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情境与现实关切

袁：您这一辈学者大多有多线作战、游动作战的能力，您从中国现当代文学跳到明清之际，再折回当代史，这三块研究领域看似不搭界，却又有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研究路径及材料取向。您是如何顺利完成研究领域的大跨度切换的？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赵 园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赵：你所说的路径并非出于事先设计。三块看起来互不关联，事实却不尽然。每一次转场前，都为新园地的垦殖准备了条件。关于由中国现当代文学转向明清之际，我已经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后记及《寻找入口》等文章中写到，不再重复。那是一种基于个人情境与条件的选择，不宜推广。不断尝试着寻找出口与入 口，是年轻学人也不妨做的。

关于我的学术工作，史学工作者李夏恩有这样的说法：“当她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某一个学术写作后，她便会开启自己头脑中的忘却机器，把曾经浩繁的档案柜瞬间腾空，以便盛放新的学术研究的资料。”“赵园这种‘喜新厌旧的善忘脾性让人既钦羡不已，因为她可以如此轻易地出入不同的研究领域;也让人叹息不置，因为她竟然如此轻易将一个已然如此熟悉透彻的话题抛诸脑后，从此不再闻问。”（见氏撰《学者赵园：没人喝彩，从不影响我的兴致》，《新京报·书评周刊》2015年10月17日）其中有洞察，也有误解。无意中读到英国评论家杰夫·戴尔（Geoff Dyer）的话，像是与这种经验有关，“人通过写作摆脱了兴趣;因某种兴趣而写作，写作也将耗尽那种兴趣”。至于我自己，尽管一再“清仓”，所有做过的题目，处理过的议题，相信都以某種形式在脑际甚至在生活中留下了痕迹。

我由自己的经验，不认为对于学术研究，选题总是具有决定性的。能否做成，端在如何开发，有没有基于特识独见的材料。足以支撑你的判断的有说服力的材料，可遇而不可求。有时候得之若有神助，那真的是稀有的机缘：由王夫之、钱谦益的说“戾气”（《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到冒襄文集中的家族故事（《家人父子》）。当然，也要你能辨识、提取。王夫之、钱谦益的文集，都是被人翻烂了的，冒襄的文集也不属于稀见书。新问题、新材料，似乎本应当问题在前，材料由问题照亮。事实有时不完全如此，即如材料诱发了思考，使问题得以形成。当然，上面所举的例子，或许只是，你的问题还不那么明确罢了。

袁：记得您曾跟我说，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对我来说，改文章比写文章难得多，因为舍不得辛苦囤积的材料，舍不得灵光乍现的妙语，舍不得摇曳多姿的结构。读您的文字，真为我这种对自己过于“仁慈”的初学者下一药石。能否谈谈您的“删”字诀，以及如何才能做到“题无剩义”？

《家人父子》赵 园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艰难的选择》赵 园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赵：我的确对文稿一改再改。即使一篇随笔，一节短文，也很少“一气呵成”。这多半因了“拙”。修改也确实通常做减法：不止于删繁就简，而且删落不必要的渲染、形容，可有可无的虚词。少用虚字，是沈从文的经验谈。我也有这种癖。删减或许不免于过。我自己也说过，芟夷枝叶，即不能得扶疏，却仍然忍不住要删—或许近于病态。文字的不丰腴，少余裕，多半也因此。这与我的生活状态不无契合。在这一点上—只是在这一点上—“文如其人”对于我，还算适用。对于“度”的敏感与挑剔，与“洁癖”无关。也有相反的情况，像你那样，对辛苦得来的材料不忍割舍，宁愿不避累赘，放在注释中，无非敝帚自珍罢了。

