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人性真实，拨开解读迷雾

吕悦然 刘汉波

一、《我的叔叔于勒》的流俗解读

在分析路径上，王荣生强调以文体定教学。《我的叔叔于勒》作为小说文体，在分析路径上往往存在着“人物言行—性格与品质—社会评价”的直线式分析“套路”。在主题的提炼上，一线教师常常会陷入“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金钱之间关系”的表层分析，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对资本主义底层人物的同情”的庸俗社会学解读的窠臼之中。

（一）小说文本分析路径的局限

时下流行的文本分析模式为：人物言行—性格与品质—社会评价，即通过对人物言行进行分析，进而归纳出其性格与品质；再通过对性格与品质的抽象分析，给人物一个标签式的社会评价。[1]然而，这种依赖于抽象思维的分析程式实际上抽离了影响人物言行的复杂因素，忽略了典型人物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所具有的鲜活性、丰满性、复杂性和微妙性，因此不可避免地陷入简单化、标签化评价的泥潭里。可以说，坊间对于《我的叔叔于勒》的解读就有相当一部分走入了这种分析模式的怪圈。而语文教学名师王君却以其清明的理性思维和丰富的教学智慧对《我的叔叔于勒》展開了新的解读，试图颠覆当下流毒甚深的浅表化的小说分析模式，进而启发一线老师走出小说文本分析的误区。

在王君看来，从菲利普夫妇没有经济条件还要买牡蛎的行为推断出菲利普夫妇是虚荣的人的做法，直接忽视了菲利普夫妇虽是底层人民但也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从菲利普夫妇遇见于勒后转身离开而不是把他接回家的行为推断出菲利普夫妇是自私、冷漠的人，这种做法并未关注到菲利普夫妇“并不是有钱人家，刚刚够生活罢了”的“生命起点”，其拮据的经济条件不足以支撑他们再养一个于勒；根据于勒不仅肆意挥霍父母留给他的遗产还侵占兄长财产的行为，及其在第二封信中承诺他挣了钱便会回来并带着菲利普夫妇一家快活地生活的“骗人的话”，便将于勒定性为无赖、骗子，这种做法并未关注到后来于勒不回家是因为不想连累家人、希望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的观念上的重大转变。

可见，面对坊间流行的关于《我的叔叔于勒》的分析解读，王君没有人云亦云，而是立足于真实的人性，从文本出发，通过回顾人物“生命起点”的方法还原了人物的全貌及其复杂的心路历程，展现出非比寻常的教学解读智慧。

（二）《我的叔叔于勒》主题解读的局限

对于《我的叔叔于勒》，无论是一线教师的课堂教学实践还是教师参考用书的主题分析，都常常陷入标签式的庸俗社会学的解读窠臼。很多一线教师往往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金钱之间的关系”的思维模式生硬地套用在《我的叔叔于勒》的主题分析上。因此，有的老师据此认定菲利普夫妇是嫌贫爱富之人，小说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嫌贫爱富本质的批判[2]；有的老师则把小说主题归结为“钱不是神，是扭曲弱者心灵的恶魔，钱本无过，人之过”[3]。

可以说，上述部分老师对于《我的叔叔于勒》主题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某些教师参考用书的影响。例如，有的教师参考用书就将《我的叔叔于勒》的主题确定为三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底层人物的同情、对菲利普夫妇虚荣品质的揭示。这样的主题分析把文学与世界（社会）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了，认为文学创作直接依附于经济关系和作家的阶级出身，文学作品也自然地成了作家个人立场与主观价值判断的传声筒，这会使学生很容易将资本主义社会与人性的异化、金钱的丑恶划等号，进而得出“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人民冷漠、自私又悲惨”的结论。

王君对于这种有失偏颇的主题解读葆有足够的警惕，她发现菲利普夫妇式的卑微不仅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千千万万小人物灰色生活的缩影，因而果断地拨开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的解读迷雾，从灰色小人物身上的温暖及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的视角来解读这篇课文，试图还原莫泊桑的创作初衷。

二、王君的解读方法与实践智慧

（一）针对解读“成见”展开思辨

我们知道，对于菲利普夫妇和于勒的“成见”实际上是庸俗社会学方法长期占据教坛的结果，但从中也反映出了大多数老师面对权威（主流）解读的盲从态度。然而，善于独立思考的王君老师面对这种解读惯性，却运用批判性的思维对其加以审视，通过“破解于勒之谜”和“破解菲利普夫妇之谜”这两个教学环节，从既往的解读中抽身而出，看到了作为典型人物的菲利普夫妇和于勒的更为全面的面貌和真实的人性。

