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沿海省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协调度分析

张换伟，孙才志

(辽宁师范大学 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029)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数量与规模的快速扩张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征[1]。海洋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新形态，也实现了较快的发展。2000—2010年间我国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5.34%，2011—2018年我国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实现了翻一番，至2018年底达到8.34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3%，海洋经济正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然而在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其发展质量却被忽视，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割裂，导致海洋资源与能源开发与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间的矛盾愈加尖锐。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质量第一”、“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表明新时期下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模式应由数量维向质量转变，在多年的海洋经济规模快速扩张之后更要注重海洋经济的增长质量[2]。因此，研究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增长质量与速度的演进状态，厘清两者的发展关系，有助于在新常态下全面把握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状态。

国外有关海洋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洋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海洋经济发展状况、海岸带综合管理等方面。Turek J G分析探讨了海洋科学技术在海洋生态渔业恢复方面的积极作用[3]；Colgan C S等强调了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的重要影响[4]；C.Guedes Soares等概述了海洋科学技术和海洋运输的最新发展状况及其基本领域[5]；Cicin-Saina B等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整合阐释了对海洋自然保护区实行综合管理的意义[6]。国内也对海洋经济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张莉对海洋经济理论概念进行了完善[7]；伍业锋分析了海洋经济发展的内外在约束，提出了海洋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8]；殷克东等对我国沿海地区的海洋经济发展实力进行了定量研究[9]；覃雄合等定量评价了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状况[10]；孙才志等[11]、王泽宇等[12]、王波等[13]分别研究了海洋科技、海洋资源、海洋产业与海洋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

新世纪以来，对于发展质量的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关注热点，并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城市化发展质量等领域[14-16]，但经济增长质量至今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在高质量发展内涵界定方面，郭庆旺等认为高质量发展应包括高效益、可持续、新动能三方面[17]；李佐军认为发展目的、发展主体和动力支撑应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意，且经济发展质量高低的原因在于动力支撑[18]。在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方面，郭湖斌等从经济规模、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三方面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了评价[19]；冯梅等从质量、效率、动力、社会资源利用等四维指标分析了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20]；钞小静等借助主成分分析法定量测评了我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增长的质量状况[21]。在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方面，钟华从海洋经济特点出发构建适用于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体系[22]；王泽宇等以新常态下为背景对中国沿海11省市海洋经济质量与规模的协调性进行评价[12]；李博等认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海洋经济规模到达一定规模后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人海系统动态平衡的结果，并据此对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评价[23]。虽然有较多学者对海洋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但是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

综合以上研究，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等领域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增长效率、动力支撑、环境生态、发展可持续性等被普遍认为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应有内容，而对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较少，目前处在初期探索阶段。此外，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和速度作为海洋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发展内容，是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反映，统筹海洋经济总量与质量的提升，需要统筹协调海洋经济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不能将两者割裂，注重发展速度而忽视增长质量，也不能简单得将两者等同归一。本文基于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理论的理解，构建更加全面的反映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指标体系，借鉴城市化发展质量相关研究思路[24]，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准确研判我国沿海省区11省市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增长速度的协调关系，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经济增长质量理论和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研究成果，在遵循指标选取的科学性、整体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基于上文对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界定，选取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经济动力支撑、海洋社会福利、海洋经济发展潜力4个方面共32个指标，构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海洋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注：“※”表示指标为负指标；社会负担系数=(14岁及以下人口数+65岁及以上人口数)/(15—64岁人口数)。

①海洋经济发展包括海洋经济规模、海洋经济结构、海洋经济效率，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物质基础。②海洋经济动力支撑反映的是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旧动力转换情况，包括资源利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③海洋社会福利是海洋经济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善，不仅包括生活质量、环境生态的改善，还包括反映公共服务能力的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发展等方面内容。④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反映的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包括海洋经济、社会、海洋环境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1.2 研究方法

主客观综合赋权法:层次分析法(AHP)是一种将复杂问题决策过程数量化、模型化的决策过程，是一种典型的主观赋权法；熵值法(EVM)是一种通过原始数据之间的关系确定各指标权重的客观赋权法。本文借用最小二乘法评估模型综合主客观赋权法，确定各数据指标Xij的综合权重wij，具体计算步骤参考相关文献[25]。

