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的极限叙事与黑暗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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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家肯定是有写作压力和写作焦虑的。十一年前，文学评论家雷达曾在《麦家的意义与相关问题》一文中指出：有两条路摆在麦家面前，“一条是继续《暗算》《风声》的路子，不断循环，时有翻新，基本是类型化的路子，成为一个影视编剧高手和畅销书作家，可以向着柯南道尔、希匹柯克、丹布朗们看齐。另一条是纯文学的大家之路，我从《两个富阳姑娘》等作品中看到了麦家后一方面尚未大面积开发的才能和积累。” （《南方文坛》2008年第3期）麦家是一个有宏大野心且追求卓异的小说家，尽管《暗算》荣获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但仍不甘心做一个“谍战小说”“类型化”作家，从内心深处想做一个“纯文学的大家”。何况，相对于茅盾文学奖对于思想性、厚重感与“长河小说”的追求，《暗算》《推拿》等小说多少有些异化，欠些庄严与正重感。所以，他试图“蜕变”“自我颠覆与超越”，摆脱“谍战”“特情”和“密码”的雄心过于急切。这样，他耗费八年心力精心打造的这部《人生海海》，读后给人的感觉有些“用力过猛”，缺乏写作的“平常心”。正如《人生海海》这个书名，人们都不知何意，尽管小说在最后一章中做了解释，“这是一句闽南话，是形容人生复杂多变但又不止这意思，它的意思像大海一样宽广，但总的说是教人好好活而不是去死的意思。”（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4月版，第306页），既含有小说的主旨，也含有作家追求变数的想象，其实，不如简化为《人海》，  既简单明了，又平常朴素。而且，小说是从“谍战”“特情” “反特”中突围出来了，但仍然没有从“暗算”“风声”和“解密”的风格与氛围中“脱颖而出”。依然充满各种人的“暗算”;历史依然像“风声”一样飘忽不定，但主人公的真相却不是“永远无法抵达”的;“解密”的动力当然来自秘密，围绕主人公及其身体的秘密，还有那个川岛芳子的秘密，作家可下了大功夫了，爷爷说、父亲说、老保长说、小瞎子说、阿姨说，还有那个叙事者“我”说，各种传言、猜测、胡编乱造和确有实证的亲眼目睹在小说中此起彼伏，但是，“秘密”的本质在于它永远是秘密，无论如何也不能揭示它，绝不可能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揭示出来的，才是真正的秘密。但是，《人生海海》中的“秘密”，也就不过如此。况且，还是一种麦家式的“极限叙事与黑暗写作”，小说中依然充满了麦家式的“极端”“偏执”“坚韧”“倔强”和“绝对”的气质与腔调。

当然，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一个作家要想“脱胎换骨”，颠覆和改变自己，绝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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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不必要过多的从什么“英雄叙事”和“思想艺术高度”去阐释这部小说，重要的是，它塑造了“上校”这么一个人物形象，写出了人永远不可能被世人或他者真正理解的“孤独”。人都在“人海”之中，但是，“人海”中的人与人之间永远是不可理解的。当然，对于《人生海海》中的主人公“上校”蒋正南而言，还有一种黑暗、沉重和复杂的 “耻”之“孤独”，一种难与人言的内在撕裂的“痛”之“孤独”。当然，这一切，都是由各种不同的“革命”和“疯狂”的年代制造和叠加而成的。作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通过各个历史时期的缝隙，精心捕捉到那些革命是如何对正常人进行人性的戕害的。

蒋正南的确是村里的一个奇特的人，有的人叫他“上校”，有的人叫他“太监”，1918年生。1936年17岁时国民党征兵入伍。1941年军医立功提干，因救过戴笠手下一女特务，潜伏上海。1944年被汪精卫部队俘虏，在湖州长兴山里的一个战俘营中短暂劳改，后被日本人囚禁于北京。1945年因汉奸罪被捕入国民党中统监狱，辗转再次从军行医。国民党节节溃败之时，他手术台上救解放军首长，入伍解放军。抗美援朝回国后，因被诬男女关系问题受到开除军籍处分，返回老家。1967年被红卫兵抓捕、审问，逃亡，再次被捕，最终于1969年在公开宣判过程中发疯，2014年去世。

