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经济工作

四、生产组的主要工作（下）

当时生产组在机械工业方面，还抓了一些具体工作。

（1）围绕发展电力和钢铁等基础工业所需要的成套设备，协助一机部，组织扩大“四机”“两泵”短线产品的生产能力。“四机”就是大电机、大风机、大压缩机和大制氧机，“两泵”就是高压泵和特殊泵。经过几年的工作，“四机”“两泵”的生产能力都有很大提高，满足了生产发展的需要。还围绕“大打矿山之仗”，组织了对载重100吨大型矿用电动轮汽车、载重60吨自卸汽车和大型潜孔钻机的研发。

（2）组织了对高中压阀门生产情况的调研，提出了《关于我国高中压阀门生产能力、组织概况及发展阀门生产意见》的调查报告。经余秋里批准，纳入了年度措施计划。使高中压阀门生产能力，从1971年底的2.2万吨，迅速增加到2.9万吨，净增7000吨，缓和了当时的供需矛盾。

（3）从1973年到1975年，组织了援助阿尔巴尼亚的砂泵、杂质泵使用寿命的攻关和扩大生产，并给李先念写报告。先念和余秋里都作了批示，我们安排生产技术室组织一机部所属石家庄的水泵厂，进行技术攻关并建立了独立的生产线，使用寿命由原来的7—8天提高到120天，提高了10多倍。

5、抓化工、医药、建材和轻工、纺织工作

化工、医药、建材工作由生产组负责。在组织化肥生产，确保农业生产需求，组织药品生产，确保医疗用药，组织水泥生产，增加水泥产量和推广散装水泥及粉煤灰的利用，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始终常抓不懈，每年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李先念很关心人造金刚石研制。因为每年要用外汇进口金刚石，而当时外汇紧张，他提出我们自己能不能造金刚石。我国的金刚石矿分布在湖南沅水流域、山东郯城和大连金县一带，储量很少，每年要从非洲进口。后来建材研究所要在北京东郊的东坝做试验，我们专门给了它压力机，在高温高压下，把碳变成金刚石。先念专门让我去看了一次，确实可以，虽说颜色不太好，可结晶还是很好的。我回来给先念报告了，他非常高兴。后来他们不仅搞出了人造金刚石，还搞出了人造水晶。

輕工、纺织产品直接关系人民日常生活，必须保证。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供应紧张，有时连肥皂都供应不上。为了解决人民生活日用品和穿衣问题，生产组的同志动了很多脑筋，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在大力发展合成洗涤剂的同时，努力发展合成脂肪酸的生产;进口化纤设备，生产化纤布料。这对维持人民生活都起了作用。

6、抓农业、林业和渔业工作

在农业生产方面，主要抓了支农机械和化肥生产，抓农、牧区的救灾工作;重点改造了兽药厂，使兽药企业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很大提高;建立了生物治虫工业并在江苏建设了微量元素肥料厂。这些工作对我国农业水平的发展都带来很好的效果。

在林业方面，按照周总理对木材生产要做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越采越多，越采越好”的指示，同有关部门一起制定了全国造林计划，组织了一系列造林活动，大力发展泡桐采伐区的更新造林，以及营造用材林基地，实行林、粮间作，使以营林为基础的方针，得到有力的贯彻。为了解决森林资源不足，缓和供需矛盾，一方面努力发展林区的综合利用，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另一方面还大力开展节约代用的工作，发展以煤代木（指烧柴），以水泥制品代木，以钢代木，利用枝丫发展纸浆原料，建立纤维板、刨花板厂。此外，还对林业生产进行有效的调度，保证了木材生产按月、按季完成生产和调出计划，还专门拿出2亿元资金恢复东北林区的生产能力。

