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误读、霸权惯习是美国对华错误竞争的根源

【摘要】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霸权主义上升到一个新高度，不仅在贸易问题上向世界各国作出挑战，而且比既往的美国政府更加防范中国的发展，甚至不惜提出与中国“脱钩”进行对华威胁。本文通过历史比较，从中美两国的制度分析，认为中国不似苏联对美国乃至对资本主义构成威胁，但客观上中国的发展使美国感到一定权力与利益丧失的危机感。中国不具威胁性在于当今中国的经济制度不同于当年的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没有本质的制度冲突，反而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具有与国际资本界共赢的基础。美国社会中存在着对华焦虑感，从根本上说是利益分配的冲突，以及美国长期以来养成的霸权惯习。要避免中美之间出现冲突首先双方要进行利益的新协调，同时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既定的外交方针，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贯彻到底。这是改变美国霸权惯习，避免中美关系出现颠覆倒退的根本保障。

【关键词】霸权思维  中美关系  互利共赢  中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7.003

自2018年出现中美贸易争端之后，中美“脱钩”（Decoupling）的观点不时地出现在世人耳畔，特别是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在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发表“政府对华政策”的演说之后，世人对中美之间“是否会出现新冲突”的猜测似乎一下子变得不再虚幻。彭斯所谓“对抗演说”是美国在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中向中国施压的手段吗？还是代表一种美国对华政策战略新变化？若是前者，说明至少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还没有把中美之间对抗作为美国对华的一种新战略;若是后者，则说明中美之间的对抗很可能成为现实。

如何判断中美之间是否会出现对抗，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照美苏两个阵营当年的经济制度以及当年发生冷战的历史环境，结合当今中美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来进行考察。历史的发展既是客观环境的产物，也是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把当今中美之间的经济制度与当年美苏之间的经济制度进行对比，是判断中美是否存在对抗的经济基础，它既体现出中美之间最大的利益根基，也折射出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但同时，考察中美之间对抗的可能性也不能忽视政治与战略的反作用。中美之间政治制度的差异可能是触发中美关系倒退，甚至发生一定程度“准对抗”的重要因素。如何避免目前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发生对抗，既需要双方政治家的智慧，更需要双方的利益协调。互利共赢，实现中美之间的动态利益平衡是避免中美之间发生对抗最重要的前提。

美苏阵营对抗的内在原因

1947年至1991年之间，以美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主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华沙条约组织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斗争，表面看是由于苏联作为世界第二强国引起美国的焦虑，威胁美国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但从深层次来看，需从苏联体制及其二战后期一系列做法对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引起的恐慌展开。

苏联当时的社会主义体制是一种公有制与国家指令性计划相配合的高度集中经济体制。对外较少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发生联系。这种体制对苏联实现工业化、应对战时需要以及规避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失业问题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更为关键的是，苏联体制对于当时深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世界大战浩劫的其他西方国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二战结束初期日益凸显。苏联体制在战胜法西斯的斗争中体现出来的韧性与生命力，西欧国家共产党领导的顽强的抵抗力量，在战后西欧国家的一片凋敝中更显吸引力。

与此相对应，苏联在二战行将结束之际，在被从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来的东欧领土上，也复制自己的制度。米洛凡·吉拉斯在《与斯大林谈话录》一书中记载了斯大林关于二战后欧洲形势的设想，斯大林说：“这场战争与以往有所不同。无论是哪一方占领了一块领土，都会在该地区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1]

可以说，战后初期，甚至是在二战后期，苏联体制迎来的高光时刻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狂飙突进，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担忧与恐慌。苏联体制“埋葬”资本主义的前景迫使后者必须遏制苏联体制的“蔓延”以及“复制”。虽然，斯大林实际上并没有利用战后形势进行“世界革命”的设想，甚至还阻止过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执政”与革命，然而，苏联体制的内在特性与资本主义体制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却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竞争原则与追求剩余价值动力下必然谋求市场的地理扩张，需要打破地理以及政治的阻隔，把一个个领土纳入到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中。从近代历史来看，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正是遵循这个逻辑。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2]因此，市场以及与市场分工相应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生存发展的内在条件。消灭与阻隔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大忌。

