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华东水灾发生后党、国家与社会慈善的救援

李玉林

1991年5月下旬以后，天气异常：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出现了少有的连续数月的阴雨天气，降雨量是常年的2-5倍。而西北、华北、华南地区旱情严重。面对这种形势，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寝食难安，他安排救灾司的同志密切关注灾情的发展，及时向国务院汇报，组织各省民政力量，紧急转移安置灾民并为灾民发放食品、衣物。

当时江苏省民政厅及时将当地受灾情况比较详细报上来了，情况确实非常严重。安徽的情况却还不甚明了。崔乃夫要求救灾司即刻安排人员到安徽考察灾情。6月12日，救灾专员史怀恩和救灾司办公室主任蒋传高乘火车从北京赶往安徽东北部的蚌埠。一般情况下，北京到蚌埠本来只有8个小时的路程，但他们却走了3天3夜。途中，他们已经开始亲身体验大水造成的破坏了。沿路的一些地段的铁轨已经被冲毁，他们走走停停，走的时候一直紧盯着车窗外被大水浸泡的农田;停的时候，他们就下车，体验暴雨造成的危害，打听当地受灾群众的生活。

得知民政部派救灾专员到安徽考察，安徽民政厅委派丁四金到蚌埠火车站接站，并陪同民政部的同志在灾区考察、慰问。多年之后，丁四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说，他们于6月14日下午从合肥出发。当时，天正下着瓢泼大雨。他们乘坐的北京吉普，仿佛一叶冲锋舟冲过一段段被水淹没的公路。车行至凤阳门台子时，前方几十米长的路段水深流急，吉普车排气管进水，突然熄火趴窝了。车子随时有被水冲走的危险，他们急忙跳下车救急。路两旁的群众得知丁四金这位个子不高、身体单薄，浑身湿透的同志和车上的人顶风冒雨不顾危险为的是安徽救灾大事，即刻呼朋引伴，纷纷下水，将车子推上了高处的公路。这时，天黑雨急，车子依旧发动不了，没有手机，更没有现在的电脑，无法与外界联络。无奈之下，他们拦下一辆大货车，连人带车拖到蚌埠，这才如期接到民政部派来的救灾专员。

在火车上3天3夜，一直没有好好休息过的史怀恩、蒋传高与在大雨中奔波了一夜的丁四金一见面就立马谈起了安徽眼前的水灾。他们其实都很累、都很饿了，只是没有觉察罢了。细心的丁四金急忙在路边找到一个餐馆让一行人简单、匆忙地填饱了肚子，而后没有片刻停歇便开始了马不停蹄的灾区考察、慰问。他们从蚌埠市郊开始，经五河、怀远，到蒙城、阜南、颍上。他们看到，田野里尚未来得及收割的麦穗成片成片地倒伏发芽，公路上翻晒的麦粒已经发霉变黑。淮河水翻滚的波浪里一堆堆麦垛起伏跌宕，还隐约可见趴在麦垛上惊恐万分的鸡鸭蛇蛙，不时有已淹死的牛羊猪禽顺流而下。他们看到，许多村民的房屋在大雨和洪水的冲击、浸泡中倒塌了，一些学校也被洪水淹没，孩子们无法上课。安徽的10个行蓄洪区当时已经启用了5个。面对这异常严重的灾情，史怀恩、蒋传高十分震惊，大雨就像是直接砸在他们的肩头，洪水就像是在他们的心里肆虐。第三天，他们在丁四金的带领下，抵达灾情十分严重的阜阳。当夜，史怀恩、蒋传高和丁四金等省民政厅的同志研究对策。他们说，没想到安徽的灾情如此之重，损失如此巨大。史怀恩说，依他多年的查灾、救灾的工作经验，灾情还会继续发展，很有可能要发生多年未遇的大灾。他说：“我们必须连夜给民政部起草报告，以引起高度重视，做好救大灾的准备。”史怀恩的语气充满了焦虑和担心，他们的心中都沉甸甸的。说干就干，史怀恩、蒋传高口述，丁四金往电报纸上誊写。他们当时落脚的地方没有传真，史怀恩签发后就以特级电报的方式连夜把报告发往民政部。

崔乃夫很快就看到了这份报告，他立即上报国务院，并开始了紧张有序的救援。

这次水灾涉及18个省市，灾情最严重的是安徽、江苏两省，其次是湖北、河南、湖南、四川、浙江、贵州。据当时初步统计，安徽全省受灾人口达4800多万，占全省总人口近70%;农作物受灾面积430多万公顷。江苏全省受灾人口达4200多万，占全省总人口的62%;农作物受灾面积300万公顷。当时的淮河大堤上，还有200多万无家可归的灾民正在那里遭受灾难的煎熬。