在渔业方面，当时我们面临着沿海鱼资源越来越少，珍贵鱼数量不断下降，劣质鱼增多的局面。在船体结构上，木船多，机船少，沿海浅水捕捞多，远洋深水捕捞少。在分配上地方自产自供的多，国家可供调配的数量极少，中央可直接调拨的资源，只占全国总产量的1/10左右。针对这种情况，国务院要求生产组抓这件事。生产组做的具体工作有：一是大力发展机动渔船，扩大和发展了为远洋捕捞服务的造船事业。主要是造船和发展灯光围网渔业，同样在公海捕鱼，我们捕不到鱼的原因就是船上没有灯光围网，这是当时的新技术。为开展远洋捕捞，专门立项投资造船，不仅每年进行投资，而且按月按季进行检查，保证了造船计划的落实。二是发展冷藏车和冷藏船，渔业是在汛期集中生产，要把批量的优质鱼在产地先储存起来，待需要的时候调出。三是及时解决海洋捕捞生产所必需的维修物资，主要是木材、油漆、渔网。

7、抓国防工业建设

三线建设和国防工业建设也是一项重要工作，这由军工组抓。当时的工作重点就是按照“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协调解决三线企业和军工、电子企业在建设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一厂一件，百厂成线，一厂一角，百厂协作”的要求，这段时间里共组建军品动员生产线几百条;配合省、区、市建设“小三线”军工厂几百个，省、市后方基地几十块;累计投入几十亿元，建成了常规、尖端装备、军工配套的体系;建立了经济部门为军队后勤供应的网络;制定了一、二线企业向三线搬迁和分迁的计划，并组织协调搬迁和分迁中出现的重大问题;配合国务院电子领导小组发展收音机、电视机工作;协调国防工业部门与民品（民用炸药、民用猎枪、民用飞机等）的科研管理和协作配套等工作。

8、抓老企业“挖潜、革新、改造”

这项工作由徐良图负责，刚开始是把设备维修、短线产品、技术推广捆在一起安排技术措施项目，经国务院领导批准，每年用国家预备费或财政专项拨款安排一些资金。1970年安排重点技术措施费1亿元，用于增产短线机电产品和短线钢材。1971年安排1.5亿元，1972年安排3亿元，以后每年都安排技术措施费。这笔钱来之不易，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是生产组提出来的，是生产组在实践中尝到了“甜头”。对老企业，只要增加少量的技措费用，将设备经过填平补齐和推广应用新技术，就能扩大生产能力，还能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产品品种，这是一本万利的做法。但是，由于当时受“重基建、轻生产”的影响，只有基建项目才能列到国家计划上，才能是重点，其所需要的资金、设备和“三材”（钢材、木材、水泥）才能有保证。而老企业技术改造措施项目，往往被视为可有可无而被挤掉。所以，在安排计划时，技术措施项目与基本建设项目很难相提并论，往往不被重视。我们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在“技术措施项目”前冠以“重点”二字，成为重点技措项目，这样可以同重点基建项目相提并论，在安排资金、设备、材料上与基本建设项目一视同仁，效果颇好。从此，重点技措项目便争得一席之地，所需资金、设备、材料，得到了落实。

在安排项目中，我们多次强调，一定要抓住重点，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就是说，把资金、设备、材料打足，不上则已，一上即成，绝不撒胡椒面。所以近90%的技措项目，能当年安排、当年建成、当年形成生产能力。

1975年上半年，生产组又把“重点技措项目计划”发展为“挖潜、革新、改造计划”（简称“挖、革、改”）。同年6月22日，李先念就长远规划问题指出：“五五”计划重要的一条，就是搞挖潜、革新、改造，充分利用现有能力，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填平补齐，成龙配套，不能走重复建设的道路。从全局出发，统一规划。谷牧在7月16日主持研究全国计划会议准备工作时，明确指示，从1975年起，要把挖潜、革新、改造措施纳入到国民经济计划中来。根据这些批示，生产组组织国务院有关部门，编制了1976—1980年挖潜、革新、改造措施规划。这是全国第一个五年措施规划。

这年7月，国家计委向邓小平汇报《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小平认为“挖潜、革新、改造”这六个字提得好。我们坚持连续抓了几年，对老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提高生产能力，起了很好效果。1980年6月，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现有工业交通企业挖潜、革新、改造工作暂行办法》，报国务院批转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

