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

贾乾初

摘 要： 基于王权主义历史背景形成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其中，价值结构及其自洽性、政治社会化的覆盖性、政治传播的立体性、制度建设的范导性、行政文化的道德性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文章认为，基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当代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精髓的创造性转化具有重要的参照性价值，能够发挥巨大作用。

关键词： 政治文化;价值结构;创造性转化

学界一般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的主观方面”[1]。具体而言，“政治文化是政治中的主观因素，指的是一个政治系统赖以生成和运作的文化背景与条件，包括政治价值、政治观念、政治信仰、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等;当政治文化对政治主体形成影响，表现为某种政治取向即选择倾向时，它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群体的、集团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系统互为因果，是政治权力结构与制度的内在机制，是宏观政治现象背后的微观因素。”[2]就此而言，基于现代政治学理论的政治文化视角，对于中国历史传统能够发挥充分的解释力。

比如在王权专制的历史事实判断基础上，刘泽华指出：“中国历史有个极其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政治权力支配社会，政治无所不在，因此政治思想也就像政治一样弥漫于社会观念的各个角落”[3]。正是这一重要现象酿就了以传统价值体系为核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强势覆盖性与全方位的弥散性特点。传统政治文化的强势覆盖性是指统治阶层利用自上而下的统治体系以及“教化之道”等政治社会化的方式、政治传播方式对整个社会的掌控和把握;而全方位的弥散性是指，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对整个社会全面的渗透性，这种渗透具有无所不在的特点，“也就是说，不仅直接与政治系统密切相连的文化显现出政治性价值取向，同时在宗教、教育、伦理，甚至社会物质文化等方面，均无一例外地显示出明显的政治性价值取向”[3]。毋庸置疑，中国传统王权专制社会的稳定与持久都与此有密切关联。换言之，从有力地维护和延续王权专制社会的角度来看，传统政治文化是相当成功的，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政治发展离不开文化条件，这当中有一个文化政治化的过程。”“同样，政治又会文化化。政治与文化是互动的”，“可以说，政治文化是政治实体中一个有效的组成部分，在某些情况下，对政治行为起着指导作用”[3]。显然，分析、探讨传统政治文化的合理内核或曰精髓，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并使之发挥相应作用，具有重要的参照和鉴戒意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亦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

就总体而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应包含这样一些内容：价值结构及其自洽性;政治社会化的覆盖性;政治传播的立体性;制度建设的范导性;行政文化的道德性。

一、价值结构及其自洽性

在王权专制社会中，王权主义体现为价值体系的结构核心。刘泽华、葛荃认为，王权主义呈现一种“刚柔二元结构”：“王权主义的体系庞大而完备，它的内在构成呈一种刚柔二元结构。刚是指王权主义的绝对性而言，柔指的是王权主义的内在调节机制”[4]。这一“刚柔二元结构”即绝对性与内在调节机制的分析，实际上已初步展现传统价值结构的自洽性特点。

循此进路，葛荃更加具体地分析了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系统结构，他认为传统政治文化之价值系统的主体部分呈“三层次结构”，即君权至上，父权至尊，伦常神圣。三者“各据其位又互相依存彼此照应”：“君权至上是核心，亦是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结构的价值中轴，君权至上决定着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文化的理性思维和价值选择的主导方向;父权至尊是君权至上的社会保障机制，其与君权至上相呼应，为维护君权提供社会—心理基础，建构传统政治文化的社会基础。伦常神圣则居间沟通调停，除了五常之德，主要通过忠孝相互切换，促使君父之间形成价值互補。”[2]葛荃认为，这个价值结构除了主体的三层次之外，还有均平理想、明哲保身两个价值调节机制。

