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车站

刘元举

当父亲的十周年祭日，伴着愈来愈浓的秋意一天天迫近时，我的內心又开始了一种无法言说的痛楚。这么多年了，我早已习惯按阳历行事，对于父亲的祭日，我也是只记住了阳历的日子，记不住农历。但母亲和哥姐们却执拗地遵循着农历做事。若按农历算日子，十周年祭奠则要提前20天。而那个时候，我正在欧洲，能否及时赶回来心里没底。

一

十年就是十个365天，这是个不小的数字。但，这个数字就像支付宝上的钱，经不住每日不经意间的支出。在这个耗费惊人的时代，十年的消费令人心悸。我由雄心万丈的中年人，极不情愿地花掉了应有的“积蓄”，步入老年人行列。而只有到了这个年龄段，才能体会到父亲在这个年龄时的那种孤寂，哀怨乃至忧伤。然而，此前的我，全然没有过这种体会，不知这是不是做儿子共有的疏忽。

现在回想起那些疏忽，哪怕点点滴滴，都是痛悔，都是一种苦不堪言的回忆。

自从父亲去世之后，我会经常梦见他。而每一次梦见他时，总会看到他身体好好的，也就50多岁时的样子：一头乌发，自然平顺，他从不染发。父亲身高不高，曾经胖过几年，很快就因糖尿病而瘦下来了。他背部挺直，动作轻手轻脚。他不声不响地进了屋，坐在床边瞅着我，似乎有什么话要跟我说。每每这时，我总会暗自惊讶：父亲不是去到另一个世界了吗？他怎么又好端端的回到家了？奇怪的是，每次我想跟父亲搭话，都没有说成。要么他转身离去，要么我会突然醒来……

父亲平生谨言慎行，埋头于工作。小时候，当我在深夜被尿憋醒时，总是见到父亲在拨拉算盘。他使用的那种账本纸，是透明的软纸，上面印了好多细密的格子。我很喜欢用这种纸当作算题的草纸。这种纸很柔软，还能临摹画，把它放到画上，能透出清晰线条，照着描，就能描画出效果。如果当时父亲能够慷慨的为我无限提供这种纸，说不定我会走上美术之路。

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不苟言笑。

印象中，他到了暮年，总喜欢一人坐在屋外晒太阳，就像东北人到了天冷时，会找那种有太阳的地方呆坐着，如同一根木桩。看到父亲呆坐阳光下长久不动时，我便意识到为何人老了，会用“朽木”来形容。

父亲耳朵聋，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只是记得他喜欢听收音机，把一个小小的收音机贴在耳朵上，声音调得震耳欲聋，吵到屋里的其他人他也浑然不觉。人只有到了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时，才算是真正的老人。而每到这个时候，他就会受到母亲的喝斥。父亲似乎习惯了母亲的态度，都过一辈子了，那种深深的无奈，只能在他越来越多的沉默中陷落。他在家里待不住，便会一个人郁郁踱到外面。

出了我们居住的那栋小楼，便是另一番天地。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小城镇，也有了向大城市扩张的野心，高楼和玻璃幕无序地拥挤在半空，抢占天际线。市场挨着商场，十字路口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耳背的父亲，就是把那个小东西调得再响，也盖不住街声的喧嚣。父亲通常会坐在银行门前的那个小广场上。那是唯一的安静之处，夏天有树荫，冬日有太阳，是闹市中的一方净土。

那里时常会聚着一堆老年人。有很多是父亲的老熟人，个别不熟的，日子久了也就熟了。早些年，父亲眼神还好，与人打招呼，蛮热情周到的。他的白内障做了手术后，视力没有很好地恢复，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眼底出现黄斑病变。这个时候，父亲看人就不那么清楚了，可能只是看到一团影子。他凭知觉，去辨识这团影子是否熟络和热情。这种时候，父亲的感觉也会显得木讷。父亲当了一辈子会计，从一个小企业，一直做到了县工业局，后来改为经委，他是成本会计。尽管我至今也搞不懂成本会计与非成本会计的区别，但是，我相信前者一定是更为重要的。父亲是那种绝对让人放心，严格按照国家财务规定办事，从不逾矩的把门人。用母亲的话说：“死心眼。”