9、抓技术革新和新技术推广

技术革新和新技术推广工作主要由生产技术室负责。生产技术室开始只是一般地抓科学技术工作，先后抓过细菌炼铜法、农作物利用稀土等，后来把工作重点转向技术革新、技术进步、技术推广和技术引进等方面。

为了改变国家广播设备和电视机生产技术落后状态，1972年9月20日，生产组与四机部、邮电部、化工部和广播事业局共同组成彩电攻关会战和彩色电视试播小组。攻关小组由赵荫华、徐良图负责组织彩色显像管的引进和研制工作。经国务院批准，1973年引进第一条日本彩色显像管生產线和彩色电视生产技术，通过学习与创新，为国产彩色电视机生产奠定了技术基础。同时，协调安排北京彩色电视试播台建设所需的设备，通过研制和引进，按计划成功实现了彩色电视试播。这年底在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电视发展规划会议，制定电视发展的相关政策，确定电视机生产目标及相应配件生产规划，为我国彩色电视机的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

针对我国印刷技术落后的状况，1972年10月，技术室组织国家出版局、一机部、燃化部和轻工部等部门依据新技术、新材料和光机电一体化现代印刷设备进行专题研究，提出了所需28项先进印刷设备和器材的技术攻关措施，并在此基础上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印刷技术改造问题安排落实情况的报告》。12月，该报告经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批准，纳入了年度基本建设和技术措施计划并作出专项安排，为后来“六五”期间的印刷机械、印刷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974年11月，由生产组组织召开了全国工业企业技术革新经验交流会议。这次会议采取边议边参观的形式先在大连召开。由大连、辽宁、上海、天津、北京几个单位，介绍了技术革新经验，并参观了大连机床厂、大连钢厂、大连石油厂等先进企业。后回北京继续开会，由开滦煤矿、四川化肥厂、常州柴油机厂、武昌电厂等介绍经验，会上分发了我们编写的《技术革新100例》，大受欢迎。最后全体代表到了上海，参观技术革新展览会和部分企业。这种拉练式的交流方式效果极好。通过这次交流，许多省、区、市先后成立了抓生产技术的机构，专事推动。

太阳能利用也是这一时期开始的。1975年7月，我们会同中国科学院召开了全国第二次太阳能利用会议。此后，北京、江苏、甘肃、新疆、陕西等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地区，在太阳能利用上，都有了较大发展，对解决缺煤、缺柴地区的人民生活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推动了太阳能新材料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初，工交企业实用新技术相继出现。如上海电机厂的“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2.5万千瓦机组可发电10万千瓦;天津搞出6000吨水压机;一机部副部长沈鸿组织设计制造出1.7米热钢板轧机;西安市建工局工人试制出可控硅电焊机等。生产组经过调查研究，认为电子技术是当时新技术开发的核心，因此决定集中力量抓电子技术的开发与推广。例如，用硅半导体晶体管试制的收音机、电视机，工业用仪器仪表、医疗机械、电子钟、电子秤、电子售票机等产品，体积小、灵敏度高，很受群众欢迎。生产组还对磁铁矿、赤铁矿的选矿方法组织力量进行研究。

研制我们自己的海上石油钻探船是地质局（后又恢复为地质部）提出的。开发沿海石油需要海洋石油钻探船，如果从国外进口，花钱多，所以决定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这个提议，生产组是积极支持的，决定交上海船厂承担。开始设计的双体船，两个船连在一起，中间留个方框安装钻机。但在南黄海、江浙沿海进行试验时，因为船是用锚固定，处于漂浮状态，受海浪起伏的影响，操作比较困难，不稳定，试验没有成功。1976年石油部从新加坡进口两台国外石油钻探平台，这个平台就稳定多了，因为它是三只脚或四只脚插在海泥里，把平台升起来，风浪对它没有太大影响。石油部订货两台，我找到唐克，他风格高，同意给地质局一台。1976年12月我到广州，听说钻探平台已经到了三亚。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国有了海洋钻探平台。

