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伦:英格兰小镇的诗与生命

2020-06-01 07:29:50 《中国新闻周刊》 2020年18期

曹然

威尔河与大教堂。

“诗”与“生命”是中国诗人顾城给杜伦的献辞。1987年秋,他应好友、在杜伦大学任教的诗人北岛的邀约,来到这座孤悬英格兰东北、远离所有中心城市的小镇。他将自己的诗集《黑眼睛》签赠给了杜伦大学,并在衬页上写下了这两个简单而精妙的词。

今天的杜伦和顾城题辞的时代没什么区别。从南方驶来的、日常晚点的火车经过一座凌空的大桥,首次北上的旅客会惊叹于窗外的景象:郁郁葱葱的山林间,宏伟的大教堂及城堡巍峨耸立,临于小镇之上。威尔河在这里折返,留下蜿蜒的河道,孕育了英国赛艇运动。

大教堂是小镇绕不开的风景。无论是在北岛多次流连的古桥桥头,还是在浓荫匝地的河畔小径,抑或是在野兔和松鼠出没的草坡,抬头一望,诺曼式的庄严高塔必然出现在眼前。自征服者威廉建杜伦镇以来,一千余年,一直如此。

开学典礼时的大教堂内景。

威尔河上的赛艇比赛。

12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诗人咏叹大教堂“建于石壁之上,声名彰于全境”。并非因为有几位圣徒埋骨此地,而是因为,从诺曼征服直到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正式合并、组建大不列颠王国,一代代杜伦主教和诺森伯兰公爵是英格兰的守护者。他们在北部边疆抵抗苏格兰进攻,一晃就是600多年。

在杜伦读书時,我有时会去大教堂的图书馆自习。那里屏蔽网络,三三两两的学生坐在宽大的木桌前查阅古籍。1215年起草的《大宪章》的几个早期抄本就保存在这个图书馆,最早的是抄于1216年12月的一个不完整本。近千年前,图书馆所在之地是僧侣们的宿舍。苏格兰人逼近时,他们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在威尔河对岸的密林中与敌厮杀。

杜伦大教堂是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诺曼建筑的象征,现在是杜伦大学举行开学和毕业典礼的会堂,也是很多电影的取景地: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中庭、漫威宇宙中奥丁的宫殿。考古学家仍不时从这里掘出苏格兰战俘的头骨。

感受大教堂最好的方式,是听一次教堂音乐会或管风琴演奏。前年年底,从这里走出的西敏寺管风琴乐手回归故里。那乐声仿佛是顺着厚重的石板升起,又仿佛是从穹顶倾泻而下,令听者颤栗。杜伦大教堂流传着许多恐怖传说,据说有不少冤魂在里面飘荡,或许,跟这从天而降般、威严而压迫的“天籁之音”也有关系。

17世纪的光荣革命后,北部无战事。1832年,英国议会通过立法,正式建立英格兰第三所大学——杜伦大学。杜伦主教范米尔德特捐出整座城堡,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向大学图书馆捐献了自己的诗集。

华兹华斯成为杜伦大学授予的第一位荣誉文学博士,这似乎奠定了杜伦大学独特的诗歌传统。我所在的特里维廉学院,因为当年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上有新生家长演奏为学院创作的小夜曲,从而形成了重视音乐的院风。这位家长,就是凭《桂河大桥》配乐拿下奥斯卡小金人的马尔科姆·阿诺德。

不过,杜伦大学的文艺气息并不完全来自华兹华斯代表的浪漫主义思潮。小镇往东三公里,一座古朴的庄园隐藏在精致的法式花园之后。这是9年前停止招生的乌肖学院,她源于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由一群躲避法国大革命的天主教僧侣创建。

1863年,一位年轻人踏上乌肖学院主楼深红色的木地板。人们很难想象,从杜伦最保守的学院走出的希腊学生帕特里克·赫恩,很快就因描写日本风物的小说成为19世纪末沟通东西方文明首屈一指的作家。他甚至给自己取了一个日本名:小泉八云。

今天,穿过小镇南郊埃尔微山的几条小径,小泉八云的纪念碑竖立在一片四季常绿的山坡上。上世纪末,北岛曾无数次爬上这段山坡,走向一栋古朴的老宅。200年来,小镇与大学不断融合,大学的院系零散分布在城里与郊外的各个角落。即使后来兴建了主校区,游客依然可以在街边的二层小楼前看到“杜伦大学哲学系”这样的招牌。

北岛走向的是他任教的东方学院。上世纪50年代,英国政府出于冷战需要,资助杜伦等六所高校大力开展东方学研究。令英国的麦卡锡们没想到的是,杜伦最大的一笔东方学经费开支并不是用于政治研究,而是从杜伦校长、外交家马尔科姆·麦克唐纳手中买下他的全部瓷器收藏。麦克唐纳1962年曾到访过中国。

今天,游客们可以在杜伦东方博物馆里看到这批英国规模最大的中国瓷器收藏。精美的白瓷和蓝釉的三彩器是海外罕见的珍品。楼上是驰名世界的埃及文物,包括独一无二的公元前14世纪写实主义女孩木雕。

这座英格兰小镇与东方还有更深的渊源。在新冠病毒肆虐的今天,许多杜伦人会提起现代流行病学的奠基人之一约翰·斯诺。他曾在纽卡斯尔的医学校受训,那是杜伦医学院的源头之一。他的老师之一是杜伦首位生物学教授詹姆斯·约翰斯顿。

就在约翰·斯诺首次发现伦敦霍乱流行方式的同期,约翰斯顿写出了他的代表作 《日常生活中的化学》。这本书很快从威尔河畔传播到长江两岸,1890年由傅兰雅等译出中文本《化学卫生论》。8年后,一位在南京求学的绍兴青年读到这本中国最早的生化科普读物。受这些译介新书的影响,他东渡扶桑学医。再之后,他弃医从文,取笔名“鲁迅”,并在《呐喊》自序中回顾了这段读书经历。

2019年夏季的一天,我在杜伦大学主图书馆的移动书柜间翻查,发现一套未经登记的书。那是1934年,鲁迅已成名于文坛,他和郑振铎合作刊印《北平笺谱》,随后分赠欧美高校和图书馆,杜伦这套或许是其中之一。

这里还有老舍、萧乾等中国现代作家的签赠本。有些书的源流,东方学院前院长司马麟也说不清楚。不过,它们都印证着杜伦人常感慨的话:“这里离尘世很远,却离世界很近。”

告别杜伦前,我将一批从欧洲各地淘来的中英文旧书留给了学院图书馆,图书管理员欣然接受了这点心意。离开学院时,我看到他的新作刚刚挂上学院的墙:五幅抽象的油画,用浓重的色彩光谱和宇宙星空般的排列象征着学校与人的深层关联。

我突然感受到了顾城那句“生命”的含义。这里挂着毕加索和安迪·沃霍尔的真迹,也展示师生员工们的艺术创意;这里有小泉八云和鲁迅的传说,人们吟诵着从司各特到比尔·布莱森等西方名作家赞美杜伦的诗文,也传阅不时出现的学生诗集。

在现实中流动的诗意与联结,构成了这座小镇和大学的生命,让她成为一首永远也写不完的长诗。

东方博物馆的埃及人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