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宋庆龄绝密北上

许陈静 李璐璐 田亮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被称为“新政协”。当时，“新政协”要代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权，宣告新中国的成立，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决定新政权的诸多事宜。这场会议太重要了，宋庆龄是不可或缺的。这不仅仅因为她是孙中山的夫人和继承者，更因为她将半生投入到了国家存亡的斗争中，她本身就是一位深具影响力的“伟大女性”。

一拒毛周来信，

“一动不如一静”

1949年，是风云变幻的一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被消灭殆尽，全国沉浸在即将迎来胜利的喜悦当中。共产党将怎么组建新政权？中国大地上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观望着。

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早有准备。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个主张深得人心。与此同时，除原有的中国民主同盟外，一些民主党派相继成立。一时间，各党派一起坐下来召开一次政治会议，推动民主政治，成为主流声音。1946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主持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有38人参加，其中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无党派人士9人，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改组政府等决议。可此后不久，蒋介石就撕毁了政协决议，挑起内战。蒋介石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后来也被人们称为“旧政协”。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发布“五一口号”，毛泽东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以此为起点，政治协商的主动权转移到了共产党这边，分散在各地的民主人士开始分批次秘密云集到解放区。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给宋庆龄写信：“庆龄先生：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追随者、革命伴侣，也是他的‘继承人。她身份特殊，资望隆高，她的‘国母地位是国内公认的，在国内外都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协，是众望所归。”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孙中山、宋庆龄的著名专家尚明轩说。

当时，上海还没有解放。毛泽东、周恩来的信没有直接发给宋庆龄，而是取道香港。中共中央致电在香港的方方、潘汉年、刘晓，告知他们：希望派宋庆龄最信任且最可靠的人前去送信，并当面致意。周恩来在审改电稿时细心地加上：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唐突。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加勉强。

经过商量，方方、潘汉年、刘晓等人派了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华克之去执行这项任务。他们计划先把宋庆龄接到香港，然后同何香凝一起北上。

华克之明白这次任务的艰险。他乔装成一名商人，登上一艘从香港开往青岛的外国货轮，经过三天三夜的航行，到达上海。晚上9时，他将信件交给了宋庆龄的秘书柳无垢，说明了来意，请他代为转告宋庆龄。

自抗战胜利后，宋庆龄便回到出生地上海居住。她全身心地投入上海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反对内战，支持和平，但对个人政治身份无所求。她几乎所有的亲人：弟弟宋子文、妹妹宋美龄、姐夫孔祥熙、妹夫蒋介石及丈夫的儿子孙科，都是世人公认的内战挑起者和国家和平的罪人。政治殊途深深割裂了血缘亲情，宋庆龄内心的千沟万壑恐怕一时间难以诉说，也难以平复。

收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联名信后，宋庆龄复函表达谢意并婉拒了北上邀请：“经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2月20日，她再次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表达不能北上的歉意，“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由于宋庆龄没有“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方面也就暂时搁下此事。

她告诉李宗仁，

不参加国民党的任何活动

1948年底至1949年初，整个国民党政权已是风雨飘摇、分崩离析。为了挽救其行将崩溃的反动统治，国民党特务到处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南京、上海更是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政府甚至筹划劫持宋庆龄离开上海，通过胁迫她担任政府名义上的首脑，帮助蒋家收拾残败局面，并在全世界大肆散播谣言，说宋庆龄已收到这一请求并可能接受。谣言甚至传到了美国国务院。听闻谣言后，宋庆龄非常生气。此前20多年，孙中山去世后不久，国民党违背其遗志，“蒋汪合流”，屠杀革命者，宋庆龄就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后又发表了《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

1949年1月10日，位于上海苏州南路175号外商颐中烟草公司大楼内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办公室，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声明：“孙中山夫人今天宣布：关于她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孙夫人进一步声明，她正在以全部時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她是这个中国福利机构的创始人和主席。”1月11日，英国商人创办的《字林西报》刊载了宋庆龄的辟谣声明。