均平理想作为一种外在的政治调节机制，其作用发挥或隐或显。“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均平观念的传播积淀，唐宋时代，人们即以平均、均平相号召，大体上从这个时候起始，均平理想就成为主体价值结构被颠覆以后的一种社会动员手段，实际上成为一种社会的、即外在的价值调节机制发挥着作用。在均平理想的认同和驱动下，政治集团重新整合力量，建构秩序，按照前朝的模式组建帝国和恢复政治秩序。当传统的主体价值结构开始运作，政治秩序恢复以后，则均平理想复又退出主流位置，或恢复隐匿状态，或是在亚文化层面在民间结社中流传，成为传统政治文化的一支潜流，等待着再次升腾，再次发挥引导社会整合的作用。”[2]明哲保身之作用要点是调节个人与政治体制的关系，亦即调节个人与统治集团的关系，这是一种政治体制内的调节机制，它发挥了独到的政治功能：“对于帝国来说，由于明哲保身的指引下，那些君主政治的失意者、失败者们选择了退隐、归隐，因而成功地化解了政治上的‘异己分子和反对派”[2]。正是这五个层次构成的价值结构“既有其主体层面，又有调节功能。五层次的政治价值系统深埋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内部深层，形成了一个极为稳定的系统”[2]。这显然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王权主义）“刚柔二元结构”的进一步阐发。这一阐发愈益彰显了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结构的自洽性特点。

自洽性本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常用概念，现在也为社会科学研究所沿用。“所谓自洽性即逻辑自洽性和概念、观点等的前后一贯性，是指建构一个科学理论的若干个基本假设之间，基本假设和由这些基本假设逻辑地导出的一系列结论之间，各个结论之间必须是相容的，不是相互矛盾的。作为一个理论体系一个模型，它必须不能自相矛盾的，如果一个理论自相矛盾，具有内在的矛盾性，那么这个理论就会被抛弃掉。”[5]还有学者说：“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自洽性概念，主要研究理论体系的‘内在紧张性，它反映了构成理论体系的各个要素及其分支体系的相容性与一脉相承性，并通过假设、推理、结论、实践验证等基本步骤凸显理论本身的与时俱进品格。换句话说，一种理论体系是否具有自洽性，重点是看该理论体系能否根据社会进步要求与人的发展需要不断实现自我建构和自我完善。”[6]前文引述葛荃关于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结构五层次的阐发很好地体现了传统价值结构的逻辑自洽性。无疑，传统政治价值结构的自洽性，一方面，保证了传统政治价值在传统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生命张力与适应性;另一方面，又通过传统政治系统“崩溃—重建”不断重复的过程有力地进行了自洽性的自我论证和自我强化。当然，这个价值结构及其自洽性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在家国一体的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下，政治思想、政治习俗、政治情感、政治制度，等不断积淀和抟铸的过程。

二、政治社会化的覆盖性

政治社会化是现代政治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王浦劬将之定义为：“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7]站在政治文化研究立场，葛荃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一个民族维系、延传政治文化的过程;对于个人来说则是其学习、获取和形成政治文化，成长为政治人的过程。”[2]他进一步提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是全方位的和具有鲜明特点的。……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化途径和方式是面向全社会的。政治社会化的效果是积极有效的、可圈可点的，在维系政治系统和政治文化延传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古代社会的君主政治之所以延续两千多年，政治社会化的强势与完备是其重要原因之一。”[2]概而言之，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政治社会化的强势覆盖性是其最鲜明的特点，也是它能够发挥重大历史作用的原因所在。

在王权专制社会中，中国式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主要地体现为以“教化之道”为核心的治国方略。“‘教化作为君主政治的基本职能之一，成为最主要的政治社会化途径。”[8]而所谓“教化”，则明确涵藏着古人在政治目的方面的期许，即“教而化之”：“教”是手段、途径，其内容是以王权至上为中轴的政治价值;“化”是目的、追求，结果要的是忠臣、顺民和稳定的政治秩序。有学者认为：“它是政治控制、社会整合及政治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蕴涵于整个古代政治动作过程中，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特征。”[9]

