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重大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博弈中的优势研究

王宝森，范启铭

(北京物资学院 经济学院，北京 101149)

引言

2019年的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国以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坚决遏制了疫情扩散蔓延势头，被全世界公认为成功典范。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高度评价中国的防疫举措，称“如果不是中国采取了有效管控措施，也许病毒早已播散全世界”。2020年2月8日，我国国务院印发《关于切实加强疫情科学防控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有关企业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按照科学、合理、适度、管用的原则制定针对性措施，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还要及时协调解决复工复产中的困难和问题，尽早恢复正常生产，为疫情防控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为稳定经济社会大局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目前的抗疫进程走在世界前列，还有许多国家在经受着疫情的困扰，但人类社会终将会战胜疾病，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以政府与企业的博弈为视角，分析疫情初步控制下，企业复工复产决策的影响因素。通过不同制度下的决策对比，验证了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经济恢复与疫情防控的综合优势，为其他国家的复工复产提供参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在党中央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党政军民学齐心协力，东西南北中步调一致，形成了党中央是统帅部、湖北武汉是主战场、各医院是主阵地、全国各地是大后方的战“疫”布局。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巩固，复工复产取得重要进展，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加快恢复，根本上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一、文献综述

张桂文、张光辉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比较，厘清区别，探究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体系。[1]刘勇、董静研究发现在重大疫情治理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治理效能具有综合优势，[2]但并没有说明这种优势的理论来源与实现途径。威廉姆森将制度分析划分为“社会嵌入”、“制度环境”、“治理制度”、“资源配置”和“思想与行为”五个层次。[3]Toon Meelen等基于资本主义多样式观点与比较优势理论，分析了自由市场经济与协调市场经济各自的优势所在。[4]钟利民研究发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在宏观调控时的原因、方式有较大不同，因此产生的效果大有差异。[5]方爱东提出，资本主义价值观以私人资本为基础、个人主义为核心，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在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批判中，更强调“以人为本”。[6]因此在复工过程中，资本主义政府更注重经济效益，而社会主义政府更注重社会效益。

Rowe提出影响决策的四力模型，认为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会受到四个力量影响：外部环境、内部组织、任务要求及个人需求，而不同的因素会在决策过程中对决策者产生不同刺激。[7]胡越秋等(2020)对四力模型进行改进，在Rowe四力模型基础上，增加了“先决条件”因素，且认为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的先决条件为保证零感染。[8]但现实生活中，由于全面检测的成本较高，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无法确定企业是否能够保证零感染。且在疫情得到初步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政府就会逐步降低隔离程度，改变企业复工政策规定，因此演化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行为。

二、问题分析

(一)复工决策对企业效益与政府效益的影响

对于企业来说，在隔离措施下，如果选择不复工，将会面临企业的订单无法完成、研发项目停滞、企业运营无法恢复、资金紧缺甚至是企业破产；企业如果选择复工，又会造成增加社会出行人员，促进人口流动从而影响重大公共卫生的防控效果，影响社会秩序。如果企业复工仅由企业自主决定，那么理性人的假设会使企业复工程度骤增，不利于疫情的控制，从长远来看对经济造成更大的影响。

政府可以通过企业复工获得的利润而增加税收，使政府的经济效益增加；但在重大突发疫情的环境下，政府还需要保证疫情的控制效果，由于企业复工数量过大而导致疫情再次传播时，政府会失去人民信任与国际声誉，使政府的社会效益降低。因此企业复工最终带给政府的总效益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加总，而政府对于两部分效益设置的权重取决于不同制度下的政府政策目标。

由于企业复工会同时影响企业效益与政府效益，因此假设企业复工的决策受政府与企业双方影响。对比在不同经济制度下国家政策目标的差异以及政府干预企业决策的能力差异，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复工复产过程中的优势。

(二)经济制度差异性

将不同经济制度的区别主要分为政府影响力与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根据这两个影响因素分析主要的三种经济制度，可以得出图1中的经济制度类型图。

图1 经济制度类型图

1.完全计划经济

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可知，单纯的实施计划经济不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会导致经济发展缓慢，资本存量不足，医疗资源不足。这类国家体现为政府影响力较大，但人均资本存量较少，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需求较大。其政府与民众很难接受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医疗资源也不足以支持严格的防控政策，在全球性的重大卫生事件爆发时，只能依赖于发达国家与世界组织的救助。因此，在本次疫情期间，世界卫生组织积极响应我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各国在做好国内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2.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要体现为市场化程度较高，资本存量充足，但政府对经济效益的重视程度更高，且市场化导致政府干预企业决策的能力较小。资本主义国家在应对突发疫情时，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应对，但政府的防控意愿较小，政府对企业的控制能力不足，对于资源的配置能力不足，因此企业复工决策主要由市场利润决定，导致企业决策往往对整体效益产生不利的影响。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环境下，国家对于企业的影响程度较大，尤其是对于国企、央企而言，可以通过国家政策的宏观调控调整国有企业的复工情况，对每个行业的复工规模进行宏观把控，保证复工企业由高利润的非生活必要企业转向低利润的生活必要型企业。复工企业的规模相同时，保证了生活必要企业的复工，在总供给不足的疫情期间，对居民生活给予基础保障。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程度的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使我国经济实力日益提高，充足的资本存量保证了在疫情防控期间的人民生活质量，保证了企业的暂时停工不会对引发社会动荡，降低疫情对我国经济运作的影响。

