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赋予更大权责,疾控中心能及时预警疫情吗?

2020-05-21 10:05辛颖
财经 2020年9期
关键词:直报行政化疾控中心

辛颖

2020年2月7日,人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门外摆上花束悼念李文亮。图/ 法新

在整个疫情期间,疾控系统肩负着流行病学调查、疫情防控的重任。正因重任在身,疾控系统在疫情早期的预警工作受到诸多指摘。

多位业内专家回顾新冠肺炎暴发早期的工作得失,不约而同提到2003年非典(SARS)疫情以后,中国花巨资建立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下称“直报系统”)并未充分发挥作用。

2020年1月24日,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新冠肺炎动态监测功能上线之前,包括疫情的中心武汉在内,在长达28天的时间内,主要通过口头、邮件、电话上报新冠病毒感染者。或者说,本应发挥预警作用的直报系统,在本次疫情最初的28天,失灵了。

不仅信息阻塞,被派往武汉的专家组成员也表示在实地调查受到阻碍,并未了解到真实情况。

应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吹哨人”的中国疾控中心(CDC),夹在掌握病例的地方医院与行政决策权的国家卫健委之间,进退失据。钟南山院士直接提出,CDC只是一个技术部门,不仅要提高地位,而且要有一定的行政权。

疾控中心“再行政化”可行吗?

“再行政化”,是因疾控工作曾经被赋予过行政职能,但在2000年初启动的改革中,CDC从原卫生部被划分出来,在卫生防疫站的基础上,组建各级CDC和卫生监督所,CDC成为纯技术型事业单位,不再承担监督执法行政职能。地方疾控归属各地卫生行政部门管辖,国家疾控中心做业务指导,归属原国家卫生部。从中央到地方围绕应急反应系统,构成传染病四级防御体系。

2003年SARS后,财政大量投入于基础设施建设,如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而公共卫生领域的“软实力”没有获得更多改善。

对疾控体系的“行政化”,多有争议。但对于疾控系统作为专业技术机构,必须具有足够的独立性进行专业判断,业界能够达成共识。

然而,如何提供专业人士的影响力却存在截然不同的建议方向,“吹哨人”的作用究竟如何才能实现?《财经》记者采访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远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顾昕、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张作风,以及美国佐治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健康政策与管理系副教授、原美国疾控中心资深经济师陈茁等多位公共卫生领域专家,一场围绕疾控改革的讨论得以展开。

疾控体系因何失灵

《财经》:此次疫情早期报告中,直报系统没被有效使用,基层选择电话、邮件等传统方式上报,这是什么原因?

曾光:早期疫情不属于法定传染病,没有按照规定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渠道及时上报。其实,上报的渠道很多,医院可以书面报告,也可以网络报告,或者电话报告,各种方式都可以。2019年12月30日晚上国家疾控中心主任从网上看到信息后,当即就给国家卫健委的领导打电话,汇报情况,第二天一早专家组团队就去武汉调查,这是国家疾控中心的常规反应模式。

我们应该总结教训,信息到底卡在哪了?卡在谁身上?总结的时候就应该把蓋子全都揭开。开诚布公地看,相关人都是怎么想的?怎样做?这里可能有科学认识的问题,这是难免的。那么也可能有其他不可推卸的问题。如此重大的疫情事件必须搞清楚,应该给社会一个交代。

刘远立:直报系统是很早就建好了,但得有足够的人员操作才可以。首先,医院的人员到底是否有这个能力。医院每天连病人都看不过来,是否能做好专业报告。

《财经》:我们在一线采访中发现,虽然直报系统已经设置了缜密的纠错机制。但医生依然更担心自己错报,而不是延误或者漏报,有这样的顾虑,是否有制度设计的原因在其中?