党和国家领导十分重视华东灾情，江泽民、李鹏、田纪云和国务院的其他领导同志都先后深入灾区，视察灾情，部署抗洪救灾工作。成立了由田纪云同志任组长的救灾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增加救灾拨款。在谈到这一年的救灾工作时，崔乃夫特别强调“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和田纪云副总理的贡献。“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是响应联合国的号召，于1989年成立的。田纪云副总理任主任委员，崔乃夫任副主任委员。其宗旨是通过各种努力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这时崔乃夫意识到应当发挥这个组织的作用，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参与救灾。这个建议得到田纪云副总理的全力支持，并责成民政部副部长、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秘书长陈虹向中外记者介绍灾情，并代表中国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崔乃夫认为这是一项重大突破。

对于发生灾难后的国际救援，我国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从1976年的拒绝接受到1980年的被动接受，再到1987年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的主动请求，直到1991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地直接呼吁国际社会加以救助。中国救灾的外援之路经历了封闭、半封闭、开启、主动敞开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逐步完成的。

中国政府态度的坦诚、中国政策的透明，博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增强了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情。

中国政府面向民间、面向国际社会的救援呼吁，都得到了及时热烈的响应。

崔乃夫很难忘记当时那些感人肺腑的场景。全国各地各民族群众、各级党政机关、人民解放军、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人士，心系灾区，情暖灾民，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捐物，同时广泛开展义演、义卖、义诊等形式多样的捐赠活动，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捐赠热潮。“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风雨同舟”的标语口号到处可见。

当时我们国家除华东水灾重灾区外的一些地方也都有灾， 但这些地方的党委、政府顾全大局，克服自己的困难，积极支援重灾省。广东省在連遭台风袭击、救灾任务繁重的情况下，40天内筹集捐款9千多万元;上海市遭受洪灾后，不仅没向国家要救灾款，而且向重灾区捐赠了总价值5923万元的款物。地处偏远、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向灾区捐赠4千多万元。水灾很重的黑龙江、吉林和遭受严重旱灾的江西、山西、陕西、广西等省区，不但不向国家提出要求，而且积极组织向重灾区捐献。江苏省内灾情相对较轻的市、县捐赠现金超过9千万元，灾情十分严重的河南省本省范围内募捐款也达3千万元。

在捐赠开始的前几天，各地动作最快的单位都是党政军机关。中央党政军机关在政府呼吁的第二天即开始行动，捐款1300多万元。时隔两个月，又会同北京市和驻京部队捐赠价值1.5亿元的衣物送到安徽灾区。灾区的党政机关干部有的捐献三次、四次，有的把一个月、两个月的工资捐献出来。

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不仅是抗洪救灾的生力军，在救灾捐赠中也充分表现出人民军队爱人民的精神。他们来不及洗去抗洪救灾的泥水，又加入捐赠的行列。全军仅通过民政部捐赠现金就达3000万元、衣被近100万件。

工商业在这次捐赠中同样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辽河油田11万名职工捐款500万元，许多企业组织员工加班加点、开展义务劳动， 捐出超产利润。深圳市58家企业提出“超产一成，为灾区减少一分损失”的口号，并将其变为实际行动。

这次救灾捐赠活动，波及全国的各个角落，几乎牵动了所有的家庭。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城市街道到农村乡镇，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天真烂漫的孩子，不分职业、不分民族，人人争为灾区做贡献、献爱心。准备结婚的少女献出备用的新衣被，老人献出了养老金，儿童捐出了零花钱，就连残疾人和垂危的病人也捐出了仅有的一点钱。当时民政部在西皇城根9号原礼王府的接收点，每天天还没有亮，就已经有群众排队捐款了。著名画家吴冠中在募捐开始时就捐献了自己精心挑选的水墨画《老墙》，拍卖时很快被一位香港人士以50万元港币买走。这在当时是国内个人捐款的最高额。随后，北京的民营企业家李晓华捐款100万元。这种种情景，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共患难、同甘苦的传统美德。这次抗洪赈灾来自社会的捐赠，充分证明人民群众是捐赠活动的主体。

为搞好这次接收、发放工作，搞好这次规模空前的抗洪赈灾，全国组织了4千多个捐赠机构、3万余名工作人员。民政部组织了由一百余名干部组成的工作班子，大家都夜以继日地工作。各有关单位和个人捐赠的灾区急需的物资，由各重灾省份的驻京工作人员就在民政部现场办公，争分夺秒地将接收的救灾物资调运到灾区一线。

