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如何走向附逆深渊？

周渝

1940年3月30日，一场隆重的所谓“还都仪式”在南京举行，随着“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五色旗缓缓降落，一面新的“国旗”被升起。这面“国旗”的旗端多了一条三角形的黄缎子，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大字。南京“国民政府”首脑汪精卫以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的身份发表了鼓吹“东亚和平，共存共荣”的讲话。

抗战无望还是政治失意？

人是复杂的。汪精卫的确有值得骄傲的过往，少年的他，才貌双全，刺杀清廷摄政王失败，被捕后从容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绝命诗。这段往事让汪精卫一度成为年轻志士的偶像，也令许多人不愿相信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志士会成为卖国求荣的大汉奸。但真正考量政治人物功过的，是其实际之作为。

清末刺杀摄政王之举是汪精卫的政治资本，使他成为革命阵营中耀眼的新星。但在1925年孫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成了汪精卫最大的劲敌，从那时起，尽管两人时敌时友，但斗争一直未停止。1927年的宁汉分裂是汪精卫与蒋介石的首次公开交锋，尽管对峙最终以双方妥协而告终，但也埋下后续分裂的种子。可以说自孙中山逝世到汪精卫投敌这15年间，他大多数时间都在进行政治斗争，尤其是他与蒋介石漫长的斗争成败，是影响其最终走向附逆深渊的关键因素之一。

国民党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但又是一个不健全的党治政权。从“中原大战”等几次斗争可以看出，尽管汪精卫以“党统”的正统自居，却因国民党的党力不足以支撑，最终只能依附于军权。汪精卫参与的几次规模较大的反蒋斗争，都需要依靠如阎锡山、陈济棠等军阀。抗战时期汪精卫投日前，国民党内恰恰也有大事发生：1938年4月3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推举蒋介石任国民党总裁代行总理职权，尽管汪精卫担任副职，但这次会议也意味着蒋介石在党内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蒋介石任国民党总裁一事，意味着汪精卫一直自持的党内地位连名义上都被蒋介石压过。综合其十余年斗争史，绝对不可忽略政治失意对其所造成之影响。

对日妥协的逆流得到高层默许？

数年政治斗争失败固然是汪氏附逆的重要因素，但令其最终走向不归路的原因，则可以从1938年至1939年两年间的政治局势以及汪氏本人之作为进行复盘。

1938年伊始，中日关系就发生重大变化。日军攻陷南京后，日方开出一系列苛刻条件欲逼中方签订城下之盟。

1938年10月11日，武汉会战正进行，广州也遭到日军进攻，汪精卫却向海通社记者发表谈话，表示：“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不过此次调停之能否成功，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否则绝无谈判之余地。”

不难看出，这番外强中干的讲话已公开放出求和信号。到了10月21日，也就是广州被日军攻陷之日，汪精卫对路透社记者发表的谈话更为露骨，他声称：“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无调停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

11月3日，日军攻占武汉、广州后，近卫文麿内阁再次发表声明，对中国问题直接摊牌说：“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然而，如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

声明发表后的11月30日，日方御前会议通过《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对于中方的条件更为苛刻。日本一方面声明把重庆政府降格为“地方政府”，另一方面则宣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而汪精卫一方也在10月28日至11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的开会词和休会词中，在外交问题上高谈“和平”。但毕竟不敢公开违背《抗战建国纲领》，参政员中也多有对和谈提出激烈反对。

到此为止，汪精卫的行为还只能算妥协、主和，尚不至于说其投敌附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汪氏在此期间的言行与蒋介石达成共识，倒是一直与汪派秘密接触的日军将领今井武夫的回忆录中，有一段汪蒋之间的对话记载。11月16日，汪精卫当面怒斥蒋介石：“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国民党责无旁贷，我等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罪于天下。”蒋介石回应也很强硬：“我等若是辞职，究竟谁来负政治上的责任。”从蒋、汪两人多年政敌的关系来看，说他们达成默契两面押宝，逻辑上很难成立。

“曲线救国”还是破坏抗战？

1938年12月9日，汪精卫再次向蒋介石面陈主和意见，说“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非和平无望”。汪氏心腹陶希圣也在写给胡适的信中大谈“和平”，说蒋介石对于日本的“和平”条件不假思索拒绝，“使汪先生及我们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了画饼，更成了罪状……我们不同的只是认定再打下去，只有更加沦亡，更加无望，应当及时谋战争的结束”。

也是这次会谈，双方制定了汪精卫出逃的“行动计划”，即汪精卫等人先逃往昆明，而后日本政府公布“和平”条件，汪精卫声明与蒋介石政府断绝关系，即日飞往河内，转至香港。从卖国条款内容到叛逃计划，已经很难用政见不同来论定。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人绘声绘色地说，汪精卫在出走前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长谈，汪对蒋说：“君为其易，我任其难。”这也是“双簧论”的最早出处。

