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难堪的不幸”

朱诗诗

“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便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然而又心怀不满，骂他的莫名其妙的对象：‘妈的！”[1]

鲁迅在杂文里描写到这样一处围观者“看戏”的场景。尽管此处描写可能有些夸张，但从弃医从文的“幻灯片事件”到其后小说、杂文随笔的创作中分析，毋庸置疑的是鲁迅作为五四一代“启蒙先驱”，对“看客”现象的无情揭露以及对“看客”背后所蕴含的国民精神状态的沉重批判是贯穿其小说创作。

围观者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围观他人苦难的社会下层人民。这里反映的“看/被看”二元对立发生在“庸众”与“下层人民”之间。

如《狂人日记》里吃人的人;《孔乙己》的咸亨酒店的伙计、掌柜、酒客们;《药》里刑场上的脖颈伸长得像鸭子般的围观者、满脸横肉饱绽的康大叔、驼背五少爷、白胡子、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明天》里的老拱、蓝皮阿五;《风波》里的七斤一大家子、赵七爷、村人们;《示众》里看热闹又彼此相看的秃头老头，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祝福》中消解祥林嫂痛苦的村里人，《阿Q正传》里最后如蚁般的人涌等等......这种模式下的庸众所体现的本质除了缺乏现代文明意识的觉醒，保留在传统封建伦理摧残以及习惯性势力压迫下形成的麻木、迟钝之外，还有把实际生活过程戏剧化，把理应引起社会生活中正常的伦理情感的自然反应扭曲为一种审美反应。

第二类，是时代下围观自身命运的的觉醒者或者是被启蒙者。

如《狂人日记》里围观整个封建“吃人”社会之景并对自身命运愤怒恐惧的狂人;《长明灯》里只能扳着木栅撕着树皮悲哀无奈却又不甘命运的“疯子”;《在酒楼上》从前到城隍庙拔掉神像的胡子甚至连日议论改革中国方法以至于打起来、而现在“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的知识分子吕纬甫，《孤独者》中“流下泪来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着愤怒和悲哀”，而最终“从耳朵里挣扎出的长嗥来”的魏连殳。

鲁迅的笔下刻画的又一类自身命运的孤独的围观者或自知或愚昧，或以死亡抗争，或被世俗吞没，由无路可走的困境走向绝境，有挣扎走向崩溃、死亡。在必死的命运的笼罩下发出愤怒而极度哀伤的声音。正是这样的一群极具反叛精神的觉醒者在当时仍处于蒙昧而未完全开化的中国社会里被视为异类，攻击、驱逐、打压、是他们逃不脱的必然的时代命运。而恰如吕纬甫般知识分子的悲剧——一个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销蚀自己灵魂的悲剧的深刻意义在于：即便是浑浑噩噩度日且无力自拔，然而思想是十分清醒的。对自己所走的路和现状都是有着相当透彻的认识，并且怀着难耐的隐痛，充满着自责，尖酸地讽刺自己“飞回原点”，坦诚、符合心境却也很痛心。

《自选集·自序》：“有的高升，有的隐退，有的前进”[2]中指出五四运动落潮以后，从事思想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的状态，而辛亥革命后也有这样的分化，《在酒楼上》里描绘的吕纬甫就是辛亥革命之后“隐退”的一类人。对于这一类围观者的生存以及精神状态的由于，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就有过袒露：“假如一件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到以为对得起他们吗？”从这个角度来说，倘若觉醒者一旦成为“被看者”，一切的崇高理想、真实奋斗全成了“表演”，变得毫无意义、空洞、无聊又好笑，意味着觉醒者的一切牺牲都戏剧化。于此，启蒙的结果是被启蒙的对象活活吃掉——是“吃人”的民众，更是“被吃”的觉醒者，以致启蒙本身。

第三类，围观者便是作者本人。鲁迅是启蒙先驱者的一员，他所指出的质疑最终是指向自己的。因此在这围观者（“看客”）一类的小说中，“看”与“被看”背后中融入了第三种外围的作者的视角，悲悯、坚韧、尖锐的目光中充斥着对看客们的麻木与残忍的嘲讽，由此人物与作者距离缩小，渗透着鲁迅很多自身的生命体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

如“我”对苦难人民如《祝福》中祥林嫂的围观，对于有无灵魂质问的心理：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的矛盾心理;《示众》中既将看客状态向读者的示众，又将看客们互相的示众的忧愤之心;对《故乡》中鲁镇物事无非变迁的围观，在萧索的荒村之景下，“我”只有经不住悲凉起来的感触。面对落后愚昧的鲁镇，面对封建礼教对闰土且也将会对水生的压迫和摧残，作为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我”只觉得老屋、故乡的山水愈发遥远和模糊，孤身的感触步步相逼“我”的内心苦闷和挣扎。这正是由希望而绝望，再度走远，从而完成‘离去-归来-再离去的人生循环的体现，也是灵魂深处的软弱和浅薄的招供，更是终于发现与故乡精神传统内在联系的不可分割性后彷徨的逃避。

再有就是对被启蒙者们的围观，并且在其中同样映射着鲁迅对自我的不断审视。鲁迅深知北方固然不是自己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这深沉的无家可归的悬浮感，无可附着的漂泊感表明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乡土中国”“在”而“不属”的关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冲突与回归”、“躁动与安宁”、“剧变与稳定”、“创新与守旧”......两极摇摆的困境，在此背后隐藏着鲁迅的绝望与苍凉。

由此可见，鲁迅小说中“作者”的围观角度不仅包含对社会下层苦难人民的悲悯理解，对当时知识分子命运的惋惜，还有对自身身份严峻的审视和冷酷的剖析，揭露自身命运与人民大众命运、民族国家命运的不可割裂的水乳相融的联系，直视内心深处存在的弊病。

参考文献：

[1]鲁迅著.《花边文学一思而行》.鲁迅文集.杂文集 下[M].2014

[2]王懋昌，党圣元主编.中国人的理想藏書[M].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