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斗士
——伍连德

余 暇

东北鼠疫爆发

1910年10月25日，东北满洲里的一家客栈，一名客人突然暴死。死者生前症状初起时只是发烧咳嗽，与一般感冒的症状差不多。然而，此病症发展很快，病人先是吐血，继而出现呼吸窘迫，前后不过三五日就死了。死者浑身皮肤呈黑紫色，其状非常恐怖。这是史料记载的第1例东北鼠疫病例。

1910年11月6日，与满洲里相隔千里的哈尔滨，有一位铁路工人突然高烧不退，并于两天后死亡。这名工人被确诊死于鼠疫。哈尔滨就此成为第一个确定为被鼠疫感染的东北大城市。

随后，鼠疫疫情大暴发，迅速席卷整个东北。1910年12月初，哈尔滨报告的每日死亡人数达到100多人，哈尔滨宣告沦陷。1911年1月初，长春沦陷。1911年1月中期，沈阳沦陷。整个东三省人心惶惶。

伍连德

在短短的3个月内，疫情沿着东北发达的铁路线周边迅速蔓延扩散。因鼠疫死亡的人数达到了1万多人，很多家庭被灭门。东三省总督锡良紧急向朝廷奏报，称东北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

百年前的哈尔滨，经济发达，城市繁华，是东三省的经济和政治中心，有19个国家在这里设立领事馆，拥有来自33个国家的16万侨民。中国东北暴发鼠疫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恐慌。各国外交使团也开始以保护侨民生命安全为由，频频对清政府施加各种压力。而一直在觊觎和争夺东三省主导权的俄国和日本，则借机分别要求清政府赋予他们“完全的东北防疫的权力”。

面对突然暴发且来势汹汹的疫情以及来自国内外各方面的巨大压力，清廷非常紧张。而且时近年关，很多闯关东的人要返乡过年，一旦鼠疫越过山海关，近在咫尺的北京随时会沦陷，甚至整个中国都有沦陷的可能。而当时的清政府并无专设的防疫机构。迫于形势紧急，清廷接受了外务部右丞相施肇基的自荐，于1910年12月任命施肇基为“防疫大臣”，同时任命由施肇基推荐的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伍连德博士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

福州女婿伍连德

伍连德，字星联，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马来亚北部的槟榔屿，其父母都是马来亚华侨。伍连德7岁进入英国人开办的十年制“槟榔屿公学”学习。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于1896年17岁时获得女王奖学金赴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学习，1899年获医学学士学位。同年，伍连德考取英国圣玛丽医院奖学金，在圣玛丽医院实习和从事研究工作。1902年，伍连德先后在英国利物浦热带病研究所研究疟疾，在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和法国巴斯德研究院研究细菌学。1903年，伍连德以破伤风方面的研究论文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903年，伍连德学成返回马来亚，在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从事热带病研究。1904年，伍连德回到槟榔屿开设了一家私人诊所。伍连德在吉隆坡结识了马来亚著名医师林文庆。林文庆将伍连德介绍给了自己的岳父——福州名士黄乃裳。

林文庆出生于1869年，比伍连德年长10岁，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其西医学养深厚，又通晓中医的辨证施治，曾获英皇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名誉院士学位。林文庆的夫人黄端琼系黄乃裳之长女，两人于1896年结为连理。

伍连德和夫人黄淑琼

爱国华侨黄乃裳系老同盟会员，是虔诚的基督教徒。1899年9月，黄乃裳举家迁到新加坡（星洲）。1900年4月，在女婿林文庆的帮助下，创建了诗巫“新福州”垦区。早先的诗巫只是一个名叫马兰瑙的小村庄，由于黄乃裳带领中国福州移民的到来，促使诗巫有了很大的发展。

黄乃裳很欣赏伍连德，将次女黄淑琼许配给他。1905年，伍连德与黄淑琼结为伉俪，其时，伍连德26岁，黄淑琼23岁。黄淑琼自幼接受中英文双语教育，才貌俱佳。先是在天津，后来在北京，黄淑琼都给予伍连德很大的帮助。伍连德对夫人以及对福州充满了感情。他在自传中这样赞誉他的夫人：“（她）终其一生都是我最忠诚的伴侣，尽管一直体弱多病，但她竭力照管家庭，是一位可敬的贤妻良母，又是我在北京官场生涯的贤内助。”他还说过：“我和她一样喜爱福州，而且同她的父亲以及诸位至亲一起，访问过乡村地区和散布在群山中别具一格的寺庙。福州的美食，尤其是清蒸鱼总令我垂涎。而那里的妇女，不论是受过教育者还是农妇，都显得那样妩媚与温柔。福州方言是我没有掌握的少数语言之一。”

