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资本做科技时代的瞭望者

邓双琳

英特尔资本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区总经理王天琳。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和被投公司一起成长，把生态系统做大

那是1998年，于张朝阳来说，绝对是人生中刻骨铭心的一年。他创办的爱特信公司（搜狐前身）账上现金已经消耗殆尽，急需进行第二轮融资。但过程并不容易——风险投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只是一个极少数人才听说过的概念，他第一次融资的股东大多是出于私交，面临账目告急的情况寻找第二次融资，张朝阳很难再次“打情感牌“去游说投资方，于是他将目光转到了大洋彼岸。

那时几乎所有第一次下海创业的中国企业家都不太清楚什么是“VC”。张朝阳是从麻省理工学院出来的，对美国东海岸的VC操作多少还有点了解。同样地，当时的美国人对中国也十分陌生，在张朝阳印象中，能够找到一个愿意接见他的投资人都很困难。

幸而有爱德华·罗伯特（MIT斯隆商学院教授）和尼古拉斯·尼葛洛庞蒂（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始人）的引荐，张朝阳得以自费前去美国加州见那些亿万富豪。他在一天之内马不停蹄地见了4位风险投资人，最后实际给钱的却只有1家，就是当时的英特尔投资。这笔钱让当时的爱特信活了下来，并在后来更名为我们所熟知的搜狐中国。

投资讲究“敢为人先”，这种勇敢、冒险、创新的精神也一直保留至今，成为流淌在英特尔资本血液里的基因。英特尔资本以积极的领投为主，且会要求被投公司给予董事会董事或观察员席位。

从风投视角来读这个故事，主角并非张朝阳，而是英特尔。英特尔对搜狐的战略投资开启了风险投资在中国发展的大幕，这一年被称为“中国风险投资元年”，而英特尔投资（Intel Capital，中文名称已改为英特尔资本）也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地区的风险投资机构之一，自此，英特尔资本在中国的资本场上一直扮演着“勇敢者”的角色。

自1998年对搜狐做出第一笔投资以后，英特尔资本至今已向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超过140家公司投过超21亿美金，平均每年7家左右。其中46家已经上市或被收购，包括搜狐、UT斯达康、金山软件、兆日科技、东软集团等。仅在2019年，英特尔资本在中国就有三家企业登陆科创板，并為英特尔带来了相当不错的财务回报。

英特尔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成绩单更是耀眼，至今为止已在全球57个国家和地区投资了1544家企业，投资总额超过124亿美元，超过600家公司成功上市或被收购。代表案例包括博通（Broadcom）、威睿（VMware）、思杰（CiTRIX）、红帽（Red Hat）等。据统计，2018年，英特尔资本居于全球最活跃CVC排行的第三名，仅次于Google Ventures和Salesforce Ventures。

投资讲究“敢为人先”，安迪·格鲁夫（英特尔创始人）在二十多年前就深谙这个道理，而这种勇敢、冒险、创新的精神也一直保留至今，成为流淌在英特尔资本血液里的基因。从今天的英特尔资本投资风格中也可见一斑：大部分CVC（企业风险投资）通常情况下都是扮演配角，一般由财务风投基金领投，自己跟投，而英特尔资本以积极的领投为主，且会要求被投公司给予董事会董事或观察员席位。

除此之外，英特尔资本的鲜明特点还有节奏稳定、重视投后赋能、决策快速等，这些标签使得英特尔资本脉络清晰，在科技巨头战争愈演愈烈的今天，能够帮助英特尔从外部借力，打破“创新窘境”，为英特尔打出漂亮的一场硬仗。

硬科技创业是马拉松，没有短平快

许多独立的纯财务VC基金都会迫于市场风险和压力，选择回报期更短的项目。

与VC不同，英特尔资本显得更有耐心。这种耐心多少源自它属于母公司的直投部门，其资金来源是母公司英特尔的业务利润，这决定了英特尔资本的对外投资多与公司的整体战略相关，同时也不存在VC们的存续期限制。

从某种程度上讲，资金来源的属性决定了英特尔资本的战略眼光放得更为长远——“我们一直强调‘财智双收，即保证英特尔和被投企业双方都能获得足够的战略回报，同时保证优异的财务回报。我们以长期的眼光去帮助公司成长，不会强制要求公司在特定时间退出。并不是说财务回报不重要，而是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和被投公司一起成长，把生态系统做大。”英特尔资本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区总经理王天琳说。

科技的投入相比传统的消费互联网来说周期更长，不管是投资者还是创业者，耐得住寂寞很重要。因此，作为长期投资者，英特尔资本在选择投资标的时，“快”并不是第一要素——其实，相反，他们更看重踏实做技术、做产品的公司和团队。