10天后，蒋介石宣布“引退”。次日，李宗仁在南京就任代总统。他希望广泛吸收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参加他的政府，宋庆龄是他争取的一个重要目标。1月24日，李宗仁派特使甘介侯带着他的亲笔信到上海拜见宋庆龄，信中说，蒋介石“凄然引退，宗仁不得不出而勉维现局，尤赖夫人出为领导，共策进行，俾和平得以早日实现，国家人民实深利赖”。宋庆龄一看便知，李宗仁是想利用她出面收拾蒋家的残局，就断然拒绝了。她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甘介侯一天好几次到我这里来。最后，为了把他打发走，我不得不起来见他。他简直就是废话连篇，总是吹嘘自己对民主运动做了哪些事，以及他对李宗仁的影响。”

1月25日，李宗仁又派邵力子等人去上海拜访宋庆龄，她以“血压增高，医嘱谢绝见客”而“不予接见”。1月31日，李宗仁亲自登门拜访，两人“对和谈问题商谈甚久”，但结果如李宗仁身边人士所说，“孙夫人健康仍欠佳，且这里连日气候恶劣，恐短期间甚少有进京可能”。宋庆龄对李宗仁说：“德邻（李宗仁的字）先生，我曾经明白表示过，在国民党未实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以前，我绝不参与这个党的任何活动。”

孙科对宋庆龄不愿离沪做了一厢情愿的解释：“她留恋上海，我看事出有因，那里有她先人的坟茔，又是她熟悉的地方，更是国父当年革命起事的源头。至于她去了共产党那边，最多批评一下党国的政策，未必能有什么惊天之举。再说，她毕竟身份特殊，资望隆高，万一有什么差池，我们不是自找被动吗？”

解放军误闯宋宅，

陈毅登门致歉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5月27日，上海解放。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正式成立，陈毅任市长。同一天，时任中国民主同盟华东执行部主任、上海著名女律师史良到宋庆龄的住所看望她，宋庆龄高兴地拉着史良的手，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愛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这天，宋庆龄还接待了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总干事赵朴初。她把一朵红玫瑰花插在他的西装衣领上，以感谢在解放战争中他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战斗友谊。

同日，宋庆龄还接到了陈毅要来拜访的消息，但她以健康为由婉拒了。那天，解放军一个营进驻淮海中路，一名连长指定一所宽敞的房子为宿营地。门房当即拒绝：“这里不能住。”前去宿营的排长说：“连长命令我们住这里，为什么不能住？如果下午4时前不把房子腾空，将派兵来搬走东西。”宋庆龄见状下楼说：“我是宋庆龄。这里是我的公馆，你们部队不能住。要住，请陈司令（陈毅为三野司令员）打电话给我。”陈毅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批评了师、团干部，并打电话给宋庆龄表示歉意。5月31日，在陈毅、史良等的陪同下，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和第二书记饶漱石，亲自登门拜访道歉，并派卫兵在宋庆龄住宅当警卫。

此时，全国胜利在即，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也在积极筹备在北平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仅中共中央期待宋庆龄与会，各民主党派人士也纷纷出面邀请。5月29日，李济深电邀宋庆龄出席新政协会议;6月2日，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张东荪、周新民等来电恳请宋庆龄与会。对此，宋庆龄仍有犹豫，表示上海已经解放，全国不久后也将解放，希望能为国效力，只是现在急需养病，只得暂缓北上。

6月15日，历时5天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筹建新政府的各项工作渐次展开。中国共产党人殷切期待宋庆龄能够参加新中国政府的筹建工作。周恩来建议选派和宋庆龄交情很深的邓颖超去上海迎请为好，毛泽东则建议由长期在宋庆龄先生身边工作的廖梦醒一同去迎接更好。两人再次修书，托邓颖超带去。这一次不是联名信，而是各写一封。

4年前，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专程到宋庆龄寓所拜访，深情地说：“孙夫人，边区人民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和谢意！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您为边区、八路军、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1949年6月19日，毛泽东在给宋庆龄的信中回忆了此事：“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周恩来也在6月21日的信中回忆了两人在上海相见的往事，表达了希望她早日北上的心情：“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二虑毛周来信，