这是一个“全村最出奇古怪的人”，“第一个，他当过国民党，理所当然是反革命分子，是政府打倒的人，革命群众要斗争的对象。但群众一边斗争他，一边又巴结讨好他，谁家生什么事，村里出什么乱子，都会去找他商量。”“第二个，他从前睡过老保长的女人，照理是死对头，可老保长对他好得不得了。”“第三个，他是太监，不管是怎么沦为太监的吧，反正是太监，那地方少了那东西。但每到夏天，大家都穿短脚裤的时候，我们小孩经常偷看他那个地方，好像还是满满当当的，有模有样的。”“第四个，他向来不出工，不干农活，不做手工（包括木工，他的老本行），不开店，不杀猪，总之什么生活都不做，天天空在家里看报纸，嗑瓜子，可日子过得比谁家都舒坦……”“第五个，他养猫的样子，比任何人家养孩子都还要操心，下功夫，花钞票，肉疼、宝贝得不得了，简直神经病！”（同上，第20、21页）

小说主要是通过叙述者“我”逐渐还原和破解这个“出奇古怪的人”的命运谜的。“我”，1953年出生，由于父亲和爷爷的关系，被除军籍回乡的“上校/太监”激发起我强烈的欲望。爷爷的讲述、上校的自述和父亲的补充，碎片化地结构为“我”对“他”的童年视角。1967年开始，亲历“哥哥们”变身红卫兵对“他”的种种荒诞审判。偷听老保长亲历式讲解1940年代的上校故事。后在1969年因爷爷告发上校的事而全家遭到驱逐，“我”被迫独自逃亡海外，直到1991年第一次返乡。发疯的上校、已逝的亲人都已面目全非。几十年后父亲和林阿姨的再次解密，“上校/太监”才尘埃落定。这时已是2014年，小说到此也就结束了。

叙述者“我”在小说中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生海海》的文本分三部分，“我”的视角贯穿于全文，作家精心设计的“我”这一视角在故事的铺陈中不断“巧合”，使“我”成为“上校/太监”人生命运跌宕起伏的见证者、参与者和转述者。小说第一部是从第一章到第九章，“我”是一个对历史懵然无知、对红卫兵向往的少年，“我最喜欢听他讲故事，他闯过世界，跑过码头，谈起天来天很大，讲起地来地很广，北京上海，天南地北，火车坦克飞机大炮，有的是稀奇古怪，奇花异草……他总是这样讲故事，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事情，情节起伏，波波折折，听起来津津有味……”（同上，第32页）通过“我”的听，很好地弥补了由于“我”不在场而造成的叙事空缺，有效地激發起了读者的好奇心。第二部是从第十章到第十六章，上校割断小瞎子的舌头、挑断他的脚筋逃跑，一方面造成“他”在叙事中的空缺，同时也带来了“我”在时间中的心理成长和精神裂变。“我”爷爷因为窝藏和庇护上校逃走，一直恐惧不安，重病在床，生命垂危，老保长为了祛除爷爷的心病，登门为爷爷讲述他所亲身经历的“上校/太监”的秘密故事，因为我年幼，怕被污染，老保长将“我”赶走，不让“我”听他讲，“我”只好躲到楼上，隔着楼板“偷听”。父亲和爷爷反目成仇，“我”的家庭四分五裂，“我”只能偷渡至国外，最后落脚西班牙，成为一名异域的流亡者。小说在此进入第三部，即从第十七章到第二十章，故事空间发生移位，在一次回国期间，林阿姨（上校妻子）向“我”讲述了她与上校在“抗美援朝”和“文革”时期的故事。对自己私处的文身讳莫如深的上校，竟然不管不顾地主动向“我”亮出私处让“我”欣赏，川岛芳子刻在其小腹上的字，即上校终身的禁忌“引人注目”，“肚脐眼下方有一行向下弧形的八个墨绿大字：命使我乃鬼杀奸除。”最后，上校和林阿姨相伴而去，“阿姨确实睡在床上，但样子有些异常，换过衣服：是一套崭新的黑色西服，和上校穿的寿衣一模一样;床头柜上，端端正正放着一页信笺，上面压着一对黄金婚戒”。“一切都是蓄谋已久的，作为一个前麻醉师，阿姨以最专业的方式结束了自己，追随爱人而去。她不能选择和上校同时生，却可以选择同时死。她选择和上校同时死，是为了来生与他同时生吗？”（同上，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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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终于大白，“太监”之说，并不是因为男人那个东西存在与否，相反，是因为它特别巨大，巨大到神奇，成为军统打入日伪内部的“利器”。由于著名女汉奸川岛芳子在其小腹刻的字，成为其终身的禁忌，使其过上了“太监”的生活，从此失去了男子的威武和无法收获应当如期而至的爱情，也因此有了小说第三部补叙的林阿姨和上校爱恨情仇的故事。这个如此硕大的阳具就这样名存实亡，成了令人害怕的东西。如此，在“文革”那个极端疯狂的年代中，上校的命运，自然不是死亡就是发疯。

