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身影
——唐代茶业与茶文化中的妇女活动

2020-06-22 06:45葛子菁
平顶山学院学报 2020年3期
关键词:饮茶茶文化妇女

焦 杰,葛子菁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茶文化曾是历史文化研究中的时髦话题,相关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论文、专著汗牛充栋,分别探讨了茶文化的产生,茶文化的内涵与传播,茶与儒释道的关系,茶与文人雅士的关系,茶与人的社会生活,以及茶的制作、冲饮、品茗和种类等。不过这些研究都围绕着男性的活动进行,比如高僧大德与饮茶习俗的传播,古代文人对茶的热衷,唐诗宋词中的吟茶之作,陆羽的茶经与茶艺等等,很少将其与妇女联系到一起。唐代文献相对不足,关于茶文化的研究多局限于法门寺、陆羽和唐诗作品及与日本的交流,妇女的活动更是受到忽视。其实,作为“主中馈”的主体,妇女与茶根本脱不了干系,只是因为“公庭不言妇名”“妇无公事”的限制,隐藏在男人身后的女人完全被无视了。本文即从性别视角入手,探讨唐代妇女活动对茶文化发展的贡献,同时也要讨论唐代妇女的活动是如何被遮蔽的。

一、唐代饮茶习俗的流行与普遍

因为史料的缺乏,茶作为饮品起于何时并不得而知,但至迟到西汉时期的蜀地已经有饮茶的习俗了。据西汉时期著名的辞赋家王褒《僮约》记载,蜀地寡妇杨惠与王褒欲在家私会,嫌仆人便了碍眼,便打发他去买酒。便了对死去的男主人忠心耿耿,来到男主人坟前大声喊道:主人让我保卫家园,没让我给其他男人买酒。王褒很生气,便与寡妇签订契约,用一万五千钱买下便了,并在契约中规定便了要为新主人“烹茶尽具”“武阳买茶”[1]。这个记载不但说明茶叶作为商品已经流通于西汉时期的商贸活动中,而且说明当时的蜀地已经有饮茶的习惯,饮茶时对茶具也有一定的讲究。三国时期的吴国饮茶风气就已经很浓。吴主孙皓生活奢侈,经常设宴与众臣饮酒作乐,“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内有宠臣韦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至于宠衰,更见逼强,辄以为罪”[2]。吴国的上层社会在酒场中用茶来舞弊,一如今之以水舞弊,当然后来韦曜宠衰,孙皓不再护着他。

相比于南方,北方饮茶风气流行得较晚,据《封氏闻见记》“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3]51的记载,唐代以前的北方并没有饮茶习惯。魏晋南北朝前期的北方虽然已经有了茶,但上层社会依然以酪为贵、以茶为鄙,《洛阳伽蓝记》就记载说,北朝士大夫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4]107。连南方人王肃到了北方以后也接受了北方饮食,认为“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4]105。然而随着社会流动的增多,饮茶风俗逐渐从南方普及北方,“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5]。据《旧唐书》记载:“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6]吃茶之风已经遍及大江南北、社会上下,而尤以民间为甚,唐代文人墨客也留下很多与茶有关的诗篇传世,这已经是中唐以后的事了。

因为茶有解渴生津、止痛去烦、舒经活骨、明目[7]22的功效,有利于僧尼打坐修禅,故而寺庙饮茶之风最盛。寺庙之茶不仅自用,而且免费提供给行旅。据《蛮瓯志》记载,寺院僧侣志崇将茶分为上中下三等,最好的紫茸香用以供奉佛祖,中等品质的惊雷荚用以待客,最次的萱草带用以自饮,来往喝茶的客人不仅在此处吃茶,还会以油囊外带茶水归家[8]。日本遣唐使使团行至密州,圆仁一行四人私自下船陆行,至村中留宿不成,被村人通报给当地押衙,官方派人送他们回船。途经兴国寺时,寺主设茶汤招待众人。之后又经过心净尼寺,寺中的比丘尼也为他们准备了茶汤,并提供地方让其休憩[9]42。

唐代中后期,很多城市和乡村及交通要道都设有茶店、茶棚,供商旅和行人歇脚解渴。《封氏闻见记》中即记载道:“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3]51据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唐会昌四年(844)六月九日,圆仁在郑州“见辛长史走马赶来,三对行官遇道走来,遂于土店里任吃茶”[9]188。正因为饮茶日益普遍,茶业贩卖获利颇非,因此唐德宗建中三年(782)九月,经判度支建议而暂时设茶税以应付“泾原兵变”后军费的不足,贞元九年(793)正月茶税便正式登场[10]129-130。