黄乃裳在垦荒创业的初期遇到过很多困难，得到过两个女婿很多帮助。伍连德帮助岳父，在诗巫建立了垦区卫生防疫所，帮助移民搞好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许多热带常见的传染病从源头上得到控制。伍连德在工作中表现出的组织能力和敬业吃苦的精神令黄乃裳印象深刻。黄乃裳认为佳婿不应该局限于槟榔屿的小诊所和诗巫新福州这片小天地，他应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黄乃裳通过同乡好友严复，将伍连德推荐给了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1907年，伍连德接受袁世凯的聘请，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职）。

1910年，东北鼠疫爆发，伍连德临危受命，出任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一职。他带着自己的一名学生（助手）和一台英国制造的显微镜，经北京赶往哈尔滨。

鼠疫肆虐的哈尔滨

鼠疫在欧洲也称为“黑死病”，从1348年到1351年，3年之间，鼠疫横扫整个欧洲，致欧洲总人口数减少了1/4。欧洲鼠疫在3年大暴发结束后，疫情有所减轻，但每隔10年又会卷土重来。如此往复，鼠疫前后肆虐欧洲将近4个世纪，一直到17世纪末才算真正有所缓解。由于危害之巨，鼠疫被世界各国公认为是天下“第一号传染病”。

1910年12月24日，伍连德和助手抵达哈尔滨。作为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伍连德对鼠疫等传染病有过深入的研究。然而，目睹哈尔滨鼠疫的惨状，内心仍然感受到巨大的冲击：宽大的街道上行人寥寥，因时值隆冬，土地冻结，装着死尸的棺材无法下葬，径直堆放在街头。

伍连德召集当地官员开会，听取汇报，了解情况。当地有数家西医诊所，他们手中掌握有少量鼠疫免疫血清，但这些西医首先是为其本国的侨民服务。而当鼠疫暴发之后，那些许免疫血清如杯水车薪，完全无法应对。全哈尔滨在政府登记的执业中医师仅有31名，但可怕的是，在短短的1个多月里，这31名中医，有17人死于鼠疫。

伍连德到来之前，东北当局曾经在西方医学专家的指导下，在东北三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灭鼠运动。他们根据欧洲黑死病的防疫经验认为：只要消灭了老鼠，就掐断了传染病的源头。他们不仅在城内设立了专门的捕鼠队，而且发动老百姓捕捉老鼠。每捉1只老鼠，无论死活，交给附近的巡警就可获得2枚铜币的奖励。仅奉天城内，就处置了80972只老鼠。然而，在被捕杀的老鼠中并没有发现鼠疫杆菌，而且东北鼠疫并没有因为大量杀灭老鼠而被抑制，其蔓延势头，随着年关的逼近愈发凶猛。

会后，伍连德即前往傅家甸做进一步的调查。傅家甸是这次疫情暴发的重灾区。经过锡良首肯，伍连德和助手秘密解剖了一具新近死亡的病人，从病死者的血管、心脏、肺叶等处提取标本。经过3天的细菌培养，他在显微镜下看到了鼠疫杆菌。当地官员和部分医生也应邀来到显微镜前观看，见证了伍连德博士的发现。

伍连德认为，老鼠是欧洲腺鼠疫的中间宿主，通过跳蚤叮咬的方式将鼠疫传给人类。而东北气温是零下几十度，到处冰天雪地，老鼠并不会到处活动，跳蚤也几乎被消杀殆尽。而且当时研究人员检验了那么多老鼠，却并没有发现鼠疫病菌。

其次，腺鼠疫是“接触传播”，只要防护得当，医护人员通常比较安全。而哈尔滨已经出现了医护人员感染。东北地区冬天门窗紧闭，密不透风，经常是一人感染，全家遭殃。而且病患临床表现的肺部感染症状非常明显。伍连德据此判断：东北鼠疫是一种可以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新型鼠疫。伍连德将其命名为“肺鼠疫”。

在傅家甸，伍连德追根溯源，在一个来自满洲里的俄国人制作皮毛的窝棚里，找到了东北鼠疫的疫源。东北的俄国人和本地人，都喜爱用貂皮制作衣饰。由于貂的数量太少，于是就有人用土拨鼠的皮毛来代替貂皮。伍连德在这个窝棚的土拨鼠皮毛上，检测到了大量的鼠疫杆菌。

在傅家甸，伍连德迅速制定了防治鼠疫的方案和具体的防疫隔离措施。首先利用医用消毒纱布制作了应急使用的“伍氏口罩”，要求参加防疫抗灾的所有人员都要佩戴口罩，做好自我防护工作。其次建立了简易的防疫站，保护好抗灾工作人员的安全。

