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陋室铭》:刘禹锡的“独善其身”

2020-06-27 14:10刘婉娴
广东教学报·教育综合 2020年64期
关键词:陋室铭道德修养形势

刘婉娴

【摘要】刘禹锡的《陋室铭》比较形象地解读了《孟子》中《尽心章句上》“穷则独善其身。”基于诗人的人生轨迹和政治理想,再读《陋室铭》会发现以下观点、事实:“穷则独善其身”是诗人基于正常生活的道德修养,更是诗人认清形势后的理性选择,还是诗人“兼济天下”的前期准备。

【关键词】生活;道德修养;形势;兼济天下

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是名篇,不仅选入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而且选入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师教学用书·语文·七年级(下)》除了在《课文研读》中将本文旨意解读为“高洁傲岸的情操和安贫乐道的情趣”外,还在《问题探究》中提出了《陋室铭》的“文外曲致”,认为这是刘禹锡“消极避世”时的“独善其身”。

基于诗人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轨迹再读《陋室铭》,发现刘禹锡的“独善其身”是外佛内儒的积极入世,是“兼济天下”的前期准备。

一、刘禹锡的“独善其身”,是基于正常生活的道德修养

从文本的角度分析,《陋室铭》叙述了诗人刘禹锡担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的日常生活。“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写居室外围环境。这种环境特点,除了简陋外,还清静。诗人选择的居住环境,可以称之为“幽雅”。“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写居室内的交往。据部编教材注释,“白丁”指没有功名的人,是和“鸿儒”相对的。诗人选择的交往对象,可以称之为“文雅”。“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从有和无两个方面,叙述居室内生活:弹一弹琴,看一看书。诗人选择的弹琴与阅读,可以称之为“高雅”。

刘禹锡在被贬20多年后,坚持“幽雅”“文雅”“高雅”的生活方式,远离世俗(无丝竹之乱耳),远离官场(无案牍之劳形),在儒家“守静”“坐忘”的个人修炼中,座谈弹琴读书,挺直精神的脊梁,高昂道德的头颅。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刘禹锡·再游玄都观

在日常生活中,坚持道德修养,需要韧性,需要意志,需要自律。刘禹锡的这种韧性、意志、自律,源自儒家的孔子。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63岁的时候,有2次被鲁国驱逐。在宋国时,司马桓砍倒大树对他进行恐吓威胁。后来到了卫国,又被错抓入狱。在陈国和蔡国之间,又被楚军包围,围困达七日之多,结果饿得弟子们有气无力;但孔子却毫不计较,“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

孔子和刘禹锡的共性是:身处逆境,但不妥协,坚守理想,保持信心,呈现了一种超然物外的人生定力、超脱尘世的圣人风骨。

二、刘禹锡的“独善其身”,是认清形势后的理性选择

梳理人生轨迹发现,刘禹锡“达”过。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一月,唐顺宗即位,拉开“永贞革新”的序幕。刘禹锡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协助王叔文管理国家财政。当年八月,唐纯宗即位,“永贞革新”失败。九月,刘禹锡即被贬连州刺史。从时间上看,刘禹锡“达”的时间不长,满打满算,也就半年多。

从贞元二十一年九月开始,进入了刘禹锡“穷”的时间表。“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被贬连州、朗州、播州、夔州、和州。期间曾被召回京城,但因《游玄都观》《再游玄都观》等诗歌行罪执政,很快再贬出京。宝历二年(826年)奉诏回洛阳,正式结束“穷”的人生历史。对于“穷”的时长以及地点,刘禹锡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总结为:“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人在“穷”途,古代文人大抵有2种生活态度,同为“二王八司马事件”的刘禹锡和柳宗元可以为代表。柳宗元心思较重,内敛深沉,常常是强颜欢笑而内心抑郁……年仅47岁就死在柳州贬所。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江雪

此诗作于柳宗元谪居永州期间(公元805—815年),体现了人在“穷”途的柳宗元清冷寂寥的心境和孤傲高洁的灵魂。如此性格,命能久乎?不入,柳宗元去世。死前,柳宗元除了托孤刘禹锡外,还委托好友为他编辑全集。时为公元819年。据《柳州方志》记载,刘禹锡接受了好友的托孤重任,并表示“视同已出”。

人在“穷”途,刘禹锡和柳宗元的选择不同。刘禹锡认清形势后,通透睿智,大气豪迈。为此,后人称之为“诗豪”。刘禹锡的认清形势,一是认清了社会(尤其是官场)形势。当时,李唐正在衰落。在宫中,宦官专权,皇帝受制于家奴;在朝廷上,牛(牛僧孺)李(李德裕)党争,妨贤害能,任人唯亲。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盡是刘郎别后栽。

——刘禹锡·游玄都观

《游玄都观》《再游玄都观》体现诗人不屈意志的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对朝廷对官场的认识:不论谁上台谁执政,错误的终究是错误,正确的终究是正确,这也是诗人的信仰和信念。全凭这些信仰和信念,刘禹锡熬过23年的“人在穷途”,晚年官至太子宾客(三品大员)。

