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与万历十七年的私人恩怨

2020-06-09 12:07:22 《书城》 2020年6期

杨彦妮

万历十二年(1584),礼部主事屠隆因和朝廷勋贵子弟宋世恩的“淫纵”行为而被刑部主事俞显卿弹劾,屠、俞二人双双被革职,屠隆愤愤不平回到浙江鄞县老家。五年后,他环顾四周,“今敬美已作古人,而谗者亦病疽、病疫,虽犹存余息,曹蜍李志,奄奄下泉尔。而山民犹尚无恙,山民复何言?”(《与赵汝师》)不论是切齿痛恨的两个“谗者”,还是对他冷若冰霜不置一词的王世懋,这些恩怨故人死的死,病的病,只有他还好好地活着。

屠隆(1543-1605)

笔者尝以《万历十二年的屠隆》(《读书》2019年12月)一文试论屠隆削籍事之始末,并言及此事于屠隆、俞显卿争端双方之影响。因篇幅所限,未暇深论,且万历十二年事起突然,关于此事的多方态度尚晦暗不明。而万历十五年、十六年东南的水灾、饥荒和疫情成为这场结怨的一个脱不开的语境,也是理解种种现实际遇和文学譬喻之离合向背的关键,需要在真实和虚构的多重视野下才能看到历史中人面对惘惘世道的纷纭言说。

一、俞显卿之“死”

前刑部主事、上海人俞显卿(字子如)是嘉靖四十年的举人,在万历十一年中进士之前,以举人的身份在松江活跃了二十多年。当初他和身为青浦知县的屠隆尚未交恶时,曾为屠倡议兴建的陆机陆云祠捐出一块地。在更早之前,他就作《十议》来反对朝廷在东南勘察无主田地的措施,并且通过当地耆老将意见上呈巡抚都御史张佳胤,请朝廷停止勘绝田。大致来说,俞显卿在地方上具有类似民意代表的影响力,屠隆当年对他不够客气,也是祸端之一。

大约万历十三年,俞显卿回到了上海。这段时间,他和苏州名士张凤翼数有來往。张为俞而作的《大椿堂记》记载,显卿回来之后重新修整了昔日读书之所,和父亲以及“数名流壶觞于斯,倡和于斯”。父亲去世之后,他还卖掉了一处产业来操办丧事,被认为孝亲的典范。张凤翼《吴淞漫稿序》中说俞氏“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暇则时时泛舟吴淞江之上,相羊容与,殆无虚月,不识子如者多呼之为吴淞先生”。俞还曾乘舟过访屠隆的好友王穉登。在万历十四年深秋,屠隆在杭州参加完汪道昆主持的南屏社集后,写信给王穉登提到这事,“闻彼夫顾犹向足下哓哓”,屠隆“想定取佛前杨枝水洒君家几榻”,还嗔怪王穉登站队不够彻底,“故知足下真广大教化主,何所不容”。万历十五年冬天,王世贞外出,俞显卿乘舟追寻而去,相偕游览了慧山王氏的园林。王世贞在《俞比部拿舟迹予,过浒墅,同陟慧山,投诗见赠,辄尔倚答》中说:“第许同舟在,何论倾盖迟。久知饶节概,况尔吐心期。”他虽然和俞显卿不熟,但知道俞的事迹,也免不了称赞两句他的节操。

这段时间的生活,俞显卿在《古诗类苑序》中也颇有自述:“仆早岁受业,困顿公车,解组归来,遂是初服。席门穷巷,全无二顷之田。左右图史,差多百城之乐。”他也动念头编印书籍,机缘凑巧,从“乡先达玄超先生”那里获得了一批稿本。张之象,字玄超,上海人,是位活跃的文人、出版家,和何良俊、董宜阳、徐献忠并称为“云间四友”。张之象曾把冯惟讷的《古诗纪》按主题拆分编纂成《古诗类苑》,但是无力出版,只好将手稿托付给了俞显卿。俞在誊抄缮写之余加以校雠。尚未付梓前,“藏诸家塾,赏奇析义”,而且“时在座右,则有缙绅先生、文学之伦”与他讨论这套书的体例和出版价值。黄体仁的《古诗类苑序》提供了更长时段的见证:张之象将无力付梓的书稿“揽而授余社友比部俞子如。子如亦雅有书癖,业已缮写雠校,一旦捐宾客而不能卒业,笥而藏者十余岁”。在该书历史的时间轴上,俞显卿登场又很快退场,直到万历三十年,俞的弟弟显谟才将这套书雠对刊刻。

