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150周年再探讨

2020-06-29 07:51金香兰
现代商贸工业 2020年21期
关键词:警钟明治维新复活

金香兰

摘 要:自清政府于甲午战争失败后将“以日为师”定为基本方针至今,尊师重道的我国人民对明治维新的进步性过度肯定,而对其侵略性和反动性的认识则略显不足。在日本隆重纪念明治维新150周年并高呼要学习“明治精神”之际,我们有必要全面剖析和认识明治维新及其精神。本文通过分析明治维新剖析出其中的“明治精神”,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一精神复活的危险性和我们应该采取的对策。

关键词:明治维新;明治精神;复活;警钟

二战结束后,认识和清算战争罪责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大焦点问题。然而,战后日本不仅未能正确认识和反省自身罪责,还强调自身的“受害者”身份;甚至冷战结束后,整个日本社会走向右倾化,日本政府急于摆脱历史包袱、推卸战争责任,美化侵略历史。其实,“殖民教育有益论”只不过是日本美化和推翻整个侵略历史的一环而已。我们不能将殖民教育问题孤立看待,应在整个日本社会右倾化的大背景下、放在右翼势力美化侵略历史的一系列言论和举措中去分析。今天,日本又隆重纪念明治维新150周年并高呼要学习“明治精神”,其用意何在?“近代优越”意识也好,“明治精神”也好,日本政要们将它视为日本立国之本和今后国家强大的根源。二战以前日本把资源匮乏的小岛国变为世界强国,靠的是日本民族的精神力量;二战结束30年后,又把战败国的经济提升至世界第二,靠的也是日本精神;今后要变为“正常国家”、强国,靠什么?还不是精神吗?那么这个精神到底是什么?怎么形成的?在明治维新150周年的今天,这个精神又有什么样的特殊含义呢?为此,我们有必要回顾和分析“明治精神”的产生、发展以及它给当今东亚社会和世界敲响的警钟。

1 “海外雄飞”——“明治精神”之雏形

公元前7世纪,神武天皇下达“八纮一宇”诏书,使日本带上了“神国”色彩,也为日后“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和民族对外实施侵略扩张奠定了基础。16世纪后半叶,丰臣秀吉(1537-1598)统一日本,制定了以朝鲜为跳板占领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宏大计划,并发动了对外侵略战争。江户时代,幕府统治者和一大批思想家、知识分子继承了丰臣的扩张遗志,将“丰臣伟业”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和学说体系。其中,学者型政治家们在日本军国主义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江户初期著名学者熊泽蕃山(1619-1691)提出了“征韩”“征华”论,山鹿素行(1622-1685)等学者则著书立说,使“武士道”理论化、体系化;而江户中期的本居宣长(1730-1801)则大肆宣扬皇权神道思想,主张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新华夷秩序。到了江户后期,日本著名思想家佐藤信渊(1769-1850),则主张继承和大力发展丰臣秀吉的“大陆扩张”思想,初步勾勒出“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和其实现方案。他在其所著《宇内混同秘策》(1823年)一书中称:日本兼并世界各国是上天赋予的使命。并表示:“皇国日本开发异邦,必先肇始自吞并支那,……在支那皇国最易攻取之地,莫过于满洲”。他还拟定了侵略“支那”的具体方案和路线图。佐藤的思想对日本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治维新三杰”之一、明治政府的实权派人物大久保利通(1830-1878)就是佐藤的忠实拥趸者,奉其一系列思想、方案为上上国策。另外,田中义一(1864-1929)在侵华战争发动之际走马上任,担任内阁首相,并制定了实为《宇内混同秘策》翻版的“满蒙政策”,目的昭然若揭。除此之外,还有吉田松阴(1830-1859),作为明治维新的先驱者之一,他不仅构想出日本的“海外雄飞”计划,还深入考虑了日本與欧美列强及亚洲邻国的关系,提出“失于欧美,取之于邻国”的“得失互偿论”。明治时期,木户孝允(1833-1877)、伊藤博文(1841-1909)、山县有朋(1838-1922)等维新主要领导者均出自吉田门下。因此可以认为,吉田的思想对明治时期日本的对外侵略政策和国际关系具有重大影响。

2 “富国强兵、海外扩张”——明治政府的核心价值观

幕末时期,在欧美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下,日本被迫开国,社会中攘夷思潮勃兴,传统的“藩民”意识中也渐渐萌发出近代早期的“国民”意识。而思想界却迅速将军国主义容器扣在这棵柔弱的新芽之上。此时,国际形势风起云涌,国内状况也不容乐观。外有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的威胁、内有无比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亟须转型的社会经济和对外扩张的强烈欲望也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让气数将尽的幕府疲惫不堪、摇摇欲坠,明治维新也即将拉开序幕。而当时通过武装斗争取得政权的政治家,多为萨长二藩出身,好用武力且雄心勃勃,“海外扩张”欲望强烈。政权甫一到手,他们便开始铸造战车,试图载着全体日本国民一路高歌驶向海外。而战车的驾驶员——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田中义一、东条英机(1884-1948)等人,均继承了“列祖伟业”,大力推行对外扩张政策。诚然,我们不能否认明治维新中也包含文明、进步等因素。然而,明治掌权者却将“富国强兵”作为最高目标,其他因素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辅助手段,这与日本当时的国情是分不开的。