例如，英特尔资本跟“科创板利润之王”澜起科技的缘分要追溯到14年前。那是2006年，英特尔资本给予了澜起科技第一笔投资。2013年澜起于纳斯达克上市后，英特尔资本作为投资人成功退出。澜起完成私有化退市后，英特尔于2016年再次投资。与澜起相伴15年，英特尔资本也见证了澜起科技的转型与成长。

像澜起科技这样的“老朋友”，在英特尔资本的Portfolio里有好几位，几乎都是在2007年前后投资的。十几年时间过去，中途一些有存续期压力的股东纷纷退出，而英特尔始终存在，伴随企业随着时代转型，并帮助他们加强与英特尔公司的战略合作。科创板的推出是在所有人意料之外的，但对英特尔资本和它的“老朋友”们来说，这无疑印证了越坚持越幸运——科创板为专注在硬科技耕耘的英特尔资本带来了新的退出通道，十几年前种下的种子，如今正是收割时节。

华勤通讯是行业的“隐形冠军“，2017年和2019年拿到包括英特尔资本在内等风投机构共计超20亿人民币的融资。这是一笔大数目。创始人邱文生的一句话“时间是好公司的朋友”让王天琳特别有共鸣，每次和被投公司讨论上市时间表，他都会经常引用这句话。王天琳也常告诉被投公司“不要看短期利益，让咱们管理团队从长远考虑，站在公司立场去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就行，我们作为投资人不会给团队任何压力。”显然在给予被投企业充足的成长时间和陪伴上，英特尔资本做到了。

“我们不轻易出手，一旦出手就做好了和公司站在一起打持久战的准备，因为硬科技创业是马拉松，没有短平快。”王天琳坦然道。

我们不轻易出手，一旦出手就做好了和公司站在一起打持久战的准备，因为硬科技创业是马拉松，没有短平快。

特色“精英小队”

虽为CVC，但英特尔资本的尽调和决策速度却并不比独立VC慢——尽管英特尔资本中国区团队总共只有五个人。

在2016年前后，英特尔资本进行了团队调整，团队依旧精简，只有五位总监，没有设置投资经理或分析师，每位总监都是合伙人。内部决策流程也非常高效快速，投资卓易信息时只用了2周尽调、10分钟谈判、2次会议就全部搞定。

他们就像英特尔母公司派出的一支精英先遣小队，对行业判断迅速、一旦出手绝不落空。这得益于英特尔资本团队对行业的了解以及多年行业经验沉淀出的判断力。

这支精英小队全部出身于科技产业。以王天琳为例，在2005年加入英特尔公司位于俄勒冈的移动业务部，工程师出身的他曾领导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迅驰产品研发和市场营销团队;在2014年回到中国进入英特尔中国研究院，之后在终端业务部负责中国区商业拓展和风险管控;2016年正式加入英特尔资本团队。这支精英小队并非孤军作战，他们5个人可以随时与背后各个部门协同，例如不同的业务部门、市场部、销售部等。

让产业背景的人才去做投资，其实算是英特尔约定俗成的惯例，也是区别于其他VC/CVC的特色之一。

在初期，英特尔各个业务部门都有从事投资业务的部门，由于很难协调统一，2000年时，各部门整合为一，变成“英特尔资本”（Intel Capital），安迪·格鲁夫任命研发部门负责人莱斯利·维达斯担任总裁。

“如果分散去做，达不到最佳效果，部门各自为政，很难协调，而且也难培养专业投资经理，所以就统一起来。”曾任英特尔资本亚太董事总经理的张仲这样解释过。

让英特尔内部研发部门负责人管理对外投资业务的英特尔资本，这看似是一个有些矛盾的任命，但是能让人更容易理解英特尔资本的战略定位：英特尔资本从事的业务将与英特尔本身的技术发展以及运营策略有紧密的联系，投资手段也是策略性的，目的则是增强英特尔自身技术与产品的价值。

硬科技创业者普遍高知，和这样的创业者打交道，王天琳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有共同语言，即创业者在讲自己做的事情时，不用从头去解释技术和产品的来龙去脉、市场的潜力等。显然，英特尔资本团队的产业背景使得他们与创业者的沟通成本大大降低。

例如，在对乐鑫科技整个的投资尽调过程当中，团队只和创始人张瑞安以及他的财务总监王珏接触过，尽调过程非常简单。“这是因为我对这个领域比较熟悉，即使是我个人不熟悉的领域，在英特尔基本上也都能找到内部专家征求意见，这样在决策中对技术的判断效率和正确率会比较高。”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2019年初，英特尔资本投了一家做AI芯片的公司，叫亿智科技。这家公司坐落于珠海，英特尔资本的CTO和团队专程从美国和以色列飞到珠海去做技术尽调。王天琳因有要事无法陪同，他心里七上八下的，担心这家土生土长于国内的公司在交流时语言不通，效果会打折扣。尽调结束，王天琳第一时间给同事拨去电话，“你们沟通得如何？”他忐忑问道，没承想同事却赞叹不已：“他们太棒了，语言上是有挑战，但我们都是工程师，我们通过‘工程师的共同语言——也就是代码，沟通得非常顺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团队。”得出结论后，英特尔资本很快就敲定了这笔投资。