在这期间，我们还协助华罗庚推广统筹法、优选法（简称“两法”）。1970年4月，华罗庚来找我，讲了他的统筹法和优选法。此前他给周总理写过信，周总理要他推广“两法”，并让他来找我。我就找来各部的负责人听他讲“两法”课，讲系统工程。听后大家觉得很好，我鼓励他到企业宣讲。从1971年开始，华罗庚带领他的小分队到各处去介绍“两法”。华罗庚搞“两法”，实际上是把很多事物系统化，合理配置。这些科学家深入基层，直接到生产第一线帮助解决问题。“两法”当时很有影响，采用之后，效率马上就提高了，质量也上来了，而且它深入浅出，用很通俗的语言，工人们也能听得懂。华罗庚说他是我们的直属工作队。

10、抓企业整顿和管理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鼓动“规章制度是枷锁”的思潮泛滥，一些企业不执行技术规程，不按操作规程办事，导致事故频发。

1972年2月5日，周总理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全国计划会议情况时就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要纠正林彪一伙对企业管理的干扰、破坏。要从抓企业整顿，抓企业管理，加强统一计划入手，克服无政府主义造成的企业混乱状态;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度、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安全生产制度，考核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和利润等七项指标，把产品质量提高到第一位;落实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的政策，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加强工人阶级队伍的组织纪律性，反对无政府主义等。他的这些讲话内容都写进了《全国计划会议纪要》。但是，在中央准备批转下发这个《纪要》时，张春桥横加阻拦，说什么“文件长了，不好发”，给否定了。张春桥还公然反对《纪要》中批林彪“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就是批他们。他压制批林纠“左”。会后，各地区、各部门参加会议的同志，只好对《纪要》内容作口头传达。

《纪要》被张春桥否定之后，国家计委于这年底又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十条）。按照周总理指示，提交到1973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上审议。文件针对经济工作存在的问题，作出10条规定：坚持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反对各行其是。不许乱上基本建设项目，不许随意扩大建设规模和增加建设内容。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和物价的控制权属于中央，任何地区、部门和个人无权擅自增加和改变。严格执行物资分配计划和订货合同，不许弄虚作假，随意中断协作关系。加强资金管理，严禁拖欠、挪用税款和利润，不许用银行贷款和企业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业，由省、区、市和少数省属市管理，不再层层下放。按照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原则建立强力的指挥系统。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加强纪律。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一元化领导等。在计划会议讨论时，28个省、区、市赞成，唯独上海反对。张春桥说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并强令收回。

1971年8月，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上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周总理在接见回国大使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运动和业务不能对立，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总理讲话不久后，有一次我到国务院参加会议，会后李先念叫一位同志从机要室取出总理这个讲话稿给我看，目的是让我了解这一情况，挺起腰杆抓工作。回来以后，我把总理讲话的精神，向全国物资会议领导小组作了传达。不曾想被江青一伙得知，要纪登奎出面追查。他们的目的就是企图阻止对总理这一讲话的宣传与贯彻。李先念听说他们向我追查，当面对纪登奎讲：总理讲话是我让宝华看的。这才为我解了围。

为贯彻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抓企业整顿和管理的指示精神，生产组从1971年就开始把这件事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1972年1月5日，我在向参加计划会议的省、区、市和中央各部门的代表介绍一季度生产安排与全年五项重点工作时，特别提出要继续开展工业学大庆，加强企業管理。工业学大庆是毛主席号召的，“四人帮”不敢公开反对，尽管在那种情况下很难进行，但我们还是希望通过学大庆改善企业的基础管理。

1974年5月13日，在计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生产组提出要继续大张旗鼓地宣传大庆的管理经验，开展工业学大庆活动，建议在适当时机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为了加强对工业学大庆工作的领导，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1975年1月，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生产组增设工业学大庆办公室，由赵荫华任主任。大庆办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和总结大庆及工业学大庆的经验;推动全国工业学大庆活动广泛、扎实、有效地向前发展;普及大庆式企业（此时，生产组由下设“三室”变成“四室”，这一设置一直保持到1978年上半年，生产组的人员也陆续增加到133名）。

