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赛珍珠”——谢福芸

裘伟廷

西方女作家写中国的不多，美国的赛珍珠算是比较著名的一位。而创作了《名门》等畅销书的谢福芸，堪称“英国的赛珍珠”。谢福芸曾创作了四部关于中国经历的长篇小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度畅销欧美。据考证，谢福芸这四部小说所描述的故事，除了人名虚构之外，都反映了非虚构的历史情节，纪实的成分很浓，从而使她的作品具有特殊的韵味。

出生在宁波，童年在温州

谢福芸（1885—1959）是赴华传教士、著名汉学家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威廉·爱德华·苏西尔，1861—1935）之长女。当年，苏慧廉为了传教，千里迢迢从英国来中国，于1882年11月到达浙江省宁波。在宁波已有循道会传教士阚斐迪传教多年，苏慧廉在阚斐迪的住处住了两个多月，了解和熟悉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然后他们乘坐商轮“永宁号”前往目的地浙江省温州，到达温州是1883年1月12日。

而谢福芸的母亲苏路熙（Lucy Farrar Soothill，1858—1931），可以说是一位知识女性。她生于小康之家，受过良好的教育，多才多艺，擅长作画，略通音乐。1884年，苏路熙作为未婚妻跟随苏慧廉从英国渡海前往温州，然后在中国结婚、生孩子，一直是苏慧廉得力助手和相知伴侣。“苏路熙”是她后来自己取的中文名，据谢福芸说，“这名字在中文里是光明大道的意思”。

1885年11月21日，谢福芸生于宁波。当时苏慧廉夫妻已经生活在温州，为何谢福芸的母亲苏路熙要到宁波生孩子？据推测，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温州还没有妇产医院，而宁波开埠早，拥有西医院妇产科，再说宁波距离温州又最近。这一年，距苏慧廉抵达温州还不满三年。其实，苏慧廉一家在初到中国的几年里，与宁波有着密切联系：苏慧廉和苏路熙从英国来到温州时，通常在宁波进行中转;苏慧廉与苏路熙在宁波结婚;其女儿谢福芸生于宁波;其儿子维克多（Victor Farrar Soothill，1887—1956）因是在苏路熙去宁波的轮船上出生，所以他的中文名为“海生”。

谢福芸的闺名是多罗西娅·苏西尔（Dorothea Soothill），苏西尔（Soothill）来自她的父亲;婚后姓名是弗罗伦斯·何西（Florence Hosie），何西（Hosie）来自她的丈夫亚历山大·何西爵士（Sir Alexander Hosie）;而中文名“谢福芸”，其中姓氏“谢”来自于她丈夫的中文名谢立山，“福芸”意即“幸福的园丁”，这是后来由其义父给她取的名字。

谢福芸尚在襁褓时就随父母来到温州，在这个南方城市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由于父母忙，照顾她的保姆是一个温州老妪，所以后来谢福芸说起汉语时，仍然帶有温州口音。保姆乳名叫“守冬”，在谢福芸的记忆里，她是个穿着蓝色棉裤和棉衣的“阿姆”——温州人至今还把保姆叫“阿姆”。

谢福芸曾回忆起自己五岁时的一段趣事：当时她害怕学习英文字母。后来在保姆的“启发”下，谢福芸觉得，“也许我把字吃进去，我就会变聪明了”。于是，她俩撕下了有字母的半张纸，并将它揉得小小的，谢福芸真的将纸片吃下去了。据说，这样的方法还是立竿见影的，一个星期之内，谢福芸已经能认识几个字母了。不过，谢福芸的母亲一次拿着被撕坏的书来找她：“我很好奇，书是怎么被撕坏的？”保姆和谢福芸都保持了沉默。想不到这个不爱学习的“笨”小孩，后来居然成为知名的作家。

在温州谢福芸一直待到七岁，才回英国接受正规教育。回英国后，因父母在海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她与弟弟维克多一起寄居在约克郡的亲戚家，并有几年的时间住在伦敦东部近郊的贫民区。十余年后，1904年初夏，十九岁的谢福芸返回充满童年记忆的温州，她在这里又待了两年，协助母亲管理艺文女校，同时在父亲创办的白累德医院充当护士。谢福芸后来说，自己在那段时间是叛逆的，当时的理想是到伦敦东区做个医生，帮助无钱治病的穷人。

负笈到剑桥，初创到北京

1906年，日渐成熟的谢福芸又离开温州，为了深造，她负笈剑桥，考取的是素有“女子梦天地”之称的剑桥大学纽海姆学院。三年后的1909年，谢福芸以“中世纪与现代语言学”专业优等生毕业。而也是在1909年，苏慧廉已是当时亚洲最具盛名的高等学府山西大学堂的校长，他是1907年应李提摩太的邀请，离开温州，而后膺任此职的。在山西大学堂，苏慧廉还兼任世界历史与世界宗教等课的教学。

