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陵墓神道石兽造型设计分析*
——以萧梁王侯墓为例

何乐君,卢小慧

(1.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南京博物院,江苏 南京 210016)

一、引言

运用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对南朝陵墓石刻进行研究,或始自1912年上海徐家汇司铎法国传教士张璜(Mathias Tchang)出版的法文版《梁代陵墓考》(TombeaudesLiang)。该书第七章“萧顺之墓”曾就陵墓神道石兽的形象发出如下疑问:“……不知雕刻家何所见而刻此形……雕刻家雕刻此兽时,曾有一模型为式,抑或随意为之?”[1]19可见,在最初研究时学者即已关注南朝陵墓石兽的造型设计问题。

此后,关于南朝陵墓神道石兽造型艺术的探讨贯穿于南朝陵墓石刻研究始终,众多学者,或详或略,多有论述①。但这类研究多是基于艺术风格学和样式学角度的分析,少有涉及造型设计和雕制程序的讨论。

梁白泉先生曾在《南京的六朝石刻》中指出:“六朝陵墓上的那些石刻,当时都有具体规定,也必定先有图纸,由东园派技师、工人在陵墓现场按照设计图纸雕刻。”[2]144此后,有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发挥,认为石兽的制作包括前期的造型样式、尺寸、空间排列设计和后期的实物雕凿,且每一步骤均有具体的要求和规定,有详细的计划和严密的安排,而非率意为之。[3]177,[4]95—96另外,有文章指出,南京地区的南朝王侯墓神道石兽虽然造型风格一致,但细节刻画不同,估计在石刻雕凿的过程中有一位规定造型的总匠师,总匠师将草图交由石工刻凿,而石工们对草图的领会又各有不同,于是造成细节上的差异。[5]85可见,这些研究已关注到造型设计和具体雕凿的层面,但遗憾的是,其分析或依据文献记载,或参考现代雕刻技法,或仅凭逻辑推理,尚需来自石兽本体的尺寸数据支持,需要进一步将有关石兽造型设计的论述落到实处。

近年,有学者利用图形分析的方法对南朝陵墓神道石兽进行造型研究,指出石兽造型由头部(圆形)、前胸(圆形)、后臀(圆形)和躯干(矩形)控制,且各部分重心之间的连线暗含的黄金分割比例。[6]83—86这是一项角度新颖且针对石兽本体的造型比例研究,但其分析所依据的底图是照片,不仅尺寸难以控制,且存在角度和透视等问题,据此得到的分析结果其可靠性可能有所折扣。

我们注意到,在南朝陵墓神道石兽的造型艺术研究中,精确测绘数据和测绘图的缺乏是制约造型比例分析的重要原因②。陵墓神道石兽精确测绘数据的获得确实有其客观的困难:受限于石刻的体量与形态——体量较大且轮廓曲线较多,难以用传统的尺规测量和绘图方法绘制精确的线图。然而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技术被应用到南朝陵墓石刻的测绘和信息采集中,在三维模型重建和精细测绘等方面表现亮眼,为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希望。[7]14—16,[8]43—46,[9]97—102

本文基于该技术,利用Agisoft Photoscan软件平台对分布于南京、句容、丹阳三地的南朝陵墓石刻进行三维重建和线图绘制③,并以此对石兽造型进行分析。

二、萧梁王侯墓神道石兽造型分析

经过三维模型重建和线图绘制两个步骤后,即得到了各石兽单体的线图。需要指出的是,该线图具有的真实尺寸,为石兽本体的造型分析提供了量化的基础,同时使得将诸石兽单体纳入同一比例尺下的比较分析成为可能,进而将石刻的造型分析由宽泛且粗略的风格分析、样式分析推进到量化分析、精确分析阶段。

