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金融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减贫效应

任碧云　孟维福

摘 要：本文采用2006—2018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传导机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包容性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包容性金融发展不仅能够直接降低农村贫困水平，而且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间接降低农村贫困水平。（2）从包容性金融发展具体维度来看，金融渗透度、金融可获得性、金融使用效用性和金融承担度的提升能够降低农村贫困水平，且金融渗透度对农村贫困水平的影响最大，金融使用效用性、金融可获得性和金融承担度对农村贫困水平的影响依次减弱。（3）从区域角度来看，无论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包容性金融发展都能够显著降低农村贫困水平，且在东部地区存在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中介变量的不完全中介效应，但在中西部地区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本文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传导机制的研究为包容性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包容性金融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减贫效应;农村贫困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0）06-0049-08

一、问题的提出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目前，我国已经形成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并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决定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 899万减少至1 660万，累计减少8 239万;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降至1.7%，累计下降8.5个百分点;且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71.0%，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深度贫困问题在我国的一些地区依然存在。截至2017年底，各省份确定的334个深度贫困县的贫困发生率仍然高达11.3%，其中，近1.7万个村的贫困发生率超过20.0%，远高于全国贫困发生率3.1%的水平。由此可见，我国的减贫任务依然十分艰巨。针对当前我国依然存在的艰巨的減贫任务，政府和学术界一直致力于探索有效的减贫方案。已有文献证明，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降低信贷约束和改善收入分配等途径减缓贫困，然而金融发展既体现在深度上，也体现在广度上，纵观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不难发现，金融发展深度在不断加大，但是金融发展的包容性不够，存在明显的金融排斥现象，进而抑制了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因此，为促进我国金融体系全面发展，实现更优的减贫效应，必须促进包容性金融发展，建立健全有效的、全方位的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贫困、低收入人口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理顺包容性金融发展与减贫效应的传导机制。

有关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减贫效应传导机制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等方面，而现实告诉我们，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既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又增加了农民的非农收入，从而发挥了减贫效应。基于此，本文从农村劳动力转移视角出发，研究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减贫的促进作用。相应地，从包容性金融发展与减贫效应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减贫效应两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

第一，包容性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已有的大部分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减贫效应有正向影响，具体可分为直接减贫机制和间接减贫机制。包容性金融发展直接减贫机制是指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其资金配置作用使贫困人口直接享受到金融服务的好处。如Banerjee和Newman[1]认为，金融发展不完善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而包容性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降低信贷约束、信贷成本和抵押物门槛使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有机会参与更多金融活动，提高金融服务可获得性，进而缓解农村地区贫困人口信贷约束[2-3]。Greenwood和Jovanovich[2]提出金融减贫的门槛效应，认为金融对贫困人口收入的影响存在财富门槛效应。黄敦平等[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普惠金融普惠金融和包容性金融两个概念仅为英文翻译不同，核心内容一致。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减贫效应呈现出先减小后扩大的U型特征。与此观点不同，任碧云和陈曦[5]认为，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减缓贫困始终具有促进作用，并表现出显著的双门槛特征。包容性金融发展间接减贫机制是指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农村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等传导机制间接影响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和其他福利，进而影响农村贫困水平。如马彧菲和杜朝运[6]与朱一鸣和王伟[7]分别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视角展开分析，认为包容性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间接实现减贫效应，这与罗斯丹等[8]以及Dollar和Kraay[9]的研究结论一致。谭燕芝和彭千芮[10]以自有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为切入点，认为提高贫困者的自有资本，能够增强他们自身道德素质和强化社会网络关系，进而实现“造血式”脱贫。郑秀峰和朱一鸣[11]研究发现，经济机会是影响普惠金融提高贫困群体收入水平的重要机制。此外，车树林和顾江[12]从人力资本积累视角出发，指出包容性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产生间接的减贫效应。与上述学者研究观点不同，邵汉华和王凯月[13]利用9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增长促进减贫效应的结果并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王伟和朱一鸣[14]运用国家级贫困县数据的研究发现，如果普惠金融只注重解决贫困地区对金融机构的接触性排斥，那么存在显著的致贫效应。

