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匮要略》中的五行学说

2020-05-25 02:46幸韵
中国新通信 2020年1期
关键词:张仲景黄帝内经

摘要:中国传统医学医疗体系的构建,是同哲学息息相关的。因此,从“五行”这一哲学概念切入来对传统医学进行认知,是切实可取的。在此前提下,本文择《金匮要略》一书作为了解中国传统医学的窗口。此书中,张仲景利用五行可以同天地万物相配这一特点,通过五行相生相胜的机制来认识疾病在人体中的变化,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治疗方法。在具体论述中,本文则从五脏、五味、望色问诊、方剂等方面对《金匮》中的五行学说进行了一个浅显的探讨。

关键词:《金匮要略》;《黄帝内经》;张仲景;五行

近年的互联网中,同传统医学相关的讨论日渐甚嚣尘上。在这热议的浪潮中,不少人斥责传统医学缺乏现代科学逻辑。然事实并非如此,现代医学的逻辑,是借由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解剖学等学科构建的;而传统医学的逻辑,是以传统哲学为基础的。在道、太极、天人感应、阴阳、五行、气等哲学概念的浸润下,传统医学在漫长的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医疗知识体系。因此,以现代医学的逻辑来认知传统医学,是有失公允的。所以,在试图了解传统医学时,笔者选择了“五行”这一哲学概念切入。

在这一前提下,笔者将目光投向了张仲景。生于东汉末年的张仲景医术精湛,被后人尊为“医圣”,其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亦是研习传统医学的必读书目。然而此书面世后不久便散佚于世,着实令人叹息。所幸此后有西晋太医王叔和将《伤寒杂病论》的残卷整理成十卷,又有宋代翰林学士王洙从蠹简中发现《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刊行于世。在此基础上,二书继续流传演变,最终于今日形成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其中,《伤寒论》主论外感寒热,《金匮要略》主论内科杂病。此处,值得注意的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数千年的时光中被反复传抄、整理,故其反映的,并非純粹的张仲景的思想。但以此来探究五行学说与传统医学的关系,当是足够的。

一、导论:五行略说

就书面所言时间而言,在笔者所见的诸多文献中,最早提及五行的当是《尚书·夏书》中的《甘誓》。《甘誓》云:“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1]。值得注意的是,此处虽提及了五行,但并未说明五行为何物。因此,在对更符合人们认知的,以金、木、水、火、土为核心的五行进行探讨时,许多学术成果都是以《尚书·洪范》为五行的起源的。《洪范》云:“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2]。对此句,通常意义上的理解为此五者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如《国语·郑语》:“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3]。又如《孔子家语·五帝》:“孔子日: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4]。在后人的构建中,这五种构成天地万物的元素既相生又相胜,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形成了一个以“五”为核心的动力机制,推动着世界的形成、发展、转变。在先贤看来,这套相生相克循环往复的机制可以投射在天地间的任何一物上。投射至天则是辰星、荧惑、岁星、太白、填星(或镇星)[5];投射至地则是金、木、水、火、土;投射至人则是仁、义、礼、智、信[6];投射至空间则是东、南、西、北、中;投射至时间则是春、夏、秋、季夏(或长夏)、冬。

在谈及五行对天地万物的投射时,不得不提的是《礼记·月令》。在五行的统筹下,《月令》将天象、物候此类自然现象和政事、祭祀、行军、农业等社会活动相结合,按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十二个月划分,对天子的行为做出了细致的规定,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用以协调天、地、人三者,使得自然法则和社会活动相互作用,从而达到自然时节与人类活动井然有序、和谐一体的目的,最终求得五谷丰登、国富民强这一硕果。《管子·五行》中:“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7]一句,可谓是对此的概括。

《月令》中的五行对应,用文字表述或显繁琐,故此处用一简单的图表展示。表中各元素按五行相生的顺序排列:

由上表可见,《月令》中五行的衍生和配属已经扩大到了一个相当惊人的地步(此处,笔者还省略了“天子居”“天子乘”“天子衣”等同天子直接相关的配属),无怪先贤称五行为构成天地万物的基础元素了。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此处列出此表,一方面是想直观的展示五行衍生、配属的范围之广;另一方面,也便于在后文讨论《金匮》中的五行学说时返回对照,盖因《金匮》中所体现的五行同其配属的对照,是同《月令》不同的。

二、《金匮》中的五行

在《金匮要略》之前,医者们对如何将五行运用到医学已经有了初步的探索。譬如《周礼·医师》中的“四时皆有病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咳上气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眡其死生”[8]一句。《周礼·医师》对五行的运用,可以夏为例进行解析。痒疥疾,代指的是瘙痒疥疮这一类的疾病。约在夏五月之后,阳气达至顶峰,而后阴气渐起,若此时人体同夏气不和,则会五行不调,水气沴火,导致瘙痒疥疮等病。简言之,便是人的疾病源自体内五行的失衡。应对此疾的方法则为五味食甘,五谷食稷。盖因甘、稷属土,土克水,这便是“攻其赢”;又有火生土,补足五行火气,此为“养其不足”。