表1 萧梁王侯墓神道石兽举例

具体来说,在将各石兽单体线图置于同一比例尺下时(为使造型分析更加直观、简洁,线图省略了石兽纹饰等细节部分,仅保留轮廓),通过尺寸分析,可将十个石兽单体分为三组,一是体量居中的A组(全躯长3.3～3.5米,高3.1～3.2米),包括萧融墓南、北石兽,萧恢墓东、西石兽;二是体量稍大的B组(全躯长3.8～4.0米,高3.3～3.5米),包括萧憺墓石兽,萧景墓石兽,萧绩墓东、西石兽;三是体量稍小的C组(全躯长2.3～2.4米,高1.9～2.0米),即萧正立墓南、北石兽。然后在每组台基顶面、下腹、臀背部和头顶四个位置作辅助线。我们发现三组石兽在高度上均存在相同的比例关系,即四肢(指台基顶面至下腹部)、躯干(下腹部至臀背)和头颈(臀背至头顶)的高度比为1∶2∶2。三组石兽虽体量有所差别,但在高度比例上有如此一致的比例关系,很难说是一种巧合,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石刻设计者对石兽造型比例的认识,或暗含了石刻雕凿过程中的雕刻方法。

除了上述石兽高度方面的比例关系,石兽造型在身体长度方面也有一定的规律。例如,将各石兽单体线图放入田字格内,田字格四边分别以头顶、基座顶面、胸部前端或兽足前端、尾部后皮为界。我们发现,可根据田子格内竖向中线的位置将上述十个石兽分为两组:Ⅰ组包括萧融墓东石兽、萧恢墓东石兽、萧憺墓东石兽、萧景墓东石兽,竖向中线从石兽头顶后皮前侧(即偏向石兽嘴部那一侧)穿过(图2);Ⅱ组包括萧融墓西石兽,萧恢墓西石兽,萧绩墓东石兽、西石兽,萧正立墓南石兽、北石兽,竖向中线从石兽头顶后皮后侧(即偏向石兽臀部那一侧)穿过(图3)。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该中线的位置与石兽体量的大小关系不大,而是与石兽的造型密切相关,即Ⅰ组石兽造型普遍具有较明显的动势,且中线越靠近前侧,反映头部向后倾的程度就越大,动势就越明显;而Ⅱ组石兽造型均呈现较稳重的特征,且中线越靠后,反映头部就越向前,造型就越稳重。

图1 石兽造型比例分析(高度)

图2 Ⅰ组石兽

图3 Ⅱ组石兽

对石兽造型动势的反映,利用控制圆的方法或表现得更为直观。根据石兽的轮廓特征,将其主体看成由头部、胸部和臀部三部分构成,三者均有相当部分轮廓(具体表现在头部后皮、胸部前皮和臀部上皮)可以用圆形拟合④,因而将头部、胸部和臀部用三个大小不等的圆形表示,圆心位置代表各部分的重心。

我们发现,这十个石兽的胸部重心大多落在田字格的横向中心线上或附近位置(图2);再连接各控制圆的圆心,得到一个三角形,其中位于胸部的三角形内角度数即可反映该石兽的动势。根据该内角度数,也可将十个石兽划分为两组,而这两组与前述Ⅰ、Ⅱ组划分完全相同,即Ⅰ组包括萧融墓东石兽(78°,指胸部位置三角形内角度数,下同)、萧恢墓东石兽(77°)、萧憺墓东石兽(76°)、萧景墓东石兽(78°),角度均在80°以内(图2);Ⅱ组包括萧融墓西石兽(85°),萧恢墓西石兽(95°),萧绩墓东石兽(91°)、西石兽(90°)、萧正立墓南石兽(86°)、北石兽(95°),角度均在85°及其以上,甚至达到95°(图3)。

三、萧梁王侯墓神道石兽造型设计与转化

通过上文关于萧梁王侯墓神道石兽的造型分析,基本可以确定各石兽无论体量大小,在高度上都存在一致的比列关系,而石兽的造型动势主要通过头部、胸部和臀部三者的相对位置关系来控制,且体现在米字格的中线位置上。我们认为,这种比例关系和角度控制反映了石兽的造型设计特点,甚或就是当时造型设计的准则和方法。至于这种造型设计如何在石刻制作过程中具体实施,则需要结合雕制步骤进行探讨。

