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隔膜”主题的语言文化场分析

郑密密

摘  要：“小人物”的形象始于19世纪30年代，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在《驿站长》中塑造的维林形象树立了小人物的典范。其后小人物的形象在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展现得淋漓尽致。本文尝试建构契科夫笔下小人物形象的语言文化场，以“心灵隔膜”为场心，通过对小人物之间、小人物夫妻之间、小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心灵隔膜三方面进行叙述，展现19世纪俄罗斯社会独特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语言文化场;小人物;心灵隔膜;文化观念

引言：

“小人物”在19世纪俄罗斯文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该形象进行创作的作家更是层出不穷，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个性鲜明的小人物形象。典型的“小人物”通常是指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社会地位的贫苦人民。而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赋予了“小人物”新的内涵，其刻画的小人物多表现为“心灵隔膜”为主题，即指彼此因情感不通或不理解而产生的一种内心感受。

“心灵隔膜”通常会使人想起寂寞、孤独等词。人因孤独常倍感寂寞，面对寂寞人们往往会自我封闭，不愿与外界来往，常常以一种防备、猜忌的心态来处理人际关系。俄罗斯文学中的“小人物”因处于社会底层，地位卑下，面对孤独与寂寞，更是无处排解，小人物的“心灵隔膜”一方面体现着他们的精神迷茫，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俄罗斯民族的国民劣根性。本文以《苦恼》、《哀伤》和《渴睡》中的小人物为研究对象，以“心灵隔膜”为场心，尝试构建“小人物”语言文化场，揭示19世纪俄罗斯社会的文化内涵。

一、语言文化场：“小人物”形象的建构

俄罗斯学者В. В. Воробьев（弗·弗·沃罗比约夫）最早提出“语言文化场”这一概念，他认为语言文化单位是语言文化场的基本单位，能反映出相应的文化观念，从而也是呈现语言世界图景的一大途径。语言文化单位主要是以词语、段落等语言形式体现出来的，通过这些外化形式展现一定的文化内涵，揭示一个民族的特点。

姚小平认为，语言（主要）不是供人达到相互理解目的的媒介，而是“一个民族進行思维和感知的工具”（ 姚小平，1995： 135）。彭文钊指出，语言是“一个民族认知的媒介与手段，语言是人认识世界的中介。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最终以语言世界图景单位的形式固定在语言中，实际上以知识的形式存在于各种文本中”（彭文钊，2011：87）。小说文本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形式，不仅反映了民族心智的典型特征、特定时期文化背景下不同民族的语言世界图景，同时也反映了作家独特的世界观。契科夫通过塑造一系列的“小人物”形象，一方面展现出普通人丰富复杂的内心，在其微观世界中表现了他们的精神迷茫，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俄罗斯民族国民性的历史积垢，体现了自身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

二、“小人物”语言文化场的分析

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形象表现的是“心灵隔膜”这一主题，“心灵隔膜”这一文化观念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作品之中。在《苦恼》、《哀伤》和《渴睡》中塑造的姚纳、格里戈利和瓦丽卡处于社会底层，深受等级制度的迫害，是专制制度的产物，面对社会的不公与压迫，他们不但没有抵抗反而欣然接受，这也导致了他们的命运最终都以悲剧结尾。

1.“小人物”语言文化场场心：心灵隔膜

“心灵隔膜”指的是因情感上的不相通，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而产生的一种内心感受。契科夫笔下，不论是小人物之间的、小人物夫妻之间的还是小人物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归根到底都是由于心灵隔膜造成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如牛马一般生活，就连内心的苦楚都无人诉说，这种冷漠无情与麻木的人际关系，不单单是上流社会人物表现出来的，就连普通社会底层人物也是没有丝毫的同情心，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一颗被冷落而孤独痛苦的心灵在颤抖。

2. 文化观念“孤独”

“孤独”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如果说贫困会降低人的身价，那么忍受孤独比忍受贫困需要更大的毅力，因为孤独会使一个人的性格发生扭曲。物质上的贫困并不影响灵魂上的富裕，而当无人问津的孤单感来袭，却又无人诉说时，这才是最可怜、最无可挽救的痛苦。《苦恼》 中主人公姚纳有着绝望的孤独，之所以绝望是因为它寓于残酷的现实而无法解脱。

马车夫姚纳面对独生儿子的不幸离世陷入无边无际的悲伤与苦恼之中，为缓解丧子之痛他先后向军官、三个年轻人以及一个年轻车夫诉说，但因其身份卑微、性格孤僻，加之乘客的不耐烦，他始终处于“不能说话的氛围里”。在同类中难觅知音与知己，最终无奈之下只好回到马厩向小母马诉说自己的苦恼。人们似乎都太忙碌了，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没有人能够真正关心姚纳的心情。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在同类问题上表现得过于粗暴无理，丧失了人类的恻隐之心。德国作家叔本华将这种现象阐释为丧失人性的利己主义，“对于自己的死，人人都将之视为世界末日似的;对于那些熟人的死……就当作与自己不甚相干的事情听听罢了”。（叔本华，2005：136）