李唐的王公贵族们都喜好喝茶,而且专喝好茶。肃宗和代宗时期,朝廷将湖州顾渚紫笋和常州阳羡茶设为贡茶,成立贡茶院,专为朝廷负责贡茶一事。每年清明至谷雨之间,湖、常二州的茶山都要举行盛大的“茶山境会”,参加者除地方长官、乡宦、名绅外,还有他们的眷属、侍从、乐工、歌伎等,会上品茗斗茶,饮酒赋诗,且歌且舞,鼓乐喧天。制好的贡茶会派专人策马日夜兼程送往长安,以供王公大臣在“清明宴”上饮用[10]131-132。贡茶不仅供王公大臣消受,也供上层社会的贵妇们享用。张文规的《湖州贡焙新茶》:“凤辇寻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11]4134即生动再现了贡茶到达时宫中上下的欢欣情景。唐代名画《宫乐图》描绘的便是后宫的妃嫔们围着一壶门大案团团而坐,有的吃茶,有的行酒令,数名女子弹琴吹箫,还有一侍女负责侍奉宫妃们喝茶。唐代中后期女诗人鲍君徽在德宗时入宫应制,有《东亭茶宴》一诗传世:“闲朝向晓出帘栊,茗宴东亭四望通。远眺城池山色里,俯聆弦管水声中。幽篁引沼新抽翠,芳槿低檐欲吐红。坐久此中无限兴,更怜团扇起清风。”[12]1632其所描绘的宫人聚会饮茶之事与《宫乐图》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妇女的活动与唐代茶业的发展

任何一种风靡时代的商品都离不开生产者和贩卖者的活动。茶作为植物性的饮品,从种植到采摘,再到制成能冲饮的茶叶,最后到饮用者手里,无疑要经过很多道程序。在这个过程中,女人与男人一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要超过男人。“妇无公事”的周礼是产生于中原农业社会的礼法,在山多地少、丘陵密布、河流纵横的南方并不适用。事实上,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技术的低下,以及自然条件的限制,下层社会的妇女是不可能完全脱离生产劳动的。据相关文献记载和相关学者研究,无论是两汉还是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两宋时期,下层社会的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情景还是不少见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中都有女性的身影。即便在理学非常盛行的明清社会,南方下层社会的妇女抛头露面参加生产劳动的仍然不在少数。作为出产于南方山区的茶叶,它的种植、采摘与制作等都离不开茶区的妇女。

由于文献的缺失,唐代妇女如何参与种茶工作并不得而知,但其在采茶和制茶方面,尤其是采茶方面的活动却殊为重要。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湖州自“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14]。“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旌到山里。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芽来。陵烟触露不停探,官家赤印连帖催。朝饥暮匐谁兴哀,喧阗竞纳不盈掬。一时一饷还成堆,蒸之馥之香胜梅。研膏架动轰如雷,茶成拜表贡天子。”[11]6846-6847李郢的《茶山贡焙歌》一诗就生动地描写了茶山百姓被官府催逼忙于采茶制茶的场景。根据诗人袁高《茶山诗》中“黎甿辍农桑,采摘实苦辛。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终朝不盈掬,手足皆鳞皴……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11]3536的描写,贡茶期间,参加采茶制茶工作的不仅仅是男人,还有女人和孩子,被征之家老少齐出动,夜以继日、不分晨昏地工作,才能在规定期限内把工作完成。

人们一般认为采茶活动比起耕地耗费体力较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袁高的《茶山诗》就可以看出采茶的工作是非常艰辛的,进山采了一天所获还不到一捧,手脚都磨破了皮。在完成贡茶的任务以后,男人需要从事农耕或其他工作,采茶的工作便主要由妇女(也包括儿童)来承担。一方面,传统社会的家庭分工以男耕女织为主,妇女的时间相对自由,而采茶的时间与春耕播种相冲突,所以从时间上看,妇女更适合采茶工作。另一方面,新发嫩芽脆弱,用力不当则伤芽,采集茶叶需要十足的耐心和细心,而女性历来被认为温柔、细致、耐心,因此每到采茶季节,“结偶同旅”的采茶妇女在茶区的山上随处可见的说法是说得通的[15]。

唐代一些达官贵人有自己的茶园,采茶季节往往雇人采茶,开元年间(713—741)张守珪“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功者杂处园中”[16]235。私人茶园尚且如此,在茶区,妇女与男子一道并肩采茶应该也是常见的景象。尽管采茶的工作很重要,但人们很少关注那些在茶田辛苦劳作的妇女,包括一向关心民间疾苦的白居易,他在担任苏州刺史期间曾写诗描绘茶会的盛况:“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且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17]他的笔下只有品茗赋诗的官绅和长袖广舒的美女,采茶女的汗水和辛苦一无所见。

