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饭碗还给百姓

全紫红

刘少奇指出：“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即是真理的最高标准，即是我们党员一切行动的最高标准。”这既是刘少奇对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一致性的深刻认识，也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写照。

1958年至1961年，中国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遭遇严重困难。为了解决问题，在1961年1月先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党中央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号召。由于农村的经济困难最为突出，调查的重点放在农村。这年春夏，从中央到省、地、县，各级领导干部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深入农村调查。4月1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带领工作组前往湖南长沙，从4月2日至5月15日，先后在湖南宁乡、湘潭、长沙三县蹲点调查。在44天的调查里，刘少奇有33天吃住在生产队，组织召开了20多次座谈会，走访11个生产队，写下数万字的调查笔记。

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今长沙县青山铺镇天华村）是省、县两级政府树立的先进典型。4月12日至30日，刘少奇来到天华大队蹲点调查，他在天华的18天调研工作集中体现为一个“实”字。这个“实”字既体现在扎扎实实的调研作风上，又体现在面对问题实事求是的态度上，更体现在解决问题时彰显担当的魄力上。

尊重群众，坚持人民至上

刘少奇曾指出：“只有我们的同志尊重群众，信任群众，群众才会尊重我们信任我们。”源于此，刘少奇在天华蹲点调研的日子里，无论是行动上还是情感上都始终将人民放在了心中最高位置。

一是与民同吃同住。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刘少奇如他所说“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稻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并强调，“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为了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距离，他还一再叮嘱工作人员一律称他为“刘队长”。他指出，只有“真正把自己放在社会公仆的地位、小学生的地位，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一起劳动，一起生活，才能了解情况”。虽然天华距離位于蓉园的省委招待所只有20多公里路程，但刘少奇身体力行，坚持吃住在大队部所在地王家塘一间阴冷潮湿的土砖房里，床铺是由两条长凳架起两块木板临时搭建起来的。刘少奇正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访民情、探民心、听民意的。

二是强调坚持“三不主义”的调研纪律。为了让人民群众消除顾虑，敢于说真话，刘少奇一到湖南就对调查组的工作人员提出明确要求，调研中一律实行“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既是他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是其在整个调研过程中坚持的原则。

三是善于自我批评。在天华调研期间，凡是发现和证明前些年中央决策存在不妥的，刘少奇勇于承担责任，向群众诚恳致歉，作自我批评，以消除群众顾虑。如，当了解到公共食堂问题的严重性时，他诚恳地向民众道歉：“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 “这些错误，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有责任，省委有责任，主要的是我。”刘少奇诚恳的态度消除了群众的戒备心理，最终打破僵局，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听到了群众的真心话。

四是强调公仆与学生身份。在天华调研期间，刘少奇对身边工作人员强调最多的是不要高高在上，要以小学生的姿态置身于人民之中，“第一任务就是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再和大家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要“甘当小学生，虚心诚恳地向他们请教，让群众把心里话说出来”。据资料记载，在天华调研期间，无论面对的调研对象是谁，刘少奇说的最多的两句话是“为了帮助中央了解情况和解决问题” “请大家讲讲真心话”。实际工作中，他更是以“一脱帽，二鞠躬，三换位”的方式打开了参加座谈的社员们的心扉，最终了解到天华的实际情况。

目的明确，带着问题开展调研

刘少奇认为调研的目的是为了发现问题，弄清楚客观实际，并有效解决问题，进而形成科学决策。刘少奇指出：“调查，是要有目的地作调查。为什么要作调查研究呢？是为解决问题而调查，不是为调查而调查。那么，首先脑子里面要有问题才能调查。你脑子里面连一个问题也没有，就去搞调查，那就会搞得没有个边。”为确保调研质量和效果，他特别强调，在着手调研之前要根据形势和客观实际明确调研目的，科学合理地设计调研问题。这样，即使调研对象在文化水平、思维方式、理解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也能有效地保证调研效果。

刘少奇在天华紧紧围绕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两大主题深入调查，涉及公共食堂、无偿调用社员物品和生产工具、退赔、粮食产量与购留，以及基层干部民主作风等问题。这次调查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湖南农村情况一次典型、具体、细致的摸底。

讲求方法，探知实情真意

刘少奇在天华的调研实事求是，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灵活采用多种调研方法。如听汇报、看材料、召开座谈会、入户访问、个别谈话、田间地头聊天、突然检查、看望病人、实地观察等。

初到湖南，为了解天华的情况，刘少奇听取了省委、县委相关同志的介绍，同时还阅读了大量关于天华大队的材料。通过这些途径，刘少奇对天华的情况有了大致了解，为之后对天华的实际情况作出科学判断、进而一再改进调研策略和方式起到指导作用。

刘少奇到达天华大队后，便直接深入基层，召开社员座谈会。针对大队干部对真实情况的欲言又止和诸多“可疑”迹象，在天华的第四天，刘少奇没有和大队干部打招呼，直接从施家冲生产队请来8名社员进行座谈。这次座谈是刘少奇在天华蹲点调查的关键。座谈会上，刘少奇以平易近人的态度、高超的引导艺术，打消了社员的诸多顾虑，打开了百姓紧闭的心扉。由此，刘少奇的天华蹲点调查真正破冰，得知天华大队的情况并不比农村其他地区好，人民群众对人民公社也存有不同的意见。

为了解天华大队更多的情况，刘少奇专门找前大队党总支书记段树成谈话。谈话中，刘少奇对天华大队的实际粮食产量、每人每天实际工值、患有浮肿病人的实际情况等有了更多了解。