目前世界各国基本都走上了市场化道路，因此将重点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与企业博弈策略选择的差异。

三、复工背景下政府与企业的博弈分析

(一)经济制度与复工决策的子博弈纳什均衡

在疫情防控基本得到控制的中、后期，政府会根据当前的疫情状态逐步放松隔离程度。企业复工可以增加企业的经营利润，从而影响企业收益；政府通过企业的经营利润获取税收使政府的经济收益增加，但疫情期间企业的复工也会导致社会疫情风险的增加，带来降低防控效果的负面的社会效益。在政府和企业均为理性人的情况下追求各自效用最大化，企业可根据政府安排选择是否复工。政府会根据各自的侧重选择是否对企业复工进行干预，由于社会主义更注重社会效益，为了阻止这些企业复工会增加政府惩罚G。通过构建疫情复工下负面社会效益企业的决策博弈模型：

假设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家会通过政府干预企业复工，对于复工企业进行经济处罚G，且G〉π0。资本主义国家会通过市场配置，政府不会对企业的复工与停工进行干扰。

假设2：α，β为政府对于经济效益BE与社会效益BP的侧重程度，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更重视社会效益而资本主义国家更重视资本利润。因此

αs<αk,βs>βk,αs<βs,αk>βk。

假设3：由于疫情防控效果较好的情况下，企业才可以进行复工决策。政府初始社会效益为BP0=maxBP，即采取最严格的防控措施，仅社会必要的生产型企业开工；这种情况下对应的初始经济效益为BE0=minBE。

假设4：进行决策的企业为负社会效益企业，企业复工都会带来固定数量的正向经济效益与负向社会效益，即BP<0。

根据假设得到政府的目标函数：

MaxαiBE+βiBP，i=s，k

企业目标函数：

其中

因此，构造政府与企业的子博弈决策树(图2)与支付矩阵(表1)。

图2 子博弈决策树

表1 博弈矩阵

通过逆向归纳法对博弈模型进行求解：

由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复工利润小于不复工利润(π0-G<0)，因此企业选择不复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复工利润大于不复工利润(π0>0)，因此企业选择复工，因此企业的最优决策为(不复工，复工)。

政府知道企业作为理性人的选择为(不复工，复工)，政府对应的效益为(αSBE0+βSBP0，αkBE+βkBP)，由于在两种情况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获得的总效益较大(αSBE0+βSBP0>αkBE+βkBP)，因此最终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复工，复工))。

(二)企业差异性分析

面对单一的负社会效益企业进行复工决策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阻止其复工，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会放任其复工。但在对所有企业进行复工决策时，不同产业复工的社会效益不同，因此有必要对企业进行差异化分析。

在现实的生产生活中，政府干预下的G并非仅仅为处罚，而是关于企业性质的转移支付。将假设1与假设4放松，国家对于企业的干预G是根据企业的社会效益决定的，即G=G(BP)，随着企业复工带来社会效益的增加，惩罚数量减少，且在社会效益为正向时(如企业是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的厂商)，政府对企业的惩罚G(BP)<0，体现为政府对这些厂商的提供补助，支持这类企业复工。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当π0-G(BP)>0时，企业选择复工，而π0-G(BP)<0时，企业选择停工。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情况下，企业的利润率会成为企业复工复产的唯一决定因素，可能导致国家基础生活物资生产不足，引起社会动荡，也会导致复工企业数量过多，容易引发疫情的再次传播，不利于疫情的控制；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正向社会效益的企业会开工，负向社会效益的企业会停工，保证我国企业复工复产的秩序。因此在企业复工决策时，引入企业差异性使政府干预可以影响因素企业的复工顺序，保证重要生活物资的生产企业优先复工，防止疫情再次大规模传播，稳步有序的完成企业复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一些高利润产业可能由于复工的社会效益低而不能恢复正常生产。而重大突发疫情发生时，口罩、防护服等医疗卫生用品的生产供给不足，且技术壁垒较低，企业由于追求当前经济利润或提高企业形象以追求未来经济利润的情况下，可能会进行医疗卫生相关物资的跨界生产投资，对疫情的防控产生有利影响。

四、结论

重大疫情是人类必须面对的困扰，重大疫情的爆发会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带来巨大的影响，疫情防控关乎人民健康，复工复产关乎人民生活，能否权衡两方面利弊，降低疫情带来的损失，是评价制度好坏的重要标准。

根据不同经济制度下政府的行为逻辑，对复工复产的效果进行博弈分析。在重大疫情发生时，企业效益与社会总体效益之间产生矛盾，个人的理性选择会对社会造成不利的影响。通过政府干预的形式进行宏观调控，约束个人的行为方式，才能保证公共利益不受损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负面社会效益的企业会选择停工，正面社会效益的企业复工且利润更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所有企业都选择复工。在疫情得到基本控制的中、后期，中国政府可以做出不受资本利润影响的决策。中国的复工复产保证了复工顺序，防止疫情再次大规模传播，必将取得更好的效果。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与疫情的斗争还在继续。其他国家在借鉴中国的防控经验时，不能仅仅拘泥于防控手段，更要借鉴我们的制度优势，增强政府对企业的调控能力，才能在下一次重大公共危机到来时做好充分准备。

通过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疫情复工阶段政府行为与复工路径的对比，进一步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坚定我国人民社会主义信仰。而分析我国制度优势的来源所在，为其他国家复工复产方式提供一种有效的指导思路，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有利于人类社会度过这次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