俞显卿究竟何时去世并无记录。由于张凤翼的《处实堂续集》所收作品有清晰的时间脉络,根据前后篇章推测:大约万历十七年,俞显卿在父丧之后再度过访张凤翼,张作《子如见过慰之》,除了称赞他的孝行,还说“迩来舆论辨薰莸,推毂云间应拔尤。计日铨曹勤起废,会看纶綍贵松楸”,认为他有朝一日会重入政府。万历十八年,张复作《咏俞子如云泉》,可能是亲身游览了俞氏在上海营建的园林。

王世贞(1526-1590)

晚明谢肇淛的《麈余》中一则怪力乱神的传说以俞显卿为主角:

云间比部俞显卿壮而无子。一方士曰,得巨龟,剖其肠以和药,服可生男也。显卿命诸门客散求之。先是,常州市肆家蓄一龟,大如盘,能解人意,饮食呼之则至。一门客曾见之,因潜至肆,诱而得焉,以献俞。俞大喜,以为奇物,命方士剖肠和药。是夜梦乌衣人来索命,觉而恶之。适方士告药成,一匕入口而卒。居数日,方士亦得恶疾死。

这个为了求子而误食灵龟的故事不知真假,俞显卿革职回家时大约四十三、四岁,如以万历十八年去世计,则五十上下。这个故事中门客献媚奔走的生活,和上文营建园林,与缙绅先生、文学之伦切磋典籍、扬扢风雅的细节,都透露出其乡绅生活之安逸。

根据现存文字,屠隆在初削籍归时,还时常在信中将俞显卿诋为蜂虿之流,但在万历十六年左右便较少提及对方,大概是因为此时有比和俞显卿吵架更重要的事。从万历十五年秋开始,吴越间频发飓风暴雨,海水倒灌,农业受到很大损失,次年春涝夏旱,颗粒无收,到处饥荒蔓延,饿死了很多人。王世贞在万历十六年春前往南京就任兵部尚书,他在给阁臣王锡爵的信中忧心忡忡地说:“民食已尽,饿殍狼藉,剽掠纵横。古刹从祠,日有缢者,或溺,或僵,无地无之。”除了触目惊心的荒年景象之外,信中还有民生之艰难以及荒政筹措的内容。屠隆《戊子岁吴越大荒作》诗中也记录了难民流离的情景,“少妇离乡限,孤儿委道旁”“青天号疫鬼,遍地出丧车”“燐火阴风合,浮尸白浪堆”,等等。

那种“浮尸积骸,盈川溢坻”的状况引发了传染病。屠隆在给休宁知县丁元甫的信中说:“吴越之间,道殣相望,兼之疫疠,遂至人烟稀疏,邑里萧条。西陵以东疫气幸不渡江。大都秣陵、吴郡,直抵虎林,最甚矣。”疾病的重灾区是南京、苏松、杭州一带。王世贞在为崇明一位李知县写的送行序中回顾了三吴百姓这几年的困苦:“今自丁亥大水,鱼鳖之弃余为饿莩者十四,不已而为疫鬼者又十三,其存者今又付之旱魃矣。”在这样的情况下,屠隆自己也在艰难支撑时日,不断兜揽文字生意,写信向能用到的一切关系寻求经济支援。他曾记录自己的旧友黄白仲“病困武林僧舍,绝粒几顿”,他屡次去信要住在杭州的朋友冯梦祯“饷薪米,(冯)竟置之不报”。很可能冯梦祯也自顾不暇。

《麈余》中的故事,抛开俞为了求子而食用灵龟以及乌衣人索命的离奇情节,可以看到他年纪并不算高、服药之后突然去世的信息。屠隆在给南京国子监祭酒赵用贤的信中说“谗者亦病疽、病疫”,病疽者是随后会论及的沈明臣,而病疫者自然是俞显卿。同一时期,他在《再与曾观察》中批评吴地人情浇薄,俞显卿居然诋毁昔日父母官,幸好自己有宗教修养,能看破这些沉浮荣悴,革职回家后,自己“形骨转壮,白发再黑,面有少容,彼夫其如我何”。他在写前一封信的当时,知道沈明臣和俞显卿都还活着,但就像《世说新语·品藻》中记载东晋的曹蜍和李志这两个了无生气的小人物一样,“奄奄下泉尔”,不足道。在获知俞身体不好开始,屠隆自然而然把他的病归入当地蔓延的时疫,即使活着也是苟延残喘。这场人生的胜负,屠隆单方面宣布获胜。

