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第拉先生和他的男仆马狄》中潘第拉的人格分裂分析

内容摘要：布莱希特在《潘第拉先生和他的男仆马狄》中，运用陌生化效果塑造了一个在酒醉和清醒时具有完全不同人格的芬兰农场主潘第拉，激发读者去思考，那种在社会洪流中不可遏制的人性的弱点。本文通过阐述陌生化效果在该戏剧中的运用，结合弗洛伊德“本我、自我与超我”的三重人格理论，进一步分析主人公潘第拉人格分裂的表现及原因，以此来揭示此戏剧背后的社会意义和教育意义。

关键词：人格分裂 陌生化效果 本我 自我 超我

贝尔托特·布莱希特是二十世纪德国著名的戏剧家、文论家、诗人，他不仅创作出多部优秀的戏剧作品，同时也发展出不同于传统的亚里士多德戏剧的叙事戏剧，以理论指导实践，陌生化效果是其叙事体戏剧的主要原则和最重要的手段，通过在戏剧中运用许多典型因素，使观众和舞台上的表演保持批判性的距离，并引起观众的思考。

《潘第拉先生和他的男仆马狄》以芬兰著名女作家海拉·伍里约克《锯屑公主》中的人物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在酒醉和清醒时具有完全不同人格的芬兰农场主潘第拉形象。事实的颠倒是普遍戏剧模板的内容，在潘第拉身上布莱希特不仅运用了这种事实的颠倒来突出戏剧的情节，更重要的是让主人公潘第拉在世界观上也出现了颠倒。当潘第拉喝醉的时候是一个人，不受社会规范和道德条条框框的约束，人最本性的东西毫无遮掩地展露在外，这个时候的他遵循“快乐原则”，追求生活乐趣，他愿所有人都能平等相处，没有剥削和压迫，这时的潘第拉是人类的朋友，失去理性却充满人性，甚至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而清醒时的潘第拉遵循“现实原则”生活，陷入了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非人性状态，资本主义的农场主形象暴露无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剥削者、资本家，虽然具有理性但却没有人性，这种强裂的反差可以说明，资本家身份、农场主角色以及社会的环境异化了他人的本性。主人公潘第拉通过“酒精”这个可以让人失去理性和控制的介质，在酒醒与酒醉之间来回切换，这种人格分裂中潘第拉所展现的两方面世界观、处世行为和态度的强烈而清晰的对比，构成了这部戏剧表达的最主要的矛盾。

一.陌生化效果

1936年，布莱希特在《娱乐戏剧还是教育戏剧》一文中初次阐述陌生化效果时，虽然袭用了黑格尔的异化（Entfremdung）一词，但从一开始他就试图从认识论来阐明陌生化效果的概念，他写道：“表演将题材和事件置于一个异化（陌生化）过程，为了使人们理解，这种异化是必要的。对于一切自然而然的事，人们便会放弃理解。”布莱希特认为，一切熟知的事情，就因为其熟知，人们就以为理所当然，而放弃理解。其实，人们只是满足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陌生化效果就是借助种种戏剧艺术手段“除去所要表现的人物和事件，理所当然，众所周知，明白了然的因素”，或“给它们打上触目惊心，引人求解，决非自然，绝不当然的印记”。总之，使它们失去为人们所熟知的假象，揭示它们的社会本质。

地主潘第拉就是布莱希特依此方法创造的一个发人深省的艺术形象，他不像常见的假善人，而是一个离奇古怪而又富有现实感的人物。文中以下几点可以体现出陌生化效果：

1.潘第拉的人格分裂形象

首先潘第拉这一形象的塑造就体现出陌生化效果，清醒状态对潘第拉来讲是现实，他必须为自己的一言一行承担后果，醉态是假象，他在这个状态里不必承担任何后果，陌生化效果首先在于，通过夸张的显示潘第拉的两面性，唤起观众的惊讶和思考。这种陌生化效果排斥情感体验，产生距离感。潘第拉的资本家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比较多见，但是喝醉后的这种状态确实少见，两种强烈人格反差同时表现在一个人身上时，会使读者和观众产生陌生感和距离感，激发读者思考这强烈对比背后的社会意义。

