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万人已殁，新冠能改变什么？

雷墨

站在2020年回望2019年，会感觉刚刚过去的那一年，“历史感”与时间间隔如此不匹配。

“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世界政治领域的“不老翁”亨利·基辛格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他认为，如何应对新冠危机，将“开启向后冠状病毒秩序转变的进程”。《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觉得当今世界需要一个新的纪年法，2020年即为“新冠元年”。事实上，“新冠危机之后，世界将大不同”，或许是最不需要专业知识的专业预测。

“新冠病毒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对人类展开猛烈的攻击。”危机过去后，世界政治会给人留下眩晕感，不只是因为我们正在迈入的这个世界会变得陌生，还因为它的“似曾相识”—朝着人们不希望看到的方向。这看似矛盾，实则不然。

虽然新冠危机以惨烈的方式，再次证明人类在同一条船上，但这次危机，不可能消除人类社会冲突性的政治文化，反而有可能加速竞争与对抗的趋势。

变 化

截至4月末，全球累计报告的新冠确诊病例早已突破300万，其中死亡病例达到20多万。

病毒传染范围如此之广、致死率如此之高，首先造成的心理震撼，即是人们对传染病认知的变化。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西蒙·约翰逊的说法，新冠危机让人们意识到，在与传染病的较量中，人类获得的“优势”很脆弱，久远历史里传染病导致的“大规模随机死亡”现象，并没有远离人类社会。

在《欢迎来到后病毒世界》一文中，西蒙·约翰逊写道：“人类的大多数历史里，传染病都是一个持续的威胁，与传染病的斗争可谓人类文明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19世紀中期以来，科学的进步使得人类在这场斗争中逐渐取得优势地位，并潜移默化地将之转变为优势心理。比如，人类彻底战胜了霍乱、天花、麻疹等顽固病毒，成功把非典、中东呼吸综合征等恶性传染病“摁住”。

“我怎么感谢都不为过，他们救了我一命。”这是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4月12日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后说的一句话。作为迄今唯一一位因感染新冠病毒而进入重症监护室的大国领导人，他的这段经历既有警示意义，又极具象征意义。约翰逊与死神擦肩而过，避免了“随机死亡”的悲剧，但并没有免于“随机中招”。传统印象中，传染病都是与身居高位的达官显贵较远，离普通百姓更近。新冠危机改变了这一切，这不可能不反映到政治中。

新冠危机之后，专业、科学的权威性将回归到决策中。人类科技的发展，并不必然导向政治上的科学决策。在政府决策中，客观的科学判断往往受制于主观的政治盘算。在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瑞尼尔·格伦德曼看来，基于科学的政治决策并非常态，“现实中，政治人物决策上的科学论述是为了给政治行为背书”。新冠危机的警示是，决策是否基于科学，不只是对错问题，还决定人的生死。

贫富悬殊不只是财富分配问题，还是一个生死概率分配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社会的民粹情绪只会更强，无论是经济平等诉求还是在移民上的排外冲动。

近年来崛起的民粹主义有很多维度，其中一个是“反智”。这一点在西方社会体现得尤为明显。特朗普不仅有“病菌恐惧症”，他长期以来还是疫苗功效质疑者。英国的公共卫生专家海蒂·拉尔森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欧美国家疫苗接种率大幅下滑的现象，重要原因是对疫苗有效性的质疑。新冠危机不仅会明显弱化这种质疑，还可能使“科学”成为极化政治中最少争议的领域，至少是之一。

弗里德曼写道：“将帮助我们渡过这场危机的是我们深层政府、大政府里专业的人才，以及他们无私的奉献。这些人是科学家、医疗专业人员、救灾专家、环境专家—都是特朗普试图‘剔除的人。现在，我支持大政府和大医药来拯救我们。”

危机现实切换成政治趋势，只是时间问题。大政府的回归，不会只是“美国现象”。“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它本身就是问题”，里根的这句名言，在世界上不会再有多大市场。民粹主义“摧毁建制”的动能，不会烟消云散，但在某些领域肯定会明显减弱。