二、王先生们与沈明臣

万历十二年被革职后,屠隆迅速给张佳胤、王锡爵、王世贞等政坛、文坛的重要人物去信,急于剖白,想要获得声援。张佳胤给他送了路费,宽慰了一番。但是两位王先生的态度就变了。

王世贞在《寄屠长卿(其一)》写道:“神虎门头一挂冠,镜湖东去海天宽。人间有客都无耳,自是相如胜井丹。”将眼下遭受非议的屠长卿比作汉代的辞赋家、行为放诞的司马长卿。本来,屠隆字长卿,从他在诗文方面崭露头角以来,一定早有师友将他比作汉代的辞赋家、同样字长卿的司马相如。然而,司马相如才名虽著,却在为人处世上不无争议,和卓文君的恋爱更是容易引发对他品行的质疑。以他为人生榜样,极易招致文人无行的批评和联想。万历八年,沈明臣为青浦知县屠隆《由拳集》而作之序言中提到,屠隆“既复枚叔之捷,兼收相如之雅,人复以马长卿拟之”。彼时沈明臣和屠隆关系融洽,善于揣摩心思的沈明臣随即表示“两长卿不得同日而语,何居?盖马卿文无行”。屠隆十分满意。

俞显卿劾奏屠隆在西宁侯府行为不检,火力正是在男女关系方面。屠隆苦于无处自辩,万历十二年腊月,他在《答胡从治开府》中抱怨:“将以仆为汉长卿乎?今之文君不新寡。谓淳于先生醉一石邪?而主人未尝灭烛。”严词拒绝对他作司马相如、淳于髡等失行人物的联想。怕什么来什么。王世贞诗中这个比喻直接把他入罪。更令他愤怒的是,诗中“相如胜井丹”用了《世说新语·品藻》中王徽之、王献之兄弟共同读《高士传》传赞的典故,献之比较欣赏“井丹高洁”,而徽之则认为不如“长卿慢世”。井丹是东汉初年的学者,品行高洁,毫无瑕疵。王世贞一面对屠隆操守表示不十分信任,一面故作豁达宽容。总是用“琅琊王世贞”落款的王世贞,此时用琅琊王氏的典故来表态,屠隆当然能读出其中居高临下的冷漠味道。

事情还没有完。万历十三年五月底,带着家眷一路南下的屠隆在射阳湖遇到奉诏入京的新阁臣王锡爵。“(王先生)拳拳以逍遥为祸本,庄老乃长卿之贼。欲不佞闭关息游,绝迹五岳,一切刬去,归乎简寂”,极力劝屠隆杜门静思,提高修养。这一番话诚堪玩味,反过来理解那就是怪屠隆好交游,四处招摇,咎由自取。二人分别之后,屠隆行至杭州,立刻忍不住向陆君策、郁孟野、曹重甫这几个松江故交抱怨,说王锡爵对他的劝诫“微伤迫仄,少宽舒,交儆可也”,还牵连到王世贞,“闻元美先生惑于仇党语,将谓长卿真作汉之长卿。此乃咄咄怪事,鼎铛今遂亡耳耶?”当然,屠隆并不能真的和这两位王先生绝交,回家之后作《寄王荆石阁老》,不得不低头:“射阳湖舟中得奉至教,句句肝肠,言言精理。洵不肖某终身韦弦,佩以南还,靡间晨夕。”