2.戏中戏手法

马提尼认为：“在布莱希特的创作中，戏中戏确实是经常出现的重要结构形式，必须注意它的双重功能：作为喜剧性要素和作为陌生化要素。”在戏剧第九场“潘第拉要他的女儿和一个人订婚”中，喝醉的潘第拉赶走了女儿爱娃的未婚夫参赞，并取消了他们的婚约，要求将爱娃嫁给司机马狄，认为女儿不能和参赞这个畜生结婚，应该和像马狄这样的人结婚，爱娃也同意父亲的看法，但理智的仆人马狄清醒地知道这只是潘第拉喝醉后一时冲动，并非其真实的想法，他也深知“水和油终不能相混”的事实，于是开始了一场表演性质的考试，考验爱娃能否给司机做一个合格的妻子，一个资产阶级地主的女儿是否能承受住贫苦环境家庭所要吃的苦。“爱娃跳起来，装作把一份报纸递给马狄”，“她装作走到一扇窗户，朝窗外高喊”，其中“装作”一词充分体现出戏中戏的手法，他们是在演示角色，而不是在表演角色，这使得观众和读者更加明白一切只是一场戏，从而割断了感情共鸣，产生陌生化效果。陌生化手法的运用带给读者和观众更多的非确定性，这种人物性格分裂所展现出来的非确定性，更能激发观众的理解和认识，使其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

二.弗洛伊德“本我、自我与超我”三重人格理论

此戏剧中主人公潘第拉人格分裂的原因更大程度上来自于社会环境，人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当人的思想意识已经阻碍了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人就要对自己原有的意识进行调整和抑制，重新构建一个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格形式，此处则不得不提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与超我”三重人格理论。弗洛伊德后期的理论主要是把人的心理结构分为了“本我”“自我”“超我”三个等级：本我完全是无意识的，由性本能组成，本我代表欲望，它是我们人格中最隐秘的、不易接近的部分，完全遵循快乐原则（das Lustprinzip）活动;自我代表处理现实世界的事情，是本能受外界影响的那部分，遵循现实原则（das Realittsprinzip）活动，它感受外界影响，满足本能要求;超我是良知或内在的道德判断，是人特有的对本能冲动和欲望的一种抑制，它体现了社会风俗和道德标准，按至善原则（das Moralprinzip） 活動。当一个人精神状态正常的时候，这三个子系统是出于和谐平衡状态的。当系统出现混乱时，人格就会处于紊乱状态，各种认同作用轮流占有意识则会引起多重人格。

喝醉时的潘第拉：本我完全释放出来，本我中的性欲自由，他不顾社会道德批判同时与四个穷苦女人订婚;他不顾法律约束从药剂师那里骗取药方去买非法烧酒;他不顾及自己芬兰大地主以及资本家的身份地位，愿意将财产分给仆人，也不在乎阶级对立与司机马狄称兄道弟，甚至要把女儿嫁给一个身无分文的司机;他不顾政治对立，同情和收留红党分子苏尔卡纳和他的孩子们;他不顾与参赞的利益关系，擅自取消了参赞与女儿爱娃的婚约。这时的潘第拉没有意识没有理性，不受自我和超我的控制，一旦约束本我的阀门被打开后，就会做出许多后果严重的事情。法官、牧师分别象征超我中的法律约束、宗教约束，此时他们都无法控制潘第拉，任由本我胡作非为并按照快乐原则发展，象征着潘第拉的本我挣脱了自我与超我的约束，本我占上风并且得到发泄。

酒醒时的潘第拉：重回理性的潘第拉自我与超我恢复对本我的约束，此时潘第拉和象征超我约束的法官、牧師关系良好，并且遵守法律法规，他强烈要求赶走红党，表明他的政治立场明确;为了继续维持与参赞的政治利益，酒醒后的潘第拉立刻向参赞道歉，承认自己酒喝多才造成这样的后果，极力挽回了他与女儿爱娃的婚约，这时的潘第拉按照现实原则发展;酒醒的潘第拉又变为地主和资本家身份，高高在上并对仆人指手画脚，认为他们都是工作的机器;当四个穷苦女人按照约定来与潘第拉订婚时，他立刻否认有此事发生，并将她们打发回去，这是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在起作用。以上都是他自我和超我的表现，具有意识和理性的清醒的潘第拉明显超我和自我占据上风，它们严格约束和压抑着本我，使其按照现实原则发展，而这才是潘第拉活在现实中真实的模样。

