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像小史或且做心僧

霍俊明

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

——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周作人：《五十自寿诗》

举头天外看无云，谁似人间吾辈人。

——苍雪禅师

本雅明童年时期的第一张肖像显然富有戏剧性，而难以摆脱的是表情和动作背后的精神世界以及过早成形的阴郁人格，“那是我在一次拍照时遇到的情形。当时，亚麻布景、坐垫、灯座似乎夺走了我的目光，它们想要将我的成像拉进去，如同阴间的影子渴望获得献祭动物的血脉一样。最终，人们给了我一张照片，照片背景为阿尔卑斯山。人们将我的右手放在云彩上方，同时，我的右手中必须举着羚羊胡小帽，将横贯的雪峰置于阴影之上。不过，照片上我的脸上从室内棕榈树阴影中展现出的阴沉目光，比起画上那个阿尔卑斯山小孩嘴角刻意展露的笑容更加郁郁不振。”（本雅明：《柏林童年》）

对于这些精神肖像而言，有的已然是公共世界所熟悉的性格、生活、怪癖以及传奇经历，而另一部分则永远隐藏和沉睡于那些表层甚至刻板的面孔之下而永远不为人所知，“K正要走出去，这时看见墙上一只暗淡无光的框架里有一幅黑黝黝的肖像。他睡在靠近炉边的铺上时，早就打量过，可是从那么远的地方望过去，根本看不清是什么，还以为是钉在木框上的一块普通底板呢。可是现在才看清楚，这原来是一幅画，是一个五十光景的男人的半身像。他的头低低地耷拉在胸前，低得连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了，又高又大的前额和结实的鹰勾鼻重得似乎使脑袋都抬不起来。由于这样的姿势，他那满腮的大胡子就都給下巴颏压住了，而且还往下披散。他的左手掩没在浓密的头发里，但是好像没法子把脑袋撑起来似的。‘他是谁？”（卡夫卡：《城堡》）这个“土地测绘员”同样是雷平阳的文学形象和写作态度，“我非常喜欢‘乡村测绘员这一命名，它的确十分到位地概述出了我的写作态度。客观、准确，但又饱含地图般的迷幻，这是我乐此不疲的写作方向。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在我的乡村地图中，也许每一根笔直的线条都存在着想象。没有想象或许才是最大的想象。”（温星、雷平阳：《83路车上的一个乘客》）而摄影、绘画以及文学传记和回忆录都是为了强化精神肖像中值得被反复关注、凝视和放大的那一特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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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成长的草灰蛇线总会让我们来到他的时间起点。按照出生时间，以现在流行的星座学说法雷平阳是处女座——雷平阳的儿子也是处女座，对于自己的性格雷平阳如此坦承道：“我老是在干着右手与左手互不相让的拔河比赛，我即矛盾的统一体。”处女座的人一般来说记忆力好，责任心强，做事认真、有计划，有时更显得较真而有追求完美的倾向，对人对事会比较固执和挑剔，甚至会有一点洁癖。正如星相学所说的，处女座男性大都给人有思想、有智慧的印象，他们对世界的洞察力是一流的。从写作的精神气质来说，雷平阳一直是与自我为敌式的写作，“决不与人为敌，只能铁了心地 往死里、无休无止地折腾自己 我想，这就像在铁屋子里 自己给自己开批斗会，没有什么 不可以，没有什么值得同情或反对”（雷平阳：《行为艺术》）。

雷平阳看起来确实肤色比较黑，“雷平阳长得黑。男人黑点有好处，一笑，便露出一副憨憨的样子来，很能迷惑人。那种黑是天生的，是昭通的大山包里长出来的，是没施过化肥的健康食品。”（朱零：《存在的理由：读雷平阳〈云南记〉》）这是典型的高原土著的外貌特征——朴素、粗砺、憨厚、老实，难怪当年有人在机场见到雷平阳以为他是一个货车司机或跟车的搬运工。雷平阳从外貌上看也许是长得老了一点儿，按照我的说法是“雷老汉”，而从性格上来看雷平阳实则长于思考、心思细密，这是一种内敛、略显自闭和自我冥想的思考式性格：“或许是因为家贫所致的自卑，抑或是与生俱来的性格，我从小就不喜欢与人接触，没有什么玩伴，除了与哥哥和弟弟呆在一起外，更多的时候，我都像一个梦游者，一个人独自忙着”（雷平阳：《我为什么要歌唱故乡和亲人》）。