至此,无论是“性坦易,多所容纳”的琅琊王世贞,还是“性端洁,不轻接引”的太原(郡望)王锡爵都没有真正安慰到他。屠隆在晚年散碎文字结集的《娑罗馆清言》中感慨:“太原则哲,几畜疑于掇煤;琅琊故知,竟因谗而投杼。呜呼!知己难哉。吾欲挽九原而起鲍叔,取千金以铸子期。”事实上这一路上为屠隆鸣不平的人还是有的,但这些人的支持并不能平复他的焦虑,他需要的是有实力的“著名知己”来为他的品行背书。在这样的背景下,致仕家居的前兵部左侍郎、徽州人汪道昆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削籍事发后,汪道昆比较同情屠隆的遭遇,托人传信,要见见他。中途经过一些周折,等到万历十三年十一月,屠隆收到汪道昆邀请他前去参加本地诗社的活动。在《招长卿入社》诗中,汪道昆示范了如何体贴恰当地使用司马相如之典:“赋客谁能诎子虚,文园未许卧相如”,站在屠隆这边质问,一个才华如此出众的人,却被逐出朝廷,何其不公。屠隆读后甘冒腊月寒冬前往,衷心感激和急于输诚亦可知。

屠隆与沈明臣的反目和王世贞有一定的关联。沈明臣,字嘉则,晚号栎社长,也是鄞县人。他比屠隆年辈高,和徐渭等人都是倭患时期东南方面大员胡宗宪的幕僚,是山人中的佼佼者,在浙东地方文人群体中广有威望。按照屠隆为沈而作之《嘉则先生诗选序》《沈嘉则先生传》等文字的追忆,他们二人结识于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同乡先达张时彻府上,彼时屠隆尚未中科举。两人一见如故,互相欣赏,屠隆“愿北面称弟子”。屠隆在颍上和青浦任知县时与沈过从频密,他尊称沈为“嘉则先生”,为他提供经济支援,积极地把他引介给冯梦祯、王世贞等人,刻印沈明臣在青浦的游历唱和之作《青溪集》,为沈撰写传记等。沈明臣自然也投桃报李,对屠隆非常依从。

但是在万历十三年屠隆削籍事发后,沈明臣在家乡对屠隆有公开的批评。这件事,综合屠隆在给喻邦相、汤显祖的信中的讲法是:屠隆受诬陷黯然归家后,沈明臣认为屠没了利用价值,在酒席上对他出言侮辱,借以给本乡的年轻人立威,让他们听自己的号令。自此二人失欢,积怨日深,吵架吵到苏州和南京的諸多朋友都卷入进来,站队表态。而按照王世贞和沈明臣信中提到的版本,是有当地人来王世贞家做客,提到屠隆,骂得极难听,王世贞据此知道屠隆回乡之后声名扫地。王又听说沈明臣发言弹压,自诩两不偏帮,王世贞称赞沈“以大义持之”,认为这才是诤友。

沈这种前恭后倨的举动,被屠隆认为是欺负自己削籍归来势单力孤。事实上,即使是王锡爵这样的大人物来发声告诫,屠内心也是不服的,何况对于自认为折节下交、待之不薄的沈明臣。大概在万历十六年,屠隆得知沈明臣患病,加上同处一地,可以知道很多患病的细节。他在答复前来给他母亲祝寿的潘之恒的信中说:“沈嘉则疡发于背,顿而复苏,今幸无事。”可能由于潘之恒和沈相识在先,屠隆的讲法比较克制。在给更亲近的王穉登的信中,屠隆按捺不住大仇得报的快意:“栎社翁生平受不佞厚恩,足下知之,天下人士所尽闻也。浮云苍狗,世态炎燠。片言相失,风波如山。人将食其余乎?今疡发于背,大如盘盂,恐是此生口业恶报。”果报应验带来的快乐如此之大,在给汪道昆的弟弟道贯的信中,屠隆简直是在玩味沈的痛苦:“吾乡沈嘉则,老而多欲,口如蛇矛。疽发其背,其巨如椀,复如斗,终得不死。天赞之矣。”

屠隆对沈明臣的怨恨,除了因为沈在本地年轻人那里不给屠隆面子,也因为他四处向人诋毁屠隆,例如对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字敬美)。屠隆在青浦任上,王世懋和他一度往还颇勤。但是自屠隆离开青浦后,通信就断绝了。万历十五年,屠隆给时任南京太常寺少卿的王世懋写信,嗔怪六年来王世懋音信全无,而自己“结念娄东非一日”,“所不忘情,则君家兄弟耳”。没有收到答复的屠隆在给王世贞的信中问,“何以一书抵敬美白门,都无一字相答?当在由拳(即青浦)时,闻问何数数也”。等到万历十六年六月之后,王世懋去世的消息传开,屠隆和王穉登提起这桩旧怨,说当初在青浦时,“(王世懋)日与还往,尺素无日不将,直指青松皦日蒞盟。一旦削籍东归,弃我如遗迹焉”,去年王世懋看信不答,“盖闻入栎社山人之谣诼深耳”。在给时任南国子监祭酒赵用贤的信中,屠隆说:“敬美入吾乡老饕谗,遂投杼山民。敬美与山民生平何如,而忍以一谗凶终隙末若然?”他相当有策略地强调王世懋是受了坏人沈明臣的挑拨,而不认为这是二王兄弟的共识。确实,面对死去的王世懋,有些事情不需要说破,眼下的感慨和委屈本身已是一种胜利。

