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创新
——兼论突发性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

阳 镇，尹西明，陈 劲

(1.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3. 北京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0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国家重要战略目标，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并提出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在这一重大战略目标导向下，如何在微观企业层面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管理学界的重大研究课题[1]。企业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微观市场主体，一方面基于其经济属性助推市场治理的合效性，另一方面作为具有公共社会属性的社会单元与社会组织，在企业社会属性之下，社会责任实践作为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与主要途径，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过程必然离不开治理制度法治化、治理主体多元化以及治理工具数字化。因此，如何更好地推进企业基于社会责任实践参与社会治理，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成为企业面对的重大现实课题。

中国国土面积辽阔，自然环境复杂，自然灾害与公共危机频发[3]。当前，中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地区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成为区域发展的主要矛盾，每次自然灾害与公共危机的出现必然会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中观社会形态以及微观企业运营管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尤其对于由大型自然灾害引发的重大公共危机治理而言，公共危机治理不同于一般性公共治理或社会治理，其产生过程、波及范围以及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扩散性及巨大的破坏性，给整个经济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面对具有高度隐蔽性以及长期性影响的社会重大公共危机，单纯依靠政府作为治理主体难以有效应对，不论是满足政府治理能力提升需要还是解决公共社会问题的现实需要，企业在参与现代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实质上，企业作为微观市场组织，其敏锐的市场嗅觉与较高的动态能力能够有效为政府治理赋能，并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效率优势以及社会影响力优势。无论是“非典”病毒防控，还是汶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抑或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与治理过程中，都能够看到企业深度参与政府公共治理与社会治理。数字化时代下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深度、广度以及效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创新。

基于此，本文着重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导向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转向进行分析，包括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主体由中央企业(国有企业)主导向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参与的“共同体”转变，且数字化背景下平台型企业(Platform firms)成为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新主体；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内容维度由单一的经济责任或慈善道德责任维度转向涵盖经济、社会与环境的综合价值与共享价值维度；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议题中，社会共享与脱贫攻坚成为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新议题。突发性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一方面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需要企业基于社会责任实践范式创新，有效应对突发性公共社会问题的高度破坏性、动态复杂性与影响不确定性。面对特大型公共危机，企业既可以基于传统个体型的原子式、基于供应链的价值链式、基于战略联盟的联动式，也能基于平台企业主导下的商业生态圈与基于公共治理互联网平台的社会生态圈主导两种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新范式，推动治理主体、治理过程及治理手段与工具优化，最终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1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导向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创新转向