也许是受父亲教育家角色的影响，也许是年轻时在艺文女校的经历，也许是剑桥大学给她的熏陶，而剑桥大学毕业生、25岁的谢福芸，又正是朝气蓬勃的年龄，因此当这位年轻人于1910年重返中国时，她志向明确，就是希望能像父亲那样，在教育领域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她说：“我要尽我所能去满足中国人的需要。如果我能，我愿意把剑桥移到中国去。”她计划办一所如母校剑桥大学纽海姆学院式的女校，此举也得到了苏慧廉的支持。

谢福芸有个剑桥大学纽海姆学院的校友叫包哲洁（中文名），她是一个英国军官的女儿，血液里都流淌着冒险精神，也是英国中华圣公会女传教士。当时，包哲洁正在北京筹备一所女子学校，即培华女校，她后来任校长;于是，谢福芸加盟该校办学创业，自任英文教习。这所旨在培养中国大家闺秀的学校，就选址在紫禁城边上，1911年秋学校开始招生。据称，梅贻琦、洪业等都把女儿送到这里来;林徽因、赵曾玖（历史学家瞿同祖的夫人）也毕业于该校。

可惜造化弄人，学校开张还不到一年，北京城的统治者就换了人。在各派角力下，民国肇始时局可以用一个“乱”来形容。曹锟发动“北京兵变”期间，谢福芸母女一度避难英国使馆。其后，她们又避居天津，在苏慧廉的老友翁斌孙家中做客数月。翁斌孙是晚清帝师翁同龢的侄孙、状元翁曾源的儿子。在客居期间，谢福芸与翁斌孙一家老小结下了终身友谊。翁斌孙的儿子翁之熹，一直与她姐弟相称;谢福芸还与翁之菊（翁斌孙三女）结拜为姐妹。

常熟翁氏为江南望族，世代书香。祖籍常熟的翁斌孙十七岁便高中进士，苏慧廉执掌山西大学堂那几年，翁斌孙在山西为官，因此两人结下深厚友谊。民国后翁斌孙不仕，隐居津门，好友的女儿要来，他当然张开双臂欢迎。但当时还是民国初年，社会风气循故袭常，一个外国女性竟然要在名门家族中起居生活，这可让很多人跌掉眼镜。不过，开明的翁斌孙喜欢这个率真、大胆并有抱负的年轻人，收她做义女，还给她取名“福芸”，意即“幸福的园丁”——这倒是符合谢福芸欲在中国培育“花朵”的志向。

加盟培华女校，这是谢福芸人生中第三段在中国的生活。虽然做教育家的梦想因北京城改换门庭而落空，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段中国行的尾声，竟然奏出了一个浪漫的强音——谢福芸爱上了英国驻华外交官、汉学家和探险家谢立山爵士（1853—1925），这是一个比她大三十二岁、比她父亲还要大八岁的男人。1912年，五十九岁的谢立山返回英国，定居于怀特岛的桑当。次年1月2日，未至而立的谢福芸与六十岁的谢立山正式结婚。据说度蜜月时，她身上就穿着用漂亮丝绸做的中国式衣服。

其实，谢福芸父母很早就认识了谢立山。谢立山自1876年被任命为“驻华学生翻译”开始，他在中国的领事生涯，可以用闯荡东西南北来形容，足迹所至，包括芜湖、重庆、温州、曲阜、厦门、九江、梧州等地，还担任过四川总领事。1905年他升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事。1888年到1891年，他在温州任职，可能是在这个时期，他认识了苏慧廉夫妇。谢立山还是一个探险家，他在领事任内，到处游历，写了好几本在四川、贵州、云南、西藏、满洲勘察的书。1913年，谢立山跟谢福芸结婚，谢福芸是他的第二任夫人。

谢福芸一生六次旅华

位于英国南部的怀特岛阳光丰沛、海滩迤逦，堪称安居胜地。谢福芸在岛上很活跃，她服事教会，也关心当地教育事业。可是谢福芸与谢立山这种自得其乐的生活，在定居怀特岛六年后戛然而止。1919年，英國政府聘请谢立山担任英国驻华使馆特别馆员。于是在1920年，六十七岁的谢立山带着妻子再度来到中国，这也是谢福芸第四次来华。

1923年，中国大部分国土遭遇水灾。谢福芸在来华的欧洲人圈子中为此募捐。她在教堂的演讲声情并茂，但只有一个领养老金的老者捐了一个先令。谢立山建议她写文章，谢福芸于是为一家在中国的英文报纸撰写一篇文章以劝募，结果收到了三十英镑。由此，谢福芸走上了作家之路。她开始为报刊撰写时评、见闻。

