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青年”到“中国青年”： 中共成立前后对青年群体政治形象的文化性塑造

张熙

[摘  要]1921年前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规模和政治影响都十分有限，为扩大组织规模，实现既定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着重从文化层面塑造青年群体的政治形象，突出青年与政治、与国家、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必然联系，阐释青年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在逻辑。中国共产党不断抬升“新青年”的社会形象，鼓舞和肯定青年的政治参与;通过突出民族矛盾的方式，强化青年的民族意识，实现“中国青年”的身份认同，以“中国青年”对中国社会的必然使命，论述青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革命运动的必然性，成功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内化为青年群体的政治目标，将青年由社会群体转变为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青年群体;政治形象;文化性塑造

初创时期，为争取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中国共产党扩充党员、壮大组织的任务十分迫切。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承继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将青年视作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青年作为历史的必然继承者，承担着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由此，初创阶段急于扩大组织的中国共产党选择青年作为政治动员的重要对象。

“青年”这一概念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中国的青年对这一概念并不熟悉。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想将青年作为政治动员的对象，号召青年加入革命洪流，首先要不断宣传，以“青年”这一概念将散布在中国社会各地区、各行业的进步力量聚集起来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并且要将青年放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启蒙青年的政治意识，开启青年的政治参与，这是动员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前提。其次，青年的政治参与不是浅尝辄止的，他们担负着改造中国社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崇高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必须使青年意识到这一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因此塑造了“新青年”这一全新的国民形象，促进青年主动承担起社会历史赋予的责任。然而青年主动参与政治、承担社会责任，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建立青年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必然联系，中国共产党将“新青年”进一步塑造为“中国青年”，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与青年的内在同向性，强调青年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改造社会，才能实现自我价值，至此，中国共产党基本完成了文化层面上对青年群体政治形象的塑造。

一、从分散到聚合：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群体的政治意识启蒙

中国共产党对青年进行政治动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促进青年的政治参与，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动员中突出青年的政治属性，突出强化青年的政治主体身份。

1921年前后，中国社会四分五裂，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国土，封建军阀各自为政，青年在地域分布上天然是分散的;此外，青年还有年龄、性别、行业、家庭出身、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等要素的差别。为团结更多的青年，扩大政治动员范围，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青年”视作一个整体，并未突出青年群体的差异，而是以“青年”这一概念将分布在各地区各行业的青少年聚合起来，将适龄的“青年工人、农民、店员、艺徒、低级职员以及中等以下的学生，平民学校、补习学校之穷苦学生”[1]、军警、妇女、工人子弟等不同地域不同职业的广大群体都集中于“青年”这一范畴，强调维护全体青年的利益。中国共产党这种做法有两层积极意义：第一，最大程度集中了具有良好教育背景、具有改造中国社会宏愿和最具有革命精神的有志青年，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提供了为数众多的对象;第二，“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动员体系中始终以群体形象出现，是社会的重要构成，这就使得“青年”一词兼具社会意义与政治意义，中国共产党也由此开始构建青年与政治之间的必然联系，将“青年”由社会群体塑造为政治主体。

中国共产党强调青年群体共同的性格特点，在气质上将青年视为一个整体。青年处于人生的上升阶段，气性刚烈，勇敢坚毅，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和卓越的行动能力。自五四运动开始，青年学生始终站在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一线，反基督教运动、驱彭挽蔡运动、五卅运动等反帝反封建运动中，青年学生总是第一时间响应并发动其他青年共同参与;罢工运动中“青年工人最勇敢，肯牺牲，能奋斗”[2]，是罢工运动的先锋军;青年农民“亦如青年工人一样的勇敢肯干”[3]，在农会中担负了许多工作，与地主、土匪、贪官劣绅、反动军队奋勇抗争;学生军中的进步青年分子“总是拥护工农的利益”[4]，反对反动军队摧残工农的暴举。總而言之，来自不同省份、不同教育程度和行业背景的青年，都在爱国运动中表现出了勇往直前、冲决一切障碍的锐气，中国共产党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

中国共产党以共同的政治诉求将青年凝聚在一起。中国共产党认为，无论何种文化背景，从事什么职业，青年都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都有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政治诉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青年的生存状况表示出了深切的关注与忧虑，将青年的生存环境形容为“活地狱”：青年工人在资本压榨下承受着极大的工作强度和极差的工作环境，工钱极少，只能勉强维持生存;青年农民因资本涌入和土地兼并逐渐沦为佣工或被强制征兵;青年妇女的遭遇更是“简直惨无人道”[5];全国绝大部分的青年都无法正常享有政治、经济、教育上的权利。青年想要改善生存环境，争取自身权益，就必须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一切问题都受到政治问题的牵制，若不先解决政治问题，“什么问题也是很难解决的”[6]。