小说将一个如此与众不同的“英雄”之“奇特古怪”人生，放在一个普通的村落里，通过一个少年成长变化至2014年的视角去见证、去偷听，去反思，多少有些太曲折离奇，太匪夷所思。但是，却也符合麦家一向的“向传统和正常的小说挑战”的文学逻辑，小说中也依然充满了“极限叙事与黑暗写作”，正如麦家所言，“极限是无知，是无底，是无边无际的宽大，是深不见底的深渊，是从已有开始，向未有挑战。”他始终是用这种“思想大于形象”“观念先行”的创作方法，去“探究无垠的心到底有多遠、多深、多宽、多大”（《捕风者说》，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52、53页）他喜欢用极端、偏执的想象去揭示社会与人的内在本质和本性，正如法国评论家托罗多夫所说：“他是极端、过分和最高级事物的制造者;他把任何事物都推至极限——可能时就超出极限。他所感兴趣的是最大和最小;某种性质所达到的最高程度，或者是该性质有可能转向其反面的程度。”（《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蒋子华、张萍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他这种“偏要执狂似的想象是一种反叛和脱离社会的特殊方式，但不仅如此，他还将它比作一种迷幻药。他认为，它撕破了生活的陈腐而使人麻木的表层，使他接触到某种更深刻和更丰富的，但不幸也可能是虚幻的事物。最为重要的是，它使他感到自己更充满活力，有一种比官方的理性文化所敢于承认的更加强烈和绝对的自我。它是一种‘震颤性谵忘，是思想犁铧在震颤中填平畴沟。它还近似于一种生存的强烈情感，这种情感是某些宗教经验的特征：‘用水也能点灯的圣人，其记忆差错代表上帝气息的远见卓识者，真正的偏执狂——对他来说，无论是在充满欢乐还是藏有威胁的领域中，一切都在他自己的中心脉搏周围……”（《伊甸园之门》，方晓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126页）美国评论家莫里斯·迪克斯坦论述美国作家品钦的这段话，同样也适用于麦家。