而當时的苏联体制恰恰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要“革资本主义的命”。国内的情形容易理解，消灭私有制和市场就是铲除资本主义。国际上，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阐述的观点，体现出苏联渐进式“世界革命”的逻辑。斯大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3]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却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4]在斯大林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由资本主义大国争夺市场引发的。“在战争时期互相厮打的两个资本主义同盟，其中每一个都指望粉碎敌方，而获得世界霸权，它们都想从这里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美国指望击溃自己最危险的竞争者德国和日本，夺取国外市场、世界的原料资源，并取得世界霸权。”[5]战后社会主义的市场建立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缩小，斯大林由此得出结论，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世界市场的瓦解所造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加深就表现在这里。”[6]战后资本主义大国之间为争夺世界市场的矛盾更为激烈，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是仍然存在的。[7]总之，斯大林的逻辑是，世界大战引发的革命以及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增多必然削弱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缩小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使得资本主义大国争夺市场的竞争更为激烈，由此会再次酿成资本主义大国的战争;战争结果会再次造成世界资本主义范围进一步缩小，社会主义范围会进一步扩大……不管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大国争夺市场会再次酝酿它们之间的世界大战这一结论是否正确，但由苏联主导的与资本主义市场平行对立的市场建立，真真切切冲击着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因此，当时苏联与美国的冲突，不仅反映在地缘政治的竞争上，更反映在世界性的制度冲突上。

正是这种世界性的制度冲突，使得西方整个资产阶级迫切要求遏制苏联体制的“蔓延”。特别是当东欧被解放的领土建立了苏联体制，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力量在国内斗争中节节胜利时，这种遏制要求就更为迫切。下野的丘吉尔代表着这种势力远赴美国，并于1946年3月5日发表了著名的“富尔顿演说”，要求当时西方唯一有能力担负该责任的美国负责领导西方世界遏制所谓的“共产主义暴政”。他说，“美国此刻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对美國民主来说，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拥有最大的力量，也就是对未来负有令人敬畏的责任……如果拒绝、忽视、或糟蹋这个机会，我们将受到后世长期的责备”[8]，“趁今天还为时未晚，我们在这里要考虑的是永久制止战争和尽速在一切国家为自由和民主创造条件的问题”。[9]不久美国内部也出现了要求遏制苏联所谓的“共产主义扩张”长电文。[10]美国作为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领导者，必然要遏制所谓苏联体制世界性扩张（这里指的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但不一定是苏联支持建立的）。其后，随着亚洲革命的高涨，美国对苏联的遏制从最初的政治、经济制裁发展到军事制裁。由于美苏的巨大军力，直接的军事冲突会造成双方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双方以一种冷战的方式进行着对抗。

中美间是否存在如美苏阵营间对抗的制度基础

当今，中美之间是否存在美苏当年对抗的制度基础？这是中美之间会否发生对抗的一个重要条件。从经济制度上，中美之间不存在对抗的基础，但在政治上存在一定可能性。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经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一制度与苏联制度有着根本不同。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与资本主义并不存在根本性冲突，反而是一种共同发展的关系。这与苏联体制相比，差别在于后者是既要资本家的钱，也要资本家的命，中国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同时，这一制度已经把市场的作用放在资源调配的首位，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种经济制度的存在与发展不仅符合法律规范，而且顺应历史潮流。另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一直强调和平与发展，没有苏联式渐进“世界革命”和“埋葬资本主义”特征，而是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倡导在国际舞台和世界经济中采取各类经济制度的国家包容互鉴、相互合作、互利共赢、共同繁荣。中国的经济制度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放弃，反而是结合现实基础，从根本上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经济制度优先考虑。[11]因此，与苏联不同，中国不存在经济制度上消灭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并且客观上奠定了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的物质基础。正是这种经济制度使得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能够积极融入世界市场之中，成为最大的外来资本输入国，近年来也成为世界最大的外来商品进口国。这既使中国获得了巨大发展，也使国际资本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了巨大收益。正因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不似当年国际资本界对苏联存在着普遍的对抗情绪。正是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才使得近年来美国挑起的对华贸易争端中，并没有太多西方企业支持美国的关税政策，也没有太多的西方国家响应美国的对华贸易挑衅。