父亲一辈子恪守做人原则，与人为善，老实厚道，知足常乐。人们都管他叫刘会计，而他的名字，却几乎被人忘记。当他的职业称谓取代了他的名字时，父亲居然没有丝毫的不悦。

父亲一生当中最愉快的事情，无非是他的儿子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微信，机关单位里的人差不多都有看报纸的习惯。我们县城所在地很小，有个消息，就会传满街巷。而每当我的文章在省报和市报的副刊发表时，总会有人及时告诉父亲：刘会计，我又看到你儿子的文章了。父亲这时候就会赶紧对人家亲切回礼，仿佛稍慢一点儿就会欠了礼数。当互联网出现时，人们淡化了报纸的阅读，父亲也就很少听到人们对他儿子的夸奖了。偶尔有人提起他的作家儿子时，他就会格外欢喜。那是一些认识我的昔日老人，他们偶遇父亲时，也许是没话找话，便会夸奖我如何有出息，而父亲则十分看重，他听到这种听过多少次的话，仍像头一次听到似的，满脸幸福。陌生人若想走近父亲，和他热络，或想从他那里索取什么好处的话，只要一提他的儿子如何，父亲那拒人千里的木讷，便会一下子被融化。倘若连续多日没有人夸奖他的儿子，父亲就会陷入更深的缄默。他听着风声、街声，还有老人们的千篇一律的聊天，面色枯硬，不知他陷入了怎样的冥想。

那时候，我差不多每年都会有新书出版，我每次都会在扉页上工整地签上“父母大人笑纳”的字样，及时邮寄家中。从母亲的电话中得知，每次父亲都如获至宝，眼睛没坏时，他成天捧着我的书看，后来看不清了，他会用一个放大镜缓慢移动。再后来，我干脆就不寄书了，我怕他看得太辛苦。

二

日子水一样从父亲楼下的那条不深的小巷子流淌着，平静恬淡，丝毫捕捉不到岁月的波纹。然而，那条很窄的小路，从来就没有像大都市的人行道那么平整铺垫，也没有柏油碾压。我每次拉着箱子从那里经过时，箱子轱辘就会被硌得一颠一跳的，像我奔家的心情。跳动的心并不一定都是亢奋的，有时却忐忑不安。

父亲弥留之际，最想见的人就是他在北京工作的孙女。但是他知道孙女工作太忙，不忍打扰，但从未跟我提及。父亲一生就是这样，总替别人着想，从不因自己的原因提出任何要求，而我也对此忽略了。幸亏姑姑到来时，他才跟姑姑说起这个。

女儿闻讯立刻从北京赶来，而她看到的爷爷已经躺在病床上，整天昏睡著连眼睛都难得睁开。

女儿贴在他的耳边一声声喊着“爷爷”。父亲被喊醒了。他那天精神状态特别好，只是说话困难，吐字不清。女儿对他说：“您想我不？”父亲浑黄的眼睛注视着他的孙女。

“您要是想我，就用力捏一下我的手。”于是，父亲就用力捏了一下，又捏一下，再捏一下。女儿泪水盈动，赶忙背过脸去。女儿深知爷爷对她的厚爱，她无以回报，只能以泪水洗面。

30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父亲的大衣》刊于《大连日报》（那时叫《旅大日报》）上。那是记叙我们一家三口，从沈阳回老家过年时，父亲每次都去车站接送我们的情景。

那时候我每年都要回家过年。尽管那时的火车站很小，是那种三等小站，快车只经过不不停车，每次回家只能买慢车票，而慢车从沈阳出发要有六七个小时的车程。而且，每次票都不好买。我们乘坐的火车十分拥挤，有时买不到座票，就得站着。当列车过了大石桥，就觉得快到家了。列车走得再慢，从一个小站启动时，远山近水也是一晃而过。瓦房店、田家、梁家（这是更小的小站），一过梁家，很快就看到泡子乡、台儿山、饽饽山，再一晃，就看到铁西那片海滩了。

铁道西边是海，我们家在铁道东边。那时候，铁西是一片荒滩，几乎没有人家。当列车员广播“普兰店站就要到了”时，那种温暖亲切感，令我终生难忘。车头吼叫一声，喷出浓烟，像云朵飘散，恍若我的内心在喊：爸爸！我回来了。