屠隆在《娑罗馆清言》中说:“英雄降服劲敌,未必能降一心;大将调御诸军,未必能调六气。故姬亡楚帐,霸王未免情哀;疽发彭城,老翁终以愤死。”楚霸王是大英雄,但面对人心不齐和“六气”不调难免束手。背上生疽的老山人沈明臣当然在这番话的射程内,但沈一介布衣,这里的愤怒似乎扫向那些仗着有权势而曾经对他冷眼相待的所有人。

三、故地重临与旧话重提

万历十三年春,屠隆携带家眷从北京返回浙江鄞县老家,沿途经过昔日的任所青浦县。在《与徐司理》中,他称自己南下途经青浦,“故士民不忘遗簪,远迓慰劳者,甚众”。在《与孙以德》中他提到有友人怜他清廉贫苦,策划给他在青浦一带购置田产,助他养家。他的妻子生气地拒绝:“君以彼中人谗削籍,身名摧拜。士可杀,不可辱。即饿死,义不食谗夫脚下土。”信中友人这种口头的义举是否会付诸实现暂且不论,考虑到俞显卿在本地深植的交游和实力,屠隆也不太可能真的定居此地。

这个主客力量的现实衡量在屠隆笔端呈现为一种划清界限式的洁身自好。在给嘉定人徐学谟、无锡人孙以德、长洲人王穉登等人的信中,他一再宣称由于“谗夫”(俞显卿)的关系,无法前去拜访。尤其是王穉登,屠隆削籍后一直和他保持着通信,在给王穉登的一封信中,屠隆解释说为何自己三四年间不曾再踏足吴会,是因为一渡江过来,在作为地标的伯嚭冢旁总仿佛看到以往的谗言小人俞显卿在对他狺狺狂吠,而对他不满的其他人也跟着散布流言。在给王的另一封信中,他干脆将俞直接比作伯嚭——春秋时代吴国的大谗臣,令三吴蒙羞。这段时间他专力于经营和徽州的汪道昆群体的关系,然而结合前文王世贞对饥荒和疫病的沉痛惨怛的陈述,屠隆实在没有必要前往苏松。

随着饥荒和疫情状况下俞显卿的染病乃至去世,这个界线没必要了。万历十七年冬,屠隆又来到了吴地。在王穉登的半偈庵和宣城人梅孺子、盐官人刘令彝等人集会的七律中,他抒发了一番世事如浮云、友谊如青松的感慨。随后他写道:“伯嚭冢前枯草色,灵胥江上冻潮痕”,经过一番摧折而今渡江又来的屠隆看着伯嚭冢上的经冬宿草,那个曾对他狺狺狂吠的谗夫不见了。屠隆用“湖田蠏熟蹲鸱美,且醉君家浊酒尊”结尾,心满意足溢于言表。

同一时期,屠隆也公开向王世贞反抗。万历十六年,屠隆去信质问新出任南京兵部尚书的王世贞为何用“相如胜井丹”来比附他的遭遇。王世贞的回复是:看来你至今还在为“长卿胜井丹”一语生气。当时,你这件事闹得这么大,向影吠声的流言到处都是,“仆固保曾氏之不杀人,如证者何?事久远,明矣”。用白话来说,我虽然确信曾参这样的贤人不会杀人,但这不叫证据啊。你别忙着解释,等这件事的热度过去了,自然会水落石出。这个安慰和解释其实是相当诚恳且实用的。王世贞随后又加了一句:“独迩来汹汹,尤不可解。谚曰:‘宁逢恶宾,莫逢故人。信非虚也。”这句话透露出,屠隆和沈明臣的骂战可能一直在进行,好像热度并没有退。