1.1 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治理创新：由单一政府治理转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治理理论起源于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理论，治理(Governance)意指公共主体与市场私人主体协调互动，在既定制度框架内开展协调活动、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或创造社会机会[4]。在微观企业个体层面，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内涵认知的模糊性以及社会责任制度的复杂性与不健全性，整体上，企业未能将社会责任融入企业使命、企业治理与运营管理体系之中，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过程出现社会责任缺失与异化问题，如直接产生负外部性的企业社会责任缺失行为[5]与以“说一套、做一套”为特征的伪社会责任行为[6]，以及假借企业社会责任名义向公权力与公信力主体寻求利益交换而给整体社会福利带来损失的企业社会责任寻租行为[7]。在实践层面，企业社会责任缺失与异化行为层出不穷，给整个社会福利带来损失，也进一步引发了社会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悲观论。由此，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是对传统企业单边社会责任管理的延续与引申，旨在通过外部企业社会责任敦促主体通过相应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安排，打造一个基于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结构，促使企业运营管理行为(经济性行为与社会性行为)符合利益相关方的价值期望，并规范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使企业创造涵盖经济、社会与环境的综合价值与共享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本质上包含两个层面的目标体系，第一层面的目标是最大程度地避免企业社会责任缺失与异化行为，从而降低因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和异化行为带来的社会风险与社会福利损失；第二层面是最大程度地激发市场各类微观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意愿与动力，基于相应的治理制度安排(激励制度、评价考核与认证制度)促进各类微观企业主动参与公共性社会问题解决，由此促进各类企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实现综合价值与共享价值最大化。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导向下，治理主体多元化意味着在传统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过程中，以单一性政府为主体主导的“元治理”、以企业个体为主导的“自我式社会责任市场治理”被逐步改变，基于企业利益相关方的网络共享型治理成为新导向(见表1)。在多中心网络治理共同体中，企业、政府以及社会组织等多元利益相关方构成的多种治理主体有机结合，立足于各方治理意愿、治理资源与治理能力优势，通过共享公权力与公信力形成良性社会责任治理网络，培育共同的治理价值观。由此，在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过程中，提高各类主体的治理能力，如企业、政府、社会责任评价机构、新闻媒体共同参与建立特定性行业与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系统、社会责任实践披露与报告系统、社会责任实践评价与激励标准、社会责任议题实践程序与机制，从而明确定义各类治理主体之间明确的交互方式。同时，多元治理主体的多中心治理网络体系包括积极构建一个基于共同责任愿景的社会责任实践共同体组织或社会责任实践平台或战略联盟，使处于同一社会责任实践共同体组织场域内的利益相关方网络节点成员进行社会责任实践经验交流和知识共享，实现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网络化及社会化整合，形成社会责任知识溢出效应与动态扩散效应，最终形成一套解决社会责任缺失行为、伪社会责任行为以及社会责任寻租行为的办法。

表1 基于主体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治理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下同

近年来，在数字化平台经济背景下，平台型企业基于全新的平台商业模式，形成“平台—用户—平台”的价值共创模式[8-9]。平台型企业基于互联网双边市场的开放性、双边性及跨边网络效应，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但诸多平台型企业也表现出社会责任缺失与异化行为。不同于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缺失与异化行为，平台型企业包络了数量巨大的社会用户，可能给整个商业生态圈带来价值共毁(Value Co-destruction)，由此降低整个社会福利[10-11]。在国家治理能力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政府如何在制度层面实现面向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成为未来研究课题。探索基于生态圈理论以及公共治理理论的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生态化治理内在机理与动态实现过程，从而在微观层面建构全新的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生态化治理体系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必须直面的实践课题[12]。

1.2 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主体创新：国有企业主导转向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参与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成为社会责任履行的主导性微观主体，其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双重使命。黄速建和余菁[13]认为，国有企业不仅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微观支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也是政府干预和参与经济的双重手段，需要解决3类“失灵问题”：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经常出现的一般性市场失灵问题，如充当宏观调控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工具，以及作为公共物品与服务的提供者；二是经济转轨国家独特的市场失灵问题，如承担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制度变迁”成本；三是发展中国家独有的市场失灵问题,如实施“ 经济赶超”战略等。实质上，国有企业历次改革的重大转折往往源于对国有企业本质认知的重大转变，进而导致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发生重大调整，其背后隐含着国有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认知不断加深，国有企业基于双重使命定位成为参与市场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基础性主体。

随着新时代下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国务院国资委)对不同类型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的功能定位更加科学，主要表现为：①针对国有企业，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因而国有企业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②根据国有企业经济使命与社会使命结合程度的差异性，进一步区分不同使命主导的国有企业类型，使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进一步细化与优化。 2015年12月，国务院国资委等三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将国有企业按照目的属性与价值属性结合程度的异质性进行细分，其在运行过程中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的整合程度具有差异性，由此形成“商业类国有企业”与“公益类国有企业”，表现为不同类型的混合型组织实现相应的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14-15]。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多元化治理主体协同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及主要路径,民营企业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驱动力量。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将企业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后，我国政府对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议题的关注逐步平衡。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层面，民营企业成为推动新时代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如在新经济、互联网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经济业态中，腾讯、京东、阿里巴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其它社会责任内容维度如社会捐赠与慈善方面，民营企业在教育医疗、农村扶贫、重大灾害救灾以及社会救助等方面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形成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双轮驱动与共同演化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在数字化背景下，互联网平台企业成为区别于传统企业的全新组织载体，通过特有的双边市场效应使得各类中小微企业基于共同价值创造目标与价值偏好集聚于同一平台组织场域，形成基于平台包络战略下以大、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平台商业生态圈。由此，基于平台包络的大、中与小微企业共同参与社会问题解决，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多元主体融通创新。