接下来，我们看看雷平阳在诗歌和散文中对自己的精神肖像的描述或“刻画”：“我的当前的自我，乃是地下室里自言自语的自闭症患者。有时候，我看见自己半夜梦游或长出翅膀，乱飞，幻觉正加剧着我的孤立。我乐此不疲”（雷平阳：《我非志向远大的写作者——答符二问》），“我已经有很多个地下室 分别藏匿不同的自己 今天我又在以前那些地下室的下面 开始修建一座新的地下室”（《地下室》），“与人对话，通常我会很紧张，尤其是遇上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或者当自己一点儿谈话的欲望都没有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我会点上一支烟，猛吸，让烟雾遮住自己的脸。”

无疑，任何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肖像，即使是那些寂寂无名者，而一个人的肖像并不是落实在一张出生、成长或老去的时刻的照片上，而无论是从社会身份、性格特征以及精神世界的多样性都会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形象，尤其是对于那些写作者而言他们的文学世界同样构成了更为重要的精神肖像，“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善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已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林语堂：《苏东坡传·序》）如果将个人的精神肖像与同时代人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肖像和普通群体的形象差别是巨大的。显然任何一个个性突出、精神世界丰富以及文本世界同样繁复的作家都需要一本精神档案或传记书，即使对于那些性格和行动更为矛盾的人、“面具人格”的人来说也是如此，“立字为据”或“毁灭证据”实则是一个人复杂性格的证明，“仰慕他的人津津乐道于这面具人格，诋毁他的却要揭开面具，只为搜寻底下的缺陷：他们都没有看到的是，对于这个惯走极端的人，德行与过错几乎不分彼此。这个忠于‘我们心中的自我的青年在 1925年还默默无闻时就定下了不为自己立传的决心。他恳求身边亲密的人保持缄默，也将许多信件封存至下个世纪。但与此同时，他也构想着自己的传记，在连接的诗作里浓墨重彩地刻画一个人将自己的人生看作灵魂求索的形象，全然不顾与宗教格格不入的时代基调，不顾来自女人、朋友与其他职业令他分心的召唤。”（林德尔·戈登：《不完美的一生：T.S.艾略特传》）

每个诗人和整体性意义上的一代人的写作都会在文字累积中逐渐形成特有的“自画像”和“肖像”，这能够折射出不同写作者的性格、心态以及三观，与此同时，这一“肖像”又对应于外部环境、文化氛围以及时代症候，“我的洞察力，已经衰微  想象力和表现力，也已经不能  与怒江边上的傈僳人相比  多年来，我极尽谦卑之能事  委身尘土，与草木称兄道弟  但谁都知道，我的内心装着千山万水  一个骄傲的人，并没有真正地  压弯自己的骨头，向下献出  所有的慈悲，更没有抽出自己的骨头 让穷人啃一啃。”（雷平阳：《穷人啃骨头舞》）

“诗”和“人”应该是相互支撑、彼此作证的，但是在有些写作者那里二者的关系要更为复杂，甚至有可能是摩擦的、作假的、龃龉的、分立的、互相拆台的、势不两立的——“坏蛋”和“艺术家”有时候也会画上等号。自画像或精神肖像还会折射出不同的时代景观、社会文化、阶层心态、时代伦理以及诗学趣味等等。我想到了当年苏珊·桑塔格描述的本雅明的那副肖像：“在他的大多数肖像照中，他的头都低着，目光俯视，右手托腮。我知道的最早一张摄于一九二七年——他当时三十五岁，深色卷发盖在高高的额头上，下唇丰满，上面蓄着小胡子：他显得年轻，差不多可以说是英俊了。他因为低着头，穿着夹克的肩膀仿佛从他耳朵后面耸起;他的大拇指靠着下颌;其他手指挡住下巴，弯曲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香烟;透过眼镜向下看的眼神——一个近视者温柔的、白日梦般的那种凝视”（《在土星的标志下》）。