但不论是姚纳还是姚纳以外的冷漠群体，在他们身上无不是孤独的，每个人都怀着一颗疲惫的心在大街上穿来穿去，人人都是“空心人”：军官脾气暴躁，脸上看不到笑容，只有冷冰冰的表情，他只是在资本主义金钱关系支配下的可怜虫;三个年轻人看似浮华的生活，实则是生活的彷徨和漫无目的;就连与自己地位相同的年轻车夫也不愿倾听，缺乏起码的同情心。没有人是快乐的，所有人都将心门关上，每个人都不得不孤独地面对死亡。

3.文化观念“婚姻”

“人由孤独上升到寂寞乃至产生与他人彼此之间的隔膜状态，这些都是人的劣根性表现——人的孤独与寂寞从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人性的弱点，人的理想与愿望的绝灭，它们促使人与人之间产生隔膜。”（徐立平，2010：536）这种人性的本能弱点使格里戈利无法实现对妻子的同情与怜爱，反而成了被忽略的对象。

（1）人性的弱点—惰性。《哀伤》中铁匠出身的小人物格里戈利与妻子在隔膜的阴影下生活了大半辈子，在格里戈利身上因袭了传统的惰性，终日以酒为伴，浑浑噩噩，不思进取，落伍于时代和社会。

（2）人性的弱点—恶性。格里戈利除了喝酒，倒头躺下，打老婆，此外什么都记不起来，忽略了妻子的存在，他对待妻子和婚姻只是一味的索取，从未有过付出，他们的婚姻是不平等的。打发妻子去乞讨，对妻子人格的不尊重就像是一道烙印，深深地印在了妻子的身上，这种因人性的弱点而产生的难以消除的隔膜是造成夫妻关系破裂的罪魁祸首。

从夫妇的婚姻生活来看，这种小人物之间的隔膜是源于人性恶的影响，源于同情与关爱之心的淡漠。而这种隔膜更像是一种恶性循环，缺少同情与相互理解是造成隔膜的缘由，而这种心灵上的隔膜加剧了夫妻之间同情与理解的难度，使得隔膜越来越大，成为夫妻间的一道障碍。这种恶性循环的婚姻注定是以悲剧结尾：在妻子病重咽气之时，格里戈利突然醒悟，但恢复的同情与怜爱之心没有派上用场，在去往医院的路上妻子悄无声息地死去了。

4. 文化观念“等级”

小说《渴睡》叙述了一桩少女凶杀案：13岁的小保姆瓦丽卡为了能睡个安稳觉，掐死了襁褓中的婴儿。这个令人震惊的杀人案，看似是因年幼无知而犯下的过错，但归根到底，这是一场源于小人物与社会环境的心灵隔膜而酿成的悲剧。

女主人公瓦丽卡为鞋店老板辛勤劳作，幼小的身躯承受着这个年纪本不该承受的疲倦，她的付出非但没有换来相应的回报与同情，就连最基本的睡觉权利都被剥夺了。这种“等级”观念在鞋店老板对瓦丽卡的人身奴役和欺凌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小人物身上所留下的这种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恰恰反映了俄罗斯专制制度的時代烙印。鞋店老板从未设身处地为瓦丽卡中着想，他一直以主仆的观念来对待她，瓦丽卡只不过是他花钱雇来的身份廉价的小保姆，从没想过她还是个孩子，不分昼夜的工作她的身心能否承受。

与社会环境的心灵隔膜造成了瓦丽卡的悲惨命运，但最可悲的是瓦丽卡欣然接受这一切，面对社会的不公平，她从没想过反抗，没有向老板诉说正当的权利要求，当然这与老板的狠毒有关。但她将命运完全寄托在主人身上的人身依附关系是最直接的原因，这种惟命是从、森严的等级观念限制她去维护自身的正当权利，使得她放弃了通过正常途径与老板进行沟通、理解来消除隔阂的机会。

三、结束语

通过对“小人物”语言文化场中的各个文化观念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观念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心灵隔膜”作为场心，始终贯穿于文本当中，小人物之间、小人物夫妻之间以及小人物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冲突与矛盾都是由于心灵隔膜造就的：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麻木导致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漠，城市中的人都是孤独的“自居者”;心灵的隔膜使得原本最亲密的夫妻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成功的婚姻应该建立在互信与相互理解之上，夫妻间的生活被心灵隔膜所笼罩，没有基础的婚姻大厦注定是摇摇欲坠的;俄罗斯专制制度孕育出的“小人物”，在其脑海里留下了根深蒂固的等级烙印，缺乏身份认同感使其与这个社会无法相容共处。

小说源于生活，同时又反映生活，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通过对构成“小人物”语言文化场中“孤独”、“婚姻”和“等级”文化观念的分析，一方面，揭示了作者在艺术文本中所体现出的世界观。另一方面，这种分析方法建立起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关系，小说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不同时代、不同历史背景下的读者在理解文本的同时又会赋予其不同的、崭新的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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