选定一题，确也力求做到题无剩义。旁搜博采，由此及彼，像是一场不设终点的跋涉。穷究不已使得论题的外延不断扩张，触角尽其所能地伸展。即使如此，依然会限定范围，不“横斜逸出”，更不“横溢”。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几分把握，做几分判断。终于停下来，或许只是足力不支。前面说到的三块，也是三个段落，每一段研究结束前都近于枯竭，要待另一段开启，活力才被重新激活。我不厌重复地使用“题无剩义”的说法。“无剩义”只能“力求”。只不过有这种要求与没有，结果不同。“极致”不必有“客观标准”。目标可以不是所谓的学术水平，只是达至个人的极限。限制往往来自你自己：惰性，因循，固化，过早地定型。你的可能性或许至死也不曾被你发现。

袁：记得王汎森曾提醒说治文史之学要特别留心“从旁边撞进来”的影响。学院内的专业训练过于注重纵向的传承，而忽略横向的交互影响。直接线性的影响，来自你的学科、师门或当前从事的研究方向;而“从旁边撞进来”的影响，可供选择的资源是无限的。能否分享一下您专业之外的学术灵感来源。

《中古文学史论》王 瑶著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

赵：我的做中国现代文学，一向借力其他学科。阅读书目中，大多是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论著，以至像是与我的题目全无关涉的文字。最少读的，是自己所属专业的著述。进入明清之际，材料的压力太大，除正史、野史、文集外，更用心的，是前辈学者的典范之作，台湾学者的相关著作。略有闲暇，仍然读其他学科的文字，文学艺术评论，多方面寻求新鲜的刺激。关于文学艺术，更喜欢读画论，乐评，影评;其次是外国文学评论。当代文学评论则偏爱诗论，尤其诗人论诗。欣赏的更是文字，思理，并不因此看所评的画作、影片，听所评的音乐—更属于知识兴趣与文字喜好。

外语能力的缺失，是无可弥补的缺憾，失去了经由另一种语言、用另外的眼光看世界的可能，学术资源的受限倒在其次。这不便全归因于“文革”，或许更是基因的缺陷。倘若不是“文革”中大面积的荒废，恢复研究生考试时王瑶先生不至于不要求外语成绩。考外语，我是否有机会从事学术，还真的难说。人生中的机遇，这也算得一个。不能直接读外文原著，对国外学术的了解赖有译介，是一弊却也有一利，即不大容易受“潮流”影响—尽管仍然间接地受到了影响。

做学术，你的资源可以是中国传统文化、古代文学，也可以是英语、西语文学，十八至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旧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等等。单一的资源难免构成限制，却也可以是打开一扇门的把手。怕的是没有所谓资源，只有普泛的知识和浮泛的阅读经验。

袁：在您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史学的品格压过了文学气息。在您看来，文学研究者的当行本色是什么，能从史学研究中获得何种帮助，如何为现当代文学研究奠定更扎实的文献基础？

赵：进入明清之际，直接得益的，自然是史学。正史书法，受史学规范影响，至今仍然不免。我没有条件比较中国史学与欧美史学。至于民国史学与当代史学，前者某些方面达到的水准，未见得被今人超越。尤其难以超越的，不如说是学人品质。

《想象与叙述》赵 园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记得曾引用过谢国桢关于不取煊赫的说法。在史学著述中浸淫既久，更能适应史学方式，不大能欣赏“文艺腔”。《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与《束星北档案》，更能接受后者，觉得前者渲染稍过。会惋惜有些珍贵的资料，因文学笔法而价值受损，如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等。其中的材料倘若由杨奎松那样的学者处理，著述的面貌会有不同。中国学术的传统，文史不严于区分。也仍然有区分。史学注重材料的去取，文学更关注具体的人，人性，人的命运。二者间的平衡、互补，或许可以达成。

应对当代史研究的困局，不妨放开关于“材料”的固有认知。传统意义上的史料又何尝不可以质疑，即如正史、野史、笔记。有人说《明史》主要为有东林背景或持东林观点者写成。野史固然不免限于个人见闻、认知，笔记更往往以讹传讹。