“这事容我再仔细想一想”

6月25日，邓颖超在廖梦醒的陪同下抵达上海。廖梦醒是国民党著名左派领袖廖仲恺与何香凝之女，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长期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深得宋庆龄信任。这次来沪，廖梦醒先行面见宋庆龄。当廖梦醒身穿灰布制服，头戴灰布军帽出现在宋庆龄面前时，她还以为来了一个女兵，廖梦醒叫了一声“Aunty（姑姑）”，她才认出廖梦醒来。廖梦醒说：“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接你，大家都盼望你能去参加新政协。”宋庆龄说：“北平是我的伤心之地，我怕去那里。待我考虑考虑，想好再通知你吧。”

此话指的是孙中山1925年谢世于北平。当时，宋庆龄悲痛欲绝，甚至“连太阳光都不愿见了，在屋里也放下窗帘”。1929年，南京中山陵落成，宋庆龄又来到北平，参加孙中山的灵柩南迁仪式。

廖梦醒当面向宋庆龄提起北平，触动了这段伤痛往事。虽然如此，廖梦醒还是看到宋庆龄的整体情绪“很兴奋”，于是向邓颖超汇报说“盼其赴平似有希望”。

两天后，廖梦醒再赴宋宅劝说，言谈间，宋庆龄“颇感盛情难却”。当天晚上，邓颖超就接到了宋庆龄的请柬。见面后，两人相谈甚欢。邓颖超介绍了新政协的筹备情况，并从手提包中取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郑重地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北平召开，中央人民政府也将正式建立。党中央、毛主席恳切盼望您能北上共商建国大计。”宋庆龄接过信，看完后还是没有决定下来：“这事容我再仔细想一想。”邓颖超说：“这事不忙马上定下来，先生可以从容考虑再作定夺。”

宋庆龄向邓颖超提出希望到苏联治病的想法。她患有严重的荨麻疹，这是宋家的家族遗传病。她每遇过度紧张或过度劳累，病症便会剧烈发作。1949年上半年，宋庆龄几乎是在病痛中度过的，她曾向友人诉苦说：“我虚弱的体质使我恢复得很慢。昨天我工作时间久一点，就感到头晕得厉害，差点儿晕倒。”“服用苯纳德雷，使我变得呆滞和反应迟钝。不过荨麻疹倒是慢慢地退下去了，不像上星期那样痛苦万分。我很想尽快治好，这样才好出去见朋友！”

邓颖超向毛泽东报告说：孙夫人的情绪很兴奋，但因在病中，“不克长途旅行，拟暂缓。据其病情，乘火车赴平确不无困难”。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上海市委对邓颖超说：孙夫人既然没有拒绝，同时确实是在病中，那就让邓颖超“向其直说请其参加新政协，至参加政府事可候孙夫人到平后再说”。考虑到宋庆龄的身体状况，中共中央同时指示：“长途旅行，可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大约三天可达。”关于宋庆龄希望到苏联养病一事，中共中央表示“当于新政协后进行交涉，估计必能办到，病治好后，亦可至东欧新民主国家参观”。

史良还告诉周恩来，宋庆龄曾经托她转告中共中央：她曾屡次劝说在美国定居的幼弟宋子安，“勿回国随蒋、宋、孔等做事，子安因此留美未归”。上海爱棠路190号为宋子安私产，被人民政府接收，希望中央对待宋子安与对蒋、宋（子文、子良、霭龄、美龄）、孔等加以区别。为此，中央致电上海市委：“请你们查明该号房产如属宋子安，可交与孙夫人代管，俟宋子安将来回国时再行解决。”由于宋氏家族涉政过深，新政府如何对待宋庆龄的亲友，这是宋庆龄和新政府之间都很关注的问题。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对接管城市的工作极为慎重，一发现其中的偏差或疏漏，便迅速采取补救措施。显然，这对消除宋庆龄的误会、加深她对中国共产党各项政策的理解有着积极的作用。