伍氏口罩

外务部防疫大臣施肇基接到锡良和伍连德的联名电报，紧急上报朝廷。没想到伍连德的报告遭到了清廷特聘的外籍专家梅尼教授的强烈反对。法国人梅尼是当时欧洲著名的鼠疫专家。梅尼认为，一个31岁的黄种人前往疫区不过四五天，就妄想要推翻西方医学界数百年来的研究结果，公然说他发现了一种新型的“肺鼠疫”，简直就是“离经叛道”，不可容忍！

1911年1月2日，梅尼离京前往哈尔滨。梅尼非常傲慢地要求总督锡良即刻电请清廷：撤换伍连德，由梅尼来统管防疫事务。锡良以“先实地踏查再另行提议”婉拒梅尼。然而高傲的梅尼仍然坚持己见，并于1月5日下午，以欧洲鼠疫专家的身份，私访中东铁路医院。在进入传染病房诊察4名患者的时候，梅尼只穿戴了白色工作服、帽子和一双橡皮手套，没有佩戴口罩。当晚，梅尼还会见了数名欧洲友人，并前往当地几家著名百货商场购物。

1月8日，梅尼突然出现低热、头痛、寒战的情况，并在9日清晨出现咳嗽和痰涌。梅尼心知大事不好，入住中东铁路医院治疗。当天，梅尼的体温达到38.3摄氏度，痰液中检测出鼠疫杆菌。10日，注射抗鼠疫免疫血清，但病情仍在加重，体温达到39.4摄氏度，开始大量咯血，并失去意识。11日，梅尼去世，面呈黑紫色。此时，距他到哈尔滨不过9天，距他探访病人不过6天！

一位著名的欧洲鼠疫专家竟然死于东北鼠疫！梅尼教授之死，震惊了清廷上下，甚至震惊了整个世界！梅尼教授之死，是一个悲剧，但意外地为年轻的伍连德博士扫清了一切防疫抗灾的障碍。伍连德向政府提出的一切要求都被迅速批准，所采取的防疫隔离措施甚至获得了各外国使节的支持。整个东北的防疫隔离工作，从1911年1月11日这一天正式开始。

鼠疫斗士伍连德

根据伍连德先期上报的防疫方案，朝廷紧急调动大量人力物力支援东北。大批军警和被征召的关内医生被派往哈尔滨。同时，各地开始大规模生产制作“伍氏口罩”，源源不断地提供给疫区工作人员和百姓使用。

大车店改造的“疑似病院”

1911年1月13日，军队封锁山海关，任何人出入山海关都必须在军人的看守下停留观察5天，确认无恙之后，才可以放行，当时连太子太傅都被挡在了山海关之外。从1月14日至19日，东北境内的南满铁路与东清铁路陆续停止运行。1月21日，京津铁路全线停止运行。东北周边建立了三条军事防线，坚决阻挡和避免春节期间人口的四处流动。在严格的军事管制之下，鼠疫被控制在了东三省之内。

在傅家甸，伍连德采取了一系列防疫隔离措施：由东北总督锡良出面，向中东铁路主管借调了1300节货运车厢（内置取暖火炉），用来做临时隔离所；学校停课，将校舍、一批客栈和大车店改作“疑似病院”；利用大户人家或死绝户人家的院落，设置了数家简易医院，用来收治确诊的鼠疫病人。

同时伍连德将整个疫区划分为若干区域进行“网格化管理”。工作人员和当地百姓发给红、黄、蓝、白4种不同颜色的证章，不同颜色区域的人员不许跨区行动。每个区域都派出数名医生带领一批军警人员逐屋检查，发现病人立即送到新设立的医院集中治疗，其家属则被送往本区的隔离所隔离。傅家甸的隔离方法有章可循，且简捷易行，被锡良总督及时推广到东北各地参照执行。

客栈改造的“养病院”

接着，伍连德抽身巡察了傅家甸坟场。由于瘟疫肆虐，死者众多，加之天寒地冻，那些无法下葬的死尸和棺材，在坟场层层叠叠堆积成了蔓延数百米的山丘！伍连德再一次被眼前的场景所震惊！伍连德认为傅家甸坟场就是一座巨大的“鼠疫杆菌的天然冷藏柜”。一旦开春解冻，这个坟场会彻底毁了哈尔滨和东三省，甚至会毁掉整个中国！

伍连德当机立断，提出要立刻焚烧傅家甸坟场的所有尸体和棺材。但这一决定遭到了当地百姓甚至是地方官的一致反对。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死者应该入土为安。无奈之下，伍连德和锡良再次联名致电上奏朝廷，希望强行推行焚尸计划。身为朝廷“防疫大臣”的施肇基在朝廷内外力排众议，敦请摄政王府及时发出电报：“圣旨，准伍连德所奏。”