做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整理，自然不如修订、校点古籍寂寞而难以见功。这个专业少的是投身其中而又乐在其中的锲而不舍的专业精神。希望能培养年轻一代学人对于掌故的兴趣，熟悉当代“故实”。有人推许朱正为当代“朴学”大家，怕的是朱后无人。中华书局徐俊编有《掌故》。“掌故”通常指有一定年头的知识，因时间而成“故”。现代史、现代文学早已成“故”，问题是年轻学人是不是确有对所研究时段的知识兴趣，耐得住寂寞，甘心下一點文献功夫。

袁：近些年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渐趋频繁，大家都忙着开会，为开会而赶论文，包括我自己。过于频繁的学术交流，打乱了正常的研究节奏，制造出许多学术泡沫。当对话压倒独语，必然导致人文学的同质化、圈子化。学术交流与外部认可在您的学术生涯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赵：我的朋友圈子与学术关系不大，学术也从来不是交流的主要内容。进入明清之际，学术交流主要与台湾地区学者，得到的同行的肯定、鼓励，也主要来自台湾学界。这多少有点微妙。但对我几乎毫无刺激。我早已习于独处、独语，“无人喝彩，从不影响我的兴致”。

与境外学者的交流，障碍除语言（这里是泛指，包括学术用语）外，还在身份。近几十年来，博士学位、高级职称的授予，因极滥而不被看重，境外仍然会以有没有博士学位作为辨识的重要参照。当年以副研究员访日及在香港访学，就领教了与身份有关的或隐蔽或毫不掩饰的轻视。尽管不足以打击我的自信，终归是令人不快的经历。这也更使我对台湾地区的学术机构、同行怀有感激。他们对你中文著述的质量的认可，不赖有你的学位，也不一味强调“国际学界”通用的范式、理论模型，至少看起来对于你有没有博士学位、有没有欧美名校留学背景不那么在意，即使你的学术研究还不曾获得欧美学界认可，甚至用餐时不会使用刀叉。

我的确不大相信欧美学者会认可我的研究。学术方法，概念、术语，尤其背后的历史情境、现实关切，是一面难以穿透的墙。所幸像我已经说到的，我的学术写作不大有“目标读者”，也就无需费心地寻找公约数，因迁就、迎合而难以尽意。我在职期间几次访台与一两次访港，几无境外的学术交流。不全是没有机会，也考虑到有没有“交流”的可能。

受访的机会不多，主要因为我缺乏对话的意愿。遇到的最善于提问者，是当年《上海书评》的编辑张明扬。问题简洁直接，环环相扣，使你无可逃遁。这种有挑战性的提问太少见。较多的提问，有表彰的意图。也偶有奇葩的提问，似乎意在借机自我展演，且成见在前。仅由这样的访谈也可以感知知识社群内部的相互挤压，如何恶化着知识界的生态。

袁：我们正处在一个突飞猛进的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极大地缩短了我们占有材料的时间，扩大了我们搜讨文献的范围，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特定馆藏地对材料的垄断。但人文研究的主体始终是“人”，是人对人的理解与关照。不知您是如何回应数字技术对人文学的挑战，是否因此改变您的工作习惯？

赵：我对于高科技、数字化利用有限。除了用电脑“码”字，偶尔“百度一下”，在网上收发邮件，浏览别人发来的与时政有关的文字，也是“老派”的作风。读纸质书，用铅笔在打印纸背面写笔记，一条材料一条材料地在键盘上敲下去。方法很笨，却不以为苦。手写，再输入电脑，或许有助于使表述不致为计算机所规范（即如现成的字库、词库）。

某位影星因不知“知网”被挞伐，被怀疑为学术造假。我的探访明清之际，使用的是单位图书馆的线装书与校点本;偶尔去文津街的国家图书馆。至今不知如何上“知网”“万方”等，在年轻人，是不是不可思议？前数字化时期，每周的返所日，都要在文学所尘封的卡片库中翻寻。能将明版的线装书提回家，今天已成奢望。你对历史的触感，谁说与如此地亲近那些当年的纸张书页无关？到了今天，过分依赖搜索引擎的弊病似乎已显现出来。最难被科技手段取代的，应当是我在《论学杂谈》中说到的文字感觉与对材料的感觉。这种感觉半系于禀赋，半得自阅读、写作的训练。相信细读与深描，即使到了更高科技的时代也无可替代。学术工作与其说是一种技术，不如说更是一种状态。在变化了的社会生活节奏与文化氛围中，某种境界尽管渐趋古老，却不失其优雅与尊严的吧。