然而，中国的发展客观上还是带来了与世界资本主义大国的矛盾，特别是与美国这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大国的矛盾，即中国在国际分工里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分配的矛盾。长期以来，作为国际分工中的主导，资本主义大国凭借技术优势在分工中获得了巨额利润。这种在国际分工中的核心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分配是西方国家长期保持国际生产关系的优势地位和国际关系中的权势地位，并主宰着世界秩序的物质保障。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而言，人类的生产活动本源性目的在于满足人生存、发展的需要。人的生存最根本需求就是“吃喝住穿”，为了实现这一根本需求，人就必须进行生产，发展生产力。[12]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已经越来越不是单个人的生产，而是组织起来的社会化生产，在组织起来的社会化生产过程中必然形成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另一个体现就是生产的社会权力关系。[13]这就是说，社会生产过程中，处于生产分工中支配地位的一方，在利益与权力分配中就处于主导地位。这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4]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以及相应的阶级分析，不仅适用于国内社会，也适用于国际社会。只不过这种国际社会中的阶级单位变成了国家而已。马克思曾说，“在交往比较发达的条件下，同样的情况（民族内部的分工）也会在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15]国际分工生产体系是人类的社会分工生产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体现。围绕着国际分工，各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国际生产关系。谁主导着国际生产体系，谁就能从国际生产过程（当今的跨国价值链）中获得更大的分配利益，就可能在国际生产关系中占据支配地位，影响国际上层建筑（国际制度或全球治理）。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其发展阶段的最重要体现。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正从国际分工的边缘走向中心，在国际生产链上正迈向核心产品生产者的地位。这种发展转型与西方大国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触动了西方在国际分工生产体系中最大的“奶酪”——技术垄断。在西方看来，正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中国获得了竞争优势，实现着技术的赶超，侵蚀着它们的利益和权力。为了维护其在现存国际分工生产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西方大国决不会轻易任由其核心优势丧失，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延续其技术垄断优势地位，阻止类似中国的后发国家通过国家政策或政治制度优势来实现技术超越、成为国际/全球分工的新引领者。于是，客观上，中美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度竞争。虽然这种制度竞争不似当年美苏阵营的制度对抗，但也产生出利益与权力之争。如前所述，苏联与美国的制度之争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直接的制度生死存亡之争，而现今中美之间的制度竞争是一种创造市场竞争优势之争。因此，美国一部分政客希望消除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的政治制度之源，既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也是出于国家对外战略的考虑。

除了这种政治制度层面产生的利益与可能的权力之争外，美国部分政客的对抗战略在一定程度也得到了国内受经济全球化冲击阶层的支持。由于经济全球化，美国“去工业化”导致大量制造业外移，对美国传统就业阶层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使得这部分阶层最容易被煽动成为仇视中国的社会群体。因为中国目前是全球生产链最大的供应者，很容易被美国一些政客描绘成他们工作岗位的“抢夺者”。对中国发动对抗，给美国一些政客带来多重效果。一是以此作為向中国施加压力的重量级砝码，以中美“脱钩”或“对抗”相威胁，要求中国在经济结构上作出所谓的改革，实际是一定程度上要求中国从政治上消除竞争优势之源，以此讨好资本阶层，为他们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二是转移美国国内社会矛盾，迫使中国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缓解美国部分就业压力和社会矛盾。所以，美国一些政客会在今后利用一切机会发动对华的“对抗”。