1.3 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议题创新：社会共享与脱贫攻坚成为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新议题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期，各类经济与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紧密交织，不论是经济领域的市场治理，还是公共领域的社会与环境治理，都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项宏大工程，需要经济性与社会性主体提升自身治理能力予以实现。在微观企业层面，企业社会责任议题是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相应内容维度下的具体实践领域。每个企业社会责任议题随着外部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和利益相关方关注点转移而在时空上具有动态性，按照社会关注演变，企业社会责任议题发展表现出生命周期的演化特点并经历潜伏期、发生期、发展期、热点期、消退期等不同阶段，不同阶段企业社会责任议题的关注度会有所差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下，对于微观层面企业参与社会治理与政府公共治理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企业在助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经济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须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资源优势与能力优势，贡献其独特的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源，基于双元制度融合打造混合型组织，甚至驱动传统市场逻辑主导的商业组织或社会逻辑主导的社会企业向双元制度共生融合的共益企业(Benefit Corporation)转型，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实现基于经济与社会复合属性下综合价值最大化[16-17]。尤其是在五大发展理念下，共享发展成为关系全面小康社会能否真正意义上建成的关键要素。因此，对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过程中的共享价值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企业不仅要为股东创造经济价值，而且应该在更广泛的商业生态圈乃至社会生态圈创造共享价值。因此，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议题转向，基于Carroll(卡罗尔)的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在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慈善责任等内容主题与维度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议题必然具有全新的转向。例如，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经济责任维度，在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下，提升微观主体的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进而驱动整个产业体系转型升级成为焦点；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责任内容维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脱贫攻坚以及社会价值共享成为重要议题，也是企业破解新时代主要社会矛盾的焦点。在企业社会责任内容维度中的环境责任维度，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企业环境责任实践的重要议题。

1.4 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创新：平台化履责成为全新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

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是指在一定的企业社会责任认知理念下，选择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议题，进而参与或推动社会问题解决，由此衍生出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包括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主体、前置性社会责任认知逻辑、实践对象、实践模式、实践议题、实践方法与工具等。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作为一种基于微观市场主体矫正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的重要补充机制，其对经济与社会环境的价值创造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过程，涵盖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工具的全方位创新与变革，意味着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中，实践主体、实践模式以及相应的实践工具产生了全方位创新。

具体来看，在数字化与平台化背景下，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平台型企业成为社会责任实践的全新主体[17]。相应地，基于互联网的平台化社会责任实践范式成为治理主体多元化与治理工具数字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全新范式。传统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大多以单个企业为原子式参与解决相应的社会性与公共性问题，本质上属于企业分散式参与社会治理方式。基于互联网的平台化履责是指面对公共性问题或社会环境问题，将多元社会主体集聚于同一平台组织场域，依托相应的核心成员或平台搭建者，推动不同社会主体开展相应的社会责任实践行为，以平台特有的包络效应以及跨边网络效应集中式收敛各类经济社会主体，从而解决公共与社会问题。由此来看，平台型企业以集中式治理方式实现社会治理，且平台内不同社会主体在解决公共社会问题过程中，基于自身资源优势与能力优势实现协同互补，并将各自优势资源和能力在互联网平台或社会责任实践界面上充分耦合与共享，最终解决公共性与社会性问题，促进公共价值与社会福利最大化。在基于互联网的平台化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参与主体、社会责任实践工具、价值创造方式以及价值创造效应呈现出全方位创新，有效契合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治理主体多元化与治理手段数字化的创新要求。

