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学体制

刘军　李灿

新中国成立前，施蛰存是活跃在上海文坛的知名现代派作家、翻译家和杂志编辑，同时也曾在多所学校任教，教师身份是他很长一段时间内安身立命的保障。除施蛰存在文坛驰骋的1930年代，他一直活跃在松江、上海、杭州、昆明、厦门、福建三元、徐州等地的教育岗位上。

据沈建中编《施蛰存年谱初编》，1927年，二十三岁的施蛰存任松江联合中学国文教师，直至1936年施蛰存任杭州行素女子中学教师，这一时期施蛰存基本上都在中学任教职。他晚年回忆：“我青年时期就‘好为人师，这其实就是依赖我的语文知识活命。”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施蛰存辗转到昆明云南大学任教，是他由中学教职向大学教职的转折，此后的岁月里，施蛰存一直在多所高校任教。他说：“当我离开上海，就意味着开始放弃文学事业，流离迁徙于大后方整整八年。不当作家做教授的改行，是我这一生的生活转折点。”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江苏教育学院、福建中等师资养成所、暨南大学、大同大学、上海师范专科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高校都留下了施蛰存教书育人的踪迹。

当时众多报纸杂志对施蛰存的教育活动多有报道。如1931年《现代文学评论》报道：“施蛰存氏之创作，在国内已获相当之评价，有称为创作界中所杰出者。施氏曾任松江女子中学教授有年，与刘呐鸥诸氏创办水沫书店，主编新文艺月刊，成绩斐然，现任中国公学文理学院文学教授，闻将为《前锋》月刊努力创造云。”稍后，《现代文学评论》又刊出了施蛰存辞去中国公学的职务，代中华书局翻译世界名著的消息。同一年的《草野》杂志也报道了施蛰存在中公文理学院教书的消息。香艳杂志《春色》对施蛰存的教育活动也多有报道，该杂志更关心施蛰存的殷实家庭、漂亮妹妹和感情纠葛等八卦消息，其中有一则消息报道施蛰存的家境，认为施蛰存“再加自己在杭州行素女中当教员，也有百多元的收入”，是上海文坛较富裕的作家。该杂志甚至将施蛰存的教书生活的某些细节大肆夸张渲染，以博读者一笑。有这样一则叙述：“蛰存在松江执教的时候，有一次他在看一本学生国文笔记簿，翻到一个地方，见那个学生把‘阴字注着‘北也的解释，便说，‘“阴”字的意思是“山的北面”，不能单解作“北”，否则譬如你要到“北门”去，岂不变到“阴门”去了吗？他说完哈哈地笑了。”施蛰存的乡友沈子成在《小说月报》上撰文评论施蛰存的小说创作，也谈及其教书生活，说“自烽火起后，施氏举家迁避沪上，他自己亦寓沪上，后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组织成立，由朱佩弦的介绍，远赴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执教”。虽然这些报道和叙述有些失真或夸张，却也可成为读者了解施蛰存教育踪迹的一面镜子，映照出施蛰存在那一时期的教育活动。

叶圣陶谈起自己写小说的经验时说：“我做过将近十年的小学教员，对于小学教育界的情形比较知道得清楚点。我不懂什么教育学，因为我不是师范出身;我只能直觉地批评我所知道的……于是自然而然走到用文字来讽他一下的路上去。我有几篇小说，讲到学校、教员和学生的，就是这样产生的。”艺术源于生活，施蛰存的成名作如《在巴黎大戏院》、《春阳》、《薄暮的舞女》等作品，大多源自对1930年代十里洋场的现代变异灵魂的独特理解。从1928年到1937年，施蛰存也在多所学校任教，教书育人的生活也成为施蛰存艺术创作的源头之一。因此，施蛰存在此一阶段也发表了一些关于少儿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篇什，以及以教授们的家庭和情感生活为主题的小说，表达了他对教育、家庭和事业的思考和理解。如《上元灯》集中的《栗·芋》，探讨家庭环境对小孩成长的重要性;《善女人行品》集中的《蝴蝶夫人》表现了大学教授事业与家庭的矛盾;《小珍集》中的《名片》以浙江省教育厅为叙述背景，反映教育厅内部森严的等级制度，及其对小人物心灵的戕害。尤其是《新教育》和《一个学生的死》两篇小说，直接以学生为叙述主角，体现了施蛰存对现代教育与现代社会的深度思考。施蛰存在更多的杂文和散文，如《怀念云南大学》、《滇云浦雨话从文》、《教师与编辑》、《关于图书馆》等文章中，记录了他的教育生活的点滴。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施蛰存被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主持人冯雪峰致信施蛰存，邀请他北上参加编辑工作，施蛰存认为：“我觉得我还是做教书匠适当，就复信婉谢了。”他放弃轻车熟路的编辑工作，选择教书为职业，固然有长期生活于上海不愿再背井离乡的考虑，同时，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确实是一份稳定且优越的工作。据施蛰存回忆，“1954年调整工资时被定为三级教授，工资二百五十六元。从1952年到1957年这段时间，我上中国文学史的课，从唐代文学讲到元明清文学，也在本校系里组织的学术报告会多次主讲过一些專题”。高校院系调整与改革，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执政党实施的重大举措，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必然要求旧的教育制度有所改变。之后施蛰存参与了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政治意味较浓的文艺批判会，也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身份给学生办过讲座。当时的报纸记录了施蛰存这一身份的转变——由来去自由的民国教师转化为国家体制内的有正规编制的高校教师。