然而，发动“对抗”策略能否成功，关键是它能否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资本的支持。从目前来看，国际资本界对中国既爱又恨。中国的发展带来的巨大消费能力，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成为国际资本界最大的“掘金之地”;同时，发展起来的中国企业又日益成为国际资本界的重要竞争对手，成为它们利润的碾压机。美国一部分政客希望利用“对抗”的方式压制中国的发展，目前并不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因为使中国与世界全面“脱钩”意味着他们也会失去中国的市场。但这些国际资本也着实不愿看到中国企业的发展侵蚀其利润，希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由于政治制度带给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这种两难而复杂的局面使得国际资本对美国一部分政客向中国发动“对抗”的战略，处于一种矛盾心态。因此，国际资本的代言人一方面不赞同美国发起对中国的关税战，另一方面不断地以美国可能会对华发动“对抗”来“劝吓”中国对美国的要求做出让步。只要考量一些美国政治人物的言论就可以体会到这种“劝吓”。

如何避免中美之间的对抗

不久前基辛格博士谈中美关系时说道：“今天的中美，是否会进入当年美苏的冷战？甚至升级为一种热战？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与美国经济联系广泛，如果中美冲突是不受限制地发生，那么后果可能比当时欧洲的更糟糕。因为当时的危机其实是相对比较小的，而这（后果）也是对当今世界构成的威胁。出现这种情况的前提是，美国和中国开始非常敌对，然后都去最大程度地寻求全球层面对自己的支持。”[16]他用中国围棋来比喻中美关系，认为中美关系应像中国围棋一样在对立中寻找平衡，通过博弈实现彼此的增长，而不能像国际象棋一样，博弈的目的是大获全胜，到最后对手就被将死了。[17]这种看法与中国对待中美关系一样，双方的互利共赢、共同繁荣才是避免中美之间发生“对抗”的最佳之策。

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中美不存在制度性根本冲突，因为中国的经济制度与苏联不同，并不是要“埋葬”资本主义;同时，中国一直强调不搞社会制度的输出，因而不会导致类似二战初期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对苏联体制的类似恐惧与担忧。中国的政治制度只是保障中国社会内部的稳定与发展，如果客观上对外产生了市场竞争优势，那说到底只是利益分配上的冲突，这种冲突也可以通过利益协调来解决。因此，当今没有像二战后初期丘吉尔那样的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泛影响的政治人物来代表西方社会资本阶层呼吁遏制中国，反而是存在像基辛格这样的政治人物呼吁中美之间进行利益协调。

目前，应当说中美之间存在着利益协调的空间，存在着共同发展的空间。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包括金融、资本与商品的市场开放，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深层次地规范市场竞争，拓展政府补贴的覆盖面，这都是对美国利益关切的积极回应，都是在积极进行中美之间的利益协调。中美贸易谈判的第一阶段成果已经体现出中方的承诺与协调。这些开放的措施与积极的承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中，力求实现中美之间利益的新平衡。这符合中国一直倡导的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方针。而且，中国一直反复向世界表明和平发展的方针，保持永不称霸的原则，积极倡导并践行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是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的承诺。有目共睹，中国已经向世界承诺了不会积极寻求替代美国成为下一个世界霸权国。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由于美国一些政客深受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念的薰染，中毒太深，加之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由此养成的惯习（habitus）一时无法接受世界多极化与多元化的格局与状态，因而在国际关系中难以与中国建立最起码的战略互信、安全互信。如果美国一味追求绝对收益，以限制中国的发展为对华战略的导向，恐怕中美之间是极难实现新的利益平衡的。

