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角下课程标准变异性的探讨

侯丽君

摘 要：课程标准规定了我们所学课程的课程目标以及课程内容，对教学提出相应建议，并是进行教学评價的依据，由此可见，课程标准在国家教育事业中的重要性。从社会学视角来看，课程标准代表着某些社会“价值”，课程标准是对学校课程和知识的价值定位。那么，如何看待课程标准的“变异”现象呢？本文从课程标准的编订、文本表达以及课程标准与教科书编制和教学实践的联系几方面探讨了其变异现象，并从教科书编制和教学两方面提出了关于课程标准有效实施的策略。

关键词：课程标准;价值;变异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20）18-0175-02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20.18.087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课程具有控制性的社会特征，即课程内容本身是存在控制与分层的。课程标准对学生要学习的知识进行价值判断与类型划定，由此明确了某门课程的价值定位，所以在价值观念上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吻合。因此，课程标准不只是关于学校课程设置的专业文本，也是关于社会价值形态的政治文本。

一、课程标准的社会学释义

就课程论的一般观点来看，课程标准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以官方的、文件的形式确定了某一门课程的目标、目标实现应选取的知识及知识如何组织，即确定了学校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等内容。在社会学视角下，课程知识代表的是某种社会价值，不同类型知识代表不同社会阶级的利益，而课程标准的编订是社会统治阶级权力运作的结果，编订过程充满着不同阶级价值的碰撞。在课程标准制定的时候，社会需要是主要原因，“政府决策层”利益是核心，其他社会各阶层利益群体，包括学生的需求，只有在获得“政府决策层”需要的前提下，才可能成为课程标准修订的原因之一。因此，从社会学视角来看，课程标准的重要性是对课程知识给予价值定位。

分析我国最新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课程目标，可以发现语文课程的价值包括语言的建构与运用、审美鉴赏与创造、思维发展与提升、文化传承与理解这几大方面。从我国课程标准对语文课程的价值定位可以看出，语文教学承担着学生基本素质培养的重要任务。此外，语文课程是学校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语文的学习不仅可以熏陶学生的人生价值观，还可以激发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热爱之情。

课程标准对学校提供给学生学习的内容给予价值规定，课程标准本身具有了思想性，因此，课程标准与领导阶级的价值和利益紧密联系，在课程系统中，课程标准的“权威性”贯穿其中。那么，课程标准的“变异”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课程标准如何“变异”呢？

二、课程标准的变异

课程标准的重要性和指导作用决定其在整个课程结构中居于权威地位，但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由于各种复杂的条件影响，我们会发现课程标准发生了“变异”现象。

（一）课程标准的编订

从课程标准的社会形成来看，课程标准的编订就是对选定的知识内容本身进行价值确定和分类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技术化的过程，但其中还存在着许多“人为因素”。课程标准是由相关专业人员编订的，课程编订者们作为社会成员，他们接受不同的文化熏陶，具有自己成熟的价值取向和不同的社会身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与文化意识。而且，课程的编订者大部分是教育工作者，他们与政府决策层在教育观、课程价值认同上可能持不一样的观点和看法。

如此看来，课程标准虽然在理想状态上应该代表的是政府统治阶层意识形态，领导阶层也会干预编订过程，但是在实际的形成过程中，由于编订者与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存在差异，他们也想要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因此课程标准或多或少会出现偏离政府决策层意识形态的现象，在课程标准制定过程中，其变异现象已经存在。

（二）课程标准的文本表达

课程标准制定后，需要形成文本，将自身蕴含的价值表达出来，供相关单位发行和使用。但是文本自身有“构成”的意义，在文本最终形成之前，专业人员会参与课程标准的文本制定，然而，不同个体对文本都有自己的理解，即个体“建构的意义”，处在不同情境中的主体对于课程标准蕴含的价值的理解是不同的，因此课程标准的文本构成具有了多种解释的可能性。

此外，文字作为文本的载体，文字使用的准确与恰当成为文本表述的重要基础。课程标准文本确定的时候，文字的作用就凸显出来，文字承担着传播课程标准价值、提供相关信息的重要任务，但是在课程标准的文本成形以后，很多人对于文本中的文字产生疑问。课程标准编订者采用的文字并不能准确地将其原有的价值取向体现出来，于是就出现了对课程标准文本表达的研究。因此，课程标准在文本表达方面又再次发生了变异。