从世界范围来看，如果说“回归大政府”对某些国家来说是如何跟上政治趋势的问题，对某些国家来说则是无解的政治难题。原因不难理解，政府财力多寡决定了一切。

新冠危机后的机构改革方面，西方国家不会把大政府变成大药房，但肯定会加大对医疗系统的资金和政策投入。财力稍微雄厚的发展中国家，也勉强能跟得上“大政府”的步伐。但对于那些经济欠发达、政府可动用的资源本已捉襟见肘的国家来说，大幅投入几乎是“镜花水月”—这样的局面可能导致更多“失败国家”。

催 化

除了变化，还有催化。世界政治此前已经出现的变化苗头，在新冠危机的作用下可能呈激变之势。西方政治的民粹化出现在新冠危机之前，这次危机之后，西方民粹主义在某些领域会有所收敛，但在有的领域将更加凸显。

以加大医疗系统投入为例，一旦投入进入政策领域，就不再只是政策问题，而是政治博弈。新冠危机在欧美造成了“随机中招”的事实，但事实的另一面是，贫富社区的感染率、死亡率差异明显。这让人们感觉到，贫富悬殊不只是财富分配问题，还是一个生死概率分配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社会的民粹情绪只会更强，无论是经济平等诉求还是在移民上的排外冲动。

新冠危机的这种催化作用，是单纯的经济危机没法比的，而且在影响层面上涵盖政治理念、治理体系、经济运行、对外关系等几乎所有领域。容纳更强的变革诉求，会加大西方政治体系内部的张力。这样一来，西方社会经历新冠危机之后，政治上会否出现“新冠民粹”浪潮？

与民粹主义崛起类似，主权国家意识的增强，也并非近年来的新现象。特朗普政府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及“主权”27次，其前任政府的同类报告仅提及两三次。法国总统马克龙阐述政治理念，也常把“主权”挂在嘴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应对，是战疫的主要战线，国际协调与合作沦为绝对的配角。作为以让渡部分主权构建的最成功的超国家行为体，欧盟没有证明其强于主权国家的优势。“超主权”意识将因新冠危机而遭到侵蚀。

新冠危机如同一个放大器，放大了世界政治中的模式差异。在疫情期间，不同政治体制、文明体系的应对方式存在明显不同。东亚国家“个人服从集体”的整齐划一，与西方国家纠结于个人权利，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战疫的显性特征是集中领导、广泛动员、社会控制，美国的战疫彰显着联邦与州政府的分权，当然还有分歧。疫情结束后，有政党可能会付出政治代价，但不可能出现政治体制崩盘的现象。更可能的情况是，新冠危机催生出各自的“模式自信”。用美国学者丹尼·罗德里克的话说，新冠危机把各国政治变成了“强化版的自我”。

二战以来，还没有哪次国际危机像新冠危机这样，冲击几乎所有的西方核心国家。对于西方人来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危機感，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超冷战。对“西方主导”式微的担忧，将因新冠危机而得到强化。德国前外长西格玛·加布里尔近日撰文称，不是美国或者欧洲，而是中国，向最需要援助的意大利、西班牙或非洲提供援助，“很少能如此清晰地看见，中国是如何取代西方主导角色的”。

中国的“取代”言之过早，但西方主导者美国的退缩是不争的事实，正如美国智库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所说，“事实上，在疫情蔓延之前，美国就开始从国际领导角色中逐渐抽身。这一趋势因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而加快”。6年前的2014年，奥巴马政府还动员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十几个国家，共同抗击非洲的埃博拉疫情。6年后，特朗普政府却怒气冲冲地对世卫组织“断供”。美国角色之变，给人恍如隔世之感。

二战以来，还没有哪次国际危机像新冠危机这样，冲击几乎所有的西方核心国家。对于西方人来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危机感，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超冷战。

美国在领导国际防疫方面退缩的同时，却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上加码。新冠危机没有成为中美合作的契机，反而凸显了战略竞争的态势。而且，按照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的说法，中美关系因疫情外交而陷入了某种难解的僵局。“华盛顿的许多人要求中国政府承担责任。中国现在试图把自身塑造为应对全球疫情的成功典范，并利用这一时机扩大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而这些行为只会使美国增加敌意。”