1925年3月10日，谢立山在英国桑当去世。谢福芸在怀特岛安葬了七十二岁的丈夫，步入人生低谷的她，到牛津和父母同住。没过几个月，谢福芸于1926年作为中英庚款访华代表团秘书，与父母一起再次旅华，这也是谢福芸第五次来华。

1931年早春，谢福芸的母亲苏路熙去世。苏路熙写有回忆录《中国纪行》，不过该书是在她去世的当年，由女儿谢福芸整理完成，并交英国著名的霍德&斯托顿出版公司出版。因这本书，我们得以看见苏路熙这个以未婚妻身份来到中国的英国女人，一生与中国紧密相连的故事。1931年11月，苏慧廉从牛津给温州教会邮寄了妻子的一本遗作《中国纪行》。在画着江心图案的扉页上，他与谢福芸一起签名。这可能是苏慧廉最后一次与温州的联系。这一年苏慧廉正好七十岁，他老了，也病了。

1932年，苏慧廉病倒，一直卧床，深受病痛折磨。谢福芸照料了父亲三年多。1935年5月14日，苏慧廉在牛津寓所去世。苏慧廉去世后，他的关于中国的著作也曾经过女儿谢福芸的整理。比如，苏慧廉的《论语》英译本于1910年在日本横滨出版，洋洋洒洒1028页。该译本的简缩本后经谢福芸编辑整理，并由她撰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孔夫子》，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收入世界经典丛书，于1937年首版。谢福芸编辑的牛津版苏慧廉译《论语》是个口袋本，共有二百五十四页，直至今日，还不断在西方出版。不仅如此，她还曾协助父亲编辑整理其他汉学著述，苏慧廉在多部著作的前言，都提到这个爱女，并感谢她的帮助。

1935年下半年，为排遣夫君、父母相继去世的悲伤，谢福芸决定重回中国，来到这个似乎能带给她温暖感的第二故乡，追寻亲人的踪迹——父母和丈夫曾在这片土地上，贡献了他们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她从香港入境，一路行经广州、上海、温州，离开温州后又北上，去了天津、北京、山西以及重庆等地。谢福芸这次来华带着一台当时非常时髦的电影机，一路拍摄。这是她一生中的第六次旅华，也是她最后一次旅华。

当时，中国已结束北伐，国土基本统一，于是谢福芸将对亲人的挚爱及对中国的祝福，写成《崭新中国》。但随后，中国与英国均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火燃烧的英国，谢福芸羁留东南小城福克斯通，用追忆方式，写成《潜龙潭：北平新事》，书中以一所北平女校及几个普通中国女人的故事，寄托她对中国的感念及正义必胜的信心。

谢福芸一生六度来华，接触过许多中国家庭，有名门望族，也有普通百姓;她更是生于此、长于此，亲身体验过当时中国的家庭生活。回到英国后，除了写书，谢福芸一直在布兰普顿学校，从当英法语教师到担任副校长。1946年年底，六十一岁的她从布兰普顿学校退休，迁居英格兰南部的莱德林奇——一座离索尔兹伯里八英里的小城。1959年2月15日，七十四岁的谢福芸在索尔兹伯里的一家医院告别人世。

关于中国的“四部曲”

作为英国名媛的谢福芸，写了四部关于中国经历的长篇小说，这在西方国家中是少有的。这四部作品就是《名门》、《中国淑女》、《崭新中国》和《潜龙潭》，有人称为“旅华四部曲”。据载，这四本书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畅销欧美。

创作于1924年的《名门》，谢福芸以两个世交的中国士大夫家庭宫家与骆家为故事载体，记录了满、汉两个家族的家庭生活，以及身处时代转折点的他们对家庭、宗教、爱情的观念。其中的“宫家”，就是大名鼎鼎的常熟翁家。而《名门》中一再出现的“励诚”，就是翁斌孙的儿子翁之憙。谢福芸曾在翁家短暂借住，因此主要以翁家人物为原型，完成了这本描写中国贵族家庭生活的作品。在书中，在辛亥之年遭遇国破家亡的“骆大人”则是曾任山西巡抚的满族高官宝棻。这本书厚达三百多页，并含二十多张黑白照片，为我们勾勒了从清朝灭亡到民国建立初期的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图景。

《中国淑女》一书1929年出版，谢福芸的视野不再局限于一城一户，而是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可以说它是一幅《清明上河图》式晚清民国的生活画卷。谢福芸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观察普通民众的生活，竭力用笔墨还原她眼里的那片大地，比如人力车夫、逛商城的老农夫妇、家里的保姆;也有不少“中产阶级”的生活场景，比如博士自制药品、清朝遗老遗少打麻将、国外留学后无法融入旧式家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