2 突发性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创新——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典型事实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治理制度法治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过程协同化、治理手段数字化成为政府、企业与社会形成“治理共同体”的新转向。对于企业而言，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发挥其公共社会属性，在参与公共治理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必然需要创新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主要范式，以契合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导向。更为关键的是，突发性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质是治理制度体系优化创新，通过制度理性、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过程高效以及治理工具创新等实现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现代化。由于突发性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不同于一般性公共治理与社会治理，具有高度冲击性以及影响长期性，单纯依靠政府作为治理主体难以有效应对公突发性公共危机治理环境的高度动态性以及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因此，企业在现代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如何基于自身战略导向、资源优势、能力基础及社会影响力，有效选择相应的社会责任实践范式，成为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大现实议题。

2.1 公共危机治理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传统范式

(1)基于个体型的原子式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基于个体型的原子式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强调在社会责任实践过程中，资源来源与实践过程均以企业个体为逻辑元点。个体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模式在参与公共性与社会性问题解决过程中，以企业个体为逻辑元点，由此，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利益相关方也以企业独立个体为范围边界，在参与解决某一社会问题过程中聚焦于企业特定的生产与服务功能，立足于自身资源基础与能力优势，直接或间接落实某项社会责任议题以解决相应的经济、社会或环境问题，承担企业个体属性下的经济与社会环境责任。因此，基于企业个体型的原子式社会责任实践意味着企业在参与解决重大公共社会问题过程中，尤其面对突发性公共社会事件，能够发挥个体资源优势与能力优势。例如，应急物资类制造企业基于自身产品制造功能，通过扩大企业生产能力，满足在公共应急突发事件中的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本次疫情中，口罩、防护服等病毒防护类公共产品供不应求，大量制造企业顶住压力，千方百计扩大生产。同时，原子式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不仅仅是企业个体承担外部利益相关方的社会责任，更包括企业着眼于自身经济属性，通过技术变革、商业模式创新以及效率改进提升企业经济价值创造能力。

在本次突发性重大新冠疫情下，企业个体型的原子式社会责任实践重点仍在于维持企业基本经济功能，顶住疫情防控下员工难以按时复工的经济压力。如海底捞有全国门店 550 家，员工超过 8 万名，虎嗅根据其 2019 年中报进行粗略估算，海底捞每天收入5 789.6万元，每天员工成本2 029万元，当前收入为 0，相当于每天亏损近8 000万元。在服务行业人手短缺的情境下，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数据，疫情之下企业员工返工受限，导致超市等零售企业门店营运、物流配送等方面员工短缺 50% 以上。首先，服务类企业主动探索恢复生产能力的方法，探索“员工共享”这一新型员工聘用创新方式，从而有效应对疫情之下企业生产与服务压力。其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以个体为元点通过慈善捐赠承担公益慈善责任。如表2所示，截至2020年2月5日，全国1 934家企业已累计捐赠191.9亿元善款。其中，阿里巴巴、蒙牛集团、腾讯、字节跳动、招商银行、牧原集团、美团、吉利控股、恒大集团等35家企业各自捐赠上亿元，490家企业捐赠1千万至1亿元，1 409家企业捐赠1百万至1千万元。除传统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以社会捐赠为基本方式外，各类企业发挥自己所长，参与到抗击疫情的社会治理过程中。

(2)基于供应链/价值链的线性化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基于供应链/价值链的线性化社会责任实践范式突破了企业个体型的原子式社会责任实践局限，直接推动整个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面向重大突发性社会问题或公共问题，促使企业所在供应链上组织成员主动或者被动贡献自身资源优势，推动供应链内上下游组织成员具体落实相关社会责任议题，推动相应的社会问题解决。具体来看，基于供应链/价值链的线性化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一般由所在供应链的龙头企业主导，将处于同一供应链/价值链上的利益相关方纳入同一组织场域，包括上下游企业、社会组织、金融融资机构以及政府等，通过隐性或显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契约，推动供应链上组织成员形成一致性企业社会责任认知，以及公共性与社会性问题解决方案[19]。实质上，重大突发性公共社会事件不仅对企业个体生产运营产生影响，而且对整个行业价值链产生影响。如制造企业不能按照既定计划开工生产，必然影响相关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原材料生产、库存计划或营销计划，导致整个供应链乃至全球价值链萎缩。尤其是疫情带来的假期延长以及交通管制，导致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推迟复工问题，进而导致相应材料生产与仓储、物流配送发展空间受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供应链可持续发展。