第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一些学者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并减缓农村贫困。如张永丽和宋健[15]利用甘肃省农户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减缓农村贫困有积极作用。刘华珂等[16]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通过增加非农收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达到减贫效果。张桂文等[17]从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增强农民收入挣得能力和提高农民政策影响力两个视角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贫作用机理。另一些学者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利于减缓农村贫困。一方面，高素质劳动力的转移既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又带走大量农村物质资本，降低了农民收入水平，直接加剧了农村贫困;另一方面，对于贫困户而言，他们本身处于贫困之中，无力支付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且转移风险过高，转移的可能性很小，不利于贫困的缓解[18-19]。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集中于包容性金融发展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两个变量单一的减贫效应，在探讨包容性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传导机制时，忽视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传导机制的影响。本文以此为突破口，试图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创新：一是基于我国具体实际情况和数据可得性，以现有文献为基础，尝试构建包含金融渗透度、金融可获得性、金融使用效用性和金融承担度四个维度的包容性金融发展指数。二是试图将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包容性金融发展对于减缓农村贫困的传导机制，并通过模型验证这一传导机制的合理性，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从而为包容性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本文研究的是包容性金融发展可能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传导机制而发挥减贫效应，此时农村劳动力转移变量成为包容性金融发展减缓农村贫困的中介变量，如果中介效应显著，那就证明存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传导机制，如果中介效应不显著，那就证明不存在这一传导机制。首先，构建包容性金融发展影响农村贫困水平的估计模型，如式（1）所示;其次，构建包容性金融发展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估计模型，如式（2）所示;最后，构建包容性金融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两者共同影响农村贫困水平的估计模型，如式（3）所示。

povit=β0+β1rfiiit+∑nj=2βjxit+εit+μit（1）

labit=β′0+β′1rfiiit+∑nj=2β′jxit+εit+μit（2）

povit=β″0+β″1rfiiit+β″2labit+∑nj=3β′jxit+εit+μit（3）

其中，povit、labit和rfiiit分别表示农村贫困水平、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β表示待估计系数，xit表示控制变量，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μit表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用于控制固定效应。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本文主要考察我國31个省份2006—2018年包容性金融发展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间接传导机制的减贫效应，由于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的指标数据难以获取，故未将这3个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最后，获得31个省份13年的403个观测值。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农村贫困水平（pov）。本文借鉴车树林和顾江[12]的做法，用农村恩格尔系数表示，即各省份农村地区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其数值越大，农村居民贫困程度越大。该变量数据来源于各省份统计年鉴。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包容性金融发展（rfii）。本文采用黄秋萍等[20]提出的包容性金融发展指数来衡量各省份包容性金融发展。黄秋萍等[20]认为，金融渗透度（osm）、金融使用效用性（use）、金融可获得性（acc）和金融承担度（ass）是衡量包容性金融发展的重要维度。其中，金融渗透度衡量指标有：每万人享有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每万人享有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每平方千米拥有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每平方千米拥有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每万人拥有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每万人拥有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每万人消费贷款额和保险密度8个正向指标;金融使用效用性衡量指标有：存贷比和保险深度两个正向指标;金融可获得性衡量指标有：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和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两个正向指标;金融承担度衡量指标有：贷款上浮利率平均占比和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季平均利率两个负向指标。按照Sarma[21]的研究，当rfii=0时，包容性金融发展程度最低;当rfii=1时，包容性金融发展程度最高。由于仅能够获得2006年及以后测算金融渗透度中保险密度数据和金融使用效用性中保险深度数据，故本文采用2006—2018年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为计算包容性金融发展指数，本文借鉴黄秋萍等[20]的维度划分方法，采用王修华等[22]与徐强和陶侃[23]使用的变异系数赋权法来确定上述4个维度的权重，该方法得到的结果较为直观易懂，既能反映地区间的差异，又可以显示逐年的变动趋势，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xij=Aij-mijMij-mij，当指标为正向时

xij=Mij-AijMij-mij，当指标为负向时（4）

其中，i和j分别表示维度和指标，Aij表示指标初始值，Mij和mij分别表示维度i指标j的最大值和最小值。xij是根据该式对正负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极差标准化后的值。

rfiii=1- w2i1（1-xi1）2+w2i2（1-xi2）2+…+w2in（1-xin）2 （w2i1+w2i2+…+w2in）（5）

其中，rfiii表示根据式（4）计算的第i个维度的包容性金融发展指数，wij表示各指标权重。

rfii=1- w21（1-rfii1）2+w22（1-rfii2）2+w23（1-rfii3）2+w24（1-rfii4）2 （w21+w22+w23+w24）（6）