商业模式创新通常需要讲好一个故事，但在硬科技领域，大家只看数据和事实，因此，做“看得懂”的投资人很关键。

做老虎的翅膀，让创业者如虎添翼

英特尔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便选择了芯片产业，自己不做电脑，但是对所有电脑厂商提供芯片技术，这注定了“开放与合作”将成为流淌在英特尔血液里的DNA。

英特尔在过去的50年里一直致力于推动颠覆式创新，而英特尔资本通过投资的方式继承了这一使命，利用投资促进科技领域的优秀公司能够持续创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自己的基业长青。

英特尔创始人安迪·格鲁夫曾在自传回忆录中这样形容合作与互助对自己的影响：“我们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大湖泊，所有的人都从一端跳进去，并开始游向对岸，我想方设法游过了那个湖，不是没有努力，也不是没有挫折，而是經过了其他人的大力帮助与鼓励。”英特尔发展史上，得到过太多合作伙伴的帮助，因此，安迪·格鲁夫将“合作”赋予了极高的战略意义——他想把这种精神传达给更多中小企业，帮助他们“游向对岸”。

英特尔不是没有感受过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近几年正是AI芯片战场风起云涌时，许多以其他产业为支柱的巨头也纷纷开始着手研发芯片，后起的初创新秀公司更是数不胜数。作为芯片产业的“老大哥”，威胁的气息一直包围着英特尔——但英特尔欢迎这些公司的存在，甚至愿意投资它们，促使业务部门和它们更加开放和深度地去合作。这也是英特尔半个世纪屹立不倒的秘诀。

CVC的性质决定了英特尔资本的投资重点围绕自身相关生态系统进行布局，从最底层的芯片开始，到往上的硬件、软件、服务和应用等。战略投资这些产业上下游企业，不仅确保了这家老牌公司对行业能够时刻有最新的洞察，也让英特尔获得了更优质的合作伙伴和客户，同时，有助于让这家芯片巨头自己的产品和技术通过这些公司进入更多的市场和领域，触达更多的终端客户，深度诠释了“One Intel”这句口号。

“我们和财务投资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在选择投资标的时一定要跟公司有战略相关性，这也意味着投后赋能会给公司更多的资源和帮助。我们投我们看得懂的，能帮得上忙的。”王天琳说道。在与王天琳的交谈中，“投后赋能”一词出现的频率高达十多次，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他强调，英特尔资本虽为领投，但目标是做“帮忙不添乱的合伙人”，在企业设立目标或是定方向的时候，帮助它发现它真正擅长什么、行业真正需要什么，给创始人提供反馈;在执行的时候，以“副驾驶”的身份及时提醒企业家也就是真正的“司机”市场情况是否有变化，自己绝不会主动去碰方向盘，更不会去碰刹车。关于这个关系，王天琳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企业家是一只勇猛的老虎，投资方要给老虎添上飞翔的翅膀，助力企业发展如虎添翼，而不是自己越过企业家去当老虎。

对英特尔资本来说，值得骄傲的是他们能够为企业带来的增值服务。

英特尔资本每年在中国投资的项目数量少且稳定，通常在5～8家，这让投资团队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投后服务。王天琳介绍，他的团队每年至少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帮助被投公司获得除资本以外的更多价值，例如客户联系渠道、专业知识渠道等。举个例子，英特尔资本会定期举行创新技术交流日，组织6～10家相关被投公司与财富500强的合作伙伴企业直接进行对话交流。像这样的活动，英特尔资本每年在全球至少举办75场。

以英特尔资本在2019年领投的两家公司为例，工业机器人视觉方案提供商梅卡曼德和无人零售方案提供商云拿科技，英特尔业务部门为两家初创公司的行业应用场景分别做了软硬件优化，降本增效，大大提高了产品竞争力。云拿科技还使用英特尔酷睿i9处理器、包括英特尔Open VINO工具包在内的软件框架和工具，开发出了面向未来的智能商店解决方案。

在最新召开的英特尔中国年度战略分享会上，英特尔中国区总裁杨旭感慨颇多。过去30年，英特尔公司经历过中国市场的高速增长时刻，也经历过许多挑战。“在时代的起伏中，我们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杨旭说道。从九十年代的淘金者，到现在的生态合作支柱，英特尔资本的前瞻、开放与极客思维在一浪接一浪的时代产业大潮中得到了验证。

对于安迪·格鲁夫来说，当年做出风险投资的决定，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决策。英特尔在过去的50年里一直致力于推动颠覆式创新，而英特尔资本通过投资的方式继承了这一使命，利用投资促进科技领域的优秀公司能够持续创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自己的基业长青。

这正是战略投资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