当列车缓缓驶进普兰店站台时，我还没有顾得上仔细看看那个车站的小洋楼，便在晃动的站台上看到了父亲的身影，跟那个白色的“普兰店”标志牌挨得很近，就好像是一名站台工作人员。他每次都要问清楚我是乘座哪趟车、哪节车厢，当列车停稳时，他会大步跨到车门口。

当车门笨重地打开时，铁质梯凳距地面很高，人往下移步时，如同悬挂。要是拎着行李抱着孩子，下车实在是很艰难。而且，列车在这种小站仅仅停留一分钟。那时女儿还小，幸亏父亲及时过来帮扶。有时列车误点了，误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而父亲就在这种寒冬腊月天里，站在斑驳的雪地上，等候着列车到来。这种挨冻的滋味，父亲从未说过。我也就忽略了，以为他是在候车室里等候的，只是后来听母亲说，父亲早早就守候在月台上了，他的耳朵曾被冻肿过。

当父亲接过女儿时，就会用大衣把她紧紧裹在怀里，生怕被风吹着。那些年的春节，天气格外冷，从荒凉的铁道西边的海滩刮来的西北风，如同刀割，站一会儿就会冻脚，就得不停地跺脚。但是，有了父亲前来接站，就会在冰天雪地之中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温暖。

而我每次返程时，父亲也总会为我们送站。其实，当我还在外面应酬各种饭局时，父亲就已经默默地在为我们打理行装了。父亲细心地把一些年货，还有苹果什么的，大包小包的都装在一个纸箱子里。他是用那种粉色的布条在纸箱子上纵横捆绑，再沉也能拎起来。那是一种特别的粉色布条，每次他都是用这种粉绳捆绑。我总是嗔怪他，带这些东西多麻烦，我那里什么也不缺。

父亲也不解释。他捆得很仔细，把结实的箱子拎到楼下，放到自行车后座，一手扶箱子，一手扶车把，迎着呼啸的西北风，走在我们前头。

火车站距我们家差不多有一公里，他一直把我们送到火车站。还要进到站台上相送。

那年头没有随处可买的玻璃丝绳和胶带，父亲不知从哪里弄到的这种粉色布条。记不清父亲送过我们多少次、多少个箱子，但是，这种捆箱子的粉布条儿，每次拆下来，都会被妻子细心地缠起来放好。她以为下次我们回家给父亲带东西时，也会用得上这种粉绳捆绑，可我们一次也没有用过。因为我们买的东西都有包装，而且，都是放到行李箱中，根本用不上这种捆绑。于是，年复一年，这种捆绳在一圈圈扩大着，蓬松着，像一个粉色的球体。

我曾在搬家时看到了这一堆粉布条，整理时还弄了一手灰尘。这是我头一次如此细心地观察这种特殊的绑绳。因为搬家捆绑东西要用它。然而，我惊奇地发现这些布条并不长，每一段之间都系着一个疙瘩，长长的布条，是由好多个疙瘩连接而成的。这些疙瘩都是死结，我试着按需要的长度去解，却怎么也解不开。这时候才感觉到父亲每一次，都是把一些短的布条，一节又一节地耐心拼接起来，那连接处的死扣，是他用心系好的。每一个绳结大小是一样的，圆滚滚的，如同珠子串在上面。看明白了这个，我的鼻子一阵阵发酸，就突然想哭。

我也是为人父的人了，可是，我却无法做到像父亲那样，不声不响，去为儿女做着每一个细节。我会想到当时的父亲是如何蹲在地上系这些绳扣的，一段段连接成一条长带，然后，把纸箱捆绑牢固。父亲为了把箱子捆绑结实，总会捆出一个标准的“井”字形。按着长度，每次差不多要系十几个扣。精彩的是，这些绳扣大小规模形状，完全一样，经久历年，也没有发生什么改变。父亲的深情，就在这一条条粉色绳扣上缠绕扭结，让我无法释怀。

想到每次回家时，父亲多么盼着能够跟我单独说说话。然而，总有些饭局无法推脱，而我每次回去，时间又总是安排得那么满，不肯多待几天。即使偶尔会坐下来与家人一起用餐，也不时会有电话打进来，我一接又是半天。而每每这种时候，母亲都会抱怨我，但是父亲却从未说过我一句。到了我要动身的时候，父亲就不声不响地到外屋忙活着，为我们打理东西。