经济问题政治化，是近年来民粹主义崛起的一个副产品，主要体现为“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的理念。疫情期间，科技发达的西方国家，普遍因缺少“技术含量并不高”的口罩、呼吸机而恐慌。毫无疑问，这客观上会助推西方“再工业化”的浪潮。至少在某些领域，市场之手将让位于国家之手。世界经贸版图的变化，将更多地嵌入国家意志。新冠危机已经盖棺论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黄金时期已经结束。

演 化

英国牛津大学的历史学者马克·哈里森，通过研究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大流行历史，得出了“瘟疫造就现代国家”的观点。

他研究发现，黑死病大流行让统治精英意识到，为被统治者提供“瘟疫防控”这样的公共产品，对维持统治至关重要。从人类政治发展进程来看，这是“责任政府”的先导。现代民族国家首先诞生于欧洲，除了文艺复兴、战争、工业革命等因素，瘟疫也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从国际层面看，瘟疫防控的需要也是国家间合作的先导。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学者托马斯·伯利基，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指出，传染性疾病是民族国家认识到的无法单独解决的首个国际问题。他提到了这样一段历史：在法国召集下，1851年首次“国际卫生大会”（主要参与方是欧洲国家）制定了“疫期隔离国际规则”，以应对霍乱、天花、黄热病等传染病流行。

截至1938年，“国际卫生大会”总共召开了14次，参与国也扩大到美洲、亚洲等地区的国家。更为关键的是，这些会议以及其他与瘟疫防控相关的国际倡议、条约，某种程度上成了其他领域国际合作、国际组织的孵化器。1948年成立的世界卫生组织，就是以当时的“国际卫生大会”为蓝本。

如果以百年为衡量的历史维度，那么无论是对国家政治还是对国际政治，瘟疫都起到了某种催化作用。而且，瘟疫的催化作用带有明显的“政治进步”指向。但如果以10年、20年为时间单位，就很难看出瘟疫的催化作用，在政治上是导向进步还是返祖。

正如美国学者史蒂芬·沃尔特所说，瘟疫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政治冲突性的特征。1918年开始的西班牙大流感，制造了迄今为止最为惨烈的人类悲剧，但并没有阻止人类迈向二战的悲剧。二战结束后，世界持续数十年的相对和平、不断深化的国际合作，很难说与那场瘟疫有多大直接关系。

新冠危机之后，世界政治的冲突性可能会更加凸显。中国还是疫情重灾区时，西方舆论猜测，那是否会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引发社会和政治动荡。美国成为疫情震中时，美国战略界惊呼，新冠危机可能是美国的“苏伊士时刻”（压倒大英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美国彻底丧失世界领导地位。这些都是新冠危机演化出的“冲突性”视角。理查德·哈斯认为，这些特征在新冠危机后的世界可能会更加突出。

但另一方面，新冠危机又会助推国际合作的意愿。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近日撰文称，新冠肺炎疫情证实了“全球社会”的存在。她认为，邻居的安康事关自身利益，团结是新型自利，拆毁国际组织势必付出代价。《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认为，即使在中世纪，传染病也能迅速蔓延，那可比全球化时代早多了。“因此，即使你把全球联系减少到1348年的英国水平，也不足以阻隔病毒。如果真想通过隔离来保护自己，倒退回中世纪都没用，你得倒退回石器时代。你真能做到吗？”

中国还是疫情重灾区时，西方舆论猜测，那是否会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引发社会和政治动荡。美国成为疫情震中时，美国战略界惊呼，新冠危机可能是美国的“苏伊士时刻”。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新冠肺炎疫情都是一场全球性危机，所以很容易作出“历史转折点”的判断。这个判断正确与否，只有未来的历史能够回答。政府权力扩张的边界与公民权利的界定，将导向何种政治？国家间经济选择性脱钩与选择性联接，会造就何种全球化？大国战略竞争的烈度、合作的深度，会催生出何种世界秩序？这一切，都还处于演化的过程中。对于世界政治来说，这个过程存在“返祖”的可能，也孕育着“进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