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次爆发，我们准备好了吗？

马哈雷特·汉堡、马克·斯莫林斯基

2011年，新型病毒MEV-1在中国出现，接着快速扩散至全世界。疫情发展的第26天，美国的死亡人数已达250万，全球则是2600万。

当然，这不是真的——它是好莱坞电影《传染病》中的情节。然而，电影生动地展现了人类面临全球疫病大爆发时的恐慌。当下的我们，正处于一场真实的疫情战里。虚构电影有一点与真实情况极其相似：一种病毒“跳”进了一个毫无准备的世界。

| 不成熟的反应模式 |

疫情的爆发既可怕又似曾相识。过去几十年侵袭人类的病毒都以同一种模式出现：寄居于动物，传染给人类。有时它在活禽市场肆虐，比如中国武汉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当地人开始生病，继而传播给他人。如果大多数病例症状轻微，或者与该地区其他已知疾病有关，那么在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内，或许都不会引人注意。

官员们担心疫情早期细节上的错误可能会引起恐慌，或因此担责。他们选择了沉默，公众更无法意识到这种潜在的威胁。突然之间，疫情被查出来了，警报就此拉响。人们开始关注，世界则笼罩在危机之下。

这场危机由冠状病毒引起。它是病毒大家族中的一类病原体，引起普通感冒的病毒也分属此类。然而这次，人类宿敌以代号COVID-19的新面孔出现，在人与人之间快速传播，并对公共卫生造成严重影响。即使许多确诊病例症状较轻，但新型冠状病毒也会导致死亡，尤其是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不全的弱势群体。它中断了旅游、贸易等经济活动，破坏了人类的生产力。目前，我们还不太了解这种病毒的破坏力究竟能够达到何种规模。最重要的是，具有变异特性的冠状病毒最终会是什么样子？

除了对病毒与疫情的担忧，人们还十分忧虑全球对此类事件的反应模式——一种警惕又自满的态度。这种态度由来已久：2002—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和2014年的埃博拉（Ebola）。每一次疫情爆发都引起了公众和政治家的关注与警觉。但每一次恐惧消退后，人们似乎都会逐渐遗忘，并任由自满情绪取而代之。

这种反应模式重复次数愈多，我们就愈得忍受此类破坏性疫病，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生病或死去。冠状病毒结合了毁灭性与传染性的双重特性，并在不断变异中。疫病一次次爆发、肆虐、平息，循环不绝。

这是我们担不起的风险。

| 已知与未知 |

2019年的最后一天，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了27例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其中大多数人都去过武汉市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该市场已于2020年1月1日关闭。不幸的是，清空市场、销毁动物之時，人们漏掉了已出售的活禽。一周后，当病毒被检测出来时，病例人数已上升至41人。截至一月末，已感染近1万人，超过200人死亡。1月30日，WHO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WHO于3月3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已有接近64万人确诊新冠肺炎。

卫生工作者正检查一位在武汉街头晕倒的老人。

病人被送到武汉的医院

机组人员为一架泰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消毒。

工作人员装配检测新型冠状病毒的工具。

这次疫情敲响了警钟，提醒了我们，人类在面临意料之外的传染病威胁时有多脆弱。这些威胁包括曾经完全不为人知的生物体，比如艾滋病毒（HIV）;也包括已知病原体的新面孔，比如新型冠状病毒;还包括以新形式重新出现的旧病原体，比如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病原体。由于气候变化、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高流动和居无定所的人口，以及城市化和过度拥挤，这些病原体以微生物的形式滋生于新环境中。而微生物在现代社会可以传播得又快又远，世界偏远地区的某种疾病可能明天就出现在你的院子里。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越来越易感和脆弱。

新型冠状病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最近几十年出现的绝大多数传染病都来自携带微生物的动物，它们被称作“宿主”。有时，病原体的溢出还会涉及到一组动物宿主和潜在的一组昆虫“媒介”，比如蚊子、壁虱和跳蚤。但这些人畜共患的病原体基本上都是生活在动物体内或由昆虫携带，然后“跳”到人类身上的。它们跳跃时会引发人类从未遇到过的新疾病。并且非常不幸，每年都会出现一些新的人畜共患的疾病，其中任何一种都有可能成为下一次流行病。

尽管这些传染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可以预见的，但每一次都会给公共卫生带来新的难题。2002—2003年，我们见证了第一个产生严重后果的冠状病毒SARS。人们认为蝙蝠将病原体传染给了果子狸，果子狸再传染给人类。当SARS第一次爆发时，公共卫生部门的各官员在认知和理解上仍有不足。最终，SARS感染者超过8000例，分布在29个国家，死亡人数超过800。期间，加拿大多伦多和中国香港都爆发了严重疫情。2012年的MERS则始于沙特阿拉伯。病毒在蝙蝠的帮助下通过骆驼传播，导致27个国家出现确诊病例，死亡人数超过SARS。

MERS以来，公共卫生专家都在思考下一次冠状病毒将在何时何地出现。而现在，它来了——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