改变美国这种惯习需要实践。近年来，国际关系的实践转向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国家与人一样，存在着惯习迟滞（habitus hysteresis）现象。惯习迟滞现象是由于个体习性与其在某个场域中的位势不相适配，而导致实践感发生错误的现象。[18]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鲜见。如果场域发生了变化，或者场域中的权力格局、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而实践者仍然按过去的惯习去实践，就会导致迟滞现象的发生，继而导致个体无法适应新的场域或场域变化，其结果犹如现实中的堂吉诃德弄不清当下与过去的根本不同，进而在工作中饱受挫折感。然而，挫折与失败也可能使人重新获得实践知识，进而不断调整个体习性，形成正确的实践感。

目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是西方大国的权力地位发生了巨大衰落，旧世界秩序范式已经造成了世界性动荡和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失序和危机。二是相互依存的现实使得仅凭少数大国的力量无法左右诸多领域的国际事务，必须借助各国力量，特别是新兴大国的力量来共同应对问题。然而，这种场域的变化并不能自动生成新的秩序，形成各国外交的新惯习，必须通过重新学习和实践来克服惯习迟滞。由于过去长期的实践，在新历史变局下，许多国家尚没有适应新的场域变化，更没有做好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准备。特别是美国一些政客无法适应国际关系场域的变化，看不到世界形势正处于变化之中，沿用旧的惯习与世界打交道。但是，惯习的调整与变化并不是一个顺利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激励过程，也是一种斗争过程。温特（Alexander Wendt）曾把一个外部结构的内化过程总结为三个阶段：一是受到惩罚而调整行为，二是受到奖励而改变行为，三是在上两个阶段的基础上把结构的规范内化于心。[19]由此可见，促进惯习转化的过程不是简单自然地自我接受的过程，只有通过较为长期的激励与斗争的互动，才能有效实现惯习的转变。

中美之间要避免“对抗”，需通过激励与斗争改变美国一些人的中国观与世界观。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主动解决一些美国利益诉求，这是通过激励进行内化的需要，也是赢得国际社会反对“对抗”势力的重要条件，包括赢得美国国内一些社会势力。同时，不放弃斗争、勇于斗争、善于斗争也是避免“对抗”发生不可或缺的机制。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达到通过惩罚而内化到调整行为的效果。为此，中国决不能被所谓的“对抗”与“脱钩”论吓倒，不能一味迎合美国的无理要求，不能放弃原则，更不能放弃国家发展的追求。

虽然，中国目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具备抗拒美国压力的实力，但是要通过斗争来改变美国一些政客的惯习，还需要继续加强自身实力，把我们自身建设好，特别是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继续坚持和平发展，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这既是激励机制的需要，也是斗争实力的必须。比如在近来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情况下，中国只有在控制好疫情的同时，迅速复工复产，率先从经济下滑中走出来，重拾经济增长动力，赢得国际资本“青睐”，才能有条件和实力应对美国一些政客借全球疫情蔓延与中国“脱钩”的企图。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社科攻关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9JZD001）

注释

[1][南斯拉夫]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司徒协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85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3][4][5][6][7]《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20～628页。

[8][9][英]丘吉尔：《富尔顿演说》，百度百科，https：//baike.so.com/doc/6285830-25564351.html，浏览时间：2020年1月31日。

[10]George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in Marc Genest（ed.），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lmont： Thomson& Wadsworth， 2004， pp. 73-86.

[11]李滨、陈子烨：《构建互利共赢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期，第6～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9页。

[13]生产关系、生产的社会关系和生产的权力关系是一个问题的三个不同表达方式。生产过程中体现的“主导-从属”关系就是权力关系。见Robert W.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ld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2-13。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16][17]《且听老人言：基辛格再谈中美关系》，凤凰网，2019年11月23日，http：//news.ifeng.com/c/7rqLSWuRtHg。

[18]Vincent Pouliot， "The Logic of Practical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2， no.2， 2008， p. 276， note 116.

[19]Alexander Wendt， "On Constitution and Caus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No. 5， 1998， pp. 101-117.

責 编/郭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