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肖尼克翻译诗学观的学术渊源考略

摘 要：亨利·梅肖尼克是法国著名的翻译家、语言学家、文论家和批评思想家，其创建的翻译诗学观大致经历了启蒙、形成和发展三个阶段。除了受益于自身丰富的翻译实践影响之外，亨利·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观还受到多个领域学术巨子思想的启发。在启蒙阶段，其翻译诗学观主要受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在形成阶段，很大程度是源自对以奈达为代表的传统语言学翻译理论的批判;在发展阶段，又挪用了以托马舍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诗学论。这些思想对梅肖尼克翻译诗学观的形成和发展均起到了重要地促进作用。

关键词：亨利·梅肖尼克;翻译诗学;翻译思想;学术渊源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20）04-0059-04

作者简介：张梦雪（1982-），女，河南开封人，讲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教育教学。

Abstract： Henry Meschonnic is a famous French translator， linguist， literary theorist and critical thinker. His translation poetics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enlightenment stage， formative stage and development stage. In addition to benefiting from the influence of his own rich translation practice， Henry Meschonnics translation poetics is also inspired by the thoughts of academic giants in many fields. In the enlightenmental stage， his translation poetics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philosophy represented by Aristotle; in the formative stage， it is largely derived from the criticism of the traditional linguistic translation theory represented by Nida; in the developmental stage， it borrows the Russian formalism poetics represented by Tomasevsky. These though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enry Meschonnics translation poetics.

Key words：Henry Meschonnic;Translation poetics; Translation thoughts; Academic origin

翻译诗学是诗学中的翻译理论，诗学把翻译艺术上升到理论形态，将一切具有文学性的译作、艺术性的译技和译论视為自己的研究对象[1]108。在众多冠以“翻译诗学”之名的翻译思想中，法国学者亨利·梅肖尼克（H. Meschonnic）提出的翻译诗学观在中、西方学术界可谓是独树一帜[2]107，大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态势”[3]62。中国译界最早看到梅肖尼克大名及其精辟见解，源于1995年袁筱一和许钧在《翻译诗学“辨”》中对梅肖尼克翻译诗学观的详细介绍。2009年，这位法国久负盛名的诗人和翻译家溘然长逝，再次引发学术界对其翻译思想的关注。按照英国卡迪夫大学教授、现代文化研究会主席Alexis Nuselovici的说法，“我们是该思考一下梅肖尼克了”[4]1。梅肖尼克翻译诗学观在西方翻译界具有一种令人瞩目的特殊性，他个人丰富的翻译实践是促成其翻译诗学观的前提条件，同时他还受到来自西方哲学、语言学、翻译学和诗学等多个领域学术巨子思想的启发。本文主要聚焦于后者，对梅肖尼克翻译诗学观的发展历程和学术渊源进行考证和梳理，旨在更好地领悟其翻译诗学观的核心内涵，为中西方翻译诗学对比研究和中国本土化翻译诗学理论的重建提供借鉴。

一、启蒙阶段：受到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哲学思想的启发

在1973年出版的《诗学——创作认识和翻译诗学》中，梅肖尼克首次提出他的翻译诗学观，并在1999年出版的《翻译诗学》中作进一步探讨。2007年，梅肖尼克的又一部重要著作《翻译的伦理与政治》问世，学术界将之视为是《翻译诗学》的续篇，是对梅肖尼克主要核心思想的概述。在《诗学——创作认识和翻译诗学》中，梅肖尼克指出，构建翻译理论是十分必要的，这并非投机取巧，而是翻译实践所需。在他看来，诗学是“关于作品价值与意蕴的理论” [5]，翻译理论包含在诗学之中。梅肖尼克认为翻译诗学是建立在“将作品理解为一个整体”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它不是一种实用语言学，而是一种实验性诗学;翻译文学作品是一项超越语言之上的阅读创作活动，是某个主题“历史性的奇遇”。在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观里，翻译是历史主题特别的“重新表述”。在这个“重新表述”的指向下，翻译和创作是处于同一水平线之上的，翻译绝非一个“复制品”，翻译是一种创作，是一种和实践紧密相连的创作。亚里士多德在著作《诗学》中强调，创作要随时和实践保持通话，创作也是一种实践活动，创作实践的目的和价值在于产品。诗学创作的目的和价值存在于诗篇之中，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梅肖尼克翻译诗学观里的影射[6]34。