毫无疑问，一个重要的作家必然在生存现场和文本累积中呈现出独一无二的自画像。

雷平陽别名欧阳墨，还曾经用过笔名，比如其中一个叫“艾克”。雷平阳曾经描述过一张自画像：“如果说，一个家族总是在轮回，那么我一生下来就是苍老的，借用了爷爷的身体和奶奶的魂魄。我一直走在从乡村通往城市的路上，石头的模样，泥巴的心肠，庄稼的品质。笑起来，厚厚的嘴唇像石头开裂;不笑的时候，嘴巴荒芜，鼻梁落满白霜，小眼大雾茫茫。我从来不用额头思考问题，但皱纹一层叠着一层，头发悄悄变黄。我知道我皮肤的漆黑，像有一片不变的夜色把我与世界隔开，所以，我怕太强的光;所以，我一直身体向内收缩，像个患了自闭症的诗人”（雷平阳：《随谈》）。

有时，一个人的精神自画像又会是以自况和隐喻的形式出现，不像摄像那样来的直接、真切，但是更能揭示内在的真实和精神底色，“走了那么久。一天的路程 走了五十多年。见到了什么？多数的葬礼 均是死人在埋葬死人。听到了 什么？大海的波涛上 轻轻传来安宁的脚步声 想到了什么？橄榄树上 长出了野橄榄的枝条，我想是其中一枝 被遮住的，还没有结果的那一枝”（雷平阳：《什么》）。

2019年第 5期《大家》杂志的封面人物是雷平阳。这张照片是近两三年来雷平阳最爱在刊物和媒体上使用的，这是一张面向左侧的头像，照例是黑白照片——雷平阳用手机拍照时从来都是选择黑白颜色的模式。这张照片上的雷平阳，整个人显得慈祥而沧桑，头发短而硬且根根向上刺着，尤其是那些已经变白的头发茬更为醒目。额头、脸上和脖子上的皮肤纹理以及毛孔清晰可见，脸上沟壑正在加深。显然，这是一个人到中年的标准影像，透过它，我们能够想到什么呢？在当代的中国作家当中，雷平阳的关注度一直不低，即使是现实中他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而善于在散文和诗歌中讲故事的雷平阳更是通过文本累积成了一种他眼中独有的世界，随之他的精神肖像和文本征候也一起被凸显出来。

关于诗人身份或者诗人独有的肖像，我们先看看雷平阳是怎么说的，“诗人的身份是双重的，既是风箱的操作手，也是一个戏剧化的打铁人，人们所要的成品被提前制成，以供短时间的参观，并借此在脸上为自己贴上诗歌的条形码”（雷平阳：《条形峡谷》）。

每个人都有过青春孟浪、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时候，那一时期雷平阳的照片也往往因为青春朝气、鲜花怒马而焕发着神采——“大胆文章拼命酒，坎坷生涯断肠诗”（洪深，第二句亦传为“坎坷生活断肠诗”）。雷平阳是第二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的获得者，在 2003年 4月海南文昌文庙前的合影中还很年轻的雷平阳穿着黑色 T恤和休闲短裤，脚底踩着黑色的凉鞋。那次合影的还有北野、江非、刘春和江一郎，而江一郎（出生于1962年12月）在2018年2月5日英年早逝。是的，照片似乎永远是与过去时甚至消逝以及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对我们来说，更有趣的伤损不是石头的伤损，而是肉体的伤损。通过照片，我们以最亲密、最心乱的方式追踪人们如何衰老的现实。凝视自己的旧照，或我们认识的任何人的旧照，或某位经常被拍摄的公共人物的旧照，第一个感觉就是：我（她、他）那时年轻多了。摄影是倏忽的生命的存货清单。如今，手指一碰就足以使一个瞬间充满死后的反讽”（苏珊·桑塔格：《论摄影》）。