二○一三年退休，恰当其时。当着学术界的生态、学人的工作方式被一整套学术评价体系也被科技手段改变之时，你用不着勉力调整，大可继续做近于工匠的“老派学人”。在被新的学术风尚抛弃之前及时退场，维持了工作方式、写作风格的连续性，谁说不是好运！对于所从事的专业“业态”的未来变化，我没有预见能力。危机感应当是年轻一代的。我们已无须应对迫在眉睫的威胁。由这一点看，夹在剧变时代的过渡期，前辈学者的背影尚可以瞥见，与年轻世代间的代沟还没有成形，避免了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也应当是幸运的吧。

袁：想聽您谈谈对学术工作中性别问题的看法。我觉得刻意强调女性学者如何如何，是无谓的偏见，同时这些年也慢慢意识到性别造成的隐形歧视确实存在，你无视它，它未必远离你。所幸我接触到的一些女学者，都以各自的方式回击了固有的性别成见。女学者的标签未必对您造成困扰，但对您来说，性别位置是否对应着一种特殊的观察视角与言说姿态？

赵：我也曾经反感于与性别有关的界定，如女学者、女作家等称谓。后来想，用不着反应过激。强调性别/身份，本来就可以由不同的方向读解。我成长的年代，不强调性别/身份，主流意识形态对男女平等的论述，无助于培养性别意识。那个年代我们称道一个人的文字，会说“笔力雄健”，无论男女。刚健/阴柔二分寓有褒贬（至今“阴柔”仍然有负面意义）。因了时风众势也出于个人取向，我偏爱刚健，如宋词的“豪放”一派。偏好或许暗中塑造了我的文风。到有机会一再访台，有感触的，就有台湾女性学人的温婉，由她们的名字、情态到语音（台式“国语”，大陆有人形容为“软萌”）、言说方式。对比之下，我自己也感到确实少了蕴藉含蓄的女性之美。

“天花板”的说法，姑且借用来指自身的极限，而非职场为特定人群设置的所谓“玻璃天花板”。即使自我期许不高，仍然会尝试着顶一顶那天花板，冀望其略有上升。应当承认，社会对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性别歧视不那么明显，高校、科研院所甚至因女性的大量涌入而出现了性别失衡，尤其文学专业。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好消息，或许也由于我不大持性别立场，从来不曾自居女性主义者。我自己治学之始，学界还几乎是男性独霸的世界。近些年阴盛阳衰，是否会影响学术风气，即如多了一层女性的阴柔？我据自己的经验，较能体会女性与性别有关的弱点，如思辨能力的薄弱。当然有例外。只是我自己不属于例外。我羡慕少数理论训练超强的女性，却也对学术研究中的“理论导向”持警戒态度。我发现理论能力超强者有可能满足于理论框架中的操作，自得于娴熟地操弄理论工具而“傲视群雄”。

年轻的时候就有理论兴趣，却不能将理论作为“体系”把握，总是将系统的理论读成了碎片—本科的时候读马恩两卷集就是如此，至今也没有长进。自己不消说不能建立任何成“体系”的东西，即使有贡献，也只能是零碎的、片段的。思想能力薄弱，也就少有“原创”;用已经提到过的黄侃的说法，“发见”多于“发明”。“发明”靠才气、禀赋，“发见”（主要是对材料）可以凭借功夫。矛盾的是，一面明白自己的缺陷，一面对貌似“整全”的论述怀了狐疑。一二三四，条分缕析，怕的是设计周严的框架掩盖了肤浅平庸。