梅肖尼克指出，作品的话语特征强调作品的整体性和言语风格，使得翻译具有了一种诗学维度。作品的节奏是主体对话语的组织，是“经验性在话语中的体现，它使得发生在说话主体身上的一切不再是对先前状态的重复，而总是一种新的、特殊的事件”[7]。换言之，每个话语中的节奏都不尽相同，具有独特性。作品节奏对其话语的组织主要体现在意义和形式两个方面。另外，为了结束内容与形式对立的传统争执，梅肖尼克建议用意指方式和生成意义取代原来的符号和涵义，“意指方式”不再是对立的静态能指，而是指产生意义的动态过程。由“意指方式”产生的“生成意义”是动态的历史概念，包含了一切意义，这就意味着在话语中，涵义融于生成意义之中。作品的节奏特征使翻译成为一种创作活动，在翻译中实现了“中心偏移”，这正是梅肖尼克翻译诗学观的核心内容，意味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再以文本为中心，而是根据自身以及其它外在因素对文本进行解构和阐释，这是“对盘踞欧洲两千余年的亚里士多德‘摹仿论的彻底决裂”[8]。在西方文艺理论领域里，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哲学思想对随后整个欧洲的文学和翻译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对客观自然和生活的摹仿，摹仿并不是对自然和生活的翻版，而是通过人的创作，对事物规律性的一种掌握。诗是一种创造美的艺术。在梅肖尼克看来，翻译也是一种创造美的艺术，尤其是文学翻译，需要译者借助自身的智慧，对翻译实践进行提炼和整合，探索出一些規律性的东西。可见，梅肖尼克翻译诗学观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再次回归。

自西方哲学提出“一切都有一个有迹可循的逻辑结构”观点之后，各个文化领域的理论建构都受到该观点不同程度地控制和影响。同样，翻译在摆脱了没有理论指导的盲目状态之后，也审时度势地陷入到这种逻辑圈套里。卡西尔在《语言与神话》中写到，这种逻辑的东西正是所谓的“隐喻思维”，也正是梅肖尼克翻译诗学中“作为创作的翻译只能用原文的隐喻或生成转换为理论”的认识论基础所在。卡西尔认为，从狭义层面进行解读，此处的隐喻是真的移译。最原始的语言发声要求有一个从某一认知或情感转化为声音的变形过程，恰如简单的神话形式也需要凭借某一印象来脱离日常世俗的领域，进而高抬到神性层次。这里所牵涉的不仅仅只是位移，而是一种真正的进入另一个起源之中[9]45-49。理解了卡西尔的这些论述，我们就不难理解梅肖尼克所做的种种有关翻译“历史性”的相关表述了。

二、形成阶段：源自对以奈达为代表的传统语言学翻译理论的批判

任何一种新理论的诞生，往往都是建立在对旧理论体系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辨证过程。梅肖尼克翻译诗学观从提出到逐渐成熟，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具体而言，梅肖尼克是借助于对奈达、斯坦纳等学者传统语言学翻译理论的批判而提出自己的观点的。奈达构建了“翻译的科学”这一思想，这不仅是对圣经译者在数百种语言翻译实践上的提炼和升华，而且也彰显了他个人灵活运用语言学生成转换理论和结构主义语义学理论的高超技巧，被学界视为是西方翻译界最具有影响力的成果之一。但梅肖尼克却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奈达的翻译思想具有“将形式与内涵对立起来、将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对立起来”的无效性。在他看来，奈达只是论述了翻译作为媒介的流通语言特征，所谓的翻译科学并非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翻译是艺术的，而艺术本身也是科学的，因此翻译也是一门科学。他批判奈达歪曲借用了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理论和结构主义语义学，他们虽然借用的是现代语言学的分析手段，但重复的却是旧观念，并不具有真正的科学性。梅肖尼克明确表示要同实用语言学决裂，并强调“将翻译纳入诗学的轨道是给翻译找到了一个真正科学的理论”[4]73。

在《诗学——创作认识和翻译诗学》中，梅肖尼克以“从语言学到诗学”为主题，在批判奈达翻译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他自己的诗学理论。奈达认为一部优秀的圣经翻译不该是文化的翻译，而是一种语言的翻译。梅肖尼克表示，奈达的翻译实践均是建立在圣经基础之上，其“将语言当成一种媒介”的观点无疑排除了一切文学翻译，因为文学作品的语言是区别于实用语言的“诗语”。布隆菲尔德认为，内涵是发语者传送某一陈述及此陈述在听众中激起行为反应的情境。基于这种前提，奈达强调形式与所谓的行为反应是对立的，他在翻译中引进了“读者”这一概念，并从中得出“内容才是第一位的，除非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在诗歌中，形式成了主要信息”的结论。梅肖尼克否定对形式和意义的传统二分法;他认为，翻译中很多争议一直纠缠不休，根源就在于此。而诗学能够缩小这些矛盾，因为诗学是关于作品整体价值的科学[6]78。在他看来，诗歌并不是对语言规则的叛逆，而是对语言的一种特别运用，在诗歌中形式与内涵实现了统一。