海洋经济各维增长质量Q的评价模型，计算以式如下:

(1)

式中，Wij为综合权重；Xij为沿海某省市评价指标原始数据的标准化值。

协调发展度模型: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协调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2)

式中，C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的协调度；K为调节系数，本文取K=2[26]；G(X)、G(Y)分别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和海洋经济增长速度的计算结果。

由于两者之间的整体“功效”与“协同效应”很难通过耦合度反映[27]，因此引入协调发展度模型，以进一步解释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的协调发展程度。

(3)

式中，H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的协调发展度；T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的评价指数，T=0.5×(G(X)+G(Y))[28]。

耦合协调度H与G(X)、G(Y)的关系：G(Y)、G(X)的值越大，差异越小，则H值越大，表明G(X)和G(Y)的耦合协调关系好，G(X)和G(Y)值的大小对耦合协调度H的数值大小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

1.3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我国沿海省区11省市，数据取自2001—2016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相关的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考虑到指标数据的连续性和准确性，对数据进行了适当修正。

2 结果及分析

2.1 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分析

将数据标准化处理后利用公式(1)计算得出2000—2015年我国沿海省区11省市的经济发展、动力支撑、社会福利、发展潜力4个维度的得分，由于四维度重要性相同，所以用4个维度最后的平均值作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最终得分(表2)。

表2 沿海省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评价值

由表2可知，相比2000年，我国沿海省区11省市2015年的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得分均实现了较快增长，其中广东省由2000年的0.197升至0.631增量最大，海南省的增量最小。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整体得分仍偏低，说明实现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从图1可见,2000—2008年间我国海洋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北部、东部和南部三大海洋经济圈总体增速参差不齐；2008年以来增速整体回落且趋于平稳，一方面说明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增速放缓，另一方面则表明自2010年提出“陆海统筹”战略以来，我国海洋经济在平稳中不断发展。

同时，为了消除海洋经济负增长影响以及增加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得分与海洋经济增速的对比性，本文将我国沿海省区11省市海洋经济增长速度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其控制在0.1—1区间(图1)。

图1 中国沿海省区海洋经济增长速度

2.2 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协调度

根据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和速度的测度结果和公式(2)、公式(3)，计算出我国沿海省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和增速的协调发展度(表3)。

2.3 耦合协调水平的时间演变分析

从表3可知，我国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2012年以来上升趋势明显，说明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十八大提出“海洋强国”战略以来，我国海洋建设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果。就北部海洋经济圈而言，2000—2015年，山东省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协调发展度变化最大，由2000年的0.214提升至2015年的0.472，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也由2000年的0.161提升至2015年的0.501，主要原因在于省内积极推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建设；河北省两者协调发展水平增长缓慢，由2000年的0.264提升至2015年的0.324；天津市和辽宁省的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协调发展度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分别由2000年的0.357、0.363下降至2015年的0.335、0.301。但天津市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则由2000年的0.131提升至0.382，辽宁省由2000年的0.149提升至2015年的0.356，说明两地的海洋经济建设仍然取得较好的成绩，两者的协调度下降的原因主要是2015年天津市和辽宁省的海洋生产总值出现了负增长，同比分别下降了2.16%、9.9%。

表3 中国沿海省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协调度评价值

东部海洋经济圈中，上海市和浙江省两个省市的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协调水平保持着较好的提升态势，分别从2000年的0.300、0.330上升至2015年的0.472、0.484，16年间两地区的协调度变化值分别为0.172、0.154；江苏省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协调水平由2000年的0.184提升至0.401，虽然协调水平较低，但是协调度变化值也达到了0.217。浙江省、江苏省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注重开发利用潮汐能、潮流能等海洋清洁能源；上海市作为我国金融、贸易与航运中心，在海洋科技教育、航运金融等领域优势显著。以上都为东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协调水平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南部海洋经济圈中，广东省的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协调水平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平，由2000年的0.364上升至2015年的0.549，这跟该省实施“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战略，注重优化升级海洋经济结构密切相关，这也在表2广东省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动力支撑得分由2000年的0.257升至0.560全国最高得以体现；福建省由2000年的0.335提升至2015年的0.536，协调度变化值达到0.201；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分别由2000年的0.333、0.414提升至0.424、0.342。此外，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由2000年的0.080、0.134提升至0.20、0.21，说明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的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协调度处在全国较高水平的主要原因是，两省区的海洋经济增速较快，这与两省海域辽阔、积极开发海洋资源是密不可分的。