张作风:从现有的报道看,政府卫生部门官员上报病例时,要考虑到可能因为病毒暴发而引起社会不稳定,或者可能对个人职务升迁的影响。有这么一个实际问题,干部领导关心自己的职位,主要对上面负责,但是对群众负责的考虑可能有限。这可能是在疫情早期,病例报告不透明,未引起政府上层足够重视,未能有效控制起始小型暴发的原因之一。

顾昕:直报系统花了大钱建设,却没有成为一个专业人员的操作系统,填报行为仍然是行政行为,领导审批是关键,领导说报,你就会报。只有口头上说是法定义务,但法定义务没有走向“制度化”和“专业化”,于是就演变成“行政化”。

其实只需要制度建设,一种是正向激励,一种是负向激励。及时准确上报,给予奖励,如果漏报、瞒报、误报,相关机构都应该受罚。

陈茁:在美国医生有充分的动机上报传染病,而没有动机瞒报。有几种情况,一是自己开的诊所,如果上报,他有可能从州政府、联邦政府获取财政补贴。甚至有些州,对及时上报,上报数量多,还有额外奖励。反之,如果传染病导致诊所生意减少,可能就是毁灭性的打击。

医院也是一样,其中一个杠杆就是国家老年医保(medicare),这是美国政府会向绝大部分医院提供的一项医疗保险,也是医院很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政府部门会对医院提一些要求,降低医院感染就是必要条件之一。如果因为瞒报传染病而导致了院感,那么,在后续的医保报销中,费用就会成比例地扣除,多达上亿美元,对医院收入是很大的打击。

这也能给中国一个很好的提示,靠自觉不太可能,要做好激励机制。

刘远立:我们建立了一个依赖于人工上报的直报系统,事实证明医疗卫生人员不会自觉自愿地上报,存在漏报、瞒报问题。

所以,我建议的解决方案是升级信息系统建设,打通疾控监测系统和医院的病例系统。那么通过监控用药、抗生素使用、聚集性发热、无法诊断等因素,对症状监测和病种检测同步进行。自动上报,不增加任何人工成本。

《财经》:1月20日前国家卫健委三次派专家组前往武汉调查,皆未指出医护人员感染和“人传人”等问题,如何看中央专家组和基层疾控的关系?

陈茁:在美国也会有联邦的CDC向各州派专家组调查的情况,但是由于责任划分明确,宪法规定公共卫生、教育和公共安全,都是州的职责和主权,所以一定是州政府主动发起请求,联邦才派专家过去。

如果有新发传染病的话,地方是肯定会向联邦发出请求的,因为CDC的专家了解、判断情况后,地方才可以从联邦拿到财政资助。地方一般来说不会瞒报,因为瞒报或者延迟上报没有任何好处。

《财经》:可以说,中国疾控系统没有成为“吹哨人”,直接影响防疫程序启动迟滞?

刘远立:对疾控系统失灵,导致我们在这次应对疫情时非常被动的说法,我不同意。首先,武汉早期没有控制好,绝不是医疗卫生系统专业人员的责任,更不是疾控体系的责任,而是当地行政官员的责任。

地方疾控只是技术服务单位,受同级卫生行政部門限制,继而受地方政府管辖。传染病防控是一个系统工程的布置,不能狭隘地、机械地、片面地当成一个技术活。然后出了问题,板子就打在卫生行政部门,打在疾控系统身上。

《财经》:在疫情防控、应急管理的政府决策中,疾控是否在这个决策体系中被边缘化了?

张作风:我认为中国的疾控体系最近一段时期被弱化了,在这次疫情中的一个体现就是流行病学专家没有话语权。一个例证是早期向公众介绍信息的,都不是流行病学者。流行病学专家在疾病病因发现,切断传染源控制传播途径方面是有专业训练的。

刘远立:CDC被边缘化与否,是地方领导的问题。北京市主要领导疫情期间每天三个常规会议,早上第一个就是在市CDC进行的疫情研判会,非常重视专业意见。

“行政化”是否解决之道

《财经》:CDC是否应当被授予信息发布的权力?