1975年1月7日，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由谷牧副总理主持。我介绍了全国工业学大庆形势和今后的任务。我主要讲了毛主席号召工业学大庆已经十年了，1971年毛主席再次要求工业学大庆。工业学大庆活动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工人群众的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各行各业的生产和建设的发展。但是这项工作在各地的发展还很不平衡。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我们要首先学习中央的方针、路线，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像大庆那样放手发动群众，狠抓典型，宣传推广先进经验。并请各部委做好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的准备。

同年2月22日，生产组学大庆办公室提出《关于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的初步设想》，12月1日生产组派工作组到大庆油田蹲点，帮助总结经验。并拟定出“工业学大庆六条标准”：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一支能打硬仗的铁人式队伍;有一套科学严密的企业管理制度;企业的技术改造进展快，收效大;年年完成国家计划，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先进水平;以工为主兼搞别样，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农副业生产。

1976年12月2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座谈会，20日结束，会议代表193人。会议由余秋里主持，谷牧讲话。谷牧在讲话中说，座谈会是为明年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做准备。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筹备了两年，之所以一拖再拖，主要是“四人帮”从中捣乱和破坏。事实说明，“四人帮”不倒，工业学大庆会议开不了，即使开了也开不好。做好全国工业学大庆准备工作，主要有两条：一是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破坏经济建设、破坏工业学大庆的罪行，二是总结好大庆的经验。

11、抓品种、质量

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产品质量问题作过多次指示。1969年4月12日，周总理在亲自召集有关部门研究解决飞机质量问题时讲道：飞机质量事故影响战备和援外，影响安全，怎么能对同志的性命这样不负责呢？军事工厂哪能搞成这样！检验制度应当马上恢复，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还要保留。1972年1月21日，总理就我国援外汽车质量问题作了批示：“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备战？”并责成国家计委把“一汽”“二汽”“京汽”“南汽”抓一抓。接着，叶剑英、李先念对歼六飞机质量，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和部分日用品质量，广交会展品质量，土特产品质量，轻工产品、医药产品质量等问题，先后批示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解决。同年5月19日，余秋里在援越任务动员会议上，要求有关部门狠抓一下产品质量问题。

对轻工纺织产品质量问题，因为出口反映不好，周总理、先念副总理也多次提出过批评。因为轻纺产品能换外汇，国务院领导要求，要增加质量好的、品种多的产品，尽量多出口。为解决这些问题，生产组曾多次专门找部门负责人来计委开会研究。会上，我传达了国务院领导的指示，还就质量问题给大家念了国务院一个通报。是转发外贸部的简报。在29期简报中说，在出口的罐头里，有按钉，有手套，外国人说，这不适于人类使用。在45期简报中说，加拿大人买了衣服以后说，颜色不好，表示再也不买中国货了。在54期简报中说，法国市场3月份销售我国的照相机，经过检查，90架当中只有23架合格，占25.6%。

为了使产品的质量问题引起重视，1974年8月25日，我利用一机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特别强调：“要把质量提到第一位。产品质量是当前工业方面的重大、尖锐问题。‘百年大计在有些地方已成了句空话。产品质量不仅影响国防备战、出口援外，也影响到生产建设、人民生活、财政收入。质量下降的原因，既有原材料质量问题，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所以抓质量、抓整顿，首先要抓思想，要把产品质量提到路线高度上来认识，克服重数量、轻质量，片面追求产值、吨位的倾向。其次，要切实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健全七项管理制度，抓好七项经济技术指标。第三，要注意组织好均衡生产，防止前松后紧。第四，搞好设备和工装模具的维护检修。第五，要从原材料、基础元件、配套件抓起。总之，对于产品质量要严格要求，十分严格不能九分，少一分也不行。”