那么这个“君为其易，我任其难”是怎么来的呢？是从褚民谊、梅思平等汉奸在战后受审时的供词中说出来的，他们抬出汪精卫生前这种论调，强调自己是受其蒙蔽。汪精卫在投敌之前，的确有过类似言论，“君为其易，我任其难”之说的最早散播者恰恰就是汪氏自己。可是尽管这话说得再好听，汪氏的实际作为完全足以打脸。

汪精卫附逆并非仅仅只出逃，还有个更为出格的计划，他想凭借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发起“和平运动”，号召地方军阀响应，另立中央讨伐蒋政权。这个手笔并不陌生，实际上是十余年间政治斗争中，汪精卫常用的伎俩，以往只是单纯借助地方军阀力量另立中央进行反蒋，而这一次却不惜勾结外敌来发起新一轮的政治进攻。在汪精卫的设想中，“云南王”龙云会首先响应，四川继之。他自己自然也不是去沦陷区南京当一个傀儡，而是利用西南军阀之力量，成为新政府的首脑，同时也握有和日方讨价还价的筹码。

一切准备就绪后，汪精卫于12月18日飞抵昆明，19日出逃至河内。日方于20日得知汪精卫成功出逃的消息后，近卫文麿于22日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大唱“日、满、华”三“国”合作的高调。12月26日，重庆方面做出回应，蒋介石严厉斥责了日本政府的声明，直言那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没想到仅在三天后的12月29日，汪精卫就发表《致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电》，对近卫提出的“邻善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点进行响应，表示：“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这就是臭名昭著之“艳电”！从汪氏与日方秘密会谈，西南另立中央计划到“艳电”发表，一切行为绝非“曲线救国”可以解释，而是在赤裸裸地破坏抗战。至于“双簧论”更站不住脚，假设汪氏策反西南的阴谋得逞，对于重庆政府无疑是灭顶之灾。蒋介石即使要两面押宝，也不至蠢到拿国家命运乃至自己的性命来做赌注。

你挖我墙脚，我送你子弹

汪精卫原本就不是要去淪陷区建立伪政权，搞什么所谓的“在沦陷区争取权益”，而是要挖抗战大业的墙脚，在西南搞分裂，另立中央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万幸的是这一阴谋没有成为事实。

“艳电”发表后，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但他之前预计的龙云、陈济棠、张发奎等人并未响应他的号召。汪精卫在出逃前，曾与龙云密会并告知其部分计划，而龙云只保证可以护送汪精卫出国，对于汪氏“和平运动”则回应得模棱两可。等到汪精卫发表“艳电”后，他所期待的群雄响应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倒是龙云等人旗帜鲜明地支持重庆政府，各路地方实力派反而参加了重庆对汪精卫的声讨，斥责其叛国投敌，是民族罪人。如此一来，汪精卫在西南建政的计划宣告破产，这才将建政的希望转到沦陷区头上。

汪精卫对龙云等人的拉拢，蒋介石并非毫不知情。就在1月3日，汪精卫亲自写信给龙云，企图拉拢其响应“和平”，但这封信被军统人员侦获，并拍成照片呈报。不久戴笠在蒋的授意下从香港秘密前往越南河内，部署一项特殊行动—— 刺杀汪精卫。刺汪小组以中国驻河内领事馆为行动指挥所，陈恭树担任组长，组员有王鲁翘、方炳西、余乐醒、张逢义、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等军统干员。戴笠完成部署后即返回重庆，刺汪具体行动则落到行动组长陈恭树身上。

军统人员很快得到情报，汪精卫的住所位于哥伦比亚路27号，是一栋坚固的三层别墅，墙上还装有铁丝网，戒备森严。而汪精卫终日闭门不出，要如何下手成为军统人员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刺汪小组最初想到的方法是下毒，因为他们得到情报，汪精卫早餐爱吃面包，而他所食的面包是由一家面包店准时送去。组员余乐醒是搞化学出身，他认为可以把送面包的工人拦截下来，将面包换成毒面包，再由行动组成员伪装成工人送去。不过在经过几次试验后，他们发现下过毒的面包会出现很多黄色斑点，根本无法逃过警卫的眼睛，只好作罢。

恰好此时行动组得知汪宅在找工人维修浴室的水龙头。余乐醒认为这正是个好机会，既然食物下毒不成，那浴室下毒总是可以的，汪精卫总不能不洗澡。于是，行动组的人冒充修理工，将一瓶毒气偷放在浴缸底下，瓶中毒气遇热后挥发很快，毒性极强，只要汪精卫去洗澡必死无疑。没想到汪精卫还真3天没有进浴室，毒气杀汪计划也没成功。