前文分析显示,石兽体量的大小或与造型比例、造型动势的确定相关性较小,但与尺寸设计、石材开料和荒料修整联系紧密。十个石兽可划分为体量不同的A、B、C三组,且每组的尺寸数据较为接近,这说明设计者对石兽的尺寸经过了有意的控制。至于其控制的标准,可能与墓主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个人喜好及所处社会环境等因素相关。因上述因素非本文讨论主题,故此处暂不深入展开。而石材的开料和荒料的修整均要对石兽成品的尺寸作出预估。这是因为,一方面,石刻的雕凿是一个“减法”的不可逆过程,需要石料的尺寸比石兽成品的尺寸略大,以免在雕凿过程中出现问题而无法补救;另一方面,考虑到运输的因素,所用石料应在满足雕制尺寸的情况下尽量减小体量且保持形状大致规整,以降低重量,方便运输。因此,预估石兽成品的尺寸就显得尤为重要。沈琍在《南朝陵墓雕刻造型风格研究》中对石兽造型的雕制作过探讨,并将石兽的雕制过程归纳为样式、尺寸、空间设计、整修荒料、造型定位(通过放样以确定动态线,动态线又分大的形体动态线和小的局部动态线)、主要结构雕凿和细部雕凿等步骤。[3]177—181我们认为该分析较为合理,基本反映了从设计到塑形、从整体到局部的石兽雕制过程,而这一过程又可大致分为前期设计和后期雕凿两大阶段。至于前期设计阶段,梁白泉先生认为“必定先有图纸,由东园派技师、工人在陵墓现场按照设计图纸雕刻”[2]144,沈琍也认为石兽的雕制存在按照图纸样式进行放样的步骤[3]178。目前,关于石兽的前期设计是否有图纸尚无实物资料或文献记载的直接证明,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上述十个石兽虽然所属墓主不同、制作时间有异、体量大小有别,但在高度比例上保持的一致性以及造型动势与控制圆相对位置关系的相关性,至少说明设计者对石兽造型设计认识具有统一性。换言之,石兽下肢、躯干、头颈在高度上存在的1∶2∶2比例关系和胸部控制圆始终落在田字格横向中线上或附近位置的设计手法,可能是当时萧梁王侯墓神道石兽造型设计的准则之一,这种准则不以墓主和石兽体量为转移。正是这种造型比例的一致性保证了萧梁王侯墓神道石兽总体造型风格的统一性,成为我们目测即可识别的前提条件。

在石兽雕制的过程中,如何将设计的形象转换成凿刻的实物是重点,也是难点。其转换的方法有多种可能⑤。通过前文的石兽造型分析,我们认为可能是采用了类似“田字格”和“控制圆”相结合的方法:先在石材平面画田字格以确定石兽造型的四至和中线的位置;再依据下肢、躯干和头颈在高度上的1∶2∶2比例关系画出横向辅助线,以确定此三部分的大致尺寸和位置;接着利用控制圆的方法,将石兽分解成头部、胸部和臀部三个圆形部分,其中,胸部的控制圆重心始终位于田字格横向中线上或附近位置;然后通过角度控制确定头部和臀部控制圆的相对位置关系,以此来控制石兽造型的动势(以田字格的竖向中线作为参考辅助线)。现存石兽头部后皮、胸部前皮和臀部上皮所表现出来的弧线可能即是这一步骤中控制圆的遗留。

综上可见,在萧梁王侯墓神道石兽的制作过程中,石兽整体长、宽尺寸应是最先决定的因素,其关系到石料开采、运输和荒料修整等环节,而与后续的造型设计关系不大。在后续造型设计中,则存在变与不变的因素:不变的因素即下肢、躯干、头颈在高度上的比例关系和胸部控制圆的位置,由此确定石兽的总体造型风格,即统一性;变的因素即头部、胸部和臀部三处控制圆的相对位置关系,通过胸部三角形内角的大小和头部后皮与田字格中线位置关系确定动势的强弱,即多样性。即在变与不变之中,石兽造型呈现出统一性与多样性。

四、结语

南朝陵墓石刻的现代学术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关于造型艺术的分析与探讨贯穿于研究始终,然多数是从艺术风格学或样式学角度出发,鲜有专攻造型设计的文章。究其原因,精确测绘数据和线图的缺乏应是重要制约因素。然而近年来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技术的引入和应用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和方法,本文基于该技术所得的测绘数据和线图对南朝陵墓石兽进行分析。

