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神州惜此才：悼罗宗强先生

罗宗强教授（1932-2020)。

本文作者刘世南教授手迹。

2020年4月30日晚上，刘松来教授来告诉我：罗宗强先生走了。

我生于1923年，今已虚龄98岁，加上闰年闰月，已是百岁老人了。由于两耳严重失聪，别人谈笑风生，我却充耳不闻；加上老眼一米外就近于失明，只能看到模糊影子。尽管如此，听到松来说罗先生走了，我还是如闻霹雳，在日历4月30日这页上，写下“罗宗强先生归道山，学林又弱一个，真为天下惜之”。

“五四”这天，李陶生带来卢盛江教授《一家人挤住半间资料室，罗宗强先生写下了他的不朽著作》一文。题下左侧有“原创　卢盛江　尔雅国学报4天前”一行字。我太落后于时代，不懂这些新科技，猜想是卢教授陪伴在罗先生身边，一直到他老人家走完这一生的路程。

这真是浓得化不开的师生情谊！难怪谭嗣同在《仁学》中提出：五伦中其他四伦皆可废，唯存朋友一伦可矣。

我老了，只能写几句老气横秋的文言文，来痛悼这位历尽艰难、备尝险阻的真学人。这种文字显得更庄严、肃穆。这点我尚有自信，因为我由先父口授，背诵了十二年古书，其中包括《左传》。这些古书已化为我的血肉，所以，这样写，正表示了我最大的敬意。

余于吾国古今学林人杰，服膺者不胜偻指，而最仰止者，得五人焉，曰：顾炎武、汪中、鲁迅、钱锺书、罗宗强。此五君者，皆有思想之学人也。然同之中又有异焉：顾与鲁，其治学始终旨在淑世，非为学术而学术；汪与钱，其始亦欲学以致用，而迫于时势，终以学术自娱。背其初衷，可哀也已。

顾君最薄文人，尝举宋人刘挚之言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迅翁虽以文震铄一世，然世皆誉为伟大之思想家，未敢以文人视之。汪、钱两君，固学林中之巍巍者，然亦狂亦狷，文人习气，沾染殊深。人皆欲杀，士憎多口，孰令致之？　毋亦放言无忌，遂致千夫侧目耶？

故余于为学，诚俯首汪、钱。以为殚见洽闻，度越前哲，诚不可及。汪丁乾、嘉之际，硕儒辈出，而能掉臂其间，卓为人杰；钱挟中西之绝学，横骛四海，复当黄茅白苇之秋，无韩陵片石可以共语。山斗望尊，号为“文化昆仑”，无得而称，蔑以加矣！

然吾受五四之熏陶者至深，家国之念弥切，以为学者当为君子儒，伏案功深，非徒美七尺之躯而已。故平生所愿学者，亭林与鲁迅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余虽已届卫武公作《抑》自儆之年，而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如是而得保首领以没，又何慊焉？

夫吾国而欲崛起，舍民主固莫由。而民主之基在自由。顾自由与传统文化之质性迥异，严复早已言之：“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也。”（《论世变之亟》，见《严复集》）是以余于“国学热”、儿童读经，皆以为有害无益。马一浮先生于余有知遇之恩，而于其六艺治国之说，终期期以为不可。今日后生治学，当志其大者远者，以淑世为职志，如顾先生之辨亡国与亡天下；汪先生之自振于孤寒，论学持儒墨平等观，以孔荀易孔孟；鲁迅之改造国民性；钱先生之枕籍诗书，宏通中外，论古入微，若方朔之朝隐。果能如此，则修己治学，庶几日起有功矣。

爰有罗宗强先生挺立四君之间，以顾炎武、鲁迅之职志为职志，而缄默于诸学派争议之外。操心置虑，唯孜孜于中国文学思想史之撰述，而于诸学派之争议，一言以蔽之曰：“老一套。”犹卢盛江教授所理解：学术之影响力，不在于行政权威与学术权威，而在于其自身之深度与创新。

宗强先生用以搘拄淑世之志，如顾炎武、鲁迅之堂堂之阵，而于汪中、钱锺书之文采，成诵在心，借书于手，清辞妙句，杼轴其怀，丽藻彬彬，曲尽其妙。中国文学思想史之内涵，既包容顾、鲁之职志，又曲尽汪、钱之文心。相得益彰，允为观止。

“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请以斯言共颂罗先生之伟业，而稍摅后死者之哀思，亦以昭示来兹于无既云。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