其中，rfii表示各地区各年份的包容性金融发展指数，w1—w4表示各维度的权重。

3.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为农村劳动力转移（lab），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从业人员数-农村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农村从业人员数。该变量数据来源于各省份历年统计年鉴。

4.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各省份历年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pro）：产业结构对贫困减缓有显著影响，因此，该指标用各省份第二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财政支农力度（fsa）：何学松和孔荣[24]指出，财政支农力度对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该指标用政府财政支农支出除以总支出表示。

物价水平（cpi）：本文借鉴James[25]的研究，选择消费者价格指数作为影响农村贫困水平的控制变量，该指标用上一年为基准的各省份物价水平来衡量。

对外开放程度（open）：采用各省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各省份GDP 的比重来衡量。本文使用美元兑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将数据折算成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总额。

三、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汇报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1可以看出，农村贫困水平均值为0.3843，最小值为0.2647，最大值达到了0.5600，表明我国各地区贫困程度相差较大。包容性金融发展的均值为0.1632，最小值为0.0598，而最大值为0.8202，表明我国大部分省份的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比较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均值为0.4498，最小值为0.1600，最大值为0.8900，表明我国各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平衡，农村劳动力转移水平整体偏低。

（二）中介效應检验结果与分析

表2为包容性金融发展通过中介变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村贫困水平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列（3）分别是式（1）—式（3）不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4）—列（6）分别是式（1）—式（3）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从列（1）和列（4）可以看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降低农村贫困水平，这与王修华等[22]的研究结论一致。从列（4）可以看出，在各控制变量中，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显著为负，这主要是因为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的不断提高，能够带动以第一产业为主的农村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贫困水平。财政支农力度的影响不显著，虽然我国财政支农力度不断加大，但财政支农规模总量及比重仍然偏小，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投入比重也较小，导致财政支农效率较低，因而财政支农力度对于降低农村贫困水平作用有限。物价水平对农村贫困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对外开放程度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对外开放水平越大，对外贸易发展就越好，既能够为农村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也为农产品销售提供广阔的市场，从而降低农村贫困水平。从列（2）和列（5）可以看出，包容性金融发展的估计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此外，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和对外开放程度在1%水平下都显著为正，表明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和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财政支农力度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财政支农力度越大，越不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可能由于短期内存在抑制作用。从列（3）和列（6）可以看出，在加入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中介变量后，包容性金融发展的估计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但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估计系数为-0.0805，且不显著，因此，需要进行Soble检验，Soble统计值Z=ab/Sab=1.5649，大于5%的临界值0.9700，因此，存在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中介变量的不完全中介效应。

（三）包容性金融发展子维度影响农村贫困水平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3显示了包容性金融发展的子维度影响农村贫困水平的回归结果。

表3中，列（1）—列（4）为不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5）—列（8）为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包容性金融发展4个子维度的估计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著。可以看出，金融渗透度、金融可获得性、金融使用效用性对农村贫困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金融渗透度、金融可获得性、金融使用效用性的提升能够降低农村贫困水平，而金融承担度对农村贫困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金融承担度的提升能够降低农村贫困水平。同时，我们通过比较包容性金融发展子维度的估计系数发现，金融渗透度对农村贫困水平的影响最大，金融使用效用性、金融可获得性以及金融承担度对农村贫困水平的影响依次减弱。因此，在构建包容性金融发展体系时，应更加注重金融渗透度这一维度的发展。

（四）分区域检验结果与分析

考虑到区域发展的差异性，本文将样本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区域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中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存在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中介变量的不完全中介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包容性金融发展能够降低农村贫困水平，但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相比于东部地区，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包容性金融发展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降低农村贫困水平的效应更大，这可能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第二、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因而中西部地区在金融发展方面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五）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上述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做了如下稳健性检验：