具体而言：所谓“教化”，就是中国古代统治者通过学校和其他手段教育民众，将儒家文化内涵着的政治价值、政治理念和道德规范等灌输给人们，使得一般社会成员都能接受或认同符合统治者根本利益的理念和观念，并以此修习道德、僵固头脑、束缚心性，最终成为合乎君主统治需要的孝子、忠臣和顺民，从而保证了政治秩序的稳定[2]。

这种政治社会化方式极其高明，历史事实证明了它的有效性。教化活动的强势覆盖性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是以皇帝的教化要求作为指导原则。其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明太祖朱元璋的教民榜文。早在建立政权之初，朱元璋就认为“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①。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令户部颁布《教民榜文》，其核心内容是24个字：“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是所谓“圣谕六言”，亦称“太祖六谕”，这成为当时各地乡约的主要内容，无论是各级行政官员还是基层士绅以及平民儒者，无不奉此为民间教化的金科玉律，在各自的实践过程中不断阐发与揄扬。其后，清代康熙皇帝亦颁布《圣谕十六条》，雍正皇帝更是将之阐释、扩展为《圣谕广训》，作为教化活动的据准，其核心内容与朱元璋的“圣谕六言”并无二致，只不过进一步细化了。可见，这种由皇帝亲自指示或出面颁布的教化指针，其权威性与强势是毋庸怀疑的。在发布这种教化指针的同时，往往还详细规定具体的做法。如《教民榜文》便规定：“每乡每里各置木铎一个，于本里内选年老或残疾不能理事之人或瞽目者，令小儿牵引，持铎循行本里。如本里内无此等之人，于别里内选取，俱令直言叫唤，使众闻知。劝其为善，毋犯刑宪。其词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如此者每月六次。其持铎之人，秋成之时，本乡本里内众人随其多寡，资助粮食。如乡村人民住居四散窎远，每一甲内置木铎一个，易为传晓。”②可谓是有方针、有办法，可操作性极强。

二是教化成为各级官员的日常工作内容。元代官员张养浩著《牧民忠告》，在对基层官员的忠告中，专列“宣化”一章，凡列十条：“先劳”“申旧制”“明纲常”“勉学”“劝农”“服远”“恤鳏寡”“戢强”“示劝”“毁淫祠”[10]，均属申明教化活动的具体做法。明代薛瑄《从政录》总结他的从政经验说：“法者，辅治之具，当以教化为先。”“民不习教化，但知有刑政，风俗难乎其淳矣。”[10]他们从内心高度认同这种活动，因而将之作为日常工作内容。而评价官员的标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否做到对所治之民的“教而化之”、移风易俗。如明代聂豹评价六安知州欧阳德：“授六安知州，至则兴教化，省追呼，绝宴享之供，导原泉之利。宪臣行部至，过境不入，曰：‘有贤守在。岁大饥疫，捐俸倡赈，设糜煮药，全活数万人。”[11]

明清两代官员正因为有了皇帝的圣谕作为指针，才有了厉行教化的热情与办法，直接宣讲和安排在基层乡约中宣讲圣谕本身便是最好的教化活动。如明代罗汝芳“初授太湖县令，‘平山盗，便纳赋、修庠序、立乡约、演圣谕六条，其诸政务，一本于兴教化，明礼乐，不为一切俗吏所为”[12]。罗汝芳自述其重要行政活动时说：“惟居乡居官，常绎诵我高皇帝圣谕，衍为《乡约》，以作会规，而士民见闻处处兴起者，辄觉响应。乃知大学之道在我朝果当大明，而高皇帝真是挺生圣神，承尧舜之统，契孔孟之传，而开太平于兹天下，万万世无疆者也。”[13]罗汝芳甚至因此而吹捧皇帝：“我太祖高皇帝，人徒知其扫荡驱除，为整顿一世乾坤，而不知‘孝顺父母、恭敬長上数言，直接尧舜之统，发扬孔孟之蕴，却是整顿万世乾坤也。”[13]这些恐非全属谀词，作为官员在日常教化工作中如深切感受到了宣扬教化的重要政治作用，不免会归功于始作俑者。