满以为父亲的话要在路上跟我说的，但是，天太冷，只有西北风在耳畔呼号，父亲则什么也没说，只是一味地往前赶路，就好像是他要出门远行。记忆最清楚的，是每次到了车站时，父亲把我们送到站台上等待火车进站的那个短暂的时刻。我们那么近地靠在一起，彼此感受着对方的呼吸。感觉中父亲的个头矮了，我竟比他高出半头。那种时候，也不过几分钟，但是，对于我和父亲而言，便是在一起的最亲昵时刻了，尽管我们谁也没说什么。

站台上的风，格外凛冽刺骨，小小的火车站像个精致的糕点，一点也遮挡不住风，而空旷的四周，没有高楼围拢遮挡，风便更加肆虐。而父亲怕孙女冻着，竟把他的大衣脱下来去包裹女儿，我怎么也阻拦不住。

站台上斑驳的积雪被风刮净了，块状的水泥砖泛着冰样的清冷。女儿被包裹着，像只欢快的小鸟一样，但她的声音很快就被火车头飞驰而来的粗鲁的轰隆声淹没，一股浓烟喷出，磅礴弥散。

我们上车之后，我总是在找好座位之后，贴到窗口上让女儿跟爷爷招手再见。女儿稚气地喊着，父亲在向我们挥手。车开出去了，父亲还是站在那里挥手，最后，他跟那个尖顶小站一同朦胧渺远了。

三

父亲年事已高，再也不能去车站接我送我了。每次回乡离乡进出小站，我都是行色匆匆，再也无心眷恋。小站在我的眼里，不再亲切，只有一片空旷冷漠的月台，延伸着寂寞。

有一回，我快步从车站往家走，在经过市场旁边那个大街转角时，突然发现父亲在那个商店的窗台坐着，呆呆的。我悄然走到他的跟前，他居然没有发现。我的心不觉一沉，叫了声“爸！”他这才突然活现开来，嚅嚅地说：“你回来了啊。”我说：“回来了。”他这才焦急而缓慢地起身站立，连声说：“快回家吧。”

我扶着父亲一步步走回家。只是一段很短的路。那条小巷多有坑凹，真不敢想象父亲每天出来，眼神又不好，是如何高一脚低一脚踩踏在上面的。父亲欣喜地接我回家，却还是没有跟我多说一句话。他的话，都是由母亲传递的。

记得是2009年夏天，母亲来电话，说父亲肚子一直痛。让他去医院他也不肯去，说一定要等到我回去。父亲相信我，前几年他患了白内障，由于他有糖尿病，所以，白内障的治疗有些麻烦。我带他去大连，找了专家先后做了两次手术。他的糖尿病治疗，吃什么药，是否注射胰岛素，也都是我给他拿主意。这次父亲肚子痛，绝不会是一般的痛，否则他是绝不会吭声的。我的心不由得咯噔一下，星夜赶回老家，次日一大早，就带父亲去看医生。

万万想不到，医院做彩超时，一下子就查出了父亲肝上有个肿瘤。那是个年轻的主任医师，他非常果断地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不相信！父亲多年患有糖尿病，他从未得过肝炎，何以会在肝上长出肿瘤？随后我又带父亲去大连检查，而后又通过沈阳和北京等地的医生多方问诊，最终得到确诊。一时间有种天塌地陷之感。

我感觉特别对不起父亲，为何不早点回来带他去检查呢？我和妻子研究，决定将检查结果瞒着父亲。后来，我们一直在这个问题上煎熬，到底要不要告诉他？

最难忘的是那几天，我和妻子天天守着他，陪他散步。那是父亲最开心的日子。他最喜欢我们扶着他走在大街上，他希望我们往人多的地方走，越多越好。傍晚时分，电影院那里很是热闹。我搀扶着父亲坐到一个石凳上，而父亲则让我和妻子到人群围拢的小广场去跳舞。父亲那时完全像个孩子。这是父亲平生第一次对我提出的要求，然而，这个“要求”我却没有照办。后来妻子说我不应该拒绝父亲的要求。她说：“爸爸一生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们做任何事情。”

那次我没有跳舞，但是我一直陪着父亲聊天。他倒也没有任何不高兴的表示。就是那一次他悄悄告诉我，他又涨工资了。他清瘦蜡黄的脸上，在斑驳的灯影中，透出了某种满足。但我心里却已五味杂陈。