他还深入田间地头、乡村医所、公共食堂、社办企业和农民家中走访，同群众亲密交谈，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在农民家中，他揭开锅盖，尝吃农民当作口粮的野菜和糠粑粑;打开碗柜，查看油盐罐子是否真的有油盐;甚至拨开人粪，查看百姓吃的究竟是什么。以此来探知群众生活的真实情况，从而间接知晓群众对人民公社化等问题的态度，初步推测国家当下的方针政策是否科学，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是否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二是巧于引导，探知真意。“什么事情，最好只是提出问题，看群众的意向是什么，有的时候群众不敢讲，但他的真意是可以摸到的”。刘少奇在天华调研期间之所以能够打破僵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善于运用引导的艺术。在座谈中，干部群众不敢或是不积极亮明自己的态度、出现冷场时，刘少奇善于抓住细节予以引导。如，为了探知社员对办公共食堂的态度，在与大队干部座谈时，就提出“是自愿办放在前面，还是积极办放在前面”的问题，进而从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当然积极办摆在前面”的回答中，去推测天华办公共食堂可能是政府推动的结果。

三是注重调研对象的多元化。在调研过程中，刘少奇非常注重调研对象的多元性和覆盖面，以确保调研结果的精确性，使政策、决策最大程度上反映人民诉求，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其间，刘少奇通过访问或个别交谈等方式调研的群众有59人之多。就调研对象的身份而言，既有生产大队的干部又有普通社员。就调研对象的年龄而言，老、中、青兼及。同时，他还特别注重调研对象中女性的比例，如在施家冲生产队座谈的8名社员中就有2名是女社员。

四是善于观察，勤于分析。刘少奇在到天华之前，从一些材料中已经得知天华大队的红火景象，“今年过春节时，食堂都杀了猪，有的食堂还杀了羊，杀了鸡，网了鱼;此外有白糖、饼干、白酒、海带、云耳、粉丝等副食品13种，每人都有一份。过年固然热闹，平日生活也不错，栏有猪，塘有鱼，蔬菜满园。社员家里还喂有鸡鸭，自留地里种有零星作物。余钱剩米、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在这个山窝里已成为现实”。与农村其他地区相比，这里可以说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但当看到光秃秃的天华山、看到天华大队不少社员患浮肿病、得知在响水坝设有浮肿病医院时，他意识到天华的实际情况并不乐观，并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各种途径探知天华的实际情况。在与大队干部座谈中，大队书记彭梅秀对天华存在浮肿病人的矢口否认以及大队其他干部的言不由衷，更是引起了刘少奇的怀疑。正是基于这些观察，刘少奇才决定一再调整调研方式，以了解天华的真实情况。

此外，刘少奇在调查中还特别善于体察群众情绪，仔细观察人和事。如从对方是抬着头还是低着头、是笑脸还是苦脸、是鼓着眼睛还是眯着眼睛中，去探求他们的真意。正是从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的一些细节里，刘少奇发现群众的生活远比想象中要困难得多。群众反映的情况和干部谈的不一样，和大队书记汇报的更不一样，农村困难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他下乡前的预料。

实事求是，为民担当干实事

了解到天华大队的实际情况后，刘少奇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把饭碗还给百姓”。之后，在为当地群众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他切实做到了实事求是，为民担当干实事。

一是及时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突出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解散公共食堂。为了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从4月18日至30日，刘少奇先后召开天华大队党总支部委员会、大队干部会、生产队干部会、工作组会议，研究解散公共食堂、做好退赔的思想工作和相关具体工作，最后决定由群众自愿选择退留。同时，对于粮食分配、添置炊具、平衡住房、退赔经济以及如何发展生产等一系列问题，也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措施。第二，落实粮食购留比例。根据天华的实际情况，刘少奇充分听取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同湖南省委负责人一起商量，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决定1961年天华大队定产75万斤，国家征购22.6万斤。同时为了让群众放心，还以人民政府的名义给社员颁发了自留地、自留山的定权证书。第三，纠正冤假错案。针对饲养员破坏耕牛案事件，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予以纠正，为当事人平反，同时建议在农村设立公安派出所和人民法庭。刘少奇曾指出，一个冤假错案，对一个人对一个家庭都是一场灾难，必须坚决纠正、彻底纠正。经过湖南省委及有关部门的努力，长沙县农村人民法庭于1961年4月底至5月初普遍成立。同时，还为被错打成右派的段树成平了反。

二是提出农村建设“十个一”的构想。为了鼓励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共渡难关，刘少奇就农村建设和农民生活问题，给天华大队提出了社员群众兴家立业的“十个一”目标，即一栋好房屋，开门亮窗粉壁墙;一套好用具，农具、炊具、副业工具样样俱全;一栏好猪，自养、自繁、自食，又有卖;一群好家畜，有鸡、有鸭、有狗、有猫;一园好蔬菜，大蒜、韭菜、香葱，品种多样化;一塘好鱼，鲢鱼、鲤鱼、鲭鱼、鳙鱼、草鱼水中游;一块好山，树大柴多，用柴自给;一天三餐好饭菜，饭甜菜香，讲究营养;一人有几套好衣服，床单、被帐换洗不缺;房前屋后有一片好风景，棕、竹、桃、李样样有，春温冬暖夏凉。这个构想从小处着眼，以社员群众听得懂、好着手的方式规划了一个农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宏伟蓝图。

三是提升总结，服务国家决策。在湖南调研结束后，刘少奇撰写了极具指导意义的调研报告，作为党和国家制定重大方针、调整农村政策的参考资料。同时，基于其在湖南农村和其他地方所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对1960年前后造成国家经济困难的原因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深刻总结。在1961年5月3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反复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概括，对造成我国经济困难的原因作了深刻分析，并主动承担工作失误的责任。

回顾刘少奇在天华的蹲点调查，虽然时间不长，却留给后人很多思考，对于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做到人民至上，做好新时期的调研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值得我們认真学习和传承。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