1911年1月30日，是辛亥年的大年初一。这天清晨，在傅家甸坟场，由伍连德亲自指挥监督，200名裹着白色防疫服的工人按照每100具尸体或棺材摆放成一堆的要求，一共堆起了22堆“尸山”。所有的尸堆都被泼上煤油并点燃。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中焚尸行动，大火足足烧了3天才熄灭。

在哈尔滨焚尸当天，东三省总督锡良电令要求各疫区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尸体。很快，东北的疫情就出现了转机。

1911年2月20日，各疫区死亡人数全部出现了下降。收到最新疫情报告的施肇基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朗声大笑：“苍天在上，中国有希望了。”

1911年3月1日，哈尔滨首次出现了零死亡！此时，距离伍连德首次抵达哈尔滨仅仅67天，距离清廷采纳伍连德建议，封锁山海关，仅仅过去了47天。而距离伍连德焚尸的大年初一，刚好1个月！3月2日，在一片欢呼声中，伍连德宣布解除对哈尔滨傅家甸的隔离。

从3月1日到3月底，整个东北，再也没有出现新的死亡报告。在这次疫情中，东北1400万人口，最终死亡6万多人，灾情最严重的傅家甸区域，死亡人数超过总人口的1/4。参与防疫工作的2943名工作人员，有297人殉职。

在4个月内，施肇基、锡良与伍连德密切配合，力挽狂澜，成功取得东北鼠疫抗灾的全面胜利，创造了世界防疫史上的奇迹。

伍连德博士在工作中

1911年4月3日至28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沈阳)召开，来自英、美、法等11个国家的34名医学界代表参加。外交部右丞相施肇基作为大清国特使出席，伍连德被大会推举出任会议主席。

伍连德在万国鼠疫研究会上的报告，获得与会专家的一致赞赏。他的关于“肺鼠疫”的研究成果被全世界所认可。伍连德战胜东北鼠疫的防疫方案，成为迄今为止全世界仍用来处理突发传染病事件的金科宝典。国际医学联盟授予伍连德“鼠疫斗士”称号。

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赞誉，伍连德并没有陶醉自满，他预测鼠疫在合适条件下还会再度暴发。为此，他辞去了高官厚禄，返回东北，在东北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卫生防疫机构，并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支防治鼠疫的专业队伍。1920年底，鼠疫果然卷土重来，伍连德再次成功将这一次的鼠疫灾难遏制在了东三省的北部地区，死亡人数仅1017人。更重要的是，在第二次东北鼠疫的抗灾过程中，伍连德带领他的防疫队伍，彻底消灭了鼠疫隐患。从1920年开始，东北再也没有暴发过鼠疫。同年，伍连德还应阎锡山的邀请，顺利消灭了发生在山西的鼠疫。

“国士无双”伍连德

伍连德不仅是“鼠疫斗士”，他还是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开拓者、中国近代防疫体系的奠基人、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研究的拓荒人。

伍连德前前后后主持兴办了20多所现代医学院校和医院，为中国培养了众多医学人才。伍连德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他创办的《中华医学杂志》至今仍然是我国医学界的权威刊物之一。伍连德是西医博士，而他与王吉民合作，用英文写成的《中国医史》成为早期介绍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文献。

竖立于哈尔滨医科大学校园里的伍连德塑像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伍连德离开祖国返回马来亚槟榔屿。在槟榔屿，伍连德开了一家小诊所，为家乡的百姓服务。晚年的伍连德花费7年的时间，用英文写成一部长篇自传，自取书名为：《鼠疫斗士——一个中国现代医生的自传》。伍连德的一生事业辉煌壮丽，桂冠无数，但他最喜欢的还是“鼠疫斗士”的称号。

1959年，伍连德自传由剑桥出版社出版。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在槟榔屿病逝，享年81岁。

1960年1月27日，《泰晤士报》写道：“伍连德是‘流行病的英勇斗士’，伍连德的逝世使医学界失去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毕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无以回报，我们将永远感激他。”

伍连德的文化遗产，我们至今还在享用。伍连德在东北抗击鼠疫时临时应急制作的棉纱口罩，被后人称作“伍氏口罩”。因其制作方式简单，成本低廉，很快在全国推广。“伍氏口罩”在我国医学界广泛使用了70多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逐渐被无纺布等其他材质制作的各式口罩所替代。伍连德还从防止传染病的角度出发，创制了旋转餐台，运用“公勺”“公筷”将餐桌上的汤菜盛到个人的碗碟里食用。正是他将西方分食传统与国人喜好围着圆桌共食的习俗完美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