俗话说，老实常常在。然而，尘世中，老实人也常常扮演着吃亏的角色，除非你不在乎吃点亏，且能够从心里认同“吃亏是福”。

四

忧伤的父亲到了晚年，内心的要求其实很简单，他没有出国旅游过，他何尝不想让我带他出去逛逛呢，但他总认为我很忙，怕耽误我的工作，从未表达过他的内心愿望。“知足常乐”这话没错，但什么人才能够凭借“知足”而抵达“常乐”之境？

有位老领导在弥留之际，仍然没有“常乐”之态。他不像父亲从未出过国，他几乎走遍了世界。然而，在他沉疴之时，我去医院探望他，他长叹一声对我说：“过去那么认真、那么看重的事情，现在看来，算个什么呀，什么都不是，一点用也没有。”他悔不该当初那么较真的入世态度。或许，这就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他那时，人瘦得变形。一个新来的护工守在病房里。他摇晃着入厕时，护工要过去搀扶，被他拒绝。但是，他却一手扶着厕所门，一边转头对她说：“你这块抹布放得位置不对，要放在这儿——”他指点着准确的位置。（他仍然如此这般认真，且一丝不苟）。待我数月后再想去探望他时，他已溘然离世。我很悲伤。我犹豫着给他的家人打了电话。家人说了他在弥留之际时常会陷入糊涂状。一个护士问他：“认识我不？”他不答。再问：“您说我是谁？”他眯着眼睛说：“你是白骨精。”护士大笑，认为首长确实糊涂了。

然而，鉴于我对他的理解，他那时并非糊涂。他一定是在不断有人以为他糊涂，反复让他辨认时，他觉得受到了戏弄。他是个非常有自尊的人，即使到了重病在身时。于是，他烦躁了，故意把对方说成“白骨精”，这既是他的宣泄也是他的忿懑，还有对于自己依稀残存的自尊的一种维护。

生命最本真的时刻，只有到了弥留之际才会以最直接的方式彰显。父亲到了弥留之际时，我赶到病床前守护他。当时父亲已经不能起床了。哥哥和姐姐、姐夫曾轮流照顾他，但都是近七十岁的人了，忙不过来，就雇了个护工。而当护工为父亲接尿时，父亲却坚决不肯。

护工哪里知道，父亲即使到了不能自理的地步，也绝不想麻烦别人，除了自己的家人。何况，父亲是在维护着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

细想一下，人活一辈子，若想成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好人，并非易事。因為在你的周围，总有这样或那样的诱惑难以抵挡，总有来自亲朋好友或家人的埋怨和规劝。如果仅仅是短时间的，则可以当作耳边风，但如果是你最近的亲人，埋怨了你一辈子，你还会充耳不闻吗？

五

那天，深圳的天空像抹了浆糊一样粘稠得令人郁滞。我总算从欧洲赶回，马不停蹄地乘坐南航最早一班航班，归心似箭。当飞机腾空而起时，感觉它就像只巨大的蜻蜓，猛烈冲撞开跑道上空那粘稠的蜘蛛网，高速飞往大连。

飞机上的座位都坐满了人，在我旁边的邻座有位老人，看上去跟父亲年龄相仿。然而，看到这位老人，我不能不联想到父亲。一辈子勤勉做人，勤奋工作的父亲，居然没有机会乘坐飞机。我是有能力带他飞到南方住些时日的，然而，我只顾忙于自己的事情，而忽略了父亲最起码的需求（当然，这话父亲从未跟我说过）。而当父亲有一次跟我提出他想坐飞机时，却把我吓着了。

那是我带父亲到大连医院确诊时，父亲在酒店里住着颇有些不习惯。他希望回家。我劝说他明天还要去看医生，要住一晚的。父亲便不语。他习惯于早早睡下。天没亮他好像就醒了，我正半睡半迷糊时，忽听他问我，回普兰店我们能否坐一次飞机。我想父亲一定是在梦中。我说，大连到普兰店那么近的距离，哪有飞机，何况，即使有航班，普兰店也没有机场降落啊。然而，我万万没想到，父亲却如同梦呓般：“要不，我们坐飞机到天空转一圈再下来也行。”天呀，我彻底醒了，而看着旁边的父亲，却依然闭着眼睛，似乎在梦呓。