文章通过对分布于南京、句容两地的十个萧梁王侯墓神道石兽单体造型的分析指出,十个石兽依尺寸大小可划分为A(体量居中)、B(体量稍大)、C(体量稍小)三组,反映了石兽设计者对石兽尺寸的有意控制,且该尺寸控制与石料开采、运输、荒料整修等环节相关。

萧梁王侯墓神道石兽无论体量大小、所属墓主不同、造型动势强弱,均存在四肢、躯干、头颈高度为1∶2∶2的比例关系,且胸部控制圆的重心始终落在田字格横向中线上或附近位置。石兽造型动势的强弱主要通过头部、胸部和臀部三处控制圆的相对位置关系来表现,据此可将十个石兽单体划分为造型动势明显的Ⅰ组(包括萧融墓东石兽、萧恢墓东石兽、萧憺墓东石兽、萧景墓东石兽)和造型稳重的Ⅱ组(萧融墓西石兽,萧恢墓西石兽,萧绩墓东石兽、西石兽,萧正立墓南石兽、北石兽)。依据造型分析我们认为石兽的雕制过程包括前期的设计环节,且设计者们对石兽造型比例、重心控制等坚持同样的设计手法和准则。而在将设计形象转化为雕刻实物的过程中,工匠可能采用了“田字格”和“控制圆”相结合的方法。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于萧梁王侯墓神道石兽造型设计的分析和讨论主要依据各石兽的侧视图,确定的高度比例、重心位置和造型动势也是就大的轮廓、造型而言,而石兽是一个立体的圆雕作品,其具体形态、细部处理等还需结合其他视图和雕刻手法作进一步探讨。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尝试对百余年前张璜的疑问作一简短回答:南朝陵墓神道石兽的雕制并非随意为之,而是设计者依据一定的设计原则(高度比例、重心控制)和雕凿方法(“田字格”和“控制圆”相结合)创造出来的。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虽题为“南朝陵墓神道石兽造型设计分析”,但仅涉及萧梁王侯墓,主要考虑到萧梁王侯墓神道石兽现存较多且保存相对完整,样本量较可观,时代又较集中,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南朝宋、齐、陈三朝的王侯墓神道石兽目前发现较少,至于南朝帝陵神道石兽则多断肢缺首,可作造型设计分析的完整样本者并不多。我们认识到,将所有目前发现的南朝陵墓神道石兽统一纳入考察范围(包括因周围环境限制而目前无法测绘的部分),探讨其造型设计原则和雕刻方法,应是未来此类研究的任务。因而,本文仅是抛砖引玉,期待有更多系统而深入的探讨。⑥

① 该类研究众多,如瑞典籍艺术史家喜龙仁(Osvald Sirén),梁思成,朱希祖、朱偰父子,滕固,林树中,罗宗真,日本学者曾布川宽,李零等学者,在相关论著中均有涉及,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

② 《南朝陵墓雕刻造型风格研究》末尾附录二“南朝陵墓雕刻现状调查表”中虽列有石兽的整体和局部尺寸,但未绘制带比例尺的线图,致使其造型设计的探讨未进入量化的阶段。

③ 部分南朝陵墓石刻因周围环境和保护设施的限制,无法拍摄、测绘或重建模型,如甘家巷小学内的萧秀墓、应天学院东南侧的萧宏墓、栖霞镇新合村董家边的萧暎墓等,其神道石刻现均有保护设施遮挡,难以拍摄照片、重建模型。

④ 此方法在《南朝陵墓神兽石刻比例关系的图形剖析》中已有运用,此处借鉴,但具体分析方法则有不同。

⑤ 《南朝陵墓雕刻造型风格研究》中提出图纸等大放样法、九宫格法和动态转折点法三种转换。

⑥ 本文构想缘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学锋老师的研究生课堂,并在对南朝陵墓石刻的考察、测绘中逐渐成形,初稿完成后得到张学锋老师和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周学鹰、马晓等老师的指导和帮助。文中石刻线图由何乐君根据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基于Photoscan软件)所得的正射影像绘制而成(利用CAD软件)。在前期的测绘中,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殷洁老师和陈玮嘉、范湄婕、樊响、李岳、潘子砚等同学有不同程度的参与或提供帮助。此外,在对南朝陵墓石刻进行三维模型重建的过程中,得到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陈刚老师及其团队的指导与帮助。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