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锁》与《藩篱》隐喻意义两歧性的比较

内容摘要：小说《封锁》与戏剧《藩篱》（Fences）都有一个统领性隐喻，其蕴含的寓意共同指向人类的生存困境。本文试从“封锁”与“藩篱”隐喻意义的两歧性方面来进行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并在弗洛姆人本主义理论的视域下对其成因进行探析。

关键词：封锁 藩篱 隐喻 两歧性

《封锁》是张爱玲写于1943年的一部短篇小说。《藩篱》（Fences）是著名的美国当代非裔剧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August Wilson）于1985年创作的的戏剧作品。两者相距42年，但他们所揭示和表达的又是不谋而合，跨越了性别、国别和种族的差异，共同指向人类的生存困境。本文试从“封锁”与“藩篱”隐喻意义的两歧性方面来进行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并在弗洛姆人本主义理论的视域下对其成因进行探析。

一.“封锁”的两歧性

小说以《封锁》为名，讲述的是战争年代封锁期间的故事。在这个封锁的特殊时空里，男女主人公受内外因素所驱，暂时背离日常的生活轨道，在机缘巧合之下，由试探到放下防备，由心不在焉的聊天逐步发展到隐秘的情感交流，由相知到相恋，甚至谈婚论嫁。在被“封锁”的电车中，宗桢和翠远突破了亲人情感的“封锁”，陷入爱河中;在封锁解除后，二人受世俗和人性的“封锁”，转眼间形同陌路，仿佛生离死别，回复到日常生活原样。小说在封锁——反封锁、反封锁——封锁的拉锯中，对世事人生和人性的荒诞进行“反讽式的观照”，文本的张力就在各种力量的对立又统一、矛盾又平衡的悖论中形成， 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封锁”是个极好的隐喻，揭示了人在庸常生活中被世俗功利和道德伦理约束禁锢，将人追求自由、幸福的本性封锁;而一旦遇到特殊的外部环境，如战争时期的军事封锁，切断了时空，打破了庸常生活的“封锁”禁锢，人就会显露出本真的一面。但是，当这种特殊时空解除了封锁，人又会回复到本性被“封锁”的状态。“封锁”的两歧性在于外部环境的封锁与人性的封锁呈现悖反。二者相反相成，对立又统一，矛盾又平衡。

男女主人公因误会而相恋，也因误会而分离。他们各有自己的初衷、意圖和对男人女人、爱情婚姻的认识，他们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人，貌似彼此理解，敞开心扉交流，实际上二人仍然活在各自的世界里。不仅无法与家人、同事沟通，而且彼此之间也是无法同频共振，不能真正意会和体悟对方的内心。在对待恋爱中男说女听这件事的不同想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翠远从取悦男性、保护自己的角度去想，宗桢则是从占有女性方面认识;意识深层前者近于妾妇之道，后者是不折不扣的男权主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难能沟通，原因在于每个人都有“个人天地”，它是一个自足且独一的世界。对于个体自身，这片“个人天地”具有唯一性，是对自我的确认，是与他人进行沟通的基础;对于他人，它就是“封锁”，成为无间沟通的障碍。“封锁”的两歧性还在于个体渴望沟通与个体间的难能沟通，这是意愿与事实的悖论。

二.“藩篱”的两歧性

《藩篱》描述了黑人环卫工特洛伊及其家人的生活故事，他的生活变化就是围绕着修建这个篱笆而展开。他的妻子罗斯要求特洛伊父子在房子的花园周围修建篱笆，为的是更好保护她和她的家庭。然而，剧作家聚焦于特洛伊一家的纠葛，通过夫妻、父子等这些最亲密的关系来揭示相互之间存在的无形樊篱，表达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充满藩篱”，“Human relationships are fences”。

藩篱本义是屏障，是保护身处其内的人不受外面的打扰和侵犯。它来源于现实和心理的不安全感，目的是保障自身安全，如同古代的城池，为了确保安全而修筑城墙，里一层外一层，这是人类求生存的本性使然。但反讽的是，藩篱在保护之外，尚有樊篱之意，即是牢笼，什么叫画地为牢，它阻止了外在的打扰和侵犯，同时也阻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和沟通，更多站在一己的角度和立场，夹带着偏见与私利。“藩篱”既是有形的篱笆，也是无形的樊篱，有形的屏障并没有保证内部的安全与稳固，反而诱发无形的樊篱生成，导致家庭成员间发生冲突、关系紧张，这是“藩篱”两歧性的显性层面。它的隐性层面是人与人之间互为樊篱，即是将屏障之义引申开去，每个人都从“个人天地”出发，在保护自身的同时也疏离了他人。

三.“封锁”与“藩篱”两歧性的异同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发现二者都是作品的统领性隐喻，其意义的两歧性，既有相同也有差异。两者都是借助有形的“喻体”来阐释抽象的“本体”，都有显性和隐性层面，显性层面是有形与无形的悖论，隐性层面是无形的两个属性间的悖反，都指向了人类生存的困境。在这个意义上，张爱玲和奥古斯特·威尔逊进行了跨越时空的交流，冲破了“封锁”和“藩篱”。