（三）课程标准与教科书

课程标准规定了各学科的教学内容，是编写教科书的直接依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国家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写的依据;教材内容的选择和确定应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由此可见，国家的课程标准与教科书关系密不可分，课程标准规定了学校应该选取哪些知识进入教科书，而教科书是学生学习的重要载体，学生从教科书中获取何种知识对于学生的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社会学意义来看，教科书的编写必须依据课程标准，进而形成一系列文本，即教科书的编写要体现国家课程标准的价值取向。在教科书编写过程中，国家不会放任专家自己去编写教科书，专家必须选取符合国家领导阶层利益的材料进入教科书，教科书因此成为社会领导阶级意识形态的载体，成为课程标准与课程内容价值观念一致性的基本保障，这是教科书编写的“应然”状态。然而，我们也应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的偏离现象。

参与教材编写的专家学者们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他们是拥有不同社会经历的个体，而个体的价值取向并不一定完全与统治阶级的价值取向相吻合，所以，当教科书编制者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去组织文本时，便会出现上述的偏离现象。这样，在教科书编撰的过程中，课程标准的价值又产生了变异。

（四）课程标准与教学

国家课程标准是学校教学和评价的基本依据，与学校教学密不可分，课程标准对学校提供给学生学习的知识内容进行价值规定，但是通过文本制度规定的课程内容最终能多大程度转化为教师真正讲授的内容，教师讲授的这些内容又能否成为学生真正掌握的知识？这就涉及课程的授受过程，即教学。

教学过程中课程标准的“变异”从何谈起？首先，教师和学生作为价值判断主体，对于课程文本都有自身的理解，主体的理解一定程度上与课程标准代表的价值取向有不同之处。其次，在课程实际传授过程中，教师的教学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学生的实际接受情况受到挑战。针对相同的课程内容，会产生不同的“教师文本”。同时，学生作为价值判断主体，对于课程文本也有自己的具体理解，学生将课程知识真正掌握并内化为自己的知识的方式也有所差异，即不同的“学生文本”。教师和学生在与课程文本对话的过程中产生自己对于“制度文本”的不同的理解，课程标准规定的课程内容发生了变异。具体到教学过程，教师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形成“自己的传授内容”，而教师将自己形成的内容传授给学生，学生再次内化为自己的知识，这其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学生通过课前的预习活动，会对课程内容有先有性理解，并且会在实际上课过程中，跟随着教师的教学过程进行调整，由此看来，学生实际接受到的知识与课程标准规定的知识，差距甚远。课程标准又发生了变异。

三、课程标准有效实施的策略分析

（一）严格按照课程标准编写教科书

课程标准代表的是国家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教科书的编写要注意内容的选择，要注意所选内容体现的意识形态的问题。除此以外，更应该关注与国家意识形态有争议部分的内容，重点讨论这部分内容是否能够进入教科书，真正做到教科书的编写能够遵循课程标准的价值定位。

从课程标准的具体内容来看，课程标准对具体的学科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说明了学科特点，并对这门学科教科书的编写提出建议。因此，教科书的编写要以课程标准的价值取向为指导，从编写整体思路到具体内容的组织都应该体现课程标准的要求。教材编写与课程标准的关系也是双向促进，教材编写不仅可以检验课程标准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通过教材编写过程中发现的诸多问题可以不断完善课程标准，为进一步丰富课程标准奠定基础。

（二）倡导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

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是指从系统的视角使课程标准内容层级转化为具体的课堂教学的过程。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不是简单的局限于传统的在课堂上和教材内容上做好备课和上课工作，更主要的是拓宽和深化对课堂教学的理解，围绕学科课程标准，从全面育人的高度加以解讀，在头脑中建立新的学科知识观、评价观和学习观，并在此基础上整体地对教学进行设计。

教学目标、教学活动和教学评价需匹配，保持一致性。教师的教学效果不理想，很大程度上是忽视了教学系统中这三个基本要素的前后一致，尤其是教学评价缺乏针对性、精准度不高或局限于知识的掌握评价，缺少学科思维评价的层次性。

教师要注重对课程内容价值观念的把握。对于教师来说，认真分析课程内容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教师进入教学过程前的基础准备工作。另外，教师作为专业人员，应该坚持课程标准代表的价值观念。由于课程内容与课程标准代表的意识形态可能存在偏离，因此，教师需要及时发现这部分内容，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保证课程内容的法定性。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应尽量避免外界干扰因素，保证教学的实效性，尽量缩小教师传授知识与学生自己内化知识之间的差距，达到教学的实际效果，保证教学的实效性。这样的教学才能最大程度实现课程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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