我没有告诉父亲，最后我也没有将他的病情如实告诉他。有的亲朋好友认为我不该瞒着父亲，但是，我想，父亲对自己的病情其实已经是心知肚明了。要不，他为何在听到哥哥跟我商量给奶奶在龙山公墓买一块墓地，把奶奶的坟迁过来时，突然对我说，给他也买一块墓地，他要守着奶奶……

子欲养，而亲不待。我多么后悔没有带父亲乘坐一次飞机。

我在大连没有停留，就从周水子机场直接去了大连火车站，登上最近的一趟列车，去往普兰店。

从大连到普兰店要一小时十分钟。这条线路我从小就熟悉。不知走过多少回。小时候是父亲带着我坐火车，后来是我带着父亲乘坐火车。记得那一次我帶父亲乘火车去大连看望生病的二姑，他们姐弟两人相见时抱头痛哭，像两个孩子。

从大连站出发，要经过一些小站。那时候还有个沙河口火车站。车从大连刚开出没一会儿，就停靠沙河口了，再经过南关岭，到了金州。金州是一个大站，所有快车或特快都会在这里停留，而沿途的三十里堡、石河子等小站，比普兰店站更瘦小，所有快车都会忽略它的存在。

想想父亲当年只有16岁，因饥饿而告别亲人，从山东龙口码头登上船，孤身闯关东。他在日本人持着刺刀的船上，头一次离家远行，他是那样的提心吊胆。然而，父亲还是被一个日本鬼子抽了一个耳光。这是父亲在弥留之际跟我说的。他那时候已经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了。但是，他对日本鬼子的恨，是入骨的。

父亲人生第一站就是石河子，他在那个更小的小站下车，投奔一个叫刘日奎的亲戚。在刘日奎的介绍下，他来到普兰店一家瓷器店当小伙计，每天给人家打杂。特殊年代，跟他一样出身的人纷纷起来控诉批判他们的掌柜资本家，以示自己觉悟之高。但是，父亲却没有这样做。有次外调人员前来找他，是掌柜的一个儿子要入党之事。调查到父亲的掌柜时，父亲只说了他的一些好话，没有任何批判的味道。父亲曾悄悄对我说过，他的掌柜主持公道，人品不错。在那个年代，能够做出这样的证明，也是父亲的人品使然。因此，掌柜的儿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想父亲的一生，波澜不惊，平安淡定。做儿子的，既没有为父亲骄傲，却也从没有被父亲所牵连或受累。

多少年过去了，从大连回家乡仍然还是慢车。好久不坐这种绿皮车了，一站一站的停靠，停车或开动时，都会哐当响着，摇晃着，剧烈的喘息像个年迈老人。好在我有书看。常年旅行保持了这种阅读的习惯。

列车员广播：“前方到站，普兰店车站，要在普兰店站下车的旅客，请提前做好准备。”

我赶紧收拾行李，来到车厢连接处。却不想我等待的车门居然不开，也没见到任何乘务人员，我只好赶紧转到车厢另一头。有人往车上挤，我差点没下去车。

再也不见悬挂式的阶梯，轻轻一抬脚，就迈到了站台上。站台是新修的，不再像以往那样要横跨铁轨经过其他站台，才能出站。而是要从地面下去经由地下通道，再由地下上来。这地上地下，没有滚梯，拎箱子便格外吃力。

下车的人很多，我的心却是空荡荡的。曾经那个黄褐色基石，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洋楼，早已不见了。那个耀眼的青铜尖顶的天际线，变得平淡无奇。精美的糕点般的车站，仿佛被搬走了，换上了一个没有任何装饰的平顶长方形的水泥盒子，既无高度，也无什么造型可言。外墙全是用那种白色小块瓷砖镶嵌，这种瓷砖不仅廉价，而且没有品位。最感缺失的还是楼顶设计得太简单，没有构成天际线的起伏，只是悬挂的几个大红字：“普兰店站”。

我说不清这个小站是从什么时候改换的，我只记得自从小站拆了以后，父亲就再也没有在这里出现过。他跟那个温馨如诗的小站，一同从这里隐退直至消亡。

每每想到父亲，自然就会联想到早年间的那座车站小洋楼。原以为是日本人修建的，但后来感觉是俄罗斯风格。我一直想查一下关于这个小站的建筑资料，但是，却没有查到任何记载。可能是因为它太小了，小得微不足道，与沿线的那些个显赫的大站无法相比。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站，却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无法取代。特别是楼顶上矗立的那个尖顶构成的空间韵味，一直缠绕不绝。尤其到了冬天，那上面披挂着白雪，陡添了一种圣洁感，为它的游子们带来了多少的期盼与憧憬。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候车室。那时的候车室是跟售票室是在一起的。里面有点窄，但因为窄，才显出了一种家的气氛。熟悉的人在这里见面，总会亲热地打招呼。那时人际关系简单，不会撞见了装作没看见。再说，这么窄小的空间，想装作看不见都是不可能的。

