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入历史漩涡的小人物

2020-04-29 08:37苍耳
读书文摘 2020年2期
关键词:徐伟光绪帝北洋

苍耳

不明谋杀

甲午战争依然像一个巨大的黑洞。

吞噬进去的不仅有北洋舰队和它的官兵,还有光绪年代的光线、岛屿和膏壤。

而徐寿之子徐建寅,这个杰出的造船家和兵工家,在甲午战争的间隙,被光绪帝特旨召见,再派往山东威海北洋基地查验船械,追究海战失利之根因,物色一位替代丁汝昌的海军提督。光绪帝周围有那么多擅长权斗的“清流”,在紧急关头却无人堪用,而擅长辩辞的监察御史对海军一窍不通,何况赶赴战火正炙的黄海前线。为这个人选,光绪帝颇伤脑筋。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但光绪帝仍决意要换,可见对丁汝昌之无能极其愤怒。光绪帝为何不直接让李鸿章报告实况,却选中徐建寅去明察暗访呢?显然,光绪帝对李鸿章老到而狡狯的奏折不感兴趣。李中堂经营北洋海军多年,俨然成了独立王国,水泼不进。北洋重臣与朝廷之间的裂痕和矛盾,因战事失利而加剧了;围绕人事和军费的明争暗斗不曾消歇。

徐建寅在光绪年间是个“异数”。他未进过西式学堂,却参与“黄鹄”“驭远”等现代舰船的设计与建造;他未参加过乡试与殿试,却受命担任驻德国二等参赞;他并无官阶“品”级,却被山东、汉阳兵工厂争相聘为总办;他并非朝廷全权重臣,却拍板在德国伏尔铿厂订制两艘铁甲舰,后被李鸿章命名为“定远”和“镇远”,堪称当时“地球一等之铁甲舰”。也许从那时起,徐建寅就注定与一场惨烈而屈辱的战争相关,后半生直至悲壮殉职也将笼罩在东方特色的怪雾之中。

好学的光绪帝必定读过 《欧游杂录》!不读此书,绝不能读懂徐建寅。此书述录了他担任驻德二等参赞期间的种种见闻,其足迹遍布西欧强国,兵工厂、汽锤厂、炼钢厂、轧铁厂、锅炉厂、仪器厂、电机厂、火药厂、铜壳厂、砂轮厂、水雷厂、硫强水厂,被他逐一考察与研习。倘说严复最了解中、西在社会科学和体制上的差距,那么,徐建寅最清楚中、西在科技上的巨大代差。更可贵的是,徐建寅还考察了欧洲的议院制,编译出 《德国议院章程》 《德国合盟记事本末》,回国后力倡君主立宪制,很快受到光绪帝垂青。然而甲午战争像巨大的魔掌,蓦然击碎了洋务运动生成的梦景,而徐建寅就裹挟在这个魔掌中。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如同病恹恹的东北虎一败再败,徐建寅的悲哀比别人更深,一腔忧愤无处可诉。皇帝选他去威海查访,首先看中他是舰船行家,其次,他并非李鸿章死党,可提供有价值的禀报。

对他而言,受命危难之际,既要对皇帝负责又不忤犯有恩于他的李鸿章,几乎不可能。徐建寅查证北洋海军的奏章手稿近年被发现,与奏禀光绪帝的是否为同一文本,不得而知。从这份手稿看,他查清了以下问题:

其一是弹药不足问题。北洋海军在海战中失利,弹药不足成了致命伤之一。海战打到紧要关头,“致远”舰炮弹用光了,邓世昌只得驾舰撞向“吉野号”。电影 《甲午风云》 有个细节给我印象极深,哑弹壳内装的竟是沙子。然而将哑弹归咎于美国人,显然不合乎事实。北洋海军的弹药由天津机器局生产,再存入天津军械局调拨给北洋舰艇。徐建寅从“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上获悉,军械局调拨给北洋各舰的开花弹共六千七百五十七枚,难道这些炮弹不在十三艘铁甲舰上?查验结果是,它们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里。这令徐建寅惊掉下巴!丁汝昌率舰队出海护航竟没带足弹药,因而导致与日本舰队长达五小时的海战中,己方四艘铁甲舰被击沉。