袁：黄宗羲谓“师道多端，向背攸分”，您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中列专章讨论“师道与师门”，应对这一话题深有体会。此前读您写的《王瑶先生杂忆》，笔调甚微妙，写王先生对弟子的严苛与溺爱，写他的世故与天真—有盔甲，但也有丢盔弃甲的时刻。您笔下的王先生，比学科史上的王瑶，复杂得多。能否谈谈师门对您究竟意味着什么？

赵：师门在我，是个不容易说清楚的话题。王瑶先生与故交赵俪生，均属于涉世既深而又狂狷者。赵先生较王先生或许更有才情也更刻薄。身为门弟子，惭愧不曾多读王先生的著述。在明清之际徜徉了一些年后，才翻出他最博好评的《中古文学史论》，竟然读不下去。知道自己的口味已极其挑剔。有人臆测我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想当然耳。如实地说，虽在王先生门下，那时的先生已然衰老，在他那里听到的多半是闲谈。但偶尔的点拨，背后是他一生的治学所得，足以令我终生受用。即便如此也应当说，读研期间，得之于杂览的远多于师授。也因此常常对年轻人现身说法，说优秀的学术作品是最好的老师。当然，何为“最好的学术作品”，固然有公论，也赖有各自的品鉴。

王先生对我，曾有过“严苛”，也有“溺爱”，尤其我由北大毕业后。我曾经想，如若王先生读到我后来所写关于明清之际的文字，会感到欣慰的吧。在我看来，尽管王先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与李何林先生均为开山老祖，“内心深处”系念的，仍然是古代文学。

尽管有师从，有这种意义上的师门，却没有门派。同门间异大于同。我厌恶类似教主与信徒、宗主与宗派、学派领袖与追随者那样的关系。相信学术是个人事业。师门对于我，意味着值得追忆和回味的三年读研经历，意味着交往至今的挚友。这也是当初决心考研的最大收获。

袁：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陈寅恪写给上海编辑所负责人的一封信，对约稿合同中的“霸王条款”逐一驳回。一位编辑感叹，如此硬气、碾压型的乙方实属罕见。我隐隐感觉编辑的自我定位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能否简单谈谈与您合作过的几位编辑，他们的工作方式、职业素养及与作者的关系如何？

赵：我一向将编辑视为合作者，感谢的意思一再写到，尤其曾发现硬伤的编辑（及评论者）。由学术工作起步，就备受呵护。我曾写到《艰难的选择》出版期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高国平、张辽民二位，写到过北大出版社经手我的著作的责编张凤珠、艾英女士。近期则有从未谋面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林道群先生。

无论高国平还是张辽民，都严守编辑的职业伦理，处理书稿一丝不苟，却不发展与作者的个人关系。我与他们没有私交。这或许也可归为海上文化：严于人我分际。我对此持欣赏态度。至今记得已故高国平先生的那些短函。那个时候没有网络，高、张二位与我书信往来，不厌其烦，回头看去，已近于古风。

处理我的书稿最多的，仍然是张凤珠、艾英两位。两位都不是治旧学出身。我虽然不过“客串”，对书稿的校对却不无挑剔，一再近乎无理地向她们索要已经处理的校样，对改动之处一一斟酌，有的径自改回，并注明理由。她们从来不以为冒犯。这正是“合作者”的态度：共同完成一项事业。我珍视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合作。尽管其间有不止一家出版机构表示过出版意向，不为所动。