2.4 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演变分析

根据2015年沿海省区的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协调度以及海洋经济增长质量评价值，对各省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类型进行分类。从表3可以看出，沿海省区的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协调度均位于0.3—0.6区间，为区分我国沿海省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类型的空间差异性，借鉴已有耦合协调度的等级评价标准[29]，将0.3—0.6区间划分为高度协调(0.5≤H<0.6)、中度协调(0.4≤H<0.5)、低度协调(0.3≤H<0.4)。为进一步区分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和增速的作用关系，根据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得分与海洋经济增速的大小关系，将协调度高于0.4的省区进一步细分为质量型(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得分>海洋经济增速)和速度型(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得分<海洋经济增速)，将协调度低于0.4的地区划分为质量滞后型(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得分<海洋经济增速)和速度滞后型(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得分>海洋经济增速)。具体分类情况如图2所示。

图2 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类型

质量型高、中度协调类：广东省是研究区内属于质量型高度协调类的唯一省份。广东省作为全国范围内海洋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在海洋资源开发、海洋产业结构、海洋创新能力等方面有着独特优势。但近年来由于遭受世界经济下滑影响，该省海洋经济增速与海洋经济规模与增长质量逐渐分离，海洋经济发展中变现出来的新常态特征不断明显。因此，未来广东省的海洋经济发展应注重优化沿海开放空间格局，建设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培育新的海洋经济增长点。

质量型中度协调类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4个省区。上海市在港口资源、金融贸易等方面优势明显，但由于海洋资源禀赋相比东部海洋经济圈其他省份较差，加上近年来海洋经济增速有所回落，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协调度较低。就全国而言，上海市仍处于较高水平。因此，上海市应突出海洋科技创新驱动发展能力，开发利用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建立包括航运物流、航运金融等在内的涉海服务业集群，构建与上海全球城市定位相适应的海洋发展体系。江苏省与浙江省作为东部海洋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资源丰富且海洋经济规模相近，两省在发展海洋经济过程中应注重提高近海海域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水平，向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高度协调类发展。但在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动力支撑得分方面，两省差异巨大，未来江苏省应注重发展现代海洋产业，提升海洋产业的附加值。山东省自推动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以来，海洋经济发展成果显著，除海洋经济动力支撑外，该省的海洋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得分均处在较高水平。未来山东省应深化海洋产业结构改革，培育发展包括海洋生物医药、涉海金融业、海洋旅游业等海洋战略新兴产业，加快陆海统筹进程，以实现海陆经济协调发展。

速度型高、中度协调类：属于速度型高度协调类的是福建省。福建省海洋经济近年来总体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态势，在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社会福利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海洋经济动力支撑和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得分较低，与同处南部海洋经济圈的广东省相比，2015年福建省的海洋经济规模还不到其一半，说明福建省在保持良好海洋经济增长态势的同时，应更加注重提升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未来福建省应加大海洋科技投入，通过建设“海峡硅谷”等举措发展海洋科技，促进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并积极融入“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创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海洋文化品牌，以实现福建海洋经济的提质增效。

属于速度型中度协调类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201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经济动力支撑、海洋社会福利和海洋经济发展潜力的得分均偏低，说明其处于中度协调类的主要原因在于海洋经济增速明显。自2008年以来，广西海洋经济保持着快速稳定增长的态势，这主要得益于北部湾经济区的建设，以及在广西海洋经济基础薄弱情况下，对外开放与海洋资源开发带来的“追赶效应”。从广西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可以看出，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经济动力支撑是得分最低的两项，说明扩大海洋经济规模仍是广西当下最紧要的任务。未来广西应凭借自身的海洋资源、地理区位和政策优势，加快发展现代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文化旅游业，积极预防、治理海洋环境污染，大力发展蓝色海洋经济。