其二是海军提督人选问题。丁汝昌屡被朝廷下令革职、明正典刑,甚至军前正法,均受李总督力保而无虞。光绪帝苦恼的是,取代丁汝昌的提督人选太难找。徐建寅献策:“访有候选道马复恒,现当海军提督营务处差使。其人忠勇朴诚,稳练精干,前历充各船管带十余年,嗣后总办鱼雷营,均能实力整顿,劳怨不辞,于海军驾驶、行阵各事皆极精熟,洵堪领袖海军各员。”光绪帝未采纳这一建议,在谕旨中提出另一方案:用李和、杨用霖管驾海舰,擢授徐建寅为提镇。但遭到李鸿章的反对与抵制。直至次年元月北洋残师仍龟缩威海基地即将覆灭时,撤换海军提督仍在扯皮中。徐建寅完成查验任务后,即赴京出任督办军务章京。在京期间,他与庆亲王奕劻、帝师翁同龢等廷臣多有密谈,细言丁汝昌不能整顿海军,马复恒可取代之。朝廷内部也因此达成共识,对李鸿章形成压力。李中堂急电丁汝昌:“闻徐建寅力赞马道。其才具魄力,是否尚堪造就?鹿岛之战是否在船驾驶?中外各员能否妥协?望即日筹度,据实密复。”丁汝昌会意,复电称马复恒前曾管带三舰,后会办旅顺鱼雷局,黄海大战未曾参加。李鸿章据此向朝廷奏明马复恒才具不长战船,阅历亦少,难以驾驭洋将,不胜提督之任。李中堂为派系利益死保丁汝昌,迫使朝廷留任其继续做提督。二十天后,北洋残军在威海卫灰飞烟灭,丁汝昌饮鸦片毒酒自尽。李鸿章被解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有人说李鸿章是“替罪羊”,他为僵化体制“替罪”,确乎有点冤;但李将派系利益置于社稷利益之上,其“罪”不可“替”,何冤之有?

甲午战争加深了中国的厄运,也使光绪帝走上激进维新的不归路。小人物徐建寅裹挟其中,成了“清流派”和“北洋派”争斗的棋子。他“动”了李中堂的“奶酪”,得罪了北洋派系。据说李鸿章许诺过徐建寅,若查验报告写得“好”,赏个山东青莱登道台给他。徐熟知官场规则,但战祸临头,社稷和派系孰轻孰重是清楚的。多年养成的求实精神使他不愿做违心事。这决定了夹在漩涡中的小人物的凄怆命运。戊戌变法中,光绪帝委徐建寅以农工商总局督理之重任,授予三品衔、“专折奏事”之特权。然而随后发生的宫廷政变,庆亲王奕劻及时通报使他逃离京城,但仍被列入“禁锢谪革”,革去“三品”,僅保住一条老命。

两年后“庚子变乱”,列强侵华,对清国实行军火禁运。徐建寅再次临危受命,被张之洞请去总管湖北全省营务及保安火药局。他在江汉之滨的龟山下办起钢药厂,试制无烟火药,“日手杵臼,亲自研炼”,很快解了兵工厂燃眉之急。谁知次年三月底的一天清早,钢药厂发生剧烈爆炸,徐建寅与十五名技术精英同时罹难。

据徐的女婿回忆,这天早上,徐建寅正与家人用餐,接到工头老鬼报告,说有一台机器不动了,请大人查看。徐总办二话没说,放下冒着热气的粥,坐上轿子往厂区查看。谁知他进入车间不久便发生爆炸,因距机器最近而死得最惨。一条腿被炸到很远的地方,找了好久才找到,唯独他穿着朝靴而来。“只见他头上血迹斑斑,半张脸被炸得已不成样子,右手右腿不知去向,就像半个血人似的躺在冰冷的洋灰地面上。”唐浩明在小说 《张之洞》 中如此描绘并非虚构。

有人认为徐建寅亲自调制炸药,不小心发生了爆炸。这种说法不能自圆其说。调制炸药这种活儿,需要总办亲自动手吗?湖广总督张之洞事后上折,称这是一起“机器炸裂”事故。机器怎么会突然“炸裂”呢?显然有人将小型炸药包置于机器齿轮间,徐探查机器时,转动的齿轮引燃了炸药包,并引爆了周围的炸药。蹊跷的是工头老鬼安然无恙—— 他是密谋的实施者,已逃离现场。

笔者并不认为李鸿章会谋害一个小人物,何况徐建寅对大清造船业和北洋水师有过卓越贡献。但徐建寅显然死于谋害而非事故,幕后凶手无法确定,但指向北洋派系是大致不错的。徐建寅之死,因此成了诡异的甲午战争的一个悲怆回声。

徐党嫌犯

徐锡麟举事后,安庆全城戒严,五大城门关闭,清兵严加盘问,凡学生装的行人皆被拿获、讯问。五天后,在大南门下船的客流中,一个与徐有关但与“徐案”无关的学生被“查拿”。当年 《申报》7月16日综合各方报道,其中有:“盘获浙籍学生一名,始云陈成,后云卢钟岳。当将行李搜检,均无禁物,不过日记一本,警察书数部,并自著言情小说、侦探小说两本而已。”事实上,在行李中还查出若干封徐锡麟信函。

信函被反复审读,鸡蛋里面挑骨头,也没挑出与“徐案”有关的“逆据”,因此并未立即拘捕徐。徐被安顿到迎江寺附近的佛照楼客栈,然后带到巡警处讯问。此君供称:他姓卢名钟岳,字迎先,号临先,浙江诸暨人,1887年生,曾在徐锡麟创办的大通学堂就读,深得监督赏识,因其家贫,徐资助他游学东瀛两载,今夏东京警监学校肄业归国,徐师电召他来皖,乘新丰轮西上,偶遇徐师之弟徐伟,于是结伴同赴安庆。快到安庆时,徐伟见报上刊有其兄犯事消息,不敢登岸继续乘轮西上。这与官衙往来电文一致:“诸暨城里中眼桥里贡元台之卢钟岳,号临先,信中尚无确实逆据,现已在城内拿获。(皖抚冯煦致端方)”