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王培元，作为编辑堪称优秀，本人也是出色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文学评论》的王信则是另一种风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学评论》，打上了王信的个人印记。那也是改革开放后学术文化发展的盛期。《文学评论》等一批刊物，以发现“新生力量”、推进学科建设为己任。当年的学术编辑，作风严谨而头脑不冬烘，王信堪称代表。为来稿逐条核对引文，现在的年轻编辑肯下这种功夫的恐怕不多，为人作嫁，已非所愿。处理来稿，有关系有背景者优先，早已成风气。即使如此，我还是要说，王信的退休恰当其时。这样说考虑到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交学术转型，理论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动，而王信（以及他的挚友樊骏）的衡文，仍然不免受五六十年代风气的影响。正直是王信的标记。樊骏正直而近乎迂，王信则正直而执拗，都属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优秀人物将他们的品质保存完好者，适应八十年代的学术环境还不难—那毕竟是有承有启的年代;对此后变化了的学术风气中的论文论著说“看不懂”，也出于一贯的诚实。当年得到过他们奖掖者，不能忘怀他们的古道古风，较之衡文，不如说更敬重其为人。

也曾遇到过知识水平甚低者，直接将《庄子》的《人间世》改为《人世间》。这样的编辑将为作者改稿视为当然，编辑的职分所在。老舍曾说“改我一字，天诛地灭”，不便读作玩笑。那可能更出于对擅改别人文字的嫌恶。尊重作者的表达方式，与其说基于编辑的职业伦理，不如说是一种教养。所幸一生遇到的编辑，尊重作者的居多。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幸运。

袁：钱穆说做学问的目的，在教人达于尽性尽才、天人兼尽之境。尽性尽才的前提是知道自己性之所近、才之长短。钱牧斋评袁小修文云：“小修有多才之患。”而小修亦复自云：“发挥有余，陶炼不足。”袁小修知病犯病，可谓“好文章我自为之”。“才华横溢”或许是文士之幸，却未必是学者之幸。据您个人的治学甘苦，如何才能逼近“尽性尽才，天人兼尽”之境。

赵：我真的不知道有这种说法，也就不曾悬为目标。我只是据自己的经验，以为较之“创作”，学术更赖有积累，聚沙集腋，下笨功夫。我自知属于中材;说自己素乏捷才，孜孜矻矻，绝对不是故作谦抑。学术是一份适于像我这样较“钝”的人从事的职业。顾炎武警戒潘耒“当思中材而涉末流之戒”。这里的“末流”在明清易代之际当然有特指;但“中材涉末流”的警示对我仍然适用。以勤补拙在我，不是说辞。前面已经说过对文章一改再改，这里还要说，不能想象没有点点滴滴、字字句句、片片段段的日积月累，能写出任何可以看得过去的东西。已经面世的文字，无不赖有拼缀而成。间歇地，有短暂的“泉涌”“井喷”。更日常的，是“码”字。将随时想到的记在纸上，再用键盘“码”在电脑上，反复修订，直至发送出去，印成铅字。

“钝”也可以成为一种优势：不苟做，不轻下笔，耐心地积累。能藏拙，可免于扬才露己。“才”本是造物所赐。造物从来吝于这种赐予。做学术，最不可恃的，是聪明，尤其小聪明。小聪明最经不起时间的销蚀。我自己做学术的过程中偶尔像是有灵感来袭，写得快意，似乎挥洒自如。回头检视，或许一无可取。至于时、运的凑泊，更是太难太难。

几十年做学术，说不上高产低产。无论有怎样的突发状况，都尽可能依着自己的节奏写作。我不“规划”自己的人生，却会有近期、中长期的小计划，以便对自己的强制。一旦启动，即不放弃。一九七八年进入专业之后，很少有机会将脑子腾空，享受一种单纯的快乐。即使在行旅中，也会将偶尔所得记在随身携带的本子上。却又并不像别人想象的那样惜时如金。纵然有预定的题目，也仍然会随时分心关注与题目无关的信息，时政，社会新闻，“学术动态”，出版信息，影视评论，等等。与世界保持多维度的联系，是习惯，也是生存的需要。自己的世界太狭小，有必要借助各种渠道，打破把我困在其中的墙。阅读选择却一贯地挑剔。毫无阻力的阅读是不可忍受的。对陌生的概念、知识的饥渴也始终维持，甚至脑补网络热词，即使明知这些词不会有多么长的寿命。