速度滞后型低度协调类：属于速度滞后型低度协调类的是天津市。天津市在发展海洋经济过程中，注重发挥自身科技优势，大力发展海洋新兴产业，其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经济动力支撑、社会福利与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得分均衡且在北部海洋经济圈中处于较高水平。观察天津市近年的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的协调度发现，自2010年来天津市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的协调水平基本保持在0.4左右，说明天津市自2010年开始推动实施的“科技兴海”战略取得了良好成效，同时表明天津市正处在由低度协调向中度协调的过渡阶段。结合天津市的海洋经济增长质量评价值可以发现，2015年天津市的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协调水平较低，最主要原因是该市2015年的海洋经济出现了负增长，短期内的经济下行压力对海洋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因此，天津市应注重淘汰落后产能，培育发展海洋产业新动能，提高抵御外部市场冲击能力；依托海洋科技创新优势，提高了海洋科技经费投入产出效率，发挥海洋科技创新对天津市海洋经济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质量滞后型低度协调类：质量滞后型低度协调类包括河北省、辽宁省和海南省。河北省在发展海洋经济过程在借助自身的港口区位优势，积极承接京津地区产业转移，使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协调度自2010年来一直保持在0.3水平上。但是海洋经济动力支撑和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得分较低，表明加快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善海洋生态环境是河北省未来发展海洋经济的重点。辽宁省的海洋社会福利和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得分较高，说明该省的海洋经济发展较好地惠及了人民群众，海洋经济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未来辽宁省在扩大海洋经济规模的同时，更应注重发展海洋高端装备制造业、远洋捕捞、深海养殖等现代海洋产业。海南省2015年的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协调度处于较低的水平，海洋经济动力支撑和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得分更是严重制约了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因此，海南省应积极推动发展现代热带农业，促进海洋文化与海洋旅游融合发展应是未来海南海洋经济发展的重点。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伴随着海洋经济增长过程，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是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反映。在理想状态下，我们期望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与海洋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完全一致，在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同时保持海洋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态势，即两者极度协调。但是在海洋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两者究竟呈现何种演进状态？本文从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内涵出发，构建了包括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经济动力支撑、海洋社会福利、海洋经济发展潜力4个方面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最小二乘法决策模型下的主客观综合赋权法对2000—2015年间我国沿海地区的海洋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沿海省区的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协调水平进行了评价，划分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类型，主要结论如下：

由时间维度来看，2000年我国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协调度较低，但均高于同期各省区的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得分，表明这一时期我国海洋经济发展“重速度轻质量”。到2015年，属于中高度协调类的地区大幅增加，我国各沿海省区的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的协调水平大多高于同期各省区的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得分，说明海洋经济增速的影响程度大于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增长之路任重道远。

由空间维度来看，我国沿海省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协调水平的地域差异较大，其中北部海洋经济圈除山东省基本偏低以外，东部与南部整体较高，空间格局总体呈现出南高北低，东部由中度协调向高度协调过渡的特征，表明东部海洋经济圈发展外向型海洋经济优势开始凸显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本文将我国沿海省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协调水平划分为高度协调、中度协调与低度协调3种，并结合两者大小关系，进一步细分为质量型与速度型、质量滞后型与速度滞后型等6种。质量型高度协调类包括广东省，加快供给侧结构改革，培育壮大海洋经济新增长点是未来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的重点；速度型高中度协调类分别包括福建省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经济增速较快是该类型最明显的特征，产业结构与发展潜力得分较低成为其进一步提升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阻碍；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与上海市属于质量型中度协调类，该类型在海洋经济外向型较高，海洋产业资本与海洋人才科技等对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带动作用显著；速度滞后型低度协调包括天津市，该类型具备一定海洋经济基础，淘汰过剩产能以培育发展海洋产业新动能，实现海洋经济稳定增长是未来海洋经济发展的重点；质量滞后型低度协调类包括河北省、辽宁省与海南省，该类型海洋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且海洋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因此在加强海洋经济生态问题预防与治理的同时统筹海洋经济量与质的提升是其未来海洋经济发展的重点。

4.2 讨论

当前我国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整体偏低，而海洋经济动力支撑得分较低是其主要原因，说明在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的阶段下，海洋经济正处于产业结构深刻转型中，这也印证了李佐军先生提出的动力支撑是区域经济发展质量高低原因这一论点。

本文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为政府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但也应看到，构建的指标体系中仍存在不足之处，如缺少反映海洋政策制度创新、海洋经济市场化程度等方面的具体指标。在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测度的基础上，寻求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基本路径与发展机制，应是后续研究需要深入探讨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