還有一层误会，也需要邓颖超消减。这一年的五六月间，孙中山故居中一名老仆人因误会而被解放军拘留，在查明原因后，当天即释放。周恩来委托邓颖超向宋庆龄正式道歉，并对老仆人的损失予以赔偿。

邓颖超在上海留了下来，时常去看望宋庆龄，邀请她出席有关活动，或出席宋庆龄在上海举办的有关公益活动。6月3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在逸园饭店隆重举行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庆祝会。身穿黑底白点短袖旗袍的宋庆龄在邓颖超和廖梦醒的陪同下步入会场。由于宋庆龄抱病参加，邓颖超代她上台宣读了祝词《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几天后，在庆祝上海解放以及七七事变12周年纪念会上，宋庆龄与黄炎培等人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宋庆龄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在我们悠久的历史上，我们第一次有了真正的人民军队，在他们的后面是我们全体人民的力量……”

绝密中启程，

“你们觉得怎样好，就怎样办”

经过多方努力，宋庆龄同意7月10日后北上。7月5日，邓颖超以密电向中共中央汇报了这个消息。后经协商，北上日期最终确定为8月底。

宋庆龄的行程、在北平的住处、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北上时乘坐的专车等工作纷纷展开。尚明轩告诉记者，上海刚解放不久，上海、北平潜伏着大量特务，他们伺机进行各种破坏行动。此时最重要的，就是对宋庆龄的行程要绝对保密，以保障此行的绝对安全。

根据周恩来7月7日的指示，时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秘书长的曾宪植等人在北平为宋庆龄秘密寻找住宅。他们最终选定位于东单方巾巷的一栋二层楼房，并着手布置。8月3日，周恩来告诉邓颖超：“房子已准备好，我方去看过，较重庆、上海我常去的两个地方都大，楼房，有上下两层，在北平为稀有者。一切内部陈设由阿曾（即曾宪植）、罗叔章负责指导。最好从上海带一可靠厨子来。”周恩来考虑得非常周到，他知道宋庆龄长期居住在西式建筑中，遂为她选择了这栋洋房。据曾经去过那里的廖梦醒之女李湄描述：“那是一栋外国人建造的两层花园洋房，小巧玲珑，在北京很少见这样的洋房。”

随着启程日期的临近，宋庆龄于8月3日致函邓颖超，就她到北平后的活动提出三点要求：“一、不要举行欢迎会。二、愿访问张治中个人，向留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致敬。三、事先不要通知任何人，也不要有人到车站迎接。”邓颖超遂电告周恩来，她的意见是：“第一、第二件事可以尊重她的意见，第三件事，她的一些知己朋友如你和何香凝等，肯定要到车站迎接。”周恩来回电：“孙所提三事，照你来电办理，惟到车站接的人选望你来电告知，以便不太唐突。”

宋庆龄以什么名义参加政协会议呢？尚明轩说，当时有妇联等三个单位都提出要推她为代表。周恩来和李维汉在7月18日致电华东局陈毅、潘汉年并转邓颖超，请他们就这个问题征询宋庆龄本人的意见。对此，邓颖超在8月7日致周恩来并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报告了下述情况：宋庆龄对被选为新政协会议代表一事，有以下意见：一、仍以旁听者身份列席。二、对与张治中、邵力子等列名，没有什么意见。三、对担任妇联代表颇顾虑，如不会说话，不能反映团体意见，不能经常参加团体的工作等。

经邓颖超多方解释说明，宋庆龄不再坚持己见，说：“请你们替我考虑，你们觉得怎样好，就怎样办。”这种信任，是在邓颖超和宋庆龄的多次接触中建立的。8月21日，邓颖超复电周恩来、李维汉：孙夫人表示因身体不佳，不能参加任何团体的业务，也不愿参加任何团体，只愿以个人旁听的资格列席新政协会议。邓颖超提出一个新的建议：以宋庆龄为特别邀请代表，请中央决定。后来，在新政协代表名单中，除有45个单位的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外，还有经筹备会常委会同各方面协商后确定的特邀代表75人，其中第一个就是宋庆龄。

“中国革命中

两条洪流的汇合”