三是将地方士绅及民间儒者的自觉教化活动作为重要补充。有学者在研究明代儒学教化过程时说：“在明代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地方长官、教官和绅士等都拥有大小不等的教化权力。他们可以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赋予他们的特权对下层民众、妇女、儿童等实施教化。在此，普通的民众就成为被教化者，如果他们接受儒学所支持的社会规范，那么他们就会被整个社会所容纳接受，从而获得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如果一旦违反这些规范，他们就是反社会的，就有被社会、家族所抛弃的危险。”[14]

地方士绅或者是致仕官员、或者是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还有作为读书人的民间儒者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成长过程本身即属于这种教化活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因而对政治价值的高度认同强化了他们对教化活动的参与自觉性。他们的自觉教化活动的存在可以有效扫清教化活动的死角，从而更大范围地加强政治社会化力度，巩固成果;并且，由于他们自身即是教化成果的示范效应和亲民立场，可以在基层民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产生更积极的影响，尤其是明代中后期大量平民儒者参与的种种乡村讲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政治作用。如刘元卿记述平民儒者王艮的讲学活动，“先生学既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为任，无问工贾佣隶咸从之游，随机因质诱诲之，顾化而善良得以千数”[15]。这种教化活动方式活泼、对象广泛，效果良好。由是可知，地方士绅及民间儒者的自觉教化活动作为王权专制体制整体教化活动的重要补充，与前二者共同凸显了王权专制社会政治社会化的强势覆盖性特点。

三是旌表制度。可以说，在王权专制社会中，旌扬、表彰制度具有最直接的范导性。所谓“旌表”即如《尚书·毕命》所说“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樹之风声”[23]。究其实质，这种制度本身就是为了示范、引导臣民的品德、行为而设立的;旌表的对象无非是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等，但总体上看，还是一般社会成员居多。官修正史中，特别设立“忠义”等相关传记条目，以示旌表，尤其是事关传统政治文化价值核心的那些事迹，皆在旌表之列。如表彰忠义，就是为了劝臣以忠义;表彰孝悌，就是为了劝民以孝悌;表彰节烈，就是为了劝人以节烈。这些表彰措施从最早的政治表扬，在秦汉以后逐渐演化为旌表制度。如北周宣帝登基便“诏制九条，宣下州郡”，规定“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24]。《北史》亦记载隋炀帝时代“义夫节妇，旌表门闾”[25]。清代为彰显仁政、治世，还将长寿老人的旌表制度化。乾隆《大清会典》载：“凡优老之礼，百岁老民赐银三十两建坊，里门题以‘生平人瑞四字，逾百岁者加赏银十两，内府币一，百有十岁者倍之，百二十岁以上者，请旨加赏，不拘成例，老妇旌以‘贞寿之门。”[26]这一制度的现实意义与政治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类书《册府元龟》清楚地揭示了旌表制度“奖一而劝百”的政治文化功能：

王者甄明高义，显异至行，所以激扬风化，敦率人伦也。盖天下至大，士民至众，不可家喻而户晓，故显其忠所以励事君也;褒其孝所以劝事亲也;尊贤者所以耸善也;表烈士所以与义也。或授之爵秩，或禄其子孙，或旌其门闾，或赐以谷帛，以至复其征赋，申以祠祀。皆因事以立教，奖一而劝百，故能述宣王度，丕变薄俗，民德归厚，有耻且格。[27]

旌表制度作为国家表彰行为，紧紧围绕传统王权专制社会的价值体系，其示范、引导作用是普遍而深远的，因而其发挥的政治文化功能也是绝然不能忽视的。

五、行政文化的道德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热的兴起及行政实践的发展，行政文化的研究也随之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热点。学界对行政文化的定义不尽相同，但不管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定义，都倾向于从行政主体的主观方面予以解释。如，“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行政文化是指通过行政活动、行政关系和行政行为所显现出来的意识、态度、情感、精神、信仰、价值观以及传统和习惯等。如同任何其他文化形态一样，行政文化一旦产生和形成，就会发挥引导、规范和约束行政实践的功能（或作用），创造出共享的价值观念、社会知识和互动方式。”[28]“行政文化是社会文化在行政领域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文化形式，它通过‘软约束机制对行政人员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是行政组织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文化是在行政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复合的整体， 包括人们对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态度、信念、情感和价值观以及人们所遵循的行政原则、行政观念、行政系统、行政习惯等。”[29]“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员或政府公务人员等行政主体所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人群关系及价值观念。它是社会文化在行政管理领域、在行政主体身上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30]