当青年由个体聚合为群体，当不同青年群体具有相同的利益诉求，青年群体所面临的困境便不仅仅是个人境遇问题，而是关乎整个群体生存与发展的社会问题，直接与政治相联系。谋求群体利益的青年，必定要参与政治。由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塑造下，内部存在诸多差异的青年群体始终以整体形象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语境中，成为一个团结起来的、有强烈政治参与需求的群体。

二、从“新青年”到“新国家”：中共对青年责任意识的塑造

要调动青年的政治积极性，就必然要肯定青年的政治地位与作用，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提及和抬升“新青年”的形象，充分肯定青年政治参与的正当性。

中国共产党从客观、主观两方面论证了青年政治参与的正当性。首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都惨遭摧残，大厦倾覆无有完卵，青年乃至全社会都在政治的裹挟之下，客观环境要求青年参与政治。钱穆研究称“青年乃民国以来一新名词”[7]，可见，“青年”概念的诞生原本就与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以往，中国社会的主流观点都不主张青年过多参与政治，但中国共产党认为，青年作为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是无法回避政治的，“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8]，否则“政治总会寻着你的”[9];其次，青年人相较于成年人和老年人，有着更加迫切的发展需求，对社会的黑暗腐朽有着更加深切的痛恨。同时，青年往往接受过更多教育，更容易接受先进思想，因此，青年是最主要的革命力量。青年的革命意识能否觉醒，青年的革命作用能否有效发挥，将决定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成败。换言之，青年的诉求，只能依靠青年自己来实现。

在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政治动员话语体系中，此青年非彼青年。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已经明确表达过青年要担当“再造国家民族之责任”[10]的观点。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对青年的地位与作用的阐述更加具体。塑造了“新青年”这一全新的国民形象以区别于“旧青年”，阐述了“新青年”建设“新国家”的主张。

“新青年”在身体素质方面有着与“旧青年”截然不同的面貌。陈独秀、高一涵、高语罕等人均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了青年应该具有良好身体素质的观点。一直以来，中国青年的代名词都是“白面书生”。这本来是称赞青年的词语，但是1921年前后的中国，举国上下，青年没有“桓武之态”[11]，“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细腰，妩媚如处子;畏寒怯热，柔弱如病夫”[12]，青年人的青年身体被禁锢在老年的思想和灵魂中，所以不能发挥和显现出青年应有的蓬勃生气。对青年糟糕的身体状况的批判，事实上饱含着深切的期待，中国共产党描绘的“新青年”形象，在身体素质方面，应该是“健壮活泼”“面红体壮”[13]的，只有生理上达到真正的青年资格，方能被称作“新青年”。

在精神和心理层面，中国共产党也塑造了全新的青年群体形象。早在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之际，陈独秀就提出了青年应具备的“六义”，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4]。这几点对于青年的要求，虽然仍然较为抽象，不具有现实的行为指导性，但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对青年提出了殷切期待，能够唤起青年觉醒，鼓励和號召青年为国家民族而奋斗。随后，在《新青年》一文中，陈独秀进一步指出了新青年在精神层面上应达到的标准：“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为新青年而非旧青年，始得谓为真青年而非伪青年。”[15]李大钊对“新青年”的精神做了补充，他指出，“新青年”不会畏惧强权，不会畏惧暴力、迫害与牺牲[16]，只会坚定青年继续革命的决心。通过不断的宣传，生理上强健有力、精神上自主进取的“新青年”形象被建构和树立起来。由此，在“新青年”形象的鼓舞和号召下，青年的意识逐渐苏醒，冲破了“三纲五常”和“长幼有序”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束缚，开始在政治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形象的重塑与歌颂，除获得青年群体的广泛好感之外，更为将国家希望寄托于青年做了铺垫。当时的进步杂志中，痛陈中国社会积弊、痛斥中国人的弱点，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这类主题的文章不约而同地描述了一个世风日下、国民麻木、政治落后、经济凋敝的病弱的、腐朽的、老旧的“国家”形象，老旧的国家与新鲜的青年，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互相矛盾的张力。老旧的要被淘汰，新鲜者将取而代之，“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17]。显然，在风雨飘摇、战火纷飞的近代中国里，“新青年”这样一个“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18]的初春朝日一般的形象，带给古老陈旧、千疮百孔的中国“新陈代谢”般重生的希望和喜悦。在对“新青年”这一全新国民形象的勾勒和憧憬中，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开始将青年群体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将建设“新国家”的期待寄托于“新青年”。陈独秀将“新青年”建设“新国家”的使命比喻为“造桥”，他勉励青年，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都在做“造桥”的工作，青年应该承继和接续这一事业，造出又长又阔的桥，容得大家在桥上行车跑马，再架上楼阁亭台，及至彼时，这桥本身便成为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想要到达的“彼岸”。[19]