在《金匮》前,拥有比较成熟的五行医学思想的,当为《黄帝内经》。《内经》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一章载:“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在藏为肝……在音为角……在味为酸……在色为苍……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在藏为心……在音为徵……在味为苦……在色为赤……中央生湿,湿生土,上生甘,甘生脾……在藏为脾……在音为宫……在味为甘……在色为黄……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在藏为肺……在音为商……在味为辛……在色为白……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在藏为肾……在音为羽……在味为咸……在色为黑……” [9]。又有“肝生筋,筋生心……心生血,血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10]

基于此,可用表格展示出《内经》中五行的衍生和配属。此处,同样按五行相生的顺序排列。

将此表同前文提及《月令》相对照,不难发现,《内经》中的五行配属已同《月令》中大不相同了。而《金匮》中的五行思想,大多继承自《内经》。

下面,便是具体讨论《金匮要略》中的五行思想了。在谈及此的诸多学术成果中,《金匮》首篇的“十七句”是被讨论最多。此“十七句”为:“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故实脾,则肝自愈。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11]。

上引诸字所体现的五行与五味、五脏的对应关系,与上文所言的《内经》是相同的。脾能伤肾,盖因土克水;水弱不足克火,则火胜;肺属金,火克金,故火胜伤肺;肺伤而金气不足,金不足克木,则木气过胜。经过这一系列基于五行相生相克的推论,《金匮》提出的解决方案便是实脾了,脾属土,肝属木,土生木故实脾可治肝病,于是也就有了“见肝之病,知肝传脾”。简言之,便是五行与人体、外物皆是相对应的,故当脏腑受到病邪侵袭时,需要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的机制去分析病因,理解关系,做到即虚则补之,实则泻之,从而使得五行内外平衡,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这便同朴素的直补有极大的区别了,按《金匮》所言,这样通过五行的理论追其关系,辩证的看待病症,可从根本上进行解决问题。

在十七句之外,《金匮》中还有许多地方同五行学说相关。如紧接“十七句”的“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12]一句。此句将五常、五脏和五行相对应了。其中,肝之德为仁,肺之德为义,心之德为礼,肾之德为智,脾之德为信。

此外,《金匮》中的望色问诊亦是五行学说的体现。在《金匮》的理论中,人体是一个环环相扣整体,脏腑之病可反映到体表器官,出现种种异常变化,这其中就包括了颜色。望色问诊便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诞生的。首先提及望色的,依旧是《金匮》首篇——“鼻头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鼻头色微黑者,有水气;色黄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设微赤非时者死;其目正圆者痉,不治。又色青为痛,色黑为劳,色赤为风,色黄者便难,色鲜明者有留饮”。[13] 鼻,乃面之明堂,清代医学家程林认为“明堂润泽以清,则无病”[14],若鼻有异色,则可通过五行对病因进行推导。鼻头色青,是肝气入脾,木凌土位,加之“色青为痛”,故腹中痛。色微黑,则是土气微弱,不足克水,水反凌土上,故有水气。色黄,黄为脾色,此处色黄,而胸中胸中寒气阻碍了土气上升并四散,只能郁结于脾胃,故在本位显示出本色。色白而亡血,则是血气不足,血属心属火,色当为赤,赤不足面色当白。若反现微赤,又非时,此处之时,指的是同火、同赤相配属的夏,非时,则是非夏。此句便是指若色微赤,又非夏季,则难治。目正圆,当为两眼圆睁,目为肝主,目正圆,或为肝气不足,甚至枯竭,于是肝气不能上注,木無从生火,故同木对应的筋和同火对应的脉都呈现异常状态,从而成为痉病,亦难治。

此后的“色青为痛”一段,仍是亦颜色论面部的望诊。青对应筋脉,不通则痛,所以色青主痛。黑对应水,对应肾,肾精不藏,其色外露,所以主劳。在《金匮》的理论中,风为阳邪,阳则为赤,故色赤为风。黄为脾色,此处因为脾气不能下行,郁结本位,呈现本色,从而导致大便不爽,故的黄者便难。色鲜明,清人程林引《难经》曰:“水病‘面目鲜泽,有留饮者,则色鲜明也”[15]。清人高学山却认为:“留饮久必成热,故色则红白鲜明者,水火之兼色耳”[16]。

在谈及《金匮》中的五行学说时,五味理论亦是不得不提的一点。五味于人的重要性,《内经》早有说明。《素问·六节藏象论》云:“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17]五味的具体运用,《内经》亦有说明。《素问·脏气法时论》记载了五行相生条件下对五味的运用——“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泄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也”。此外,还有“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欲耎,急食咸以耎之,用咸补之,甘泻之”;“脾欲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肺欲收,急食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用苦补之,咸泻之”[18]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则记载了五行相胜条件下对五味的运用——“辛胜酸”,“咸胜苦”,“酸胜甘”,“苦胜辛”,“甘胜咸”。[19]