行政文化与政治文化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说，行政文化可以视为政治文化的一个亚文化领域。正如行政过程也是政治过程的内容一样，行政是政治主导下的行政。因此，“与行政活动有关的行政文化以及与政治活动有关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政治文化主导行政文化，政治文化的改变必将带动行政文化的改变，行政文化是政治文化中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政治文化引导着行政文化的前进方向”[31]，就此而言，传统行政文化亦打着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刻烙印，体现着传统政治文化诸多特征。从总体来看，传统行政文化具有既注重民本又强调君本和官本，既主张德治与教化又不废法治与刑罚，特别重视行政主体的道德素质的特点。

笔者认为，传统行政文化的“德治”传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之一。“德治”及“德治”行政原则主导下的一系列爱民、重民的“仁政”政策，及其所要求的各级行政主体的道德素质，都充分显示出传统行政文化的道德性特征。

在周公时期，他看到殷周之际的政权变革，提出了“惟命不于常”“明德慎罚”[32]等观点，认为“德”是作为行政首脑的君主最重要的素质，“德”也因此成为关系政治与行政成败的重要政治概念。站在行政实践的角度，孔子更是提出行政官员应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33]，行政实践中对百姓应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3]“修己以安百姓”[33]。他甚至把行政实践过程完全看成一个行政主体道德化的过程。如《论语》所记：[33]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

孟子也从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扩充培育出仁、义、礼、智四端，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33]的仁政。汉代董仲舒强调：“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34]宋代朱熹亦讲：“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故治民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33]此后，自我修养的行政主体素质要求及德治与教化的行政主张成为传统行政文化的主流内容。尽管对行政主体的道德要求，一方面形成了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行政传统，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治及裙带关系盛行等行政实践中的弊端，但行政文化伦理化的主流倾向也对行政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使道德性成为传统行政文化的根本特点。道德标准直接影响着行政主体的选择、行政原则的考量、行政政策的制定、行政人员的考核等基本实践问题。因之，行政文化的道德性无疑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之一。

以上所举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精髓的五个方面：价值结构及其自洽性、政治社会化的覆盖性、政治传播的立体性、制度建设的范导性、行政文化的道德性，其具体内容表述或可商榷，但就总体而言，基本能够概括传统政治文化的积极方面。我们知道，事物是具有两重性的，如上文表述的那样，这些内容也同时造成了传统政治文化的诸多负面影响，如人治传统、保守性格、裙带盛行、重德轻法，等等，这并不意味着否认传统政治文化的积极方面在当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时的建设性价值;相反，对传统政治文化精髓的把握与认知，为我们在深层文化国情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能发挥重要的参照作用。如就从以上五个方面来看，创造性地转化之，可以很好地服务于当代政治文化建设、服务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首先，以构建具有高度自洽性的价值结构为核心，不断抟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内容，通过覆盖性和立体化的政治传播方式，多样化、不间断地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再次，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制度建设的示范和引导作用;最后，将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洗礼和更新过的道德性特征引入行政文化建设和行政实践中，用社会主义道德来主导和把握政治与行政实践发展。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可行和直接的参照性的。可以说，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精髓的思考和把握，更进一步阐明了在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过程中所应该围绕的重点任务和重点领域、应该着手的重要方面和应该采取的重要举措。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予以创造性地转化、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着眼未来，这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35]

注释：

①引自《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 ，吴元年癸丑条，第 387-388 頁。

②引自《皇明制书》卷九，《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万历七年（1579年）张卤刻本，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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