中国共产党对“新青年”形象的塑造，赋予了青年改造国家与社会的责任与使命，建立“新国家”的任务理所当然应该由生理与精神都焕然一新的“新青年”来承担。青年群体作为社会一分子，不仅要积极参与政治，更要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力挽狂澜，发挥青年群体在民族独立与社会改造中的决定性作用。“新青年”这一青年群体政治形象的建立，将青年与国家的关系彻底关联在一起，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三、从“新青年”到“中国青年”：中共对青年群体的民族精神的塑造

“新青年”这一国民形象的成功塑造，使青年不仅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被压迫剥削的萎靡形象，转而成为国家和民族的希望，还被中国共产党赋予了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政治使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共同的政治目标。但是，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关的“新青年”，并不必然走向革命的行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强调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矛盾，强调敌我双方，构筑了青年参与革命的心理基础和同仇敌忾的民族情绪。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地位与作用的认识不仅限定于宏观的社会历史角度，而是将青年与无产阶级政党、以及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通过将日常苦难上升为阶级苦难的方式培养青年的阶级觉悟，强调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指出，青年之所以“常常失业、流离”[20]，之所以生活无以为继，并不是因为命苦，就是因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输入洋货，剥削中国人民，攫取中国的财富;帝国主义培植下的军阀，也是“蹂躏中国人民的仇敌”，“工贼和反革命分子，是与工人势不两立的仇敌，却是保障帝国主义者发财的走卒”。[21]国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是中国人民痛苦的根源，那么解除痛苦的根源便在于打倒他们。他们的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彻底对立的，没有一丝一毫共存的可能，因此革命是不能避免的，全国人民必须团结一致，“与这班仇敌作一最后的死战不可”[22]。中国共产党强调，组织及教育青年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工作”[23]，党和团的青年教育主要内容则是“有产阶级存在一天，我们无产阶级便一天得不到完满的自由”[24]。中国青年在这场势在必行的革命中，具有至关重要、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25]任何青年，想要获得应有的权利，维持自身的生存发展，“只有身体力行一法”[26]。酝酿过程中，青年已经“显然可见其必须担负指导群众的责任”，须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才好”。[27]

中国共产党强调“敌强我弱”的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强化青年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便有代表提出，一旦遇有外国人欺压中国人的事件，就要抓住时机，大肆宣传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酷暴行，激发蕴含在青年性格中天然的反抗意识和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深知，民族危亡之际，“中国”二字便是青年群体的敏感神经，于是采用了“以哀动人”的策略，突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弱者形象，以引起青年的同情，加深青年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等敌人的仇视，“‘悲壮……的文字颇能感动一般青年”[28]，这样的方法“屡试不爽”。国际社会上任人欺凌的中国与社会生活中饱受压迫的青年，同为弱者的境遇，使得青年群体作为中国人的爱国精神空前高涨，国家民族当前，“中国青年”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社会构成，更是一个蕴藏着无限能量的政治资源。

如果说“新青年”是寄托着中国共产党和全社会对“新国家”的期待的抽象形象，“中国青年”的指向性则更加明确，青年不仅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更是新社会的开拓者和建造者。这一点由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创刊宗旨也可窥见一斑。1923年10月，《中国青年》创刊，发刊辞中明确指出，生气勃勃的青年是“中国的唯一希望”[29]，“救中国是一般青年的使命”[30]，青年需要切实采取行动来实现改造中国的愿望。相较于“新青年”这一相对模糊的概念，《中国青年》明确创办宗旨就是要教导青年怎样做事，以及如何改良正在做的事。青年需要读书，需要做事，并且要“用做事以学做事”[31]。以第1卷为例，1923年总计11期《中国青年》发表的73篇文章中，指导青年如何学习、工作、开展革命的文章就有34篇，几近半数。

中国共产党通过文化方式，賦予“青年”这一概念更加丰富的政治意义，将青年塑造为代表进步思想、拥有健康体魄、追求民主自由的社会先锋力量，使青年因身份认同产生自豪感，从而激发青年政治参与的热情和改造社会的勇气。伴随着“新青年”到“中国青年”政治形象的文化性塑造，中国共产党与青年树立了共同的政治目标，构建了共同的爱国情绪，巩固了共同的行动立场，三者层层递进，互相促进，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与青年之间的关系：青年与国家有着必然联系，以建立新政权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有着天然联系。由此，中国共产党借由青年群体的政治形象塑造建立了“青年—社会—国家—中国共产党—青年”的逻辑勾连，成功将青年从社会力量转变为政治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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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1]发刊辞[J].中国青年，1923，1（1）.

[30]我们的希望[J].中国青年，1923，1（4）.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