领导的批示和我们的工作引起各部门的重视。轻工部专门召开了全国轻工业产品质量会议，冶金部召开了冶金产品质量汇报座谈会。各地区和一些大型企业，有的召开质量问题路线分析会，有的举办产品质量学习班、展览会，有的访问用户、征求意见，有的整顿规章制度、开展质量大检查，有的开展技术表演、技术交流，还有的组织三结合攻关。这些工作，使我国工业产品质量有了提高。

当时的质量和品种问题也是受计划指标要求过高的驱使，不少企业不顾实际需要，一味追求产值、产量，忽视品种、质量，不对路的“大路货”没有销路而大量积压。在计委核心小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要徐良图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得到了大家的积极支持。当汇报到需要资金时，余秋里站起来态度坚决地说，一定要解决这3亿元资金。这3亿元技术措施资金的到位对当时企业增加品种、提高产品质量起了很大作用。

12、抓安全生产

安全生产是生产组的一项重要工作。“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企业管理混乱，生产事故频发。1966年12月大庆炼油厂加氢车间发生特大爆炸事故，死伤职工近百人。经调查组追查发现，原因是造反派鼓动工人四处串联，一些工人脱离岗位，未能及时发现仪表异常情况，导致事故发生。为此，余秋里指示：要将大庆事故向全国通报，明确规定，凡易燃、易爆、高温、高压的生产装置，操作工人必须坚守岗位，保证生产安全。但造反派却有恃无恐地称，毛主席提出“工业学大庆”，你们却把大庆事故通报全国，丑化大庆，目的就是“以生产压革命”，壓制工人造反，是反对毛主席。

当时，各部门各行业经常发生人身事故，社会反响强烈。煤矿是安全生产的重灾区，许多煤矿规章制度被废，操作规程混乱，一些大型统配煤矿百万吨煤死亡率都在7—8人。地方小矿更严重，煤矿冒顶、透水、瓦斯爆炸事故不断。1970年春节，我去煤炭部拜年，看他们的值班记录，几乎天天有死亡事故。不仅煤炭企业如此，铁路、交通、电力企业的人身事故也是接连不断。车间仓库爆炸，火车出轨翻车，轮船碰撞沉没等。记得1971年4月，周总理曾严厉批评煤炭部：出事故不查原因，死伤那么严重，怎么得了！那时虽然我们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在各种场合不断提醒大家，抓安全生产，但事故还是常常出现。我心里很清楚，造成事故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按操作规程办事，不严格执行技术规程的结果。在“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很多人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像“技术无用论”，“规章制度是套在脖子上的枷锁，要丢掉，要烧掉这些教条主义框框”等，流毒很广。首钢第二总变电所曾发生了全厂停电、停工事故，见到冶金部报告，我们立即召开有各部部长参加的现场会，经整整一夜的调查分析会，公安部、冶金部和我们生产组连续几天追查事故原因。最后查清事故是由于一只猫趴在电线上，造成短路。可在那个年代，造反派的结论竟然是：阶级敌人利用动物进行破坏是极其狡猾的。结论虽然荒谬，但我们利用这件事情，提醒大家加强对安全生产的重视。

为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中共中央专门发了《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1972年2月生产组向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下达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

“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组调度室派团就煤矿生产问题去美国考察，发现美国的煤矿死亡人数很少。美方介绍了他们设立的权威性国家安全监察机构（名称叫作“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及该机构的职能与工作范围。考察团回国后，写了专题报告《关于扭转我国煤矿安全状况的建议》，其中有一条就是设立国家安全监察局，制定矿山安全法。我看过以后，觉着可行，即报国务院。后经李先念、谷牧副总理批准，指示有关部门按此建议组织实施。劳动部的矿山安全监察局就是那个时候成立的，后来，还又逐步恢复健全了我国矿山安全法规。