人们似乎想在新型冠状病毒与流感的比对中寻求安慰。季节性流感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另一种疾病，感染者的死亡率为1‰，但由于患病基数大，每年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因此去世。像SARS、MERS这样的病毒，感染者的死亡率为2%～10%，致死率超过流感，但幸好它们的传播能力不如流感。而如果这种新病毒发生变异，成为更易传播、更具毒性的病毒，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又或者，它将变得不那么致命且不太具有传染性，就像SARS一样逐步消退。這一切都是未知的。我们已知的是：不断爆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对人类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巨大损失，也对旅游、贸易、经济，以及公众对政府、相关机构的信任和信心带来了不良影响。流行病威胁着人类，因它而产生的各类风险也无处不在。

山东青岛的工作人员为社区消毒。

江苏省南通市的工厂生产防护服。

| 进步的迹象 |

毫无疑问，我们正在慢慢取得进步。作为熬过SARS病毒的国家，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与SARS相比，中国官员在分享早期疫情爆发的信息方面更加透明。中国科学家公开分享新菌株的基因序列，也比过去进步了不少。如此，人们能够及时掌握病毒的自然特性和关键信息，从而迅速确定诊断方式与治疗措施。现在已有几种快速诊断方式用来筛检病例了。

中国当局采取的控制疫情的方法包括禁止外出旅行，限制大型公共聚会，关闭学校和工作场所等，此外还有涉及数千万人的封城之举与隔离政策。由此造成的潜在恐慌和供应链中断等问题，必须同阻止疫情蔓延的成果放在一起加以评估。3月18日，中国首次实现本土零新增。

随着其他国家开始出现确诊病例，我们见证了国家与国际层面的反应动员能力。一方面，许多潜在的脆弱国家并不具备应对疫情的公共卫生系统。另一方面，即便是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其早期检测与快速反应能力也有所不足。

之所以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也是为了提高人们的意识，并帮助那些准备不足的国家应对正在蔓延的疫情。如果它传播至一个缺乏检测病例和追踪接触者的基础设施的国家，那不仅会陷该国于危险之中，也将危及我们所有人的健康与安全。根据全球卫生安全指数的最新分析显示，目前没有一个国家为传染病大流行作好了准备。

| 准备好了吗？|

危机来袭，我们短暂清醒，接着又“睡”过去了。2003年SARS过去后，WHO更新了一套国际卫生条例体系，以确保世界各国在面对可能引起全球关注的传染病威胁时，至少能够做到迅速检测、快速反应和及时准备。许多国家作出承诺，并指定本国某一人专门负责协调相关事务。然而，当埃博拉疫情爆发时，大多数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仍然措手不及。

现在，我们正处于危机之中，这是一个重新思考我们应当如何应对疫情大爆发的好时机。第一件事是重新定义这个议题——切勿将之视作一个孤立的紧急应对措施，而是要把它当作一项旷日持久的任务来努力，使之形成一种机制或模式，以便在下一次爆发来临之时将疫病扼杀于摇篮之中。

武汉封城。

最关键的是检测、报告和应对的速度。只有做好这一点，全球才能尽可能地作好准备以直面危机、限制传播和防止扩散。任何延误都会导致更大范围的传播，更多人生病或死去。

其次，要想顺利控制疫情，需要地方乃至全球的领导力、协作力与责任感持续统一地运作。透明度须始于卫生保健工作者、农村卫生志愿者或知情公众，他们将报告不寻常的疾病或疾病群集。一旦发现疫情可能爆发，务必迅速确定病因，指导实行高效率的应对措施。地方、地区和国家各级的卫生当局须广泛共享相关信息。

对资源不足的国家来说，在疫情早期，还应告知公众疾病可能带来的风险，医疗保健团队须随时待命。除此之外，还得及时建立隔离设施，并做好相关接触者的追踪工作。我们不得不启用公共卫生领域陈旧的基础设施，好在如今的科技进步帮我们获得了更强有力的抗疫工具。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研究出诊断方法来跟踪疫情，药物和疫苗制造商则更具针对性地制定医疗对策。

我们还可以运用更精细的疾病检测与监测方式。无症状出现但仍具备传播能力的疾病是最难控制的。因而，早期病例的追踪尤为重要。在一些国家，与潜在新病原体接触最多的是活禽市场的农民和工人。社区主导的监测系统须将其纳入观察范围，以报告疾病症状、病逝者以及死亡动物的种类。在流感肆虐的美国，有一个系统叫“你身边的流感”。患者每周一在系统上报告流感症状，政府可以借此掌握该社区正在传播的患病人数。目前，系统添加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多条讯息，提醒公众并让其报告相关事件。

我们虽然还未全面认识到协同合作在防止新病毒传播上的作用，但已能迅速识别新疾病出现的原因，以及高效率地帮助疾病中心制定应对措施。如今，信息交流与知识普及势在必行。我们得让公众深入了解疾病可能在哪里出现以及为什么会出现。否则，我们将再一次面对突然爆发的疾病，再一次应对危机，再一次感受公众的讶异。

[编译自美国《新闻周刊》]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