候车室并不宽敞，几个长条木椅就占满了。里面有两个售票的小窗口，并列在一起。窗台全是木制的，很厚的板子，上面刷着淡绿色的油漆，伸手递钱时，台面被摩擦得光滑，有着肌肤之感。由于进出的人不多，这么小的候车室也足够用了。

买完票，转过身就到了检票口。要乘车，就得到栏杆处排队等候。那个栏杆是方木的，很厚的正方形，围成一个小小的通道。这种正方形的木围栏，很矮，一偏腿就能坐在上面。天棚很高，梁柱也是这种方木构成的，刷着淡绿色。窗户也是木制的，也是淡绿色的，有种清爽感。墙体很厚，飘窗式的窗台很宽，也是厚木板的。插销是那种很长的铁制的，拉动时，如同拉枪栓，只是有点滞涩。这么厚重的墙体，到了冬天西北风是打不透的，而到了夏天，骄阳再炙热，也是透不进来的，因此，这里有着冬暖夏凉的优势。

这种洋式小站，从旅顺口，到金州，再到熊岳，沿途差不多都是一个风格。即使沈阳站，也是相差无几，只是比我们家乡的小站高大威武一些。

然而，这么好的家乡小站楼，像被一股风刮跑了，连点影儿都不曾留下。这个小站的拆掉，给我带来了永远的遗憾，还有无法言说的痛楚。

其实，遗憾痛悔的事情还有很多，一想到父亲，就会伴随而来。说到底，都是因为对父亲的疏忽。

我对父亲太疏忽了，他弥留之际，我守在他的病床旁，竟头一次那么细致地观察父亲。他的脸色呈现蜡的质感，他的手背上挂着一节吊针的针头与软管，被胶布一道道粘贴着。他右手中指的指甲怎么變成了灰指甲？他从什么时候得了灰指甲？我怎么从未注意过他的指甲？

灰指甲很厚，指盖早已变形，像郁积了几十年的辛酸与委屈。但父亲太能忍了，从未吭气过。

父亲的病床边立着一根拐棍，这是母亲让我给父亲买的。就这么一件区区小事，却为父亲带来了极大的满足感。每次出门散步时，他就会给人家说，这根拐棍是俺老儿子从广州那边买回来的。

病床上的父亲再也用不到这根拐棍了。看着这根孤零零的拐棍立在那里，有种忧伤突然袭上心头。

那是我最痛苦最绝望的日子。快到中秋了，眼见月亮圆融之时，父亲的病却已无望。父亲熬过了中秋，也熬过了十一，却没能熬过他的生日。

那天早晨，父亲是殡仪馆第一个被火化的，也就是说他是第一缕青烟。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瞬间天空出现的奇观：在青烟扶摇直上时，天空两端同时出现了太阳和月亮，此乃日月同辉。父亲是个普通人，他有着极其平凡的人生，在他的灵魂飞升天际时，却会有这样的奇观。

我每次去给父亲上坟时，总要带两份供品，因为父亲一定会让我先祭奶奶，然后再管他。

十周年了，父亲的坟没有多大变化，水泥结构连荒草都无法生长。山风很大，守墓人三令五申不许烧纸，只能点燃香烛。在这些程序进行时，我把一本新出的书带来了，我在扉页上给父亲写信，不想一下子就写了满满当当，实在没地方写了，才作罢。山上不让烧纸，我们带来的纸都要拿到山下专门烧纸的地方去焚烧。哥姐买来了很多纸，叔叔和芳姐他们也从大连带来好多纸。在他们看来纸就是钱，越多越好。当所有纸烧成一堆大火球时，我把写了字的书投进火堆里，我想，父亲一定能够收到，他也一定会从字里行间看到他儿子对他的愧疚。

当纸灰随风飘散时，我抬头望天。蓝天白云中，隐隐约约看到一架飞机从云层边上一掠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