明清以后,采茶已经完全成为妇女的工作,但艰苦的程度不亚于前。清代诗人陈章的《采茶歌》中有“度涧穿云采茶去,日午归来不满筐”[18]一句,说的是采茶女于清晨太阳初升之时入山采茶,直摘至中午仍不能摘满一筐的窘境。清代还有一首《拣茶曲》详细描绘了采茶女的日常生活,其云:“茶叶香,茶梗苦,万贯腰缠来大贾。大贾买茶茶市开,谁家姊妹拣茶来。燕占莺团地无隙,分岭春山香一堆。细拨轻挥不停指,双眼撩香照秋水。日午腰慵欲欠伸,兜怀弄梗仍无几。茶苦梗,妾苦心,拣将黄梗似黄金。低头用尽闺中力,弹指君听厢外音。梗多梗少谁轻重,权衡暗识郎情用。归去余香尚恋衣,明朝来插钗头凤。裙布荆钗不拣茶,安贫却羡野人家。”[19]

茶叶作为饮品而普及离不开商贸的环节,行人商旅打尖休息离不开设于路口和市肆的茶棚茶铺。从事这些小商小贩活动的人群中有不少年长的妇女。陆羽的《茶经》载有西晋时期四川地区有一卖茶粥的年老妇女被管事官吏刁难之事[7]104,还载有东晋司马睿在位期间的一件奇事:一位老太太每日出入街市,随身携带一壶茶汤游走贩卖,然其所得钱财却用来接济穷人[7]118。显然,两晋时期的南方已经有不少年老妇女以卖茶水为业了。唐代也有老年妇女开设茶铺卖茶的记载。元和年间(806—820),宋衎受雇于人外出,途中船覆,他侥幸不死,“抱藁疾行数里,有孤姥鬻茶之所,茅舍两间,遂诣宿焉,具以事白。姥悯之,乃为设粥”[16]719。

不过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两晋还是唐代,文献中所载卖茶为业的妇女基本上都是年老的妇女,而很少见到年轻女子,这可能是因为年长的妇女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是除儿童外最弱势的群体,无论是体力还是身体的灵活度都不如年轻人,因此即便在看起来比较适合女人劳动的茶叶经济链中,她们也远不如年轻的女人占优势;而年轻的女性一则受“男外女内”社会分工的约束,二则受照料子女和服务家庭工作的限制,除非万不得已,通常不会孤身一人抛头露面。因而走街串巷、贩卖茶叶者多为年长妇女,她们挣钱不多却能养活自己或贴补家用。随着茶饮的日渐普及,这些年长的妇女根据自身的条件或开设茶舍茶摊,或游走于街市兜售茶水,不仅能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还为商旅行人提供了方便。

三、妇女的活动与唐代茶文化的发展

在唐代,文人墨客的茶事风雅仍然离不开躲在他们身后烹煮茶茗的妇女。在上层社会,主人通常只是饮茶之风的享受者,而广大的劳动人民尤其是妇女才是真正施展茶艺的群体。文宗皇帝历来爱惜“才术文学之士”,“常延学士于内廷,讨论经义,较量文章”,一旁有宫女侍奉众人茶汤饮馔[21]。元稹的诗文“延英引对碧衣郎,江砚宣毫各别床。天子下帘亲考试,宫人手里过茶汤”[22],描述的就是这种场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颇好饮茶,但他的茶通常由侍儿来煮,他的《池上逐凉二首》(其中一首)有“茶教纤手侍儿煎”[23]一句,描写的是他亲自教婢女烹饪茶饮的情景。唐肃宗曾赐奴与婢各一人与玄真子张志和,后者命两人结为夫妇并分派了工作,丈夫“卷钓收纶,芦中鼓枻”,妻子“苏兰薪桂,竹里煎茶”[24]。这些女子虽然是在男子的指导下进行烹茶的工作,但她们积累的经验对茶艺的进步是很难被否认的。

到了唐代中后期,随着饮茶风气的流行,冲泡茶饮已经成为女性必须掌握的技能,宋若莘、宋若昭姐妹所著首部通俗女教书《女论语》即将备办茶汤和传茶相待作为女子应该通晓的礼仪之一[25]。唐代传奇小说《李娃传》描写天宝年间(742—756),郑生专程拜访名妓李娃,却见李娃“烹茶斟酒,器用甚洁”[16]3986,于厅堂等待。以李娃之身份及其器用之讲究,必然对烹茶之道多有研究与掌握。即便在唐代的乡间也有以茶待客的风俗,煮茶献茶的都是妇女。开成五年(840)四月,日本僧人圆仁一行人行到“南接村刘家断中”,受到主人招待,“入宅不久,便供饭食,妇人出来慰客数遍,斋了吃茶”[9]102。

