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江苏乡贤文化传承研究

季中扬 李静 张兴宇 邱其濛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中特别指出，繁荣发展乡村文化，要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振兴江苏乡村文化，需要传承、发扬新时代乡贤文化。为深入研究新时代江苏乡贤文化的传承与践行情况，本课题组历时三年多，对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山西和贵州等六省部分农村社区的乡贤文化进行深入调查、比较研究，重点关注新时代江苏乡贤文化传承的经验、问题及对策等有关问题。

一、新时代江苏乡贤文化传承的特色经验

截至2019年11月底，在我国地方民政等相关部门已注册登记的乡贤团体社会组织数量多达1293个。其中，江苏、福建、浙江的数量占比较高，目前分别有503个、491个、241个。江苏的乡贤组织建设情况明显领先于其他五省，这些新乡贤群体积极参与江苏乡村文化振兴，成绩斐然，在探索乡贤文化傳承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江苏经验”。

“党建+乡贤”引领江苏乡贤文化传承模式创新。相较于浙江、福建等其他五省，新时代江苏乡贤文化传承在面向农村社区的落地实践过程中，“乡贤+党建”的引领传承模式效果显著。所谓“乡贤+党建”模式，就是在乡贤组织中加强党建工作。如南京市江宁区的茶岗社区，通过“乡贤+党建”模式，不仅充分发挥了党员在乡贤文化传承工作中的模范带头作用，而且显著提升了新乡贤组织的组织水平。

江苏新乡贤群体带动“资源”返乡。与山东、山西等省不同，江苏更注重发挥新乡贤文化传承的政策引导作用，使在外新乡贤群体与在乡新乡贤群体形成“资源”反哺合力，推动实现乡村社会同频共振、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苏州地区充分利用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组织平台，凝聚“资源”“资本”力量，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镇江、扬州通过“扬中发展促进会”等乡贤组织，与大全集团、金海新源、银佳集团等企业以及复旦大学等上海知名高校签订了十多项高科技合作项目。南京江宁地区的乡贤群体在乡村旅游、乡村电子商务等领域发挥特长，推动乡村产业经济提档升级。

民间自发性新乡贤组织活跃，推动江苏乡村治理现代化。与福建、贵州等省相比，江苏更倾向于调动民间自发性新乡贤组织的积极性，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一方面，江苏依托新乡贤组织的模范引领功能，以乡贤文化教化乡里，促进乡风文明建设，如连云港赣榆区。另一方面，江苏不断挖掘新乡贤组织的内在价值与内生潜力，带动基层乡村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提升基层治理质量，增强乡村公共服务能力。如在宿迁等地区，通过选任乡贤书记，为“村两委”高效地开展乡村工作提供有效支持。

二、新时代江苏乡贤文化传承的瓶颈制约

热情高宣传弱：民众热情较高，政府宣传不够。从六省调研数据的分析结果看，与其他地区类似，目前江苏乡贤文化传承也面临着乡贤文化认知度不够、对传承内涵挖掘不充分等普遍性问题。江苏最近三年来村民听说过“乡贤文化”或“新乡贤”等词语的比例为69.19%，认为地方政府对乡贤文化宣传力度很大的比例为41.94%，均低于福建和浙江;听说或参加乡贤组织的村民比例仅为17.54%，与贵州（26.42%）仍有差距。乡贤文化认知度不够，一部分原因在于江苏地方政府对乡贤文化的宣传力度较小。虽然民众对于在乡村设立乡贤组织表现出了较强意愿（84%），但与福建（90.16%）、浙江（86.54%）相比，仍有发展提高的空间。

返乡易留乡难：服务机制不健全，乡贤返乡难以持久。与浙江、福建其他五省相比，江苏乡贤在返乡过程中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江苏新乡贤身份不明确，乡贤返乡容易出现“名实不符”现象;二是江苏乡贤返乡的基层服务保障工作不力，造成新乡贤返乡后“留不住”;三是江苏乡贤返乡的弹性流动机制不健全，导致新乡贤返乡容易形成“一阵风”现象。调研发现，一部分江苏新乡贤群体虽然具有回乡反哺乡村的意愿，但是受制于服务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其在回乡过程中很难形成持久之势。