在这次疫情中，众多企业突破了个体型的原子式社会责任实践的资源钳制，基于供应链/价值链的线性化社会责任实践范式推动整个供应链降低疫情给企业与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本次疫情之中，企业由于无法按时复工带来现金流紧张问题，2020年1月19日，民生银行了解到一家为抗击新冠疫情获批药物“肺炎一号”受托生产方的制药公司面临资金流转缺口情况，应用全线上化公司业务融资产品信融E为其发放贷款近百万元。过程中，客户可以足不出户，手续简便，从线上提交融资申请至贷款发放仅耗费半小时。目前,民生银行采用供应链金融信融E产品N+N融资模式，通过线上申请、智能审核、多维度校验放款、远程开户、线上协议签署实现自动化审批放款，帮助企业缓解疫情之下的资金压力。国家电网江苏电力公司作为一家能源供应企业，通过制定“支持企业复工复产12条措施”，涉及企业用电结算方式、临时性电价扶持、供应链金融服务、物资绿色采购等方面，推动供应链上组织成员共同面对社会问题，有效缓解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重庆长安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家香港上市的汽车物流企业，本次疫情下不仅组织和鼓励全体员工开展爱心互助捐赠活动，而且基于供应链整合方式，通过发出社会责任倡议方式，鼓励供应链/价值链上组织成员贡献相应的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源，并鼓励全国各地区员工和供应商合作伙伴，积极参加所在地方政府和社区抗“疫”斗争的公益活动，力所能及地提供抗疫物资及资金捐赠。

表2 抗疫企业捐赠前10名单概况(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钟宏武等与责任云研究院，数据截止至2020年2月4日

(3)基于企业战略联盟的联动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战略联盟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DEC公司总裁简·霍普兰德(J·Hopland)和管理学家罗杰·奈格尔(R·Nigel)提出，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为共同拥有相应市场与资源达成一致的战略目标，通过正式市场契约安排或非正式协议而结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能力协同、风险共担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形成基于战略的共同组织场域。因此，战略联盟作为一种节约企业间交易费用的经济性合作组织，也是在社会网络理论视角下企业之间网络联结、相互嵌入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一般而言，其具有多种结构，较为普遍的两种结构是对等型战略联盟与中心主导型战略联盟[20]。前者主要是指联盟中各类微观企业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资源基础与企业能力旗鼓相当；后者则是指联盟中存在一个中心节点主导整个战略联盟内企业信息传递，从社会网络视角看，中心节点企业处于战略联盟中结构洞的位置，即其它企业通过中心节点企业的契约与信息指令等协调整个战略联盟运行，从而实现联盟共同战略目标。基于战略联盟的联动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是指基于共同履责战略目标所形成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联盟。基于战略联盟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突破了传统供应链中上下游合作关系的资源约束，将不同供应链/价值链企业基于共同社会责任战略目标纳入同一联盟网络之中，形成跨产业链、跨组织边界的战略合作关系，有助于聚合分散的社会责任实践资源,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放大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综合价值创造效应。