崔乃夫感到了一种蕴藏在民间的巨大力量，他几次说：“在抗洪救灾中，人民群众焕发出来的团结精神，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精神，军民之间的鱼水之情，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抗洪救灾本身，必将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此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捐赠更是络绎不绝。这次国际救灾援助，参与国多达60个。还有一些国家驻华使馆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捐赠。朝鲜、古巴两国表现尤其突出，捐赠额占整个外国政府援助的50%，其中仅古巴政府捐赠物资即达1700多万美元。巴基斯坦、泰国、缅甸、日本等周边国家态度友好，捐赠积极。在我国政府发出呼吁后第六天，泰国政府运送救灾物资的专机即飞抵北京;缅甸政府除捐赠2000吨大米外，还破例允许我使馆使用当地华侨捐赠的缅币在其境内购买大米运往国内;日本政府捐赠总值200万美元。亚、非、拉、美的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态度真诚，尽力捐赠，表现了对中国人民的一片情谊。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外国政府共捐款1373万美元，其中46.9%是港英政府捐赠的。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荷兰、德国、新西兰等国家捐赠总额为5千万元人民币。

崔乃夫特别注意到，这次国际上的援助，各国民间慈善组织的捐赠金额超过各国政府的捐款，总数达到2683万美元，占国外援助款数的66.1%。他从中看到了民间慈善组织的力量和作用，也想到了我们国家“小政府大社会”的趋势和前景。

尤其让崔乃夫感慨并引发了他深入思考的是，我国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对支援大陆同胞救灾所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和慈善组织在其间发挥的重要作用。

香港、澳门、台湾从知名人士到普通市民，都踊跃捐款捐物。香港所有慈善组织都积极组织了为支援华东的专项募捐。演艺界人士拍摄电影《豪门夜宴》，并于跑马地马场举行“忘我大汇演”大型音乐会，各商家纷纷举行义卖活动，为水灾灾民筹集善款。许多孩子、小学生举着自己珍爱的扑满到香港新华分社，兴奋地砸开扑满，把自己多年积攒的钱捐给华东水灾的灾民，全港掀起捐赠救助华东水灾灾区的热潮。澳门各界支援大陆的赈灾募捐十分热烈。在台湾，慈善功德会等慈善组织组织了大规模的慈善募捐，台视、中视、华视通过各自的“爱心专户”接收邮政划拨捐款。华视与《民生报》在国父纪念馆举办了《送爱心到大陆》赈灾晚会。港澳台的赈灾活动与大陆人民支援灾区的热潮遥相呼应，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御自然灾害的浩大声势。

崔乃夫直到20年后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数字：从1991年7月11日至12月31日，中国共接受境内外捐款物合计23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家正常年份灾民生活救济费的2.3倍，其中近四成来自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这次募捐活动范围之广、参捐之众、热情之高、影响之大、捐款之巨都是空前的，充分体现了炎黄子孙炽烈的民族感情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

崔乃夫还特别注意到，境外慈善组织接收的民间捐款都有捐赠者的意愿的表达，都要求追踪善款的去向、用途，并明确提出这是必须要向捐赠者交待的。我们内地的百姓、各方面的捐赠者其实也有一种担心，就是这些款物会不会被截留、贪污、挪用。崔乃夫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捐赠者有这样的要求是对的、必要的。境外慈善组织有这样透明的运作方式也是值得借鉴的。他非常注意收好、用好国内外捐赠款物的法律保证、制度保证和严格的工作程序保证，确保不会出问题，但他也不能排除个别人以身试法的可能性。他特別要求，各级领导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予以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廉政建设，防止和避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巩固和发展已有的成果。为此，他提议订立三项制度：（1）请审计部门提前介入，跟踪审计;（2）所有参加救灾人员必须公正廉洁。必要的运转经费由政府报销，不准动用救灾款物;（3）所有救灾款物，必须去向清楚，给捐赠者一个可信的答复。保证各地把灾民吃、穿、住、医的困难解决好，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为了做好救灾捐赠工作，在崔乃夫部长的安排下，在呼吁发布之前，减灾委和民政部就联合有关部门制定了接收、处理救灾捐赠的详细办事规程。捐赠工作开始后，从驻外机构到国内有关部门，都严格按照规程办事。负责具体接收工作的单位，都坚持做到每一笔捐赠款物，当场向捐赠者开具收据和发给感谢信;每分配、转拨一笔捐赠款物，都向受援地区通报捐赠者的姓名和数额，并向捐赠者通报款物去向;分配捐赠款还通过新闻媒介向社会公布。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和有关部门的审计和监察。由于有严格的办事程序和严明的纪律，使全国4000个捐赠机构、3万多名工作人员做到了有条不紊地投入救灾捐赠工作。2011年3月，华东水灾发生近20年后，我从当时的民政部救灾司干部张心国那里看到他保存完好的许多资料，这些无声的资料生动地记载了减灾委、民政部接收捐赠办公室100多名工作人员当时工作的情景：抗洪赈灾最紧张的四个月间，他们接收、处理捐款3万多笔、物资1000多批，办理文、电、信、函、单据5万多件。每一笔捐款、每一批物资的来龙去脉都像阳光下的道路清清楚楚。当时国家审计署审计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减灾委、民政部抗洪赈灾的账目清楚、收支无误，件件有交代，事事有着落。