1954年11月，《解放日报》以《华东师范大学师生九百人举行座谈会，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为题，报道由华东师大校长、副校长、教务长及中文系全体师生和教育系、历史系、俄语系等师生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施蛰存作了典型发言。在此前后，《文汇报》、《新民报》和《华东师大报》都报道了这则消息。1955年，《华东师大报》继续追踪报道了《中文系第二次座谈〈红楼梦〉研究》，施蛰存和许杰、徐中玉等人均有发言。这些报道中的施蛰存，是以师大中文系教授的身份出席批判座谈会的。他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观点和看法，与全国统一批判的声音是一致的，有强烈的一体化色彩。同年，《华东师范大学校报》发表了《中文系举行胡适文学思想批判讨论会》，施蛰存与程俊英、徐中玉、许杰等中文系教授作了批判发言。

在这一时期内，施蛰存给中文系学生也作过关于“文学语言”的讲座，讲座内容陆续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校报》上。也有学生在校报上发表散文，对施蛰存身患重病仍以老迈之躯在寒假批阅学生作业这一举动表示感激。新中国成立初这些零星的报道，记录了施蛰存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执教后的活动，与新中国成立前关于施蛰存的报道不同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报道中，施蛰存是飘忽不定的，从一个教职走向另一个教职，而此时的施蛰存依托华东师范大学，这里成为他安身立命的唯一空间。

施蛰存被分配到华东师大，“分配”充分说明施蛰存已经被新政府吸收，成为体制内的一分子收入编制。施蛰存在新体制内教育身份“合法性”的取得，要经过长时期的思想改造。有学者指出：“在高等教育改革进行的前夕，进行了两场思想运动：1950年底开始的对文化界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高校的‘三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获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对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从思想上扫清障碍、铺平道路的作用。”在院系调整过程中，有一些高校学者撰文对自己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评和检讨，北京大学陈士骅说：“我的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就是这样地影响了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我作为一个人民教师，在思想上还存在着这样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污毒，因而造成这样无可饶恕的罪过。”中国人民大学赵承信教授认为：“‘三反教师学习对于我是一次很大的教育，不但有机会端正了立场，而且从此我的思想方法起了很大变化，从根本上否定了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初步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这次院系调整，不仅是广大知识分子的一次集体的思想改造，也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人事调配和人才资源的规划与调整，在政府的统一计划下进行。教师必须服从分配，改造好思想，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李刚认为：“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彻底改变了在中国孕育了半个世纪才形成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大学教师被一所大学因政治原因开除就意味着被整个国家大学系统开除，将没有其他的生活出路。”这也是施蛰存自1952年起，尽管遭受很多坎坷，仍留在华东师范大学教书、工作，终老一生的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的“分配”教书带来的是安稳与固定，新中国成立前的“自由选择”教书，意味着就多了一些偶然因素和动荡意味。施蛰存与学校之间的关系松散，且教职绝大多数为文友的推荐与提携，充满了人情味。例如，施蛰存去中国公学执教，是应该校国文系主任、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李青崖先生的邀请。他晚年回忆：“这是在1931年春，我在办水沫书店。李青崖来邀我到吴淞中国公学去担任文预科的国文课教员。”去云南大学，是朱自清推荐，熊庆来聘请，施蛰存在《浮生杂咏》中撰文：“1937年夏，省立云南大学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熊庆来教授出任校长。熊公，滇人也。来上海物色师资，我以朱自清先生之推荐，受熊公聘。”去福建教书，也是经黎烈文的推荐，沈建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录：“1940年暑假过后，施蛰存无法返回昆明，只得賦闲沪上，恰巧福建中等师资养成所所长沈炼之通过黎烈文介绍延聘他去任教。”后来施蛰存到暨南大学、沪江大学任教，到光华大学兼职，由叶圣陶、刘大杰、章靳以、徐中玉等人的推荐。这些人都是当时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与施蛰存大都有过良好的文学友谊，他们在施蛰存经济困窘、形势急迫时予以援手，是中国传统文人之间充满人情味的提携与帮助。

据施蛰存之子施达先生回忆，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以后，施蛰存的经济状况有改善，新中国成立前他必须同时在好几所高校教书才能养活家人。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的月工资是一百八十元;到1954年，施蛰存被评选为三级教授后，工资为二百五十六元。良好的工资待遇，为施蛰存提供了生活保障，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施蛰存被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后最悠闲富足的时期，他也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开始文学翻译的工作，翻译了大量东欧国家的小说佳作，成为其新中国成立初期绚烂的文艺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