曾光:CDC面临的问题,不是话语权的问题,而是人员队伍在滑坡。CDC只有向上级行政部门汇报的权力,没有对外公布的权力,这项工作是由卫健委来负责。

大家总是问CDC专家为什么不解释,CDC专家已经把调查的信息对上级说了,没有授权不能对公众、对记者说,这是纪律。事实真相上级领导清楚。

顾昕:对于CDC的专业风险判断是否单独公开,公开到什么样的程度,应该由法律授权。有分歧、有争议不可怕。但我认为,只要有多渠道的信息公开,就会对决策有更好的推进,决策者会更加谨慎,公众在诸多信息中也能学会判断,而不是单纯地恐慌,也不是单纯的听取。

刘远立:政府要发布的不仅仅是传染病的数据,还要协调各种信息,所以统一发布是一个不错的机制。但应该设立,在什么情况下允许越级上报。现在缺乏这样的机制。

《财经》:各级卫健委内均设有负责疾控的行政部门,加之各级疾控中心,在疫情中两套信息传递系统,如何协调?

陈茁:中国CDC和卫健委肯定是要区分开来。在美国其实也是类似的,美国卫生部下边也有一个疾控办公室,更专注政策性的内容,给卫生部长做专业决策提供支持。但是真正的执行,比如控烟、糖尿病管理还是要靠美国CDC来做,因为卫生部门没有足够的人来做这件事情。疾控局办公室更像决策支持,CDC是一个执行部门或是职能部门。

《财经》:对比中、美两国CDC体系,有哪些异同?

刘远立:美国CDC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体系,中央也是担心各州会有地方政府本位主义,垂直系统能够避免瞒报。中国仍然是条块分割的体系,各个级别的疾控中心都受到同级卫健委的制约。

陈茁:每一个体系都是有双面的。众所周知美国CDC很独立,作为一个专业机构,受到的限制很少,很好地保持了独立性,可以做更多的计划并推行下去。但是因为美国CDC在亚特兰大,距离权力的中心华盛顿较远,所以在争取资源方面会有不利的地方。

张作风:中国CDC的首任主任李立明,曾在任职前到美国参观。我们能看到中国CDC体系在国家层面参考了美国CDC,同时将研究机构在国家CDC内化,而美国国家层面的这些研究机构属于另一个部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

而中国在地方层面又保留了原有的防疫站系统。设置从中央到地方的四级防控体系,层级清晰,符合中国国情。如果传染病系统能力不强,什么地方出点小差错都可能造成全省、全国的疫情大流行。

《财经》:有必要赋予CDC更多的行政权吗?赋权的边界在哪里?

陈茁:CDC作为一个事业单位,没有办法做任何强制性的要求。其实在疫情发生之前,一直都有改革的呼声,但方向不是把疾控强化升级,某种意义上是在弱化疾控。比如2018年辽宁省试点省级以下疾控整合,抚顺市疾控并入市大健康产业研究院。

在SARS之后,几乎没什么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可以体现疾控的重要性,作为事业单位的技术部门,更倾向于科学,但毕竟疾控还承担了一定的政府职能,如疾病的预防、控制、检测,要在流行之前找到新发传染病流行,并掐灭。这是一种政府职能,而不是完完全全的科学。

这次疫情使我们看到,疾控需要能力建设,需要投资。CDC作为一个政府职能部门会更好。

另外一个可以参照的就是,美国CDC每年会有自己的预算下拨给各地的卫生部门,通过财政拨款来推进今年疾控工作中的重点在各地的落实。

张作风:我建议应在国家层面成立疾病防治局,直接由国务院领导,但可由卫健委代管,向下延伸可考虑把地方的疾控中心和卫健委的疾控部门合并起来,现在两者在基层的工作是交叉重复的。

疾控中心应该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充足的执行权力,不被其他人、部门干扰和限制。当然行政化,不是解决干扰的唯一方式,但是目前,行政化或许是提高中国疾控工作人员待遇的重要途径,而这是疾控队伍比较迫切的问题。