《金匮》中的五味理论继承自与《内经》,同《内经》并无过多不同。但张仲景在《内经》的基础上,对五味理论进行了更加灵活的运用。就五味整体而言,仲景在《金匮》的《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并治第一》里说到:“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20]。这里讲的是饮食要有节制,不过食五味,加之起居有常,病则无从而入。仲景对五味更具体的运用则载于《兽虫鱼禁忌并治第二十四》中,在此,仲景曰:“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肾病禁甘。春不食肝,夏不食心,秋不食肺,冬不食肾,四季不食脾。辩曰,春不食肝者,为肝气王,脾气败,若食肝,则又补肝,脾气败尤甚,不可救”[21]。肝病禁辛,盖因肝属木,辛属金,金克木,食辛不利于肝中木气恢复;由此类推,则心病禁咸是因水克火;脾病禁酸是因木克土;肺病禁苦是因火克金;肾病禁甘是因土克水。春不食肝,则是因为春季正是肝胜脾弱之时,此时若食肝,则肝愈胜而脾愈弱,从而导致木凌土位,脾胃虚弱,四时不食,皆可由此类推。

此外,《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则从另一方面论述了五脏同五味的关系——“味酸则伤筋,筋伤则缓,名曰泄;咸则伤骨,骨伤则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断泄。荣气不通,卫不独行,荣卫俱微,三焦无所御,四属断绝,身体羸瘦,独足肿大,黄汗出,胫冷。假令发热,便为历节也”[22]。在五行配属中,酸和筋虽然是对应的,但过酸就会使得筋迟缓不收,这便是泄;同理,过咸则会使得骨骼虚软无力,这便是枯。泄、枯相遇,就成了断泄,从而影响到荣卫。荣,通营,指代营养;卫指捍卫躯体的卫气。荣卫皆弱,则会影响三焦,使得养分不能传递到四肢,导致四肢羸弱双足肿大,此时若是两胫发冷并伴有黄汗,则为黄汗病症;若是发热,则是历节病了。

在五脏之外,五味还常同药材方剂结合。《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篇中治疗历节病的方剂便在药材和方剂中将五味和五行结合。此处提及的方剂为桂枝芍药知母汤和乌头汤。在这两组方剂中附子、桂枝、生姜和乌头属辛;芍药、麻黄、白术、知母、属苦;甘草、防风、黄芪、蜂蜜属甘。无论是哪个方剂,都是由“辛、苦、甘”三味构成。前文有言,历节病的成因之一在于过咸、过酸导致的荣不行,卫亦弱,并进而影响三焦,使得养分无法传递到四肢,于是四肢羸弱,进一步演变成历节病。此外,历节的成因还有因身体虚弱而导致的风寒、风湿入体。其中过酸为木气过胜,风寒、风湿等风淫于内的现象,亦是木气过胜,故主用辛味。盖因辛属金,金克木,可帮助肝调节木气。过咸则为水气过胜,主用甘,是因土克水,可帮助调节水气。木气、水气得到调和,便可使荣卫恢复到正常状态,从而治疗历节病。用苦则在于担心辛过多而伤肝,故加以调和。

许多医学类著作都曾提到,在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有两次巨大的变革。一次是《黄帝内经》对医学理论的总结,另一次则是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論》中提出的辨证体系和方剂创制之法。毫无疑问,五行这一传统的哲学概念,在张仲景的辩证体系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五行可以同天地万物相配,使得张仲景得以通过五行的相生相胜来认识疾病在人体中的变化,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治疗方法。而本文,不过试图窥见一二仲景的思想,并借此窥探些许传统医学罢了。

注释:

[1][汉]孔安国传:《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07.12,第258页。

[2]孔安国传:《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07,第451页。

[3]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第470页。

[4]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孔子家语》,北京:中华书局,2009,第193页。

[5]马王堆帛书《五星占》:“东方木,……其神上为岁星。”“西方金……其神上为太白。”“南方火,……其神上为[荧惑]。”“中央土,……其神上为填星。”“北方水,……其神上为晨(辰)星。”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五星占>释文》,《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一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第1-7页。

[6]郑玄注《乐记》“道五常之行”言:“五常,五行也。”注《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时说:“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

[7]房玄龄注,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管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300页。

[8]郑玄注,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153—155页。

[9]马莳撰,田代华主校:《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8,第45—48页。

[10]同上。

[11]程林撰,谢世平、李志毅、陈晓辉、李丹校注:《金匮要略直解》,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第1页。

[12]同上,第2页。

[13]同上,第5页。

[14]同上。第45—48页。

[15]同上,第6页。

[16]张仲景撰,黄仰模、田黎点校:《高注金匮要略》,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3,第6页。

[17]马莳撰,田代华主校:《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8,第86页。

[18]同上,第169页。

[19]同上,

[20]张仲景撰,黄仰模、田黎点校:《高注金匮要略》,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3,第2页。

[21]同上,第167页。

[22]同上,第40页。

作者简介:

幸韵(1994—),汉族,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史方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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