两者最大的差异则是对于悖反的两歧性，张爱玲是抱着悲观的态度，充满悲悯情怀，“封锁”而无法突围;奥古斯特·威尔逊是抱着乐观积极的态度，传达“我们生活在各种藩篱中，而突破藩篱的最佳武器是爱”的理念。

《封锁》的结局，宗桢主动离开了翠远，回复到日常生活的状态，尽管内心挣扎着要不要打电话给翠远，但并没有见于行动，像那只乌壳虫一样爬回了窠里。封锁期间发生的恋情就像做了一场不近情理的梦，像上海打了个盹。人性被封锁的个体无法突破“封锁”，无法心意相通，永远陷于困境。就像小说开头描写的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萤萤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1]，平行的轨道永远没有交会的一刻。

《藩篱》中，罗斯用爱和宽容突破无形的樊篱。特洛伊出轨，与情人生下私生女，当情人生下婴儿病逝后，他带着小孩回到家里。罗斯尽管无法原谅丈夫的背叛，但出于对孩子的怜爱，她收留了并视如己出用心照料。对待丈夫的弟弟，一个在战争中受伤的残障人，她也是悉心照顾。对待丈夫前妻的儿子，尽管丈夫不断地嘲讽，她依然百般安慰并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对待小儿子，坚定支持他的棒球梦想，在他因抱有成见不愿参加父亲葬礼时，极力劝说，希望实现父子的和解。作品中的布鲁斯（blue）歌曲，传承了三代，由特洛伊的父亲传给他，再由他传给了儿子柯里。而这两对父子之间都似仇敌关系，特洛伊的父亲性格暴躁，经常毒打他，导致他十几岁就离开了家;特洛伊因不同意柯里加入大学的橄榄球队导致父子之间发生肢体冲突，柯里离家出走，加入了海军。然而，在他们内心，这首歌好似代表着父亲和亲情，像血液一样流淌在身体中，是无法割舍和抹去的，柯里正是唱了这首歌后，改变了主意，决定参加父亲的葬礼。它体现的不仅是父子间的传承，而且是家族的传承，乃至于种族的传承;不但是一家人的精神纽带，也寓意着个体之间突破樊篱达致理解，实现精神层面的沟通。在这点上，奥古斯特·威尔逊和张爱玲却是南辕北辙，都有各自的“个人天地”和见解，难以评说高下。

四.“封锁”与“藩篱”两歧性的成因探析

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理论在剖析人的问题时，从人的生物学弱点出发，推论出人的产生，进而论及人的生存境遇，提出人的“生存的两歧”和“历史的两歧”，深刻论述了人性中所蕴含的两种性质的矛盾。[2]弗洛姆认为，人“永远无法摆脱其‘生存的两歧”[3]：一是生与死;二是人的潜能与生命的短促;三是个体化与孤独感。在此着重介绍个体化与孤独感。每个人不仅是一个独特的整体，而且还能意识到他自身是一个独立的整体。随着人的发展，人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人的个体化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人对外界的依赖越来越小，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少，与外界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正因如此，人越来越孤独。[4]“人虽然无法消除它们，但可以通过各种途径（用什么样的途径取决于他的性格及其文化）对它们作出反抗。”[5]弗洛姆认为，克服孤独有两种方法：一是通過与群体保持一致，顺从于他的风俗习惯与观念信条，从而达到自身与群体的结合;二是通过爱和工作使自己自发地与世界联系起来，在不放弃自我尊严和独立性的前提下，实现自己、自然、他人三者之间的融合[6]。在弗洛姆看来，爱是一种能力，具有四个基本要素：关心、责任、尊重和了解，并以博爱、母爱、性爱、自爱和宗教之爱这五种形式存在。

以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理论观照《封锁》和《藩篱》，我们能够找到作品中人物难以沟通和孤独的缘由。孤独是人与生俱来的，属于人的本性或者说生物性。人的个体化程度越高，个体之间就越疏离，沟通从而更难。是人的生物学弱点导致了“生存的两歧”，“生存的两歧”导致了“封锁”与“藩篱”的两歧性。不同在于张爱玲由于受到父母的伤害和父爱母爱的缺失，对爱抱有深深的怀疑，因而她笔下的“封锁”是彻底的，没有突围的希望与可能;而奥古斯特·威尔逊与弗洛姆观点一致，认为爱是突破“藩篱”和摆脱孤独的最佳武器和途径。

五.结语

古今中外，许多作品都在探究人的生存境遇和人性的深层与边界，借由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透视隐秘、纠缠的人心世界，这也是文学一个恒久的主题。《封锁》与《藩篱》都在探寻“生存的两歧”，尽管带有作家各自的立场，但不妨碍它们的魅力和对它们的评价。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倾城之恋[M].京华出版社，2006年

[2][4]方幸福.论弗洛姆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分析[J].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12）：71，72.

[3][5]埃里希·弗洛姆.陈学明译.寻找自我[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

[6]陈默.拯救人性的爱：弗洛姆人道主义伦理思想初探[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5年

（作者介绍：陶一权，广东文艺职业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