刘禹锡的认清形势,二是认清了历史的形势。任和州刺史不久,刘禹锡被召回洛阳,途经金陵,写下了组诗《金陵五题》,其中就有选入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的《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⑺,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⑻,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乌衣巷

《金陵五题》分别吟咏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生公讲堂和江令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体现了诗人对“兴亡”的理解,对历史的认知。正是因为有这些认识和认知,刘禹锡为人慷慨豁达,乐观自信。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刘禹锡·秋词

刘禹锡的理性选择产生积极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生命的长度。基于乐观开朗、睿智豁达的性格,以及“独善其身”的个人修炼,刘禹锡活了70岁(772-842年)。杜甫在《曲江二首》中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时候,好友柳宗元已辞世23年了。二是好友的托付。柳宗元辞世后,刘禹锡收养了柳宗元唯一的儿子柳周六,延续了柳氏血脉。同时,整理柳宗元全部遗稿,编纂成集,推介柳宗元的生平和成就。当然,刘禹锡为柳宗元料理了后事,两次撰写了《祭柳员外文》。三是“诗豪”的崛起。宝历二年,刘禹锡被召回洛阳后,再也没有进入朝廷权力核心,当然也没有实现政治理想,但是诗家不幸诗歌幸,刘禹锡曲折的人生、乐观的精神、豁达的性格,形成了诗坛的另一种奇观:诗豪。刘禹锡的“诗豪”,和李白的“诗仙”、杜甫的“诗圣”、王维的“诗佛”、白居易的“诗魔”、李贺的“诗鬼”、孟郊的“诗囚”等一起,组成了中国古代灿若星河的唐代诗人群。

三、刘禹锡的“独善其身”,是“兼济天下”的前期准备

《陋室铭》文本,暗示了刘禹锡既是儒士,也是居士。“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往来谈笑,志同道合,大家都是“鸿儒”,说明刘禹锡至少是儒士。“可以调素琴,阅金经”,“金经”,即佛经(佛经用泥金书写),日常读本为佛经,即为在家修行的居士。

儒家和佛家,都提倡“修炼”“修行”,但是目的有区别。儒家“修炼”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入世,即“兼济天下”。关于这一点,《大学》中有明确记载:“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则格物,格物而后知至。”佛家“修炼”的目的,是为了出世。《金刚经》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南怀瑾解读为:空灵的,广大的,一切都不著的,一切都不住的),大概是佛家“修炼”的主要目的。

刘禹锡的思想,儒佛并存,但是以儒为主。据《刘禹锡评传》(卞孝萱,卞敏著)记载,刘禹锡“家本儒素,业在艺文”,从小已习《诗》《书》《礼》,尤其精通“大中之道”,熟悉“圣人之德”,然而在实践中却难以达到这种境界。贞元二十一年后,刘禹锡遭受种种的人生挫折,深感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刘禹锡说:“世间忧喜虽无定,释氏销磨尽有因。”这时候,他试图借佛教思想来消磨意志,寄托精神上的压抑,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与安慰。

刘禹锡虽然受到佛教思想的消极影响,但他的精神状态始终还是积极向上。《刘禹锡评传》认为,他所关心的不是人的生死问题,而是社会的治乱问题;所注意的不是佛教的因果报应,而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所思考的不是人的来世,而是人的今世。终其一生,刘禹锡坚持儒家的人生理想,纵使在“独善其身”的时候,都在积极准备“兼济天下”。和州任上(即创作《陋室铭》前后),刘禹锡和老百姓遇到了百年未有的大旱。刘禹锡走遍州内各地,深入旱情最严重的地区,发动和参加民众抗旱灭灾。大灾后必有大疫。刘禹锡一边视察灾情,一边用他多年留心搜集到的各种单方、验方为灾民看病。

宝历元年(825年)六月二十日,刘禹锡在《和州刺史厅壁记》中写道:“田艺四谷,拳全六擾。庐有旨酒,庖有腴鱼。”在刘禹锡治下,和州一片丰收的景象,他的“革新”思想在该地得到了部分实现。后来,和州人民怀念刘禹锡,为他刻下了以下16个大字:政擢贤良,学通经史,颉韦颃白,卓哉刺史。

苏州任上,刘禹锡也做出了不错的政绩。苏州人民感激他,爱戴他,将他和曾在苏州担任过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并建立了三贤堂。唐文宗褒奖了他的政绩,并赐给他紫金鱼袋。

《陋室铭》所记“无案牍之劳形”(和上句“无丝竹之乱耳”构成偏义复指,强调“无丝竹之乱耳”)可能不是客观事实。人在“穷”途,刘禹锡一直坚持儒家理想。在地方官任上,刘禹锡一边“独善其身”,一边“兼济一州”,时刻准备着“兼济天下”。遗憾的是,贞元二十一年以后的历任皇帝再也没有给刘禹锡“兼济天下”的职务、任务与机会。

参考文献:

[1]卞孝萱,卞敏.刘禹锡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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