天道并非总是酬勤。选择至关重要：基于对自己的可能性、潜能、极限的认知。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倘若有“未尽才”，往往系于外部环境、条件。八十年代之后，即使仍然有外在的限制，才未能尽却更由于选择中的盲点误区。由旁观者的角度，我会为熟悉的朋友惋惜。依资质而言，他們中有的人的确有未尽之才，所成就者本应当不限于此。

袁：从您的文字及与您的交往中，能感到一种清醒的“限度”意识，包括情绪的限度、概念的限度、一代人的限度、人我的边界。但这种“限度”意识的背后，却是您对学术境界、立身原则及内在体验的极致追求。探究尽头，是试图超越此时此地此身的努力，倘若不是以世俗名利为驱动力，又是靠什么来支撑这场无休止的孤独跋涉？鲁迅借过客之口，说：“我只得走，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对您而言，催促您、召唤您往前走的声音来自哪里？

赵：我的确有你所说的“限度”意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学术和写作不曾遭遇过大的挫折，也由于对自己限度的清醒。别人以为的内敛，或许更因原本就较为向内，关注更在自我提升。突破了一点思维的障壁，找到一种贴切的表述，都是一乐。这种满足无须与别人分享。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的为己，自然与圣贤所言不同。

我习惯的，是“物来顺应”的被动状态。读书写作是生活方式，是此生适于我的生活方式，没有对于其他什么的承诺。即使临近了终点，也不会“与死神赛跑”，为了一项写作而“燃烧生命”。即使不能为自己而活，也不想为他人为某种目标而活。平日里告诫小友的，是不必为学术牺牲什么，更无论“献身”。我受不了那种夸张的悲情。尽管如此，仍然把大段的生命消耗到了学术/写作上。庄禅关于文字之为“障”的思路极其智慧，只是终于不能彻底。说出来的不是禅。真的彻底了，就连“无言”也不必说，更不以文字行世。所谓的淡泊名利，不为“名缰利锁”所困足矣，再多说就难免虚伪。情欲关系活力。无欲无求，去死也就不远了。

至于不为读书界的偏好而改变写作方式，并非有意“高冷”，不如说出于习惯性的节制。一种书写方式如若还有价值，就一定会为自己吸引甚至培养读者—尽管这样说或许被认为自负。一个郑重的作者，其书写方式是在生命过程中形成的，浸染了生命季候流转的消息。如实地保存这些，或许才更是你之为你。任何为了迎合的设计、修饰都属多余或徒劳。年轻的时候也曾有过文人梦。未必没有想到出名要早。从事学术后心态已经大为不同。自己最初的学术作品印成了铅字，不记得有过狂喜。出版的书到了手中，甚至会懒得打开，自己也对自己的漠然感到不解。早年的那种诱惑早已不再，“低调”也就无须努力。穷大半生的气力做一件事，尚且做得破绽、漏洞百出，“硬伤”累累，哪里敢有大志向。“学不博，专不透”，启功先生用以自嘲，其实对于我辈更适用。“博”，今生已不可能，即使拼命补课—何况并没有必要。专，略有一点，对自己讨论的问题还有一点发言权。敛抑收束，也因了一点自知之明吧。

不曾暴得大名，多少免去了名之为累。没有读网文的习惯，外界的毁誉也就隔在了门外。我知道自己的学术作品有受众圈子，主要在专业人士、研究生中。不同于明星、公众人物的有粉丝圈（“饭圈”），不必担心“掉粉”。压力从来更来自自己，而非外部。这种半隐逸的状态，是职业对我的特殊赐予。不悔少作。未收入文集的文字，除少数几篇外，只是因为没有价值，无须灾梨祸枣。不关心能否传世：身后的事情与我何干？我们的文字禁得住时间者绝少。速朽是自然而然的。朽前曾多少使年轻学人获益，朽后则肥沃了学术土壤。本来就是先天不足的一代，有这一点贡献大可感到安慰了。