3月20日上午，新的机会来了，华侨魏春风向刺汪小组提供情报，说汪精卫只带了两名警卫，乘坐一辆号牌为“39”的黑色轿车前往距离河内90公里的丹道镇法国旅馆休养。陈恭树深知机会难得，立即召集王鲁翘、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6人挤上一辆轿车，由陈恭树亲自驾驶追击汪精卫。行至中途时，陈恭树等人果然发现了“39”号黑色轿车，当时这辆车正停在红河大桥附近的一片空地上，陈邦国认为此乃天赐良机，应赶紧行动，上去就打，两枪敲翻汪精卫后即撤离。但余鉴声却反对这样做，他说：“不能胡来，还是判明车子上究竟是些什么人，再决定下一个步骤。”

陈恭树认为余鉴声所言有理，决定先开车驶过“39”号轿车一探究竟。就在两车相逢，浮光掠影的一瞬间，陈恭树等人都清楚看见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坐在车内，而他们这辆车也同时引起汪精卫警卫的注意。“39”号司机立刻踩动油门，返回河内方向。陈邦国一看这势头，便知汪精卫已有警觉，大叫：“他们跑了！”陈恭树紧急刹车，掉头追赶。

汪精卫的车开得极快，而陈恭树的车因载人太多，车速上不来，一直追赶不上。直至一处汪车为红灯所阻，两车距离大约隔十米左右。陈邦国大叫：“我说冲上去就干该多省事，这不是找麻烦吗？”陈恭树也知道这是最后机会，立即下令所有人下车徒步上前锄奸。汪精卫的司机发现有人逼近，狗急跳墙，竟直接闯过红灯，疾驰而去，陈恭树等人虽立即赶回车内，但已无法追击。

谁将汪精卫比作贝当？

军统刺汪失败，引起了汪精卫的警觉。陈恭树也深知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遂决定铤而走险，直接到汪精卫寓所进行制裁。3月20日晚，陈恭树召集人马，向各个队员分配任务后，立即行动。

3月21日凌晨，陈恭树等人开车至汪精卫寓所附近，先设计引开外围的越南警察，然后绕至后院潜入。进入院子后，众人发现一门紧锁，只有通过这道门才能到汪精卫住处。陈邦国抽出斧头连劈带砍，后猛力将门踹开。也正是这一踹惊动了寓所警卫，王鲁翘见形势不妙，立即飞步上楼，陈邦国则开枪压制闻声前来的警卫。王鲁翘奔至3楼，按照之前获得的情报，找到汪精卫卧室，在余鉴声配合下以斧头劈开门锁，闯入后发现床铺上有一身穿白衬衣男子，体型与汪精卫相似。王鲁翘二话不说，举枪就打，连开三枪全部命中，男子重伤而亡。枪声惊动了法国殖民当局的警察，王鲁翘等人紧急撤离，但仍有余鉴声、陈邦国和张逢义3人被捕。遗憾的是，被王鲁翘击毙之人并非汪精卫，而是汪氏的随员曾仲明。

此次河内刺汪行动虽然失败，但也能从侧面反映重庆政府制裁汪精卫叛逃的态度之坚决，手段之激烈。所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之说不过是汪氏的一派谎言。当西南建政计划失败，又经历了河内刺杀事件后，汪精卫索性一路走到黑，4月，他在日本特务护送下，抵达日军占领下的上海，5月6日正式通电投敌。5月31日，汪精卫从上海飞赴日本谈判，开始筹划建立伪政权事宜。

汪伪政府成立前，汪精卫还在贩卖“双簧论”。他在“干部同志会议”发表讲话说：“我此次出来，日本总以为我与蒋先生唱双簧，以为中国真欲媾和，我不妨将计就计，借此为缓兵之计。我等离开重庆、发表和平通电之后，日本前方官兵不明真相，以为和平真正到临，均已丧失战意……故我等组织政府并非与重庆争政权，乃为重庆作掩护，减弱日军之战意而缓和其攻势。”

尽管嘴上说是为重庆掩护，但实际上却是在进一步破坏抗战。这年秋季，伪政权还没正式粉墨登场，特务机构倒是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应运而生，由周佛海任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丁默邨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任秘书长。这个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被称之为“魔窟”，从成立之日起就不断迫害和残杀抗日志士，对中国军民犯下的血债罄竹难书。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如期举行了所谓“还都仪式”，然而这个伪政权只存在了5年就随着日本战败而瓦解。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开始清算，褚民谊等汉奸为了给自己脱罪，也不惜为已死的汪精卫进行开脱。他在供词中将汪精卫比作法国的贝当元帅，说：“贝当是维护法国人民的，他的苦衷情形与汪先生是一样的，他的政府近乎南京政府。”

维希政府是在法国全境沦陷的情况下建立的，而汪伪政府建立时，中国并未全境沦陷，国民政府一直在坚持抗战。维希政府的成立对于反法西斯阵营固然会造成负面影响，但相比之下，汪精卫在战争尚未结束前叛逃，又企图策反国内实力派破坏抗战，投日后成立伪政权与正在抗战的重庆政府敌对，组建特务机构残害抗日志士，将枪口对准自己的祖国，其性质实在比贝当要恶劣太多。

汪精卫和他的汪伪政权注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之上。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9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