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茶道的雏形

2020-04-30 05:52李萍
贵茶 2020年1期
关键词:苍生陆羽沸水

文-李萍

学界公认陆羽是中华茶道的集大成者。不过,陆羽的《茶经》通篇并未使用“茶道”这一概念。与陆羽同一时期的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明确提到了“茶道”,他写道“楚人陆鸿渐为茶论……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但从汉字的用语习惯来分析,此处的“茶道”虽然连用,却不是一个独立概念,其词意是指“有关茶的方式”“围绕茶进行的活动”,简单的说就是饮茶之法。

晚唐诗人卢仝的茶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被视为茶诗中的千古绝唱,他在诗中写道“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茶喝到第七碗时,他已“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并由此展开思绪,“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茶对他而言只是道具或思想的引子,他喝茶后联想、移情到苍生,感怀世间。这十分吻合刘勰在《文心雕龙》里阐述的“文以载道”理论,不过,此时是用茶载道,借茶悟道而已。可以说在卢仝的诗中并不存在独立的茶道,即便有道,也是茶外之道。这种“道”无非是儒家所一贯主张的天地人勾连和悲悯苍生的士大夫情结。

在此,还不得不提到另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唐代诗僧皎然,他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写道:“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知此。”诗中所言的“得道”与“涤昏寐”“清我神”类似都只不过是饮茶之功用,即便是最后一句出现的“茶道”其实也是饮茶之法(更准确地说是“法门”)的意思。由此我们认为,虽然唐代是中国茶文化的第一个高潮时期,但也只为中华茶道的出现做了铺垫,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茶道。

尽管唐代未出现“茶道”,但陆羽《茶经》所做的集大成工作仍然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意义非凡的文化事件。陆羽与之前以及他同时代的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开始强调茶的非物质性、非日用性,将之上升为审美对象和价值载体。不过,他未能做出系统、深入的阐发,“茶道”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概念,而且他所进行的努力在其后的很长时间都曾被忽视了。

我们主张,虽然唐代是中国茶文化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但也只是为中华茶道的出现做了铺垫,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茶道。中华茶道在宋代才真正出现,主要依据在于正是在宋代茶中有道、道在茶中,即道茶合一的观念才真正成形。唐代的饮茶活动还有着浓厚的、与茶这一实物的直接、现象性关联,这直接干扰并降低了有关茶的超越性思考。宋代就有所不同,闲适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格物致知理论的兴起,为茶道的提出分别提供了现实的和思想的双重铺垫。

宋代是众多中国式文化形态深化、精致并达到顶盛的时期。在饮茶方面,宋代饮茶不再加香料、盐等其他味重之物,单纯的茶汤之原味得以突出。宋代盛行的是点茶法,是将茶饼碾成细末,置茶盏中,先注少量沸水调成膏状,继之量茶多少倒入沸水,边注沸水边用茶筅击拂茶盏中的茶汤,使之产生泡沫后饮用,即细嚼慢啜式的品饮。喝茶的过程被延长了,煮茶者(茶主)和饮茶者(茶客)之间的互动开始被注意,因茶而发问内心,主宾间不断自省,并由此反观世界,力图达到物我两忘的超然境界,茶—人—思三者高度合一:人在茶中,人因茶生思,思的对象关联茶,茶须臾不离人。由茶悟道,将道注入饮茶、品茶之中,这被视为一种独特的修为、静养,饮茶活动开始成为了中国文人的素养,直到这时,“茶道”才水到渠成。

宋代之所以提出了茶道,也与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到此时达到了抽象化、学理化的发展阶段有关。例如,理学大家朱熹曾由茶格出理,他说“物之甘者,吃过而酸,苦者吃过即甘。茶本苦物,吃过即甘。问:‘此理何如?’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盖理本天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朱子语类·杂类》)朱子指出,茶道无非是理,无非是和,与理、与和合一的茶道不再是茶外之道或喝茶者的主观感受,茶道具有了客观必然性,它分有了理,只是具体殊相有异,分殊的茶在其内在精神上——茶道——只是一个理。易言之,茶道与理直接勾连,相通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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