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对江苏与浙江运河的治理考究

唐黎标

元朝是第一个定都北京的朝代，为了适应新的政治经济格局，元朝建立之初，忽必烈便召集郭守敬等水利专家，经过实地考察，利用地理水系自然条件，因势利导，制定较为科学的开凿路线，弃弯取直，开通济州河、会通河，完成了大运河诞生以来最大规模的整体调整。调整后的大运河，从杭州一路北上，无须西绕开封，可直抵元大都，京杭大运河正式形成。此次线路调整，对淮河以南的运河故道未做大的改动，因此学界对元朝运河的研究多着眼于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等段的开凿与维护，对今江苏、浙江境内的淮扬运河、江南运河、杭州运河诸段的关注较少。本文试图借助史志、文集等相关文献，梳理元朝对江苏与浙江运河的治理情况。

淮扬运河

淮扬运河是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段，南起扬州，北至淮安，前身为春秋时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元朝“江南贡赋皆由邗沟入淮，以达京师”，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两宋时，淮扬运河常常由于泥沙淤积而航运不畅，宋朝曾专门调动军队加以疏浚。宋元战争期间，淮安为前线，元世祖取宋之后，淮扬运河一度壅塞。尽管元廷数次下旨浚治，然其时有海运、河运之争，且胶莱运河正在开凿，故一直未见施行。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朝廷废止胶莱运河开凿工程，淮扬运河的疏浚才提上议程，“二月，浚扬州漕河”（《元史·世祖本纪十三》）。

淮扬运河的问题不仅是水流少浅而造成的通航能力低下，而且由于运河两岸的豪强富民对河道周边水域的围垦，使湖泊蓄水功能丧失，运河防洪能力降低，蓄水泄洪能力不足，导致的水灾也时常发生。至治元年（1321年），高邮遭遇洪水，以致“漕渠决壤，水泄入湖，平地泛滥，而运道不通”。甫任高邮县丞的吴师道，亲自率领吏民“筑大堤以捍漕渠，规偃潴以藩湖水”，通过修筑运河堤坝来增强运河的防洪能力，通过规划挖掘堰塘来增强河道水系的蓄水能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练湖、镇江运河

“何处最多情，练湖秋水明”（《菩萨蛮·丹阳道中》），这是元人宋褧途经丹阳时的感慨。练湖位于镇江丹阳，是江南运河流域唯一一个人工开挖的湖泊，肩负着灌溉和为江南运河供水的重任，而后者更为紧要，“本路漕渠，全藉练湖之水，一切递运官物、商旅船舫，悉由于此”。历代水利专家都认识到练湖对江南运河的重要作用，“镇江之水利以漕河为先，漕河以丹阳为先，丹阳之漕河，以治练湖为先”，并且达成了“开放湖水一寸，则可添河水一尺”的专业共识。

然而随着江南人口的增加，练湖滩地成为侵垦和占夺的对象，至宋元之交，练湖基本上湮废。元拥有江南之后，“豪势之家于湖中筑堤围田耕种，侵占既广，不足受水，遂致泛溢”（《元史·河渠志二》）。至元三十年（1293年），官員上奏请求疏治练湖，得到批准，“分遣江浙行省御史台、行宣政院、廉访司官，及本路达鲁花赤、镇守军官，率士庶僧道人夫，各备畚锸等具，自三十一年正月七日兴工，疏瀹湖水，修筑堤岸、斗门、石闼、涵管，咸一新之，一月工毕”。总体而言，此次疏治是比较全面的，时人翟思忠认为“中埂一，为湖二，三斗门，一一有法”，收到了“旱不干枯，涝不渰没，湖水放寸，运河注尺”的功效。然而政府对侵占之地，“验亩加赋”，实际上变相地承认了对练湖的既有围垦。