《人生海海》与以往麦家小说最大的不同，就是“革命”从背景移到了前景，成为了一个无处不是的“大他者”。过去麦家的小说中，那些英雄人物基本上都是献身于革命，“革命”成为沟通普通人日常情感和崇高价值的“中介”，成为那些革命英雄主义的渲染之物。而《人生海海》则不同，从抗战救国、抗美援朝到建国初期、“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开放，人物深刻地被卷入了历史的漩涡，与“革命”形成强烈的扭结与悖谬的状态。第一部中，在革命战争年代，上校自学成为军医，在抗战期间奔赴战场救死扶伤，凡被他救过的人，无不“四处宣讲他的功徳、他的医术、他的了不得：金子打造的手术器具，起死回生的本事，视金钱如粪土的道德，等等美名把他造成一个神，神乎其神”（《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4月版，第42页）抗美援朝结束后，他因“生活作风问题”被遣返回乡，过起了安逸散淡的生活。在这种神秘却还富有人情味的日常生活中，革命已经和正在默默地改变着上校的人生命运。到了第二部中，上校的“身体”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对象。他因在战场受过伤，生殖器经手术“修复”后获得了奇异的性功能，在上海执行特殊任务时，被经营风月场所的女汉奸将他“霸占”并“出卖”给日本人。他的“身体”被沦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争夺物。这种被各种名目所“制造”的身体，是以人的“耻辱”与男性尊严的丧失为代价的，他的身体和心灵如此地受尽了“革命”的侮辱与损害。正是因为这一点，导致了那个疯狂年代革命群众对他的批斗。当红卫兵小瞎子撞破当年日本人刻在其小腹的耻辱字句时，上校恼羞成怒，用手术刀剪断小瞎子的舌头，挑断其脚筋，从此开始了亡命生涯。上校隐居一年后又被抓获，公审大会上，疯狂的革命群众试图脱下他的裤子，他终于不堪其辱，精神彻底崩溃而发疯。作家极其激烈而悲惨地书写了革命对上校及革命群众人性的扭曲戕害，从中也表现出了作家对历史、革命与人性的复杂关系的深刻反思。到了第三部，作家不再是运用线性叙事，而是采用倒叙的手法，将故事与叙事时间统统掐断，进行新的重组。努力在叙述方式和故事结构上以空间代替时间，试图通过空间上的“返乡”，完成对时间深处的抵达。与上校相依为命的林阿姨以自己的方式，“修正”了上校黑白颠倒的耻辱一生，并还原其生而为人的尊严和自由，但此时他的智力已退回到只有八九岁孩子的水平。这其实是一种美国评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说的文学艺术的象征性行为，用“个别的叙事，或个别的形式结构，将被解作对真实矛盾的想象性解决”（《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这也是借艺术的象征力量，从另一方面反映革命对人性的残酷戕害。这些，或许才是《人生海海》的自我超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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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三部，时间都有些汹涌澎湃，作家用迅猛的力量将前两部中的人与事都快速推向了各个方面，其语言风格也与前两部大不相同。作家喜欢用煽情的语言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我们自身道德的偶然性，努力写得感动人，用这些奇特的人与事去感染读者的心灵。林阿姨对上校的贴心照顾，被村里人称为“小观音”，她的善行当然是“感天动地”。

作家这样写道：“一年多后，上校母亲被一口粥呛死，她以嘹亮悲怆的哭声给老人家送终，哭声像鸽子的哨音一样，泣着血，盘在空中，照亮夜空，把村里所有女人的泪腺激活。后来送葬，他一手死死扶着棺材，一路洒着同样泣血奔泪的恸哭，把村里所有男人的泪腺也激活。所有跟我回忆上校母亲出丧那天情景的人，没有一个不带着迷离的眼神，噙着泪，一种无法慰藉的悲伤像岁月一样抹不去。”（《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4月版，第259页）

在电视上的“朗读者”节目里，主持人董卿朗诵得声情并茂，但是，我却不喜欢这样的语言。因为，靠煽情的词汇和语言是打动不了人心的。恰恰是那些直白、朴素如白描的细密语言，只要作家带着真挚的感情去写，就会真正打动人的心。这，或许也是《人生海海》的欠缺之处。

2019年8月25日写于山西省孝义市

【作者简介】马明高，山西孝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出版著作20余部，曾获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山西省文艺理论评论奖和赵树理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