毛头小伙卢钟岳刚满二十岁,对女人和爱情充满幻想,情怀缱绻,在日本留学期间迷上侦探小说,且自撰言情小说一部、侦探小说两部,一看即知是个才气横溢的可爱文青。可他无法想象皖省之行,竟撞入枪杀皖抚之惊天事变的漩流中。

卢钟岳屡次被审并受刑,固然与“徐案”重大有关,更与他的同学有关。为证实自己清白,他供称在日本警监学校有个皖省同学,姓刘,其父刘启文在省城水上负责巡查船只。此番来皖除了拜见恩师,也想会会老同学,看望刘老伯。各司道高官轮流审讯,问:“你系徐党,徐锡麟命尔来何为?”卢答:“余非徐党。先时余曾托锡麟为我谋一啖饭所,继渠有函招余,余因时未毕业,曾拒之。复于五月十日电召余,时值校中大考,故延至五月二十七,始由东京返国。二十三抵沪,二十七启行来皖,拟面询锡麟,电余来此奚为。启行时,略闻锡麟刺皖抚,至大通始知其伏法。此次下岸,一为心不释然于锡麟,特讯查详细情形,一为视刘启文老伯也。比及登岸,不知何故被获。”卢面对强权,答得异常质直、坦然,尤其对徐锡麟未加贬称,更未附和官方说辞,不愧为徐锡麟得意门生。与徐伟供词相比,有丘峦与泥丸之别。

同学刘某未见出面,其父刘启文被官衙招到警局讯问。刘启文此前见过卢钟岳,印象应该不坏。没想到刘在此节骨眼,如此回答讯问:“与我子同学则是,其品行则非所知。”刘启文避嫌自保,非但不保卢,反而使出了国人常用的卑劣伎俩,暗示卢的品行有问题,是否革命党大可怀疑,欲将卢置之死地。人心险恶如是,令人寒栗。

卢钟岳因此一直被严加禁锢与审讯,“许久香、张次山两委员初九日会同复讯,宗汉子、卢钟岳、徐伟均击皮鞭二三百下不等”。当时“卢呼冤,哭声达于室外,惨不忍闻”。除了逼供,他们还使用让人眼熟的诱供:“前日讯尔,尔认与徐为师生,且伊曾助尔学费。兹又电召尔,尔之与徐情谊既深,则机谋必悉。尔非徐党而何?尔若直供,我辈尚可设法宥尔。”“宥尔”即“坦白从宽”,想想看,此前此后有多少人经不起诱供而“身败名裂”!还有一技可称之“激供”:“尔既为革命党,乃大英雄、大豪杰,尔何畏事乃尔?”晚清这帮酷吏如此诡诈,攻心术无所不用其极。不幸的是,晚清后“诱供”“激供”被“发扬光大”了,一直用来对付心防坚固的“犯人”。

在逼供、诱供、激供面前,卢钟岳未曾动摇,其回答简劲有力:“余非徐党,余焉能知其机谋!”“我本在日本政法大学,素与徐伟及此地查船委员刘启文之子同学,与徐锡麟亦认识,此次因暑假空闲特来托徐锡麟暨刘氏父子代谋差事,或充当教员。徐之所为实不知情,故刘启文初见问我何来,我即谓找徐而来。今刘以拿我献功,居心何险,我若果系革命党,何以肯说与徐伟同船,将伟追拿。若谓与徐伟同船,即是革命党,则新丰船中搭客均应稽查,安知革命党仅我与徐耶!且刘启文之子与我同学,刘亦早知,奚知伊子独不是革命党耶!”(《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

盧氏归谬法用得娴熟有力,“随意株连”显得荒唐可笑。看来他在日本警监学校没白学,两部侦探小说也没白写。不过,此时卢某那满脑袋的天真幻想和爱情迷梦,已被诡异现实和蛇蝎小人击成齑粉!

卢钟岳还算“幸运”,没有因此而掉脑袋,或者瘐毙狱中。这是否应归功于晚清这帮庸吏昏僚不够“昏聩”,没有“无限上纲”呢?陶成章在 《浙案纪略》 中说:“钟岳亦锡麟之门徒,其来皖城,实由锡麟召之,然召之者,欲使办警务,非办革命也,不期适逢其会,遂遭拿问。……后钟岳以无罪省释。”但这件事对卢某刺激颇深,他后来确乎加入光复会,投身到反清革命的洪流中。然而于中国而言,少了个侦探小说家未免不是损失。悲夫,时乖命蹇的那一代中国文青!

(选自《随笔》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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