一边写作，一边回望、自审;边前行，边检视，省思，随手记下千虑之一得。这种伴随着反思的写作成了我的习惯，或许也“极便后学”。我的确曾以此为年轻的学人说法，只是对方未必听得进去，即使认可也未见得有意“践行”。这是一个日益功利的时代，学术工作适用的是“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益的考量。

你看，说了这么多，也没有回答你，那个催促、召唤往前走的声音来自哪里。看来还得凝神听一下，有没有那个声音。

袁：对纯粹的学人而言，学术即人生。《艰难的选择》扉页上有段题词：“在我，最猛烈的渴望是认识这个世界，同时在对象世界中体验自我的生命。”把学术研究作为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一种方式，或许是许多人走上学术之路的初衷，但慢慢会忘记这一初衷，被学术体制所驯化。求真的学术是一道窄门，一条逼仄的小径，回顾最初选择的那道窄门，能否谈谈您在这条逼仄的小径上体验到的学术人生。

赵：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经写过一篇随笔《学术—人生》，这种漫无边际的题目，后来就不敢做了，今天更不知从何写起。起步晚，不能不敏感于生理、思维能力的诸种变化。据我的经验，你每一段时间都有那段时间的最大可能，问题在你是不是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黄子平曾经说过“自己写不过自己”，对我很适用。最终，是必然会到来的全面衰退。《论小说十家》之后不再有细腻的文字感觉;写《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续编，不能回到写正编的状态;写完了《想象与叙述》难以有旁搜博采的铺张;考察当代史的后两年，渐渐疲惫、麻木，不能如前那般“倾情投入”。看一些年前的随笔，会惊讶何以有这样的文字。你经历的，是能量耗散的过程，情况正与年轻时相反。

回头看，学术仍然是你最有可能自我掌控的职业。不直接面对受众，是我所体验的以学术为业的一大好处。你不必关心你的论文的引用率、点击率，你著作的印数、卖相、销量。不必像手工业者那样要想到买主;不像竞技体育那样备战数年却只有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不像舞台剧演员依赖于现场的反馈;不像公司一类“职场”那样竞争上岗，有随时被炒的危险。你可以心无旁骛，面对你的题目，将一篇论文一部论著一天天做下去。尽管几十年来，几乎像一架写作机器，满负荷运转，将别人用于休闲的时间也搭了进去。但自由、自愿与非自由、非自愿仍然不同。自由，也因为不曾感受来自“流行”的压力。用自己的方式做，不关心最新趋势、最热门的理论。不以为必得“预流”;在潮起潮落的年代，“不入流”或许倒成了一种特色。这种状态于我相宜。你可以慢工打磨，在自己拟定的方向上一点点掘进。偶尔欣欣然于意外所得，享有一份私有的快乐。既然不总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下，“淡出”也就毫不费力，顺理成章，正像一个农夫或匠人因老因病放下手中的活计。如若有来生，或许可以换一种专业，即如在某地某处博物馆做专业人员，工作内容相对更单纯。我会想象自己每晚下班，走在入夜的城市街道，在临河或临海的酒店或咖啡馆外小坐，看遥远天际灯火明灭。

进入明清之际，分身乏术，有不得已的放弃。放弃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放弃了跟读输入的外国文学、人文社会科学著作。此生错过的自然远不止此。比如错过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流行音乐在大陆兴起的那一时期，错过了先锋艺术在大陆的勃兴，错过了大量优秀的影视作品。错过就是错过，不可能找补，只能寄希望于来生。

袁：不管外在氣候如何变化，身边还有几位可信赖的前辈仍在严肃地思考、写作，就会让后来者觉得前面仿佛若有光。能否给那些尚在寻路的青年人几句赠言，让他们守住心里的微焰。

赵：为应对偶尔演讲后青年学子题字的要求，曾经选了三条“语录”备用：“致广大，尽精微”（《中庸》），“以广大之心裁物制事”（顾炎武），“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鲁迅）。这的确是我喜爱的几句，尽管没有铭诸座右。在剩余的日子里，仍然会以此自期，或许也可以与年轻的学人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