救灾捐赠款物如何分配使用，是国内外最为关心的一个大问题。而且与党和政府的形象、灾区群众生活和生产困难的解决密切相关。“减灾委”、民政部严格遵照国务院的规定，自始至终坚持了“用于解决紧急抢救、转移安置、安排灾民生活和灾民重建家园”的使用范围和及时分配、保证重点的原则。将国内外捐赠的绝大多数款物集中分配给安徽、江苏、湖北、河南、四川、湖南、浙江、贵州八个重灾省，把境外捐赠的款物集中分配给安徽、江苏、河南、浙江四个省。除物资随时接收随时分配外， 从7月20日首批境外捐款入账始， 到10月31日止，按国务院确定的比例，共分配八批捐款，受援地区也及时下拨捐款捐物，狠抓使用效益，并将被救济对象和接受捐助数额张榜公布。对国外大笔捐款，使用后不仅直接向捐赠者报账，还将捐赠者的姓名、捐赠数量刻碑铭记，以示纪念和备考。此举既解决了灾区人民的生活困难，又满足了捐赠者的心愿。

由于捐赠工作纪律严明、透明度高，款物分配及时、重点突出，不仅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为政府赢得声誉。国内外捐赠者和灾区人民普遍对中国政府和救灾官员感到满意、放心。联合国救灾署特使埃莎德考察安徽、江苏、河南灾区使用国际援助情况后，连声称赞中国政府和救灾官员在这项工作中创造了“奇迹”。

1992年5月份，华东水灾的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的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崔乃夫的安排下，由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和安徽、江苏两省出面邀请，由港、澳捐赠者代表和慈善组织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到大陆考察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实情。代表团一行52人，团长是马万祺先生，副团长有香港的方心让先生、宗光耀先生等。5月3日，代表团到達北京。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同志亲切会见了代表团一行。田纪云副总理在对代表团全体成员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了救灾款物的使用。他说，国家审计署对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民政部接收、处理捐赠款物的审计结论是：承办接收、分配救灾款项的工作制度很健全，手续严格、账目清楚、凭证齐备、账实相符。公布的接收、处理的救灾款物与实际情况一致。从各地审计部门已经审计完的情况看，也没有发现大的问题。田纪云副总理说，各有关方面，对捐赠款物的接收、分配、使用，建立了专门的账目和严格的交接手续。对捐赠款物做到了件件有着落、事事有交代，并通过报刊公布于众。审计部门进行跟踪审计。基层发放救灾款物，都经过群众民主评议、村委会审查、县乡政府批准并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田纪云副总理还指出：“当然，不可能没有瑕疵，但对个别以身试法的人，一经查出，就根据刑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及其他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保证救灾款物切实用在灾民身上，发到灾民手中。”

民政部的崔乃夫部长对考察团详细地介绍了香港、澳门捐赠的5亿9千万元人民币的救灾款物分配到各受灾省份的情况。会见现场还有一份捐款分配的详细材料发给了考察团的每一位成员。崔部长还向代表团团长马万祺先生赠送了《中国战洪图》画册。

考察团这次对灾区的考察历时5天，崔部长安排阎明复副部长全程陪同。考察团走过安徽、江苏灾区时，当地百姓都是眼含热泪地欢迎他们，情感特别真诚。

安徽的周桥村是港澳代表团考察的一个重灾区，代表团当时见到的是一个美丽的新村。周桥村位于安徽合肥市西南面丰乐河边，1991年的水灾全村都被大水淹没，冲毁房屋1400余间。灾后重建的新村将原来28个自然村庄规划为5个新村居民点，建设新房68栋，命名为周桥新村。这个新村是用香港新界乡议局捐赠的150万元港币建设的。接下来，代表团又考察了安徽的三河镇和巢湖市的湖光灾民新邨。港澳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百姓极为热烈的欢迎，随团的一位澳门日报记者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考察团成员在抵达三河镇前一天，观看过去年水灾的录像，三河镇天主堂顶的十字架孤立在洪水中的影像仍萦绕脑际。然而，当考察团车队徐徐驶进三河镇的时候，上一年的滔滔洪水，此时化作万人空巷夹道欢迎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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