中唐以后的皇帝多有嗜茶者,因此后宫煮茶之风更盛,也多有擅长煮茶的宫人。鲍君徽的《惜花吟》“莺歌蝶舞韶光长,红炉煮茗松花香”[12]1673之句即描写宫人煮茶之状。宫嫔们煮茶的水平相当高,茶的香气一直传到宫外,晚唐诗人子兰在《夜直》中即吟道:“大内隔重墙,多闻乐未央。灯明宫树色,茶煮禁泉香。”[11]9286煮茶水平高的宫女还深得皇帝喜爱,甚至能打动皇帝为主人洗冤。德宗贞元八年(792)春三月,宰相窦参与陆贽不和,后窦参失势,全家被抄,自己也被贬,最终落得诏赐自尽的下场。窦参素日最喜欢的一个叫上清的丫头也被没入掖庭,但她不忘故主之恩,一心想为主人洗冤,她“以善应对,能煎茶,数得在帝左右”,德宗很欣赏她的茶艺,问清由来,遂“下诏雪窦参冤”[16]2169。后蜀后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也是名茶道高手,她的《宫词》便有“近被宫中知了事,每来随驾使煎茶”[26]之句。

唐代妇女对唐代茶文化的贡献不仅仅是煎茶煮茶,也包括对茶具的改进。茶道的讲究不仅仅是茶、水和火候,也包括茶具。讲究一点的茶具往往有茶托,既美观护手,也可以护桌几以防烫痕,这个实用且美观的茶托便是出自一个年轻女子的发明。据李匡文《资暇集》记载:“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楪子承之。既啜而杯倾,乃以蜡环楪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环代蜡,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亲,人人为便,用于代。”[27]如果不是有明文记载,谁又能想到茶托的发明得益于那双柔嫩的纤纤玉手。举一反三,饮茶器皿愈来愈精巧恐怕也与女人有关吧!

注重总结茶的功效,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或以茶入药调理身体,或为人治病,也是唐代妇女在茶文化的应用中的一种探索。《逸史》记载唐元和年间(806—820),吴清的妻子杨氏头痛难忍,从春至夏多次进入禅定状态,“村邻等就看,三度见,得药共二十一丸,以水下;玉液浆两碗,令煎茶饮”[16]418。杨氏在修道期间以茶做辅助饮品帮助自己调理身体。有些年长的女巫对茶叶的功效也有较多的了解,有时候她们会利用茶汤为人治病。比如《酉阳杂俎》里记载的一个老女鬼,为刘积中的妻子治病时,“乃索茶一瓯,向口如咒状,顾命灌夫人,茶才入口,痛愈”[28]。念咒画符是巫祝道士治病驱邪的法术,这个老女鬼生前应该是位降妖除怪、为人消灾治病的女巫,以茶入药是她为人治病的一个方法。

当然了,从文献记载来看,无论是煮茶煎茶的技术、对茶具的改进,还是茶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男子的水平更高、贡献更大,比如僧寺的茶都是火工和尚煮的,茶叶的挑选、水的选择、火候的把握都是由和尚们操作的。讲究的高僧还会亲自煮茶,或者指导弟子来煮茶。精于饮茶之道的文人雅士经常指点妇女们如何煎茶煮茶。被誉为茶圣并写下《茶经》传世的陆羽就是男人,他对中国茶文化的贡献固然是其积极探索学习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茶经》中肯定包含有前朝历代和中唐以前妇女的经验。然而,由于文本的男性主体化,煮茶煎茶的女子又大抵文化程度较低,能将自己的经验以文本形式分享者少之又少,她们的经验往往通过自己的主人被分享出去;即便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有精于茶道者,但“一是重读书识字、阅览讽诵而非创作;二是重品德礼仪、轻文化素养”的女子教育特点[29],也使她们很少将自己的经验写成文本,其经验往往由自己的父兄传播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女人的经验便湮灭了,女人的活动也被遮蔽了。

总而言之,由于农业时代“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茶饮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后,女性便参与其间。在唐代,下层社会的年轻妇女参与茶业的各种活动,与男子一道采茶制茶,老年妇女则参与贩卖茶水的活动。上层社会的妇女喜茶嗜茶,设茶宴待客,品茗抚琴,并使之成为她们的一种社交活动。在饮茶风行的中后唐时期,煮茶、以茶待客已经成为女人必须掌握的女工之一,唐代妇女中有不少长于烹茶的高手。虽然她们之中有很多是受意于人而煮茶,但在煮茶活动中,通过观察和总结,她们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只是由于文本的男性主体化,以及“公庭不言妇名”的礼法规定,她们的经验往往由身边的男人分享出去,所以她们对中国茶文化的贡献便湮灭于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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