梅肖尼克强调，一部作品是作为整体存在的，也是作为整体而译的。原作和译作中的语言与文学、语言与文化以及形式与内涵都是不可分割的。虽然奈达在其论著里也指出“译诗当为重新创作的过程”，但梅肖尼克认为这与他自身的翻译理论是矛盾的，奈达所谓的“动态对等”，实际上是使诗语沦为单纯的叙述、使多义沦为单义的困境。如他所言，“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在奈达的译论中被歪曲了，语言内核被奈达理解成语言的共性。” [10]89批评了奈达的翻译理论之后，梅肖尼克又开始阐述自己的诗学观。他认为，单纯依靠生成转换法与结构主义语义学都无法评判诗歌翻译的得与失，只有将创作与翻译结合起来，才能回答一个本质性问题。翻译会过时，但创作本身并不存在过时。某些不单纯是翻译并已演进为一种创作的译本也不存在过时的问题，这就是翻译的历史性。诗歌从根本上是不可译的，唯一可能的是创造性的搬移，这种创造性的搬移，便是翻译诗学的要旨所在，即翻译的中心偏移说。不仅是诗歌翻译，整个翻译领域的要旨都在于这种历史性和中心偏移。非创作性的翻译是时代理念的产物，会随着时代的逝去而逝去;而作为创作的翻译，其价值将与一部著作相等。作品的可译性是由“文化-语言-时间”三个维度决定的[10]104。梅肖尼克认为，最好的译者都是作家，他们将翻译融入创作之中。翻译不是信息的传递，而是价值的传递。在某种程度上，梅肖尼克对奈达翻译思想的质疑和批判，同他与卡西尔等人对逻辑思维的质疑，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语言学转向在翻译理论层面的折射。

三、发展阶段：源自对以托马舍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诗学论的挪用

梅肖尼克在《翻译诗学》中明确指出，翻译不是复制品，而是一种和实践紧密相连的创作。翻译自身充满了很多矛盾，同时也有它特殊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如何找寻，仅仅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和诗学理论已经无法满足了，况且奈达等人传统的语言翻译观也无法给予足够的借鉴。梅肖尼克在他的三十六条主张里指出，翻译理论应当被包含在诗学中，翻译诗学实现了源于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诗学理论与现代写作实践的结合。这一点，被学术界视为是梅肖尼克对俄国形式主义诗学观的挪用，也是梅肖尼克翻译诗学观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9]45-50。

俄国形式主义诗学论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它的代表人物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认为，诗学的任务是“研究文学作品的结构方式，以有艺术价值的文学为研究对象，方法是对现象进行描述、分类和解释”[11]。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把梅肖尼克的“诗学是关于作品价值与意蕴的理论”这一解释联系起来，就不难明白他为何强调翻译不应当是从属于语言学，而是文学领域中的一块新地了。文艺理论聚焦于作品、作者、外界和读者四个基点，而基点凸显作者的表现论，主张作者本人是作品产生之源。作为文艺理论的典型代表，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理论对诗语和实用语进行了区分，该理论指出這两类语言的功能不同、措词不同，产生的语言效果自然也不一样。梅肖尼克认为，一种语言的理论包含所有的文学理论，这并不是将语言视为极限和特例，而是相对于语言的其它社会应用得出的一个结论。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理论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维克多·日尔蒙斯基对传统的形式-内容二元论给予了否定。他指出，艺术中内容与形式的划分只是一个约定的抽象对立，这种“约定的抽象对立”在翻译研究中总是融合于某个审美对象。在艺术中不存在没有得到形式体现的内容，即任何一种新内容都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形式。形式是一定内容的表达程序，需要根据内容来理解。显而易见，日尔蒙斯基在上述文字中对形式与内容的划分做出了明确批评，正确理解这些论述有利于我们理清梅肖尼克的理论基础。

俄国形式主义诗学论强调，诗的材料是词。狭义诗学理论中的要素分别对应语言学中五个具体的分支，即诗学语音学、诗学词法学、诗学句法学、诗学语义学和诗学语用学。当然这不是诗学的全部，诗学分析的对象是主体或结构上的艺术整体;它所具有的特殊性只随艺术的整体而存在，无法简单归结于这五个部分。再回归到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观上，很容易发现它和俄国形式主义诗学论之间的联姻，他再三强调翻译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根源就在于此。梅肖尼克认为，形式或者风格并不是附着于内容之上的，它是作品之所以成为作品的关键因素。由于诗学中的材料、手法、风格等内部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性，所以重建它是有可能的，这种可能也是翻译的可能性之所在。只要历史条件允许，这个整体就可能在另一种语言里得到重建。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诗学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且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性。到结构主义时期，诗学已继而为叙事学所取代;梅肖尼克所借鉴的诗学理论，很明显在很大程度上是奠基在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诗学理论之上的。

四、结语

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观在启蒙阶段主要侧重于对翻译的文学性、话语、节奏和中心偏移等方面进行探究，本阶段的论点主要受到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哲学思想的启发。随着其翻译诗学观的不断完善，梅肖尼克又围绕翻译的科学性、历史性、整体性、可译性以及创作性等方面进行阐释，这主要源自对奈达等传统语言学翻译思想的批判。之后，他又聚焦于翻译的“诗学理论”“形式-内容二元论”和“重建可能性”等方面，这些论述主要源自以托马舍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诗学论。本研究对梅肖尼克翻译诗学观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旨在更好地领会其翻译思想，以期为以后中西方翻译诗学思想的对比研究以及中国本土化翻译诗学理论的重构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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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eschonnic，Henri. Poétique du Traduire[M].Lagrasse： Verdier， 1999.

[11]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M].方珊，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03.

[责任编辑：吴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