1975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将安全生产作为治理整顿的一项重要工作。2月，国务院专门召开全国安全工作会议，会上除推行安全监察工作外，我特别强调要结合中国情况组织工人群众参加安全管理。矿山安全法律法规，是多少矿工用血的教训换来的，必须坚决执行，尤其领导干部更要带头执行。对于玩忽职守，造成重大伤亡和生产事故的，要查清责任，严肃处理，有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为加强安全生产工作，这一年国务院将国家计委劳动局扩编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劳动总局。

13、抓综合利用、清仓节约、清产核资、增产节约和扭亏增盈

这也是生产组负责抓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综合利用工作由生产办公室负责，他们在工作中通过抓典型事例，将各行各业在综合利用、治理“三废”、兴利除害、变废为宝的经验广为宣传、推广。他们曾编写了《综合利用100例》，在计划会议期间，下发到各省市、各部门来推动这项工作。

为了做好清仓节约工作，1971年生产组成立了清仓节约办公室，设在国家计委物资局内。主要工作是核定物资消耗定额，抓节约用电，编制节约计划。后来，清仓节约办公室主要抓了组织编制全国各省、区、市，各部门年度节约计划，经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后统一下达执行。还负责制定全国节约措施项目计划，包括安排节煤改造锅炉、余热发电、节油、以煤代油、木材代用品等项目，并分配节约措施费。清仓节约办公室每年要召开一次全国节约工作座谈会。我每次都要出席并在会上讲话，提出新的节约任务和要求。清仓节约办公室还曾举办过全国节约展览会，宣传节约经验。

“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重要物资大量超储、积压严重。1968年，毛主席对外贸商品的积压浪费问题就曾作过两次重要批示。1970年毛主席在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谈话中，又讲到要扫仓库，压在仓库里就变为不流通了，不使用，保守。毛主席的讲话传达后，库存问题进一步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有力地推动了清仓利库工作的开展。当时，采取了政治的和行政的兩种办法。主要是宣传毛主席关于要扫仓库的指示，宣传加速物资周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宣传利用库存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通过制定库存定额的方法，对各地方、部门、企业进行严格考核，要求层层负责，按期达标。当时对钢材就制定了各地、各部门的库存周转期定额，各地、各部门还逐级制定了各企业、各单位的库存定额，定期考核，要求不得超过。他们把计划分配和利用库存结合起来，降低库存任务完不成，要相应扣减分配钢材数量等。这些办法和措施，在当时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粉碎“四人帮”之后，1976年国务院在兰州召开了一次全国清仓查库经验交流会，李先念要我去主持。各省、区、市和商业、外贸、物资等部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甘肃省和大庆油田等单位介绍了清仓查库、利用库存的经验，研究了清仓利库的一些政策问题，有力地推动了清仓利库工作。

国务院很重视清产核资工作，1970年4月16日决定在清仓利库的基础上进行一次全面的清产核资工作，通过清产核资，要求工交企业流动资金节约20%，生产建设单位的设备利用率提高20%。1972年2月11日在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又专门召开清产核资座谈会，推动这项工作。

1970年11月13日，为贯彻中共中央5月发出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的指示》，生产组会同各部门、各地区组织企业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并就运动中发现的问题，编写了《关于增产节约的报告》上报国务院，上报周总理。同年12月7日在生产组召开的会议上，传达了周总理关于197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要加强工业学大庆、增产节约、开展多种经营和综合利用、发展轻工业等六项工作的指示。

企业亏损是企业管理混乱的必然结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企业亏损的问题越来越严重。1972年10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我们会同财政部和农林部，在北京召开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会议。目的是解决当时发现的工业利税少收100亿，工业流动资金多占用100亿，基本建设尾巴拖长了100亿的“三个一百亿”问题。会议批判了林彪一伙散布的“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嘴巴就是计划”“三年不算账，钱也跑不到国外去”的荒唐言论。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会议提出了“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挂到生产上，政治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做”;要求切实抓好企业整顿，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制，建立健全企业各项规章制度和经营管理基础工作;还提出了允许国营企业在完成七项计划指标后，从利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奖励基金，用于职工的集体福利和给先进生产者以物质奖励。会议从多方面研究和制定扭亏增盈措施。会后，我们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经周总理批准，提交1973年1月的计划会议讨论通过。

