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不会变老

邢哲夫

米兰·昆德拉在《玩笑》中说：“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是由穿着高筒靴和化妆服的孩子在上面踩踏的一个舞台。他们在舞台上做作地说着他们记熟的话，说着他们的狂热地相信但又一知半解的话。历史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经常为青春提供一个游乐场——年轻的尼禄、拿破仑，一大群狂热的孩子，他们假装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态会突然真的变成一个灾难的现实。”乐于摹仿和表演，是青年的天性，毕竟，让摹仿的对象给自己的真人秀加持，是一种景观时代的诱惑。然而古典哲人告诉我们，摹仿和表演也有高低之分，摹仿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你的表演就是什么样的。如果摹仿拿破仑、尼禄式的僭主，搞不好就成了摹仿犯的“灾难性的现实”。表演并不只是宣泄过剩精力的游戏，而是一个关乎心灵和德行的伦理行动。

古典哲人认为，诗的本质就是摹仿和表演。而青年也是天然的诗人。青年的血气和爱欲，正是诗的原初力量和永恒话题。然而，借用一代青年偶像海德格尔的话语，诗作为存在的家，正如海氏笔下有待上手的锤子：它可以掌握在铁匠的手上，锻造出国之宝器，也可以掌握在凶犯的手里，炮制出血的罪行。诗与海德格尔所指的“存在”一样，都是一种无定向的存在，如交叉小径的公园一样，走向哪里，浑然未知。

诗一般的青年，固然是沐浴着无善无恶的心体之光，走向自由与逍遥的无限可能，然而也面临着可善可恶的两歧之旅，承负着不成仙便成魔的凶险。墨悲丝染，歧路亡羊，美猴王孙悟空，倘若过分地释放天性，搞不好就成了《西游降魔传》里的嗜血狂魔;《卧虎藏龙》里的玉娇龙，如果没有遇上李慕白并折服于他的“武道”，而是继续执着于师父碧眼狐狸的“武术”，也将成为一条造孽的毒龙。心猿和毒龙是蛰伏在人性中的怪物，而青年时代也是怪物长成的时代。

柏拉图对话录的场景，大多发生在苏格拉底与青年的交谈中;《论语》中大半的章节，都是与弟子的“教学互动”。在古典时代，与青年的相处常常是思想和智慧得以发生的“文化场域”，因为古典智慧的趣味无非就是追问何为美好生活。然而美好生活并不是一种现实性，而是一种可能性，正如“还没定型”的青年身上，蕴含的也是一种可能性。青年与美好生活都指向未来，因此，美好生活应该被青年遇见。让青年生活的可能性遇上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可能性便成了现实性——正如大地可能荒芜也可能丰收，而一粒种子飘来，大地便开了花。青年的无限可能，只有用美好生活来承接，才不会变成“灾难性的现实”，而青年的无限未来，也应该用在为美好生活开辟驱除、立法创制上，这本是古典社会的基本常识。若没有某种目的论的涵摄，无限可能便是一种虚无。然而在“我的青春我做主”的现代观念中，古典的常识和智慧却显得政治不正确，要么保守，要么专制。

冯庆兄《古典与青年》一书，正是在古今之争的历史漩涡中，试图为现实生活开辟出另一种可能性。如果世界归根结底是青年的，那么青年就是美好生活之可能性与现实性的承担者。冯庆在本书题旨性的文章《古典学与当代青年》中指出：“青年人的生命血气如果能够得到这一维度的浸润节制，将找到更加合适的发散方向。这种看似‘保守的自我节制需要更为坚实的地基，那就是每一个青年学者个人的政治与伦理生活，而每一个体的政治伦理生活与更大的共同体及其传统无法分离。”我们不会忘记比雷埃夫斯港那场与青年的对话，诞生了古典智慧的丰碑式巨著。青年的世界正如海港，一边是坚实的大地，一边是未知的海洋，既是出发点，又是交界处。面朝大海只有以大地为依托，才可能春暖花开，温暖和花开只能是大地的质感。近世以来直至今天，一代代沐浴着欧风美雨、拥抱着所谓“普世价值”的青年，若遗忘了依托的黄色故土，遗弃了共同体的伦理而盲目追求大海的无限或太阳的至上，气挟风雷的起航便难免成为不系之舟的漂泊，伊卡路斯的脆弱翅膀必将“熔断”。

从古典中获得过上美好生活的启迪，是古典对于青年的意义。所以，古典之于青年，便不是博物馆和故纸堆里的观照对象，而是现实的另一种表达。研读古典，也就是一种在场的实践活动和创造活动。“青年人的古典研究，除了是对人类伟大传统的虔敬，还应当是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和人民生存状态的细心体察，并最终做到对自我生命召唤的忠实呈现。”在此基础上，冯庆不无立法姿态地号召广大青年：“青年人的选择绝不应该是尼采所批判的‘好古癖。他们绝不仅仅是‘我反思、‘我考察的历史学家，还应当是‘我意愿、‘我创建的诗人与艺术家。”这不禁让人又联想到昆德拉《玩笑》中对青年的揶揄。然而，恰恰是没有古典精神的浸润涵养，青年的摹仿游戏才不知不觉变成了向僭主致敬。只有潜下心来细细研读古典哲人的智慧，才能成为高尚的、纯粹的、有益于人的诗人与艺术家。