在本次疫情引发的社会问题解决过程中，众多企业基于共同的社会公共问题形成社会责任战略联盟。药物研发成为医药企业、医院、政府以及医药协会等面临的共同社会问题，为参与这一公共性社会问题解决，湖南省成立药物评价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长沙市药物评价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其联盟组织成员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长沙市第一医院)、医药企业(都正生物)第一时间响应国家号召，发挥战略联盟内企业组织与社会公共组织的资源优势，协同作战，合力联动，共同推动临床试验合法合规，为抗击疫情提供科技支撑。国内航化品龙头企业深圳市润贝化工有限公司与同为民航航空新材料产业技术战略联盟理事单位的材料专家，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进行调研后，对“RH-A-1452新型冠状病毒杀菌与预防”效果开展紧急研究与论证工作，助力民航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在疫情防控公共信息披露方面，地理信息系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的中海达集团、南方数码积极开展善款募捐活动以履行社会公益慈善责任，武大吉奥、超图集团、易智瑞公司、苍穹数码、数字政通等企业发挥各自地理信息技术优势，协助政府疫情防控。此外，南方测绘、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等地理信息类企业以产品或信息技术服务抗疫工作，号召联盟内组织成员充分发挥组织优势与资源技术优势，以实际行动助力疫情之下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

2.2 数字化平台经济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创新

基于互联网的平台化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则是在社会与环境问题实践情境下，将具有不同优势的经济性与社会性主体聚集在同一个互联网平台组织场域，依托集体认可制度、规则与价值规范，推动平台内不同类型的经济性与社会性主体开展社会责任实践，从而推动公共社会问题解决。因此，平台化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成为区别于传统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企业个体型的原子式、供应链/价值链的线性式以及基于战略联盟的网络联动式)的全新社会责任实践范式。肖红军[21]认为，平台化履责这一新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能够通过社会资源整合平台，聚合与撬动不同社会主体落实相关社会责任议题，实现传统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内容边界、价值创造方式以及参与社会治理方式的系统性超越。从企业与社会关系视角看，平台化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下，平台型企业嵌入社会的方式是基于平台所链接的商业生态圈或社会生态圈嵌入，从而形成“平台型企业个体—社会”以及“平台型企业—商业生态圈—社会”双元嵌入路径[12]。因此，平台化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作为数字化经济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创新范式，能够基于平台型企业独特的跨边网络效应，以平台特有的包络战略最大程度地激发各类经济性与社会性主体的参与意愿，撬动多元社会主体共同解决公共性社会问题，其主体范围、资源范畴、能力边界实现了全方位的创新与突破，从而实现企业商业生态圈向企业社会责任生态圈迭代与升级[22]。实质上，平台化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存在两类主要模式，一类是基于商业生态圈主导的平台化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另一类是公共治理平台或社会创新平台主导的平台化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

(1)基于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商业生态圈主导。基于互联网企业的平台商业生态圈主导的平台化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意味着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过程中，平台企业作为链接各类经济性与社会性主体的核心组织，基于平台企业搭建的履责界面，包络各类经济性与社会性主体，撬动商业生态圈内多元社会主体资源，并基于社会化资源整合推动公共社会问题解决，实现企业参与社会治理模式创新[12]。一方面，企业能够整合商业生态圈资源，以平台企业为主导推动社会问题解决；另一方面，撬动商业生态圈内异质性组织与社会个体，促进商业生态圈内的核心组织参与社会问题解决。由于疫情给企业员工复工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互联网平台企业可以为整个商业生态圈企业提供免费相应技术服务，聚焦于社会责任内容维度中的经济责任议题，缓解商业生态圈内企业人才供给紧张问题，助推各类企业开展线上复工生产。例如2020年2月3日，平台型企业“猪八戒网”宣布投入超过1亿元的服务资源，开展“战疫情—共同保护企业生命线”行动，并基于互联网平台集结万名专业人才，为10万家企业提供“免见面”服务，帮助企业开展线上复工运营，特别为湖北企业提供针对性帮扶政策。阿里构建“蓝海”就业共享平台，通过灵活的短期用工形式，进一步缓解企业用工压力，助力企业生产复工。