顾昕:增强疾控中心的话语权有两种模式,行政化和去行政化。但是在现有的模式下,再行政化是不能实现目的的,无论专业人士行政等级多高,他的行为都是取决于行政命令。他的专业自主性话语权反而更弱。

另外一种是去行政化,疾控中心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化组织。其领导和专业人员的声望、地位,完全由专业共同体来决定,而不是行政部门来决定。他们的行为至少不会受行政考核限制,其独立话语权或许会稍微提高一些。

当然,任何一个组织,也包括专业组织,都会受到政治力量和行政力量的干預,这在世界上是一个普遍现象。专业组织能否具有抗压性而保持专业自主性,还取决于社群治理的繁育发展程度,当然也取决于政治力量或行政力量的施为。

疾控能力如何提升

《财经》:疾控战斗力不强,源于待遇低、人员流失,这一问题该如何解决?

曾光:过去医改十年,是疾控系统滑坡的十年,国家大量的经费投入没有落在疾控身上。疾控系统人员收入减少到临床医生的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人员流失比较严重。

刘远立:国家卫生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医改十年,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下降了4.27%。CDC的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也呈下降趋势,2009年至2017年,全国疾控卫技人员数量下降4.27%,2009年卫技总人数为148450人,到2017年降至142114人,减少了6336人。

而美国CDC仅驻外人员,在全球61个国家和地区有1800多名代表,传染病是不谈国界的,一个地方出现新发疾病,那么很快就会扩散。公共卫生团队的水平非常关键。

今年3月,教育部公布,全国19所高校获批建设应急管理学院,多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扩招。这种赶时髦,我认为是教育系统的悲哀。我不主张我们公共卫生学院要大量招生,因为问题不在于缺人才,而是留不住人才。

陈茁:以前疾控系统是有计划免疫或者是打疫苗等额外的收入,这块减少后,待遇差不少就走了不少人。

在美国也有这样的问题。美国的医生工资要比其他职业高很多,所以美国的卫生、疾控部门也面临着怎么样吸引有医学背景的人来工作,公共卫生法案有一个规定,就是能够让卫生从业人员可以有更高的工资。

一般来说美国的公务员,最高的工资不能够超过副总统的工资,约17万美元左右。但是卫生部门专业人员的工资,有些远超这一数字,就是考虑到他如果离开这个系统会有更高的工资。

《财经》:有人提出疾控、卫生部门主要负责人须有医学相关专业背景,这样才能集行政管理与技术管理于一身?

张作风:领导的专业能力很重要,外行领导内行会有很多问题,比如在疾病是否“人传人”上应该听谁的。尤其国内卫生系统,很多领导完全没有医学或者公共卫生领域的基础知识。

刘远立:负责人有医学背景当然好,但不是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前瞻性和领导能力,有前瞻性就会做好预案、建设机制,有领导能力就能协调、引导应急,依据是专家提供的建议。

当然,我建议每个地市级政府设立首席公共卫生官,有一个技术官员来坐镇,负责辖区内的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落实。目前地方卫健部门是大量的行政管理工作,需要有一个专业知识的人参与地方政府发展,对居民健康影响相关问题的评估、判断的人。

《财经》:在疫情期间,湖北出现过朝令夕改的情况,如何平衡科学建议和应急方案之间的协调和抉择?

刘远立:虽然平时的应急演习不少,但是真实的全链条演习几乎没有。因此必须加强预案和演练,需要操作性更强、责任明确、资源精准匹配的方案。无论是检测、治疗、医保报销等财务支撑、药物研发等的支撑,都需要协同作战,甚至要全球协同。

我们在疫情中的反应慢了,和追责体系的不完善有很大关系。目前对传染病防治、应急体系的建立,权责划分上都很模糊,可操作性不强,才会有推诿、扯皮的空间。

落实到公共卫生行政管理的改革,需要中组部参与,把应急能力和责任的考核纳入进去,这就直接关系到乌纱帽,那么他不会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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