正因为如此，《古典与青年》中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对诗歌、小说等诗性文本的绎读，从抒情叙事中追问美好生活的根基。别出心裁的是，其绎读的文本大都与青年有关。或是一代青年共同的“回忆杀”：电视剧《西游记》、黄易小说;或是文艺青年的标配：博尔赫斯、罗大佑、徐皓峰;或是让学院青年纷纷追随的时尚理论，如王德威的“抒情传统”;或是与青年有关的现象，如租书摊、网络暴力;或是另一个时代的青年精神之一角，比如闻捷的《天山牧歌》、宗白华的“宇宙意志/民族精神”。冯庆兄并没有以长者的身份训导青年——冯庆兄本来就是活泼泼的文艺/学术青年，书中的文章更像是年轻的心的现身说法，从青年的迷惘、困惑、乡愁甚至暴戾中揭示古典之于青年的重要与必要。

《古典与青年》俨然是一部青年的精神现象学。克尔凯郭尔将人生分为三个阶段：审美阶段、伦理阶段、宗教阶段。爱欲与血气边缘的青年人，正是处于伦理阶段的一群人，而美学也俨然是一门青年的学问。浪漫主义以来的美学，表面上是以诗化的审美主义态度审视世界和人生，而实质上则是为了取消生活世界背后的伦理维度，感官化的美和内在化的情感成了万物唯一的尺度。没有伦理向度的人生是危险的，而青年的天性则乐于摆脱伦理的羁绊，进入自由诗性的审美世界。或许是由于此种原因，王德威的“抒情传统论”、博尔赫斯的“瞬间即永恒”美学等时髦文本对文艺/学术青年无疑是一种永恒的诱惑——而现实中也确实如此。而《古典与青年》对这些文艺青年中的“爆款”做了很好的文化-政治学分析。《“有情”的启蒙》指出王德威的“抒情传统论”乃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建构性理论，意在取消中国古典诗学背后的“美善相乐”的礼乐道德形而上学，重新解释中国诗学传统，为“继续启蒙”张目，为解构崇高立法。而博尔赫斯对瞬间的迷恋，对无限可能性的执着，表面上看是后现代哲学的文学图解，其实仍然是启蒙以来的审美现代性的另一种表达。審美至上、情本体、不确定性、瞬间永恒，这些文艺-学术青年的“爱豆”，恰恰是现代症候群的表征。

有趣的是，《古典与青年》所选文章似乎有着一种有趣的互文见义，形成一种相互对话的复调效果。《从“宇宙意志”到“民族精神”》讨论的恰恰是王德威引为同道的宗白华。然而宗白华果然如王德威所理解的那样吗？诚然，宗先生对“宇宙意志”的强调，确实充满了以内在情感为本体涵摄世界的审美主义野望，然而宗白华对于“宇宙意志”、“生命本体”的强调，恰恰来源于五四以来的民族自强意识。这并不是形而上的“启蒙”，而是形而下的救亡，不是悬空的玫瑰色，而是大地的海棠红。《〈天山牧歌〉中的建设、爱情与民族亲和》解读闻捷在新中国的新疆写下的一系列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抒情诗，指出了这类诗歌对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意义，为饱受启蒙话语诟病的“崇高美学”正名，也勾勒了另一个时空维度上另一种精神气质的青年形象。

《古典与青年》虽然立足于中国青年与古典的问题，但冯庆兄的西学根底及古今中西之争的视野，使其能够深入探讨中国青年问题的现代性根源。《抒情植物学——从卢梭、歌德到浪漫主义》一文从植物学入手，指出了启蒙主义美学由“认识世界”到“认识你自己”的内卷化趋向，这无疑正是“我就是我”的哲学基础。《漫谈西方观念史中的动物与人》，讲述了人类在现代启蒙的祛魅和浪漫主义的解放中一步步脱离神性，与兽为邻并降格为兽的思想嬗变史。联想到现在洋溢于青年之中的“萌宠”景观，俨然浪漫主义的都市版本。

在第三辑《老智慧，新知识》的题记中有一段颇值得玩味的话：“智慧会不会变老？禁不起时间考验的，怎么会是智慧？”这让人想起了一个故事。苏格拉底问一个青年：“世界上有没有绝对的恶？”青年说：“没有。”苏格拉底微微一笑道：“你还年轻。”古典哲人思考的是永恒问题，而人是时间的人，永恒也因时间而称义。思考永恒的智慧，也必然是在时间中展开的。知识会老，但智慧因其朝向永恒而永远年轻。正如《古典学与当代青年》一文指出的那样：“古典与青年的辩证关系就在于，青年的革命动力驱使古典传统永远发生着轮回复返的转变与更新，而古典的强大克制力与凝聚力则回过头来保证青年人能‘发而皆中节，能‘无征不信，能‘任重而道远，使得改变中国乃至改变世界的能量不至于涣散、早衰。”青春有了永恒维度的滋养，便免于衰朽，而古典也因为青春的守护而获得活力。青春在这种意义上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