类似抗辩还出现在《答王胤昌太史》中。这个王翰林和屠隆素无交往,但是在北京听说了屠隆削籍的传闻,就主动致信表示同情。屠隆感动之下答了很长的一封信,其中颇费笔墨对“井丹高洁,不如相如慢世”进行回应,行文语气是当王翰林已经知道这个说法。一方面也可见王世贞当初那首诗出来之后造成的影响,一方面可以看到屠隆对此事郁积了三四年的愤懑。这些寄寓在典故中的人物臧否,在《娑罗馆清言》中还有类似“高人品格,既有愧井丹洁身;名士风流,亦不至相如慢世”等,仍然能看出对井丹/相如这种二元对立的人物和价值观的抗拒。

在这种对典故解释的纠结背后,其实争的是一个权利:我是什么样的人,要由我说了算。这和屠隆在削籍南还之后的困境有关:既要澄清他和俞显卿两人的争端本身,又要消化在两位王先生那里碰壁的受挫情绪,更不得不和王世贞的诗带来的不利影响纠缠。甚至随着俞显卿的病倒,主力变成了影响无处不在的王世贞。当屠隆自己来发声时,对长卿慢世之类的用语并无避讳,万历十七年冬他在《吴门逢梅孺子》中写道:“雁柱鹍弦堪慢世,霜天且醉阖闾城。”面对不期而遇的朋友,当然要抛去礼俗的拘束,快意地度过此刻的欢宴。这个时候,沈明臣背上疽发,俞显卿感染时疫,疾病缠身的王世贞则承受着弟弟王世懋逝去的痛苦,只有他健康地活着。

结语

学者徐兆安《十六世纪文坛的宗教修养:屠隆与王世贞的来往(1577-1590)》(《汉学研究》第30卷第1期,2012年3月)一文将屠隆履任青浦县以后和王世贞的文字往来放置在修养论的主线下,大体按照时间顺序讨论二人对昙阳之教的阐释和分歧,屠隆削籍一事以及二人相应的对文人品行的争执,围绕如何克服名障和文字之习的讨论等,尤其以屠隆宋世恩案为屠、王暗地角力的状况公开化的转捩点。作者对屠、王这十多年的书信做了深度释读和细致梳理,将之有条不紊地编织成宗教、文坛迭相投射下的清晰脉络,为笔者理解屠隆和王世贞提供了很多印证和帮助。

作者在结论处声明:“本文以文坛生态与屠隆、王世贞的人际关系为基础,重构产生他们修养论的语境,并不是要将修养降格为私人恩怨。”而本篇所关注的议题,似乎正是人弃我取的“私人恩怨”,然而解读这些私人恩怨实在有助于理解种种言说与行为之关联嵌合。不仅如此,相当多言论和人物私交密不可分。例如今天能看到俞显卿和苏州张凤翼刻意结交,张也为俞打抱不平。这也许是因为张凤翼和屠隆从未谋面。屠隆在离开青浦前去北京的《发青谿记》中写道,经过苏州时,本来约好了要去张凤翼兄弟等人家中拜访,后来“颇畏人事纷拏,遂止,不往”。削籍后屠隆失落南还,对吴中人士充满愤怒。持以检视他们之间对错恩怨的文字背后其实充满了偶然。而在提及新仇旧恨之际,屠隆难免也在因应着听众与场合的不同而调动着嗔怒、逍遥、放纵、豁达、诸般计较、萦怀不去等情绪,以满足或挑逗听众的胃口。可以说,文字和行为、生活、社会等已经深深绞在一起,各种书写不仅仅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提纯”外显,私人恩怨也不仅仅是偶然冒出来的波折,它们就是生活,共同构成种种因果链条上重要的节点。

在自然灾害频发、饥荒和疾病的大环境下,两位“谗夫”陆续病倒,屠隆当然解恨,然而反观他自己顶着黄冠道民的身份,外以游走,内以自安,夾杂着奔走告求的锲而不舍、卖文的客气体贴、替道士推销药物的狡黠话术、宴会之上的哗众取宠,甚至自污求关注等“低自尊”的诸般言行,那是在艰难时世要活下去的办法。姿态不好看,但至少结果是好的,他不仅熬过了沈明臣、俞显卿、王世懋,还有王世贞、汪道昆等人。援用屠隆的诗句,这是真正的“从他苍狗浮云变,独尔青松皦日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