终于，北上的日子临近了。宋庆龄把自己北上的事告诉了长期担任她秘书的王安娜，后者也即将赴北平工作。宋庆龄用欢乐的口吻说：“因为我无法在北平待上几个月，所以我只要能及时赶到那里参加会议就行。但是，此事要绝对保密……”

8月26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管易文以及秘书杨逸等人的陪同下，乘火车离开上海，秘密前往北平，随车配有警卫队严保安全。

这一路上，宋庆龄和邓颖超相对而坐。路上的景物，使年过半百的宋庆龄心潮澎湃。她在一次广播讲话中声情并茂地形容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当田野在火车的窗外飞掠而过，当沿途的城市、市镇和乡村飞驰过去，当我看到无数大小的河流，我就感觉到，我们中国是可以成为富饶之地的，一切基本的条件都具备了……这儿一大堆工厂，那儿一队队耕种机在垦着地。路上的景色触动了我无穷的想象力。这也使我明白，中国人民如果要从天然富源中获得最高生产量，必须面对巨大的工作。但是我也看到，任何成就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人民的力量将是我们的推动力……不论在穷乡僻角或城市的每个地段，人民在克服艰难和障碍……在每一个表示进步的例子中，我看到中国迅速复兴建设的另一个希望。”

路过南京时，邓颖超问宋庆龄，是否去看中山陵？别时容易见时难，宋庆龄沉吟片刻，回答说不去。最后，他们只在南京作了短时的停留。邓颖超回忆起這段插曲时说，孙夫人“以国事为重而不徇私情”。

火车到达天津时，停留了一天，天津市委书记黄敬亲自安排了食住，并打电话报告毛泽东，等候北平方面的安排。毛泽东说，他要亲自到车站去接宋庆龄。

8月28日下午4时15分，宋庆龄乘坐的专列徐徐驶入北平前门火车站。车刚停稳，在月台等候多时的毛泽东便亲自上车厢迎接宋庆龄。当宋庆龄在毛泽东的陪同下走下列车时，周恩来迎上前去握手问候。跟随在宋庆龄之后的正是邓颖超。宋庆龄微笑着对周恩来说：“感谢你派你的夫人来接我。”周恩来高兴地回答道：“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领导新中国的建设。”

宋庆龄虽说过不要在车站迎接她，但仍有朱德、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等50余人来到车站热情地迎接她。当宋庆龄缓步走出车站时，一群儿童捧着鲜花簇拥上来，他们来自“洛杉矶”保育院——抗战时设于延安，收容战争孤儿，由美国洛杉矶华侨响应宋庆龄号召捐款建立。当晚，毛泽东还特别为宋庆龄举行了欢迎宴会。

与宋庆龄相交多年的友人、著名记者爱泼斯坦谈到宋庆龄北上时说：“这不只是她个人的事情，而是反映了中国革命中两条洪流的汇合——一条是由孙中山所发起并在晚年改变了导向的，另一条则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它代表了革命的继续高涨并走向胜利和社会主义新阶段。”

到达北平后，宋庆龄受到社会各界热烈欢迎：9月1日，出席冯玉祥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9月2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九次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敦请孙夫人宋庆龄先生为该会名誉主席”;9月6日，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委员会全体会议……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宋庆龄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这次盛会。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会上，宋庆龄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因此得到最可靠的保证。”

10月1日下午2时，宋庆龄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就职。下午3时，宋庆龄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宋庆龄禁不住热泪盈眶。回想起孙中山在北京的奋斗和逝世，她更是心潮难平。她后来回忆开国大典时说：“它是一个庄严的、鼓舞人心的典礼。我的心充满了说不尽的喜悦……今天，孙中山的努力最终结出了果实，而且是如此丰硕的果实！”

10月17日，宋庆龄返抵上海。此后，她每年定期赴京“上班”。1963年，她再次由沪到京。这次，她把家从上海搬到了北京，在这里生活、工作了18年，直至1981年在北京去世。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她之于新政协、新中国的意义，最适当的莫过于周恩来说的那句：她是“国之瑰宝”。

〔本刊责任编辑 马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