练湖的第二次疏治是在大德九年（1305年）春，由元初名臣史天泽的四世孙史灿主持，整个工程持续一个月，“环湖上下，峻垾岿然，厚且完固，斗门石三，暨诸函窦，辰次星列，阳开阴阖，视旧制无毫发遗”。有之前疏治打下的基础，加之史灿指挥调度有方，故此次工程的人工费度，仅为前者的三分之一，便让练湖维持了十几年的正常运行。

苏杭运河

作为南宋故都，杭州是京杭大运河的南端枢纽，也是海运的重要港口。元朝的杭州运河，基本保持南宋的状况。城区运河南接钱塘江，北抵大运河南端上塘河，城中又有河渠连通西湖，从而使大运河、钱塘江、西湖连成一体。宋亡以后，杭州运河疏于浚治，钱塘江也因泥沙淤积，水道受阻，以致“舟楫不能到岸”“递运官物，甚为烦扰”（《元史·河渠志二》），往来物资需要人工搬运十七八里，增加了物流成本，从而导致物价飞涨，“五斗陈米已万钱，籴且无之矧借旃”（方回《后苦雨行》）。至大元年（1308年），江浙行省令史裴坚上书请求疏浚杭城龙山河。该河连通钱塘江与运河，南宋时因逼近皇宫而禁用，加之两岸居民连年侵占，粪壤填塞，遂至淤塞荒废。而一旦疏浚启用，接通运河、钱塘江，则可畅通水道。因此，延祐三年（1316年）三月，丞相康里脱脱（1272—1327）主持修治龙山河，征发役工五千二百余人，用时四十天，疏通龙山河道九余里，造石桥八眼，设龙山上下复闸，方便船只出入钱塘江。龙山河的疏浚，极大地便利了杭州的水运，降低了运输成本，平抑了物价，公私两便。然而龙山河的疏浚，必然导致既得利益者的反对阻挠，“僚佐或难之”，而脱脱曰：“吾陛辞之日，密旨许以便宜行事。民以为便，行之可也。”不久又有旨禁土功，反对者又以此为借口，脱脱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则灾沴自弭，土功何尤。”（《元史·康里脱脱传》）这些展示了一个杰出政治家所具备的坚毅与仁爱，因此在康里脱脱离杭赴京之日，“百姓数万号恸遮道，不得前”。

30年后，杭州运河再次出现淤塞。至正六年（1346年），江浙行省再次疏浚杭州河渠，主持者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达世贴穆尔，是康里脱脱之第三子。达世贴穆尔上任伊始，便视察其父所浚之杭州运河，询于百姓，咨于官僚，谋于宪府，皆以治河为言，方决意治理。重点对龙山至猪圈坝长达三十余里的运河进行疏治，同时疏浚“郡中郭外支流二十余里，共深三尺，广仍其旧，悉导湖水注之”，新建木水闸四座，石桥一眼，为了防止挖出的淤泥雨天冲回河中，将其运至江浒。上述工程耗工四万二千五百，用钞八万五千贯，规模不可谓不大，收效亦不可谓不著，“于是河流环合，舟航经行，商旅由远而至，食货之价不翔，稚耄莫不皆喜，公私咸以为利矣”。

元朝修治京杭大运河，主要目的是将江南物资漕运至大都。尽管弃弯取直，凿通济州、会通、通惠诸河，漕船可由杭州直抵大都，但是由于水源不足、地势南低北高等问题，终元一代，京杭大运河并未充分发挥作用，年运量仅数十万石。原本作为河运补充的海运，则逐渐成为漕运的主力，由元初的四五万石，增至中期的三百五十万石，故“终元之世，海运不罢”（《元史·食货志·海运》）。元末负责东南海运的刘仁本亦不无自豪地说：“自汉唐以来，暨于我朝，虽损益时宜，实未有如今海舶之便利捷径也。”因此元朝河运的管理机构和制度，不如海运完备。尽管如此，元朝对江苏与浙江运河的多次疏治，仍较为有效地维持了运河的正常运行，将南北航运连为一体，对沟通南北经济、人文交流，繁荣全国及区域商业，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