索取多培育少：组织培育不完善，传承空间待扩容。江苏新乡贤人员的组成丰富多样，包括在村干部、退休官员、家族长辈、高学历人员、退伍军人、经商人员等。这些杂糅在一起的新乡贤是民间乡贤组织的主力。而在大多数民众看来，新乡贤必须具有较高的德行和文化基础，并且具有一技之长，热心公益，从而为乡村发展提供服务。仅次于浙江（48.56%），目前江苏民众（48.1%）也认为需要发挥民间乡贤组织的自治能力，日常活动需由其自行管理，但部分乡村传统陋俗的存留、与村组织“争利”、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也直接影响着江苏民间乡贤组织的培育。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江苏乡贤文化传承的空间需要扩展，民众期待乡贤参与乡村发展和治理工作。与浙江（22.9%）、福建（22.12）一致，江苏（20.37%）民众更期待生活环境得到改善，期待在经济收入增加（20.04%）、文化生活丰富（19.96%）、邻里关系和谐（19.74%）、生活质量提高（19.18%）等方面见到实效。

三、新时代江苏乡贤文化传承的对策建议

深挖新时代江苏乡贤文化价值内涵，丰富乡贤文化传播路径和表达载体。大力弘扬乡贤文化，是基层农村社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探索。深挖江苏乡贤文化价值内涵，有助于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依托乡贤文化传承，可以不断巩固江苏基层文化阵地，培育公序良俗，倡导文明风尚。可以借鉴浙江乡贤文化引领模式，通过设立“乡贤爱心基金”的方式，把基金产生的利息用来保障乡村中经济困难的群体，倡导扶贫济困、尊老爱幼、捐资助学的良好社会风气;可以大力宣传宿迁地区的“乡贤护水行动”，推动新乡贤关注乡村环境振兴工作。

推进新时代江苏乡贤文化传承工作“接地气”，破除新乡贤反哺乡村、参与乡村治理的服务机制屏障。乡贤文化传承不只是“敲鼓听声”，而是理应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落地生根”，这就需要不断推进新时代江苏乡贤文化传承工作“接地气”，进一步疏通新乡贤反哺乡村、参与乡村治理的机制屏障。在面对当代乡村社会的“空心化”“原子化”问题时，可以参考福建新乡贤参与村治经验，发挥乡贤在调解纠纷、家庭养老、青少年教育等方面的帮扶作用。同时，江苏新乡贤通过带动“资源”返乡，反哺乡村发展，具有一定的自组织特性，这也意味着针对乡贤组织的管理工作不要轻易“越位”，必须为新乡贤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保留充分的自治空间。在浙江、贵州和山东等省，通过选聘乡贤进入“村两委”，参与村委扩大会议，为乡贤发展提供后勤保障，解决乡贤在村生活问题等方式解决乡贤“进不来、留不下、不持久”等难题，这一经验值得借鉴。换言之，既要在名分上让江苏新乡贤群体享受应有的“乡贤”身份待遇，也应当注意对新乡贤组织的日常监管，避免出现新乡贤组织的“灰色”地带。

激活江苏新乡贤群体的民间自组织能力，发挥乡贤文化传承“固本培元”的关键作用。江苏新乡贤群体是助力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生力军，具有较强的民间自组织能力。按照不同地区的差异性乡贤管理原则，还需注意区分和调动新乡贤群体中的亲缘、血缘及业缘关系。可以借鉴山东、山西的“乡贤认同”经验，倡导在江苏乡村社会形成尊乡贤、敬乡贤的良好社会风气。要避免陷入“用乡贤时朝前，不用乡贤时朝后”的乡贤组织困境;也要避免流于形式，空有乡贤之名，在乡村中不做实事的乡贤“空转”弊端。可学习借鉴浙江、福建等省乡贤组织的良性互动机制，注意培育“贤二代”，激活江苏新乡贤组织的内生力量。参考福建、贵州乡贤动员的民间经验智慧，充分发挥传统节日、亲属关系等因素，加强对江苏乡贤归乡的情感动员。处理好乡贤文化传承最大变量与最大增量之间的关系，实现江苏乡贤文化传承的空间扩容，构建乡贤文化传承的综合“拼盘”。地方政府要进一步探索形成江苏“新乡贤”返乡的弹性服务保障机制，充分发挥乡贤文化传承“固本培元”的关键作用。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贤文化研究”（16ZDA192）、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路径和方式研究”（18BSH024）的研究成果〕

（季中扬：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李静：江苏省社科联秘书长、《江苏社会科学》杂志主编;张兴宇：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师资博士后;邱其濛：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