同时，在本次疫情中，各大互联网平台企业利用数字化优势，聚焦社会责任实践维度中的公共治理责任，解决疫情带来的负面社会问题，因而社会责任实践维度超越了单一经济责任维度。如阿里云向全球公共科研机构免费开放AI算力，加快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发，旗下办公套件飞书免费为整个商业生态圈中的用户提供远程办公支持，助力社会正常运转。腾讯向武汉捐赠了3亿元，助力本次重大疫情社会公共舆论治理，如腾讯新闻“较真”平台上线了“肺炎实时辟谣”专题和全国发热门诊地图，腾讯医点邀请17位权威专家，共同编辑了“新型肺炎”词条内容，有效实现对商业生态圈内多元社会主体的公共信息与舆论治理。美团平台不仅基于平台数字化能力服务于疫情防控的公共安全治理，而且基于其独特的商业影响力对平台内商家用户推出“收益额外赠送”与“商家加油”计划，实现了对平台商业生态圈内公共产品供给。阿里平台推出六大措施扶助平台内商家用户。此外，2月5日，京东云与AI发布“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公益版，向政府、企业、社会公众提供疫情地图、智能防疫助理、远程医生、教育办公等技术服务，搭载自疫情爆发以来京东云与AI推出的所有免费技术产品，利用全矩阵技术产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总之，互联网平台型企业能够利用数字化技术优势，基于商业生态圈整体所链接的用户资源，以平台化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新范式在公共安全治理、公共信息发布、社会运转效率提升乃至医疗技术攻坚等关键领域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推动整个商业生态圈价值创造，为商业生态圈内各类利益相关方创造基于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价值与共享价值(见表3)。

(2)基于互联网公共治理平台的社会生态圈主导。平台化社会责任实践范式的第二类模式是基于互联网公共治理平台的社会生态圈主导。基于互联网的公共治理平台可以有效将企业个体所链接的生态圈资源嵌入或者嫁接到公共治理平台之中，协同外部公共性主体与社会性主体共同参与社会责任实践，推动公共社会问题解决。一方面，立足于政府发挥市场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元治理”功能，实现政府在重大公共社会性实践过程中作为制度规划者、资源组织者、社会服务提供者、监督者以及多元社会主体关系协调者等多重治理功能[23]。因此，发挥政府在重大公共社会性事件中的制度保障、社会动员、资源整合以及利益协调与社会救济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立足于互联网公共治理平台的社会生态圈能够将企业链接的商业生态圈嵌入其中，进而有效发挥企业在参与政府公共治理过程中的专业优势、效率优势、资源优势以及社会影响力优势。具体来看，首先，相较政府，企业具备更好的专业化生产能力，能够为市场和社会提供个性化产品与服务，发挥企业专业化生产与服务优势，助力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的公共产品提供与公共服务供给工作；其次，面对具有问题突发性、解决方案紧迫性、高度社会破坏性及不确定性等特征的重大公共性与社会性事件，政府受制于科层组织结构导致信息传输与共享效率较低，且政府行为受经济与社会各方面力量牵制，会影响企业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发挥；企业作为市场中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微观主体，相较于政府，具备更大的效率优势，在参与政府主导的公共社会平台治理过程中，能够有效克服政府组织结构带来的治理失灵，充分发挥微观市场组织活力，给公共治理与社会治理带来及时有效的执行力，从而有效应对公共治理过程中的动态复杂环境。最后，企业在嵌入或嫁接进入政府主导的公共治理平台后，能够有效发挥企业在商业生态圈中的影响力，尤其是互联网平台型企业，能够将所链接的商业生态圈经济性资源与社会性资源嵌入到政府主导的公共治理平台之中，有效聚合政府公共社会影响力与企业商业影响力，实现公共社会理性与企业市场理性的有效契合，解决共同面临的重大公共社会问题。

表3 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治理下基于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平台商业生态圈主导的社会责任实践