日本先天不足,通过维新“一步登天”,实现“脱亚入欧”却仍排末位。作为一名“后起之秀”,其综合实力与老牌列强相比仍差距悬殊,故只能通过加强武力、迅速侵占邻国来实现其帝国之梦。因此日本的对外扩张比欧美列强更具暴力性。时代造“英雄”,一大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应运而生。这一时期,桂太郎(1848-1913)、西园寺公望(1849-1940)、大隈重信(1838-1922)和福泽谕吉(1835-1901)、德富苏峰(1863-1957)等人均在各自的主张和思想中不断强化和完善战争机器。战备结束后,日本战车迫不及待地开往邻国,1874年侵略中国台湾、朝鲜、琉球,之后又在规模更大的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取胜。在尝到甜头欲望膨胀后,更进一步制造“日韩合并”、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在侵占东南亚诸多国家后,丧失理智的日本甚至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车在亚太地区大肆碾压,所到之处鲜血迸溅……。

3 严防“明治精神”之复活

俗话说,“玩剑者必亡于剑”,1945年,在中国人民的不屈努力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抗争之下,日本政府宣布战败。人们本以为战败后的日本应会深刻反省历史,防止悲剧重演。谁知在战后不久,稍事休息的日本竟又开始“不老实”。时任首相岸信介(1896-1987)于1957年4月在众议院称:日本理应拥有自卫所需的武力,这并不违反宪法;5月又在参议院称:日本在自卫权范围内拥有核武器是允许的。并于6月正式制定了第一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自上世纪80年代起,日本右翼便蠢蠢欲动,频频试探各国底线。从公开美化侵略历史、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大肆修改历史教科书,到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令右翼标杆人物任防卫大臣,再加上甚嚣尘上的“战犯英灵论”“侵略未定论”“中国威胁论”……这一系列与和平之岸渐行渐远的“右满舵航向”行为不能不让邻国担忧。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期望和平的今天,我们应该回顾历史、缅怀烈士,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同时应该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余毒残孽——右翼势力的抬头,更要展望未来,增进中日友好。此次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规模纪念,不仅打压了右翼的嚣张气焰、更敲响了国际社会的反战警钟,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活动。然而,时下日本右翼逆世界的发展潮流及和平演进的大势而动,在这理应痛改前非、迷途知返的大考之年,日本右翼却举办2018年明治维新150周年大型纪念活动,主题竟为“学习明治精神”!为有效策划、举办这次纪念活动,日本右翼号召各界人士,调动“民间智慧”,选定了明治150年徽章,图案里的红色日出尤为耀眼。还专门设立了官方网站供国民浏览访问。令人费解的是,日本人一向以细心严谨著称,而举办这么大的活动,在官方网站和发言中却并未找到解释和说明“明治精神”的只言片语。不仅如此,在日本政府自明治维新以来发表的文件,以及日本众多学术成果中均未对“明治精神”做出正式定义。日本政府高举“学习明治精神”的大旗,却不明示其意,意图何在?想必日本政府的这一做法其实是“不敢说,不必说”。“不敢说”,是因为一旦明示“明治精神”之意,必然会有来自邻国的“麻烦”;而“不用说”,则是因为日本人都能明白“明治精神”之意。回首日本历史,我们能看出,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对外实施过一连串的“扩张尝试”,明治政府成立后将这些量变上升到国家意识层面上,发动了对外侵略战争,实现了第一次质变;而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二战以后从日本右翼抬头后所做的一系列“小动作”,到现在的“学习明治精神”,种种迹象表明,这次不仅仅是一个量的增加,而极有可能引发第二次质变!

因此,絕不能让“明治精神”复活,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迈向未来。围绕历史认识问题,日本已和当年的被侵略国打了70多年的口水战。但日本不仅不正视历史,反而美化、否认,甚至试图篡改、虚构历史。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由来已久,为了使日本反省过去、走向正途,中韩等东亚国家已付出了长期的努力。但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反而越来越严重,右翼势力的发展空间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在整个日本社会被右翼势力绑架的今天,如果只依靠日本人民自身的力量,在短时间内是难以解决这个危机的。事实证明,中韩等被侵略国各自抗议的效果也不佳,反而被巧言令色的日本右翼各个击破,最终不了了之。从现状来看,被侵略国人民应与热爱和平的日本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向日本右翼施加应有的压力,坚决打压军国主义亡魂的复活。因为未来的战争,不仅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还包含着难以想象的涉及面和破坏力。而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不会再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从战争中获利,也不会再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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