值得提及的是在 2003年雷平阳参加了《诗刊》社第十九届青春诗会，该年第11期下半月刊的“青春诗会”专号刊发了雷平阳的《亲人》《背着母亲上高山》《小学校》《早安，昆明》《圆通街的樱花》《空中运来的石头》等诗作，那时的雷平阳“希望看见一种以乡愁为核心的诗歌，它具有秋风与月亮的品质。为了能自由地靠近这种指向尽可能简单的‘艺术，我很乐意成为一个茧人，缩身于乡愁。空中搬来石头，梦中背着泥土，我建造了一座小小的修道院，它们代表着父亲结疤的骨头，母亲开花的泪，村庄疼痛而又虚无的断代史……”（《片断感想》）雷平阳这些早期的诗歌已经介入到乡村、城市和郊区的广阔空间，无论是细节呈现还是整体象征都写得比较出色，而从一个诗人的精神能力和思想载力来说雷平阳是那一时期青年诗人写作中的重要代表。今天看来，雷平阳的这段话还提前揭示了此后普遍流行的“乡愁诗歌”的写作现象，然而能够进行有关“乡愁”的有效写作则变得愈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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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雷平阳比较喜欢这样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他也是刚刚剃了发，只留一点头茬儿。他憨憨地童真式地笑着，脸上沾有一些细沙粒儿——它们在光线的作用下变得闪闪发亮。我又留意到雷平阳近年的另一张黑白照片——它经常出现在很多报刊的显豁位置，他刚刚剃了头发，那种凝视的眼神以及沧桑的表情更像是尘世中的一个老僧，“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周作人：《五十岁自寿诗》）。有很长一段时间，雷平阳的书法中大量的是苍雪和尚和担当和尚的诗句，“苍雪和尚诗云：  ‘访旧只疑曾未到，逢君亦是暂还乡。 他忘记了很多遗迹与胜景 但他始终把朋友当做故乡 我其实并不执着于写作 只想抄袭他 并求他赏我一记耳光”（《苍雪》）。

在高原的大风中，这些肖像和汉字仿佛一个个僧人在墨色和夜色中现身，这是一种隐秘化的精神世界。雷平阳的肖像一直让我想到了一些枯坐的罗汉或云游的托钵僧人，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来自于他文字世界的精神暗示或指引。

为了精神原乡和个体乌托邦的重建，雷平阳这位诗人不断修筑着庙宇，维护和固守着废墟、坟冢。这是另一个艰难处境里的救赎者和西绪弗斯：“我真的像一个 乡下的木匠，建起了永恒的圣殿”（《德钦县的天空下》），“在丙中洛，我想有一座房子 建在飘着经幡的雪山脚下 在丙中洛，我还想有一座 插着十字架的坟墓”（《怒江上》），“有没有一个寺庙，只住一个人  让我在那儿，心不在焉地度过一生”（《寺庙》），“在太阳落下的山谷中  建一座金字塔”（《落日》），“每次登山，我都给山顶  带去一颗  写满汉字的石头  或者种植一棵松树  石头渐渐堆成了一座坟  离天很近，松树守护在它的四周”（《守护》），“他在山中建了一座小庙 光头，袈裟，一个人 兴致勃勃地守着 功德箱很大，很沉，晚上  他就用它抵住庙门  酒多的时候，门外松涛虎狼奔突  他就搂着一尊泥菩萨”（《建庙记》），“江边，有座一个人的  尼姑庵。一个尼姑住在里面  已经很多年。那儿是滇东北峡谷 海拔最低的地方，贴着地心 在世界的下面”（《养猫记》），“我差一点点 被其中一棵，埋在了 法国人修建的教堂里  那儿，遍地长满了无花果”（《废墟上的雨林》）。

2018年 8月的北京西郊八大处，刚刚下过一场大雨，山上溪水声变得更加清晰、响亮。晚饭后，我和雷平阳寻找八大处中最为隐秘又据说最为颓败的第一处，我只知道此处在山下而不是像其他七处庙宇一样在山上——灵光寺（二处）、三山庵（三处）、大悲寺（四处）、龙泉庵（五处）、香界寺（六处）、宝珠洞（七处）、证果寺（八处）。我和他一起寻找，下山顺着坡路向南走，大约走了几百米了，已经到了人流稠密的公交车和闹市处，我有些灰心觉得不可能找到了。结果，雷平阳倒是非常自信，好像曾经来过一样，带着我一转身走到了马路的西侧。走进来是一段土路，路上有散落的垃圾以及瓦砾。土路的南面正是八大处的第一处长安寺，该寺创建于明朝弘治十七年（1504年），原名善应寺。这么多年，这里仍然没有对游人开放，大门紧闭，所以显得安静而落寞，也少了喧嚣闹世的俗尘。古树白皮松的枝干伸开并延展到了寺墙外面，我企图爬上墙头看看其中究竟，但觉得对于清净之地来说我这种极其俗套和不雅的举止会惹菩萨不悦，于是悻悻作罢。我隔着挂着大铁锁的大红院门缝儿往里费劲地看了看，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式的建筑，只见一些年久失修的红壁灰瓦的房屋以及地面砖缝间的杂草。据传长安寺原有五百罗汉像，“寺中四松最奇。门列天兵十，状极诡异，庑下有五百罗汉”，而它们早已经坍塌破碎、烟消云散。不时有聒噪的蝉声从树枝深处传来，雷平阳说在基诺人的世界里，蝉就是孤魂野鬼的化身。自此每每听到八大处那些不分昼夜的蝉鸣，我就有了极其怪异的一种感觉，这些蝉也因此有了灵魂。西院墙外面还四处散落着一些废墟，西面缓坡有一片稀疏的树林，再向西就是翠微山了。树林之中的空地有几个古老的佛塔，其中最著名的是量周和尚塔。该佛塔建于乾隆四十一年，坐西朝东，塔身正面有字，其他三面有龙纹砖雕。塔铭是“钦命万寿寺方丈弥勒院开山传贤首宗三十一世上量下周观公和尚之塔”，横批是“常寂光中”，上联是“现身于恒沙劫中”，下联是“证果在菩提树下”。塔的四周还散落着一些低矮的青砖僧塔以及砖块、构件。实际上在寺内（南塔院）还有一个形制与量周和尚塔相差无几的塔，名为惠月和尚塔。塔铭：“庄严示寂贤首宗第三十二世上惠下月承公和尚灵塔”。塔身两侧有联，上联是“空华开落归真谛”，下联是“智果圆成证涅槃”。回到住处，雷平阳还专门在小本子上写了一首诗来记述这个小插曲，这首诗他后来没有拿出来发表过。