1.改变估计模型

本文通过构建系统GMM动态面板模型对上文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在运用系统GMM动态面板模型时，由于农村贫困水平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除了受本期包容性金融发展等因素影响之外，可能还受滞后1期的农村贫困水平和滞后1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此，使用农村贫困水平滞后1期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滞后1期作为工具变量，根据Sargan检验原假设为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以及差分后的扰动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检验结果为存在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中介变量的不完全中介效应。

2.替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

关于对被解释变量农村贫困水平这一指标的衡量，本文借鉴郭庆旺和吕冰洋[26]的做法，将农村恩格尔系数替换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检验结果为存在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中介变量的不完全中介效应。

因此，本文研究结论稳健。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采用2006—2018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传导机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包容性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结果表明：

首先，包容性金融发展不仅能够直接降低农村贫困水平，而且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间接降低农村贫困水平。其次，从包容性金融发展具体维度来看，金融渗透度、金融可获得性、金融使用效用性和金融承担度的提升能够降低农村贫困水平，且金融渗透度对农村贫困水平的影响最大，金融使用效用性、金融可获得性和金融承担度对农村贫困水平的影响依次减弱。最后，从区域角度来看，无论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包容性金融发展都能够显著降低农村贫困水平，且在东部地区存在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中介变量的不完全中介效应，但在中西部地区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

（二）政策建议

如何利用包容性金融发展降低农村贫困水平，确保2020年年底如期完成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仍是贫困治理的重要议题。为此，根据上述结论，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由于包容性金融发展能够直接降低农村贫困水平，因此，政府应加快构建包容性金融发展体系，满足多層次、多样性的金融服务需求。一是放宽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行业，不断提升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和效率，降低金融的垄断程度，进而降低金融服务成本。二是加强金融发展软环境建设，相关各部门应大力宣传金融知识、加强金融知识教育，不断提升居民的金融认知水平，进而提升居民金融决策能力。三是加强包容性金融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立多层级的小微企业和农民信用档案平台，持续推进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四是大力发展信息化普惠金融，推动农村支付环境建设，鼓励金融机构面向农村地区提供安全、可靠的网上支付、手机支付等服务，突破原有金融服务边界，增强金融服务的渗透性。其次，包容性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降低农村贫困水平，包容性金融发展能够消除金融排斥，缓解信贷歧视，让农村居民能够以合理的价格获得公平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劳动力跨地域转移成本和城市生活成本。因而在政策实施方面，一是不断鼓励金融机构提供信贷、存款、汇款和保险等基础性金融服务，进而降低农村劳动力城市生活成本。二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技能，政府可有针对性地对农村转移人口进行免费劳动技能培训和教育培训，提升农村转移人口的市场竞争力，进而提高农村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实现贫困减缓。三是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相关制度和政策，主要包括完善与其相配套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财政分担制度及户籍管理制度等，从而有序推进贫困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四是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偏低，应加快城镇化建设，不断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进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实现减贫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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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Rural Labour Transfer and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REN Bi-yun1，MENG Wei-fu2

（1.Research Center for Finance and Insurance，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anjin 300222， China;

2. School of Finance，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panel data from 31 provinces across the country from 2006 to 2018. Based on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a fixed effect model is used to analyze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 study found that： （1）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can not only directly reduce the level of rural poverty， but also indirectly reduce the level of rural poverty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2） From the specific dimensions of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 increase in financial penetration， financial availability， financial utility， and financial commitment can reduce rural poverty levels， and financial penetration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rural poverty levels.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utility， financial availability and financial commitment on rural poverty levels have weakened in turn. （3）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rural poverty levels in both eastern and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there is an incomplete mediation effect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at uses rural labor transfer as an intermediary variable.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as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not significant.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on rural labor transfer as a transmission mechanism provides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rural labor transfer;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rural poverty

（责任编辑：巴红静）

收稿日期：2020-03-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包容性金融发展减缓农村人口贫困的作用机制及政策选择研究”（16BJY157）

作者简介：任碧云 （1962-），女，山西榆社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宏观金融调控研究。E-mail：bettyren625@126.com

孟维福（1990-），男，河北邢台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宏观金融调控与资本市场发展研究。E-mail：155420512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