由消费者承担，40%由使用数字平台的企业承担，而大型互联网公司仅需承担5%。这可能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使用数字平台的企业利润下降，短期内对法国数字经济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二是“数字税”的税务管理效率将大幅降低。由于税收指标和数据难以界定、法律规则及解释尚不明确，识别所有纳税人和计算应税基数的难度极大，同时又面临多重征税的风险，这将降低征收“数字税”的行政效率，制约数字经济市场快速发展。

引发欧美经贸博弈格局发生新变化。欧美贸易谈判举步维艰，而法国颁布“数字税”法案，正式将“税收”作为谈判筹码，势必影响到欧美经贸博弈格局。

一是可能诱发“税收对抗”，加剧欧美经贸摩擦。法国政府颁布“数字税”，展露了其在欧美经贸博弈中的强硬立场，势必加剧欧美双方的经贸分歧，欧美贸易摩擦可能再次升级。对此，美国已有报复迹象：特朗普政府将就欧盟对空客的补贴实行关税报复，启动301条款调查限制法国出口，并援引《国内税收法》第891条对在美国经营的法国公司征收双重税收。

二是构筑数字贸易领域的壁垒。法国“数字税”主要针对美国科技巨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美国互联网企业进入法国市场的门槛。未来，欧盟层面“数字税”的逐步开征，将会打击美国企业投资欧盟市场的信心，为跨大西洋贸易设置新的壁垒。

引发各国探索数字经济税收治理的新路径。一是将加快数字经济税收全球化治理的进程。法国制定“数字稅”法案，为经合组织牵头讨论的“数字税”征收体系提供了实践样本，推动经合组织制定数字经济国际税收规则的实际进程。二是激励数字经济新兴国家制定税收新规则。此前，受欧盟“数字税”提案启发，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印度等至少九个亚太国家，以及墨西哥、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已针对高科技数字企业征收新税事宜展开研究。此次事件对上述进程无疑是一种激励，将催生多样化的数字税税种及征收规则。

两点思考

面对全球征收“数字税”的新趋势和经贸格局的新调整，我国在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及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参与度上有明显不足，亟需积极构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治理体系，以“数字丝绸之路”为切入点，探索全球数字贸易往来的新模式，扩大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探索构建适应数字经济特点的数据治理体系。一是构建适应数字经济的国家税收新体系。对新模式下的数字产品及服务等类型进行定性，健全针对新商业模式的税收制度，出台促进新商业模式发展的税收法案，明确交易的各项税制要素，使新商业模式的税制要素尽早纳入税收法定的轨道。二是构建和完善数字经济税收管理模式。围绕网络平台、买家和卖家三方主体，明确平台数据的权利主体，建立电子商务登记制度和联合工作机制，加强数据共享和联合执法，完善跨境增值税管理制度，强化对新商业模式的税收征管机制。三是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合作。围绕常设机构、转让定价、增值税税收管辖权和跨境增值税管理等规定，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税收规则的修改和完善，加强征收管理的国际合作，参与国际税收协调，在全球税收协调中维护合法合理的税收利益。

探索“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背景下的贸易往来新模式。一是促进“一带一路”数字贸易发展。制定专门的“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工作框架或行动计划，鼓励沿线国家将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纳入本国、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议程，开展双多边、第三方数字经济合作项目。二是培养数字经济生态。积极参与制定数字经济标准规则，加强国际数据治理政策储备和治理规则研究，推动构建平等互尊、协同共治、创新发展的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新秩序，扩大我国国际数字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三是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全球税收治理。主动将“一带一路”沿线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诉求融入国际税收新规则，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持续建立双边税收合作法律机制，加速我国税收协定谈签进程，扩大税收协定网络，成立负责境外税收服务和管理协调的专业机构，强化对企业的风险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