而四年前，即2014年8月3日下午，云南昭通鲁甸發生了 6.5级地震，造成 617人死亡、112人失踪。那时我和雷平阳暂住在八大处山脚下，雷平阳的房间在我的对面，一天早上起来我居然发现他的门前有一只一动不动的黄色蟾蜍。8月 8日夜里，雷平阳在稿纸上追悼那些故乡的亡灵。我几次进他房间的时候，烟灰缸里的烟头已经堆满了……因为雷平阳是手写，报纸刊发需要电子版，于是我就承担了文字输入工作。8月 9日的《春城晚报》刊发了雷平阳的这篇悼文《让我们默哀吧》：“乐马厂十万人挖银的景象已成过去，以白银撑起国家经济脊梁的辉煌历史也早已变成‘神话。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因为长时间的矿产开采，这一带早已变成了残山剩水。十多年前的一天，在牛栏江边的一个小镇上，我敬仰的小说家邹长铭先生还曾告诉我：‘这片土地，处在小江至莲峰的地震带上，每天都会发生人们觉察不到的上百次细微的地震……也就是说，人为的原因加上自然的地质条件，8月 3日鲁甸地震的核心区域，一直都是一块悬浮在矿洞之上的随时可能碎裂的土地。我们为什么世世代代将这样的一块土地当成家园？原因很多，本应有一系列的从古到今的悲天悯人的对策，但我们一一的忽视了。所以，当我得知地震的消息，虽然身在热浪滚滚的北京，我亦为之如坠冰窟，泪雨滂沱。彝良地震的余波尚未消散，灾难又一次像悬在头顶的刀剑果断地刺向故乡的心脏。

昭通，或说乌蒙山，这个总是以贫困与灾难、铁血和悲怆向世界展示自己存在的地理坐标，又一次承受了大地短短几秒的震颤，众多的家园被揉碎，众多的生命被强行拿走。在书写这段文字的时候，请允许我语无伦次，因为媒体上说，死难人数与失踪人数又一次升高，那 600多死去的父老乡亲，在我的眼中，他们像 600多个鲜血染红的灵魂，在天国里一边奔跑，一边呼救，那呼救的声音，仿佛不是出自他们之口，而是出自他们的列祖列宗，出自他们的子子孙孙。也可以说是出自丰饶而悲情的乌蒙山。”

2017年 6月底，正值湿热难耐的夏天，在湖北黄梅东山的五祖寺的客房中我和雷平阳住一个房间。临来黄梅之前，雷平阳在沉河的武汉家中抄了几个字要带给五祖寺，这几个字也是雷平阳那时最喜欢抄录的：“磨砖作镜，积雪为量。”此时，山上安静，只有虫鸣，第一夜是连绵不断的雨。早上我和雷平阳都醒得早，一起出来到人迹罕至的后山转了转，四周沉寂，唯有鸟鸣。连日来，从潜江到武汉再到黄梅，雷平阳有些失眠，精神不振，他随身的棕黄色牛皮挎包里带着一个诗歌笔记本。在目睹了五祖弘忍（601～674）的真身后，雷平阳写下如此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