14、抓环境保护

抓环境保护工作主要由生产办公室负责。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们经常深入企业和地方调查。在吉林几个造纸厂和图们、延吉等地调查中，他们了解到松花江、图们江的水质污染情况，向当地政府提出了改进的意见。这些意见对解决水质污染，加强当地的环境保护起了很好作用。

生产组各个专业的同志在日常工作中都要抓这项工作，例如推广散装水泥，钢渣和高炉渣的利用，发电厂粉煤灰的利用等。

15、抓统计

1969年，在精简国家机关时，撤销了国家统计局，工作并入计委革委会生产组。生产组下属的统计组组长是原统计局老同志李林书。生产组统计组成立后，第一项工作是按照周总理关于整理编印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的指示，组织全组人员全力以赴，于1970年8月底完成了《1949—1969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供党政领导使用，结束了五年来无“统计提要”的局面。随后对《统计提要》初稿又进行了补充修改和完善，于1971年9月再报周总理。时值中共中央九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总理非常高兴，说：很好，立即印发中央委员，大家很长时间不了解全国经济情况了。此后统计组每年都编制《统计提要》，供党政领导参考。

为编制好年度计划，1970年12月国家计委下发了由生产组统计组具体草拟的《关于认真做好国民经济基本统计年报工作的通知》，下发了《国民经济基本统计年报制度》等文件。至此国民经济基本统计报表制度，包括日报、月报、季报、半年报、年报的统计工作也基本恢复了。

那时候统计资料不公开发表，什么时候才开始公开发表呢？是乔冠华要去联合国开会，他需要一些基本统计资料。根据周总理指示，我们将上一年基本情况的统计资料，报送周总理。经批准，由乔冠华带着去了联合国。

生产组所属统计组开始人很少，而工作量却很大。原国家统计局人员，基本上都到“五七”干校了。因为这项工作非统计组能胜任，故在国家计委提议下，于1971年恢复了国家统计局，统计组这批人都回到统计局去了。筹备统计局时，我建议把杨波调回来，因为50年代他就在统计局工作。在一次周总理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我讲到调杨波主持统计局工作。周总理讲，不要调杨波了，杨波已经任山东省革委副主任兼计委主任了，陈先可以。我意识到这也是总理对杨波的保护，还是那句话：刚刚解放少出头露面好。

16、参与编制年度计划和“四五”计划

生产组成立后，随即参与编制年度计划和“四五”计划。1970年7月国家计委核心组决定，由生产组编制全国工交年度生产计划，并负责生产计划的实施和协调工作。组内分工是生产办公室承担年度计划的统一安排、综合汇总、综合平衡;生产技术室编制冶金、机械、技改、建材工业的年度生产计划草案;生产调度室编制煤炭、石化、电力和交通运输年度生产计划草案。从1973年开始，改为协助计划组编制年度生产计划工作。

在这项工作中，对“四五”计划的编制，给我留下较深刻的印象。1970年2月25日，在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讨论计委拟定的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四五”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纲要（草案）受极左思潮影响，按照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理论”，提出了一些“高不可攀”的高指标。如纲要规定到1975年钢要达到3500万—4000万吨;要形成为农业服务的地方工业体系;各行各业都要办机械工业，自己武装自己;要集中力量建设战备后方，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等。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对这个纲要（草案）的高指标，出于顾虑我未能尽言。事实是这个“四五”计划纲要的实施结果进一步扩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导致积累过高，基建规模过大，职工人数增加过快，造成工资支出和粮食销量失控的“三突破”：全国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为补上粮食“窟窿”，不得不缩短基建战线，压缩投资规模;节省国防和行政费支出，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精简职工，来了个城市人口大下放。实践再次告诫人们，主观主义害死人。

此外，生产组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对物价、物资调拨、劳动工资等，在日常工作中都做了很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