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防疫之路

江玮

2020年4月22日，英国议会下院的首相问答现场。图/ 法新

4月27日，暂别唐宁街10号22天之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又回到了首相府，重新掌舵英国防疫之路。

在约翰逊因感染新冠病毒入院接受治疗的时候，英国正处于感染人数不断攀升的阶段。等到他病愈复出时，英国疫情高峰期已过，但约翰逊不敢懈怠，因为疫情第二次高峰的风险仍在。

截至4月29日，英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165221例，其中死亡26097例。英国在当天的统计数字中首次纳入了养老院和社区的死亡病例，新的数据使得英国成为欧洲死亡人数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

自3月23日开始实施的封锁政策已经进入第六周，目前英国政府尚未公布何时退出封锁的计划。在伦敦昔日最繁华的牛津街，数百家商铺大门紧闭，商店橱窗里还贴着3月22日英国母亲节的促销广告，时间仿佛停在约翰逊宣布封锁政策的那个周末。

餐馆、酒吧、咖啡馆歇业，博物馆、美术馆无限期关门，西区剧院停摆，校园关闭，在家办公，保持社交距离……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英国人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活状态。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约翰逊提醒民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勤洗手，甚至还在电视上演示了如何唱完两遍生日快乐歌才结束洗手。但随着疫情的蔓延，英国政府出台了更多涉及公共卫生、民生和经济方面的举措。而约翰逊亲身经历感染甚至一度住进重症监护室，他对新冠疫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作为现代公共卫生的起源地，英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机制备受关注，但其防疫策略一度也是最受争议的。出自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伦斯之口的“群体免疫”在批评者看来是不负责任和无所作为。英国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后来澄清说，群体免疫从来就不是英国的政策或者目标。他强调：“我们的目标是保护生命，我们的政策是和病毒战斗，保护脆弱人群和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

从围堵到拖延

英国首次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是在2020年1月31日，患者为约克大学的一名中国留学生和她的亲属。由于当时感染人群集中在武汉，英国的举措仅限于加强对从武汉进入英国旅客的检查。在武汉封城后，英国对过去14天从武汉抵达英国的乘客进行追踪，呼吁他们主动联系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接受新冠病毒测试。

2月6日，一名来自布莱顿的英国商人史蒂夫·沃尔什确诊新冠肺炎。他在新加坡開会期间被感染，但由于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被感染，离开新加坡后，他又前往法国阿尔卑斯山的一家滑雪场待了四天，由此造成至少11人感染。尽管沃尔什和被他感染的人后来都治愈出院，但确诊病例仍在英国各地零星出现。2月19日，英国发现了第一个没有国外地理关联的病例。到2月底，英国的感染人数为23人。进入3月之后，确诊病例数量开始急速增长。

3月3日，英国政府发布应对新冠肺炎的行动计划，将英国的防疫工作分为四个阶段：防堵、拖延、研究和减损。在公布行动方案时，英国仍处于防堵的第一阶段，即希望通过发现早期病例和密切接触者来阻止病毒在英国的进一步传播。

但只过了9天，英国政府就宣布防疫工作进入拖延阶段，即希望病毒放缓传播速度，减少高峰期影响。此时，英国已发现596例确诊病例，10人死亡。

进入第二阶段时，首相约翰逊宣布的主要举措是建议出现发烧或者咳嗽症状的人进行自我隔离，学校取消海外旅行，超过70岁或者健康状况有问题的人不要乘坐邮轮。与当时已经进入全国封锁状态的意大利和宣布学校停课的法国相比，英国政府的决策受到应对不力的质疑。

进入拖延阶段的一项新政是不再对轻症患者进行检测，只是要求他们在家里自我隔离，第一阶段对密切接触人群的追踪也被暂停。

“我们在拖延阶段优先测试的是因肺炎或者急性呼吸道疾病入院的人，我们同时还在继续调查疫情。大部分健康状况良好的成年人出现症状以后可以痊愈，因此不需要检测。”英格兰公共卫生署（PHE）医学总监伊冯·多伊尔对《财经》记者表示。PHE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职能相似。

但放弃对轻症的检测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背道而驰。世卫组织认为对每一个疑似病例进行检测才能更好地阻止社区传播。尽管英国政府后来宣布要加大检测力度，在4月底之前实现每日10万次检测的目标。但到4月28日，英国政府日均检测能力仅为7.5万次，而实际检测数量还不到5万次。

世卫组织前助理总干事、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流行病学教授大卫·海曼对《财经》记者表示，检测是重要的，因为通过检测可以知道疾病在哪里发生，然后做出反应。他同时强调，每个国家是根据自身能力和风险评估做出该如何应对的判断。

经济方面，为了缓解疫情对英国造成的打击，英国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于3月宣布将提供3300亿英镑的贷款担保，并通过减税、补助和其他手段来减轻疫情对企业的影响。之后，英国政府更是采取前所未有的举动，决定由政府向因受疫情无法开工的企业支付员工80%的工资，上限为每月2500英镑。这一政策将实施3个月，若有需要还会延长。如此形式的政府干预在英国史无前例，若非疫情，对于保守党政府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决策。

基于科学的不同观点

英国有应对传染病的丰富经验。公共卫生医学的开拓者约翰·斯诺正是来自英国，他在19世纪对伦敦苏活区霍乱疫情的研究被认为是流行病学研究的先驱。

英国政府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计划中列出了过去100多年英国应对流行病的经历，其中包括1918年-1919年的西班牙大流感、1957年-1958年的亚洲流感、1989年-1990年的季节性流感、2002年-2003年的非典、2009年-2010年的甲型H1N1流感和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行动计划写道：“我们的行动方案定期接受检验，并根据地方和国家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更新，这为有效应对新冠肺炎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