在本次疫情中，有些互联网平台型企业通过与政府协同搭建政府公共治理平台或嫁接政府公共治理平台，有效聚合多元社会主体，使政府与企业以及社会性利益相关方形成应对公共社会问题的资源合力，并有效提升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2020年2月5日，京东云与AI发布“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公益版，面向各地政府针对疫情防控定制研发，向政府、企业、社会公众提供疫情地图、智能防疫助理、远程医生、教育办公等技术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搭载了自疫情爆发以来京东云与AI推出的所有免费技术产品，以期利用全矩阵技术产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另外，在本次重大突发性疫情治理中，政府组织通过互联网数字化技术搭建公共治理与公共服务平台，有效聚合企业、社会组织与公众的多元化异质性资源，为有效应对疫情治理过程中物资短缺、疫情防控、信息披露、企业生产复工问题等，提供平台支撑、技术支持与制度保障，进而实现市场秩序与社会秩序稳定。例如，四川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开通“全省中小企业防疫专项服务平台”，集结全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的服务资源，实现“政府+企业”的公共治理互联网平台搭建。基于公共治理平台，充分发挥省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服务联盟作用，通过“互联网+”助力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及时摸底生产经营情况和防疫物资需求，实现全省医疗防疫物资供需信息实时对接并提供复工企业防疫培训等服务。目前，“服务包”已整合京东、电信等多家机构的服务产品，推送数十款免费信息化应用，特别是云会议、云办公等服务产品，在防疫期间，为雅迪科技以及中滩园区内5 672家科技类、连锁类、服务类中小企业提供免费技术服务与应用，助力园区内企业有效应对本次重大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解决共同面临的公共社会问题。在政府政务服务优化方面，浙江省政府利用手机APP“浙里办”，建立新型病毒公共服务管理平台。该公共服务平台调动医院、企业以及社会公众等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疫情信息收集、管理与披露工作，其模块包括主动申报与疫情线索提供、互联网医院新型肺炎通道、居家医学观察服务与管理、集中医学观察服务与管理、信息发布与健康教育、网上智能问诊与人工服务等，有效整合省市县村四级防疫的公共信息与数据报送及管理，为公共卫生数据挖掘和数字化治理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与能力保障。

总之，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导向下，面对重大突发性公共危机治理与社会治理，各类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在聚焦情境、战略导向、主导企业、立足资源、成员选择以及社会责任实践行为特征方面存在较大异质性(见表4)。

表4 突发性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比较

3 研究结论与展望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政府治理、市场(企业)治理与社会治理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3个层次体系[24]。国家治理能力是指基于特定的治理制度安排，实现对市场私人场域与社会公共场域治理的能力，对公共产品提供、公共社会资源分配、市场活力释放、突发公共性与社会性事件应对以及社会秩序稳定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单纯依赖政府实现对公共社会领域的治理，难以有效应对数字化背景下治理环境的动态性与复杂性。因此，企业基于社会责任实践创新，更合理、合效与合意地参与公共治理与社会治理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的重大创新转向。21世纪，新一轮工业革命下数字化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区块链等)渗透于经济与社会领域，意味着企业基于社会责任实践参与突发性重大公共问题解决具备了全新的治理主体与治理工具选择，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基于商业生态圈或社会生态圈嵌入社会，数字化背景下技术赋能治理成为治理主体、治理过程与治理工具创新的着力点。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典型事实发现，企业在参与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情境选择(企业组织内情境、供应链情境、联盟情境以及商业生态圈情境)—内容导向(经济责任、社会环境责任、道德慈善责任)—议题选择(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具体性议题)”，产生了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既包括基于传统个体型的原子式、基于供应链的价值链式、基于战略联盟的联动式传统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也涵盖数字化平台经济时代下基于平台企业主导的商业生态圈与基于公共治理平台主导的社会生态圈的全新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未来，在企业助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需要根据企业所处情境，综合考虑自身资源存量与能力优势，选择与创新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实现企业参与政府公共与社会治理范式创新，进而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效率提升、治理工具赋能以及治理过程优化，全面打造以“政府-企业-社会”为主体的治理共同体[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