“自我”本身受到三大“暴君”的制约，分别是：本我、现实和超我。本我中人性最原始的冲动想释放在外，但是为了生存和与社会相适应，自我不允许完全的本我暴露出来，超我又以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和标准、宗教戒律、禁忌等在时刻压抑着本我，于是自我受到三方的压迫，这个时候自我在冲突中起着仲裁和调节的作用，不仅要适当的满足本我，又要尽量的以超我的要求完善自己，以和谐的自我状态来面对现实状况。本我和超我不停在较量又不得不彼此妥协，只有都达到平衡自我才能和谐的在社会中生存与发展，一旦过于压抑本我或者过于释放本我，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本我与超我的交锋，本质上其实就是两种意识争夺对自我的支配权。而我们可以在自我的行为倾向上看到他们的力量对比。在潘第拉身上，本我和超我的比拼显然是超我占了上风，所以潘第拉的自我表现更具超我性质：当时的社会规范要求有主仆之分，所以作为资本家的潘第拉主仆概念十分明确，不允许仆人随意谈论主人，不允许仆人像朋友一样对主人讲话，不允许仆人有任何的偷懒，他们应当是工作的机器;当时的社会的价值观念时刻提醒着潘第拉，穷人和富人不能和谐相处，水和油不能相混是最起码的道理，于是潘第拉不惜一切代价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参赞，愿意娶自己并不珍爱甚至讨厌的富婆，也就是参赞的姑妈为妻，所谓的门当户对不过如此，而要将女儿嫁给穷苦司机马狄这一行为，在清醒时的潘第拉看来完全是荒唐的举措;在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下，红党是全芬兰人民的敌人，作为芬兰国民队队员的潘第拉，理应热爱祖国抵制红党，社会政策也决不允许他收留红党苏尔卡纳;道德要求男人只能和一个女人订婚，绝对不能同时和四个女人订婚，这在法律上也是不被承认的，故清醒后的潘第拉毫不犹豫地赶走了四个和他订过婚的穷苦女人，这也是潘第拉身上超我力量大于本我力量的体现。

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虽然超我的力量大于本我，使本我的冲动得到了暂时的压制，但是主人公潘第拉的本我和超我有着巨大且强烈的反差，本我需要有一个释放的途径，将自己最原始最本能的欲望发泄出来，于是，潘第拉找到了这一捷径，那便是——酒精。如果超我与本我分别作为象征性的能指，以意识的形态通过自我进行交锋时，人的这种矛盾就会激化，从而导致精神病，而当这三者分别以实在的方式，也就是说以不同角色的状态存在时，这种矛盾利用“分身术”轻而易举地解决，直接冲突就会被避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潘第拉的人格分裂不是以精神病的状态来展现的，他的本我找到了释放自己能量的途径，以醉酒的状态完全展示出来，这时的潘第拉不会顾及所谓的现实原则，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地位带来的束缚，本我可以为所欲为，而回到清醒的状态的潘第拉又开始戴起面具，用超我和自我要求自己的一套理念来过自己该过的生活，并且他也认为这是对的，在他保持理性的状态下，本我和超我这两种意识形态没有正面发生冲突，超我和自我明显压抑了本我，故他的清醒状态更多的是按照自我和超我要求去面对现实，而本我又找到了醉酒状态以实体角色进行能量宣泄，虽然本我和超我有冲突，但两者找到了不同空间的平衡点，没有使人产生精神病，所以潘第拉的这种人格分裂还是可以让其在社会中继续生存与发展。

三.潘第拉人格分裂的原因

综上所述，潘第拉人格分裂的原因主要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客观原因是指社会环境对潘第拉无形的影响，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必然会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物质生存需要使得这个资本家必须雇佣甚至压榨工人为自己辛勤工作，否则他将会破产;社会地位要求潘第拉不能与仆人及无产阶级称兄道弟，主仆关系必须明确;伦理道德要求潘第拉不能同时与四个女人订婚，这样也会有损他的声誉。主观原因是指潘第拉的三重人格系统并不完全统一，本我想做的与自我和超我要求的并不一致，三者不平衡的状态会导致人格系统的紊乱，也就会出现所谓的多重人格，潘第拉的本我状态在喝醉时展现的淋漓尽致，布莱希特用醉酒的方式，让大家看到原本被压抑的潘第拉的本我，就像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影子一样，使观众和读者感到新奇和惊讶。这种新鲜感大大加强了人物形象的“陌生化”效果，使观众清晰地看到从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在社会洪流中不可遏制的人性的弱点，由此观众反观自身，重新认识和剖析自己，心灵产生了强烈的震撼，这是布莱希特作品中“不完美”的人物形象所产生的奇异的陌生化审美效果。作者通过描述潘第拉不为人知的本我的模样，表现出人性在当下社会的扭曲和异化，被社会制度、社会环境和各种约束的扭曲，人为了生存，为了适应社会，不得不戴起面具来应对这个世界，最终成了与本我背道而驰的模样。

参考文献

[1]Brecht， Bertolt： Herr Puntila und sein Knecht Matti in Gesammelten Werke Band 4.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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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戏剧小工具篇[M].张黎，丁扬忠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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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扬.潘第拉：本我意识的浮沉——兼谈布莱希特创作中的异化主题[J].外国文学评论，1987.10.

[6]王建.从布莱希特的《潘提拉先生和他的仆人马提》看叙事剧理论[J].欧美文学论丛，2002.12.

（作者介绍：杜倩，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德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