在“破解于勒之谜”的环节中，王君首先带领学生关注到于勒的人生起点，发现于勒是个“糟蹋钱的坏蛋、流氓、无赖”，是个“骗子”（信中谈及的发财后会回哈弗尔，带着大家快活地过日子的承诺并未实现），把学生带到了文本解读的“成见”之中。很多老师之所以走入解读误区而不自知，是因为他们分析到此便“收工”了。王君却往前走了一步，引导学生重点分析于勒写给菲利普夫妇的第二封信、船长对于勒的评价、“我”看到并接触到的于勒，随着分析的次第展开，学生发现于勒的形象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糟蹋钱的家伙变成了一个自力更生的人”，“他从一个坏蛋流氓变成了一个正直的人”，“他从一个充满罪恶的人变成了一个有责任心的人”[4]。就这样，王君从解读的“成见”出发却巧妙地颠覆了“成见”，让学生读出了一个有温度的于勒，一个完整的、形象丰满的于勒，一个鲜活的于勒。而且，王君并不满足于此，而是通过造境的方式向学生提出了一个拷问自身灵魂的问题：“孩子们，如果你们就是菲利普夫妇，此刻你在船上遇到了于勒，你会如何选择？”学生们在“有温度的于勒”的感召下，纷纷表示要“与于勒相认，接于勒回家”。这样就巧妙地接通了学生与叙事者若瑟夫之间的心灵通道，为理解小说的儿童叙事视角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在无形之中激发了学生的亲情观念，完成了一次灵魂的洗礼。王君的教学解读之所以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就在于其发现了流俗解读持的是静止的观点，没有看到人物的发展变化，违背了典型人物的解读逻辑。因此，唯有从解读“成见”出发，发现其所存在的问题，才能有新的发现，才会给人豁然开朗之感。

而在“破解菲利普夫妇之谜”的环节中，王君承接上一环节留下的问题，巧妙地把学生又一次地带到解读的“成见”之中。学生发现菲利普夫妇在对待于勒的态度上与自己迥异，因而对菲利普夫妇作出“冷酷、见利忘义、势利”等负面评价，似乎是顺理成章。此时，“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式的教学法再次发挥了作用。在学生们对菲利普夫妇“横眉冷对千夫指”之际，王君采用了“还原法”来平息学生们的怒火。她把学生带回到了菲利普夫妇的生命起点——勉强维持温饱的家庭，由此学生对菲利普夫妇人物的理解自然就产生了大转弯：从菲利普夫妇一家的经济状况来看，其作为社会底层的灰色小人物，长期过着拮据的生活，他们“不接于勒回家”也是情有可原、可以理解的；从菲利普夫妇一家每周衣冠整齐地来到栈桥散步来看，他们是在期盼、等待一种幸福的生活；从菲利普请孩子们吃牡蛎这一行为来看，底层人民也有向往高贵的生活、渴望体面地生存的权利。因此，立足于菲利普夫妇的生命起点，王君带领学生们所看到的就不再是自私、冷漠的菲利普夫妇，而是可怜的、值得同情的菲利普夫妇。菲利普夫妇的行为，不过是一个处于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的正常反应。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的不是虚荣，而是真实的人性。

（二）从“缝隙”和关键词中发现文本的秘妙

小说阅读教学的效果往往取决于任课教师能否注意细节并揭示其所蕴含的秘妙。王君的教学解读之所以让人耳目一新，正在于其善于从细节入手，通過文本细读、咬文嚼字的方式来探析语言文字背后的更为深厚的意蕴。

在梳理人物关系时，王君发现，“信”是课文中的重要线索。从于勒的第二封信出发，运用症候式阅读的方法，探析“信”中的破绽，就可以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于勒。信中说“买卖也好”“发财了就会回哈佛尔”，但于勒始终未回哈佛尔，这说明他并没有发财，菲利普夫妇对于勒的期盼实际上是其一厢情愿的“造神”式幻想。于勒出去长期旅行并不一定会妨碍他写家书，可是他却说“也许要好几年不给你写信”，这说明于勒实际上暗示了自己并不如意的处境。面对这封破绽百出的信，王君充分调动学生的生活经验，发现了于勒“善意的谎言”：他这样写的目的是消除家人对他的担心，是不愿拖累哥嫂的表现；与此同时，他还为自己保留了一定的自尊。因此，从“缝隙”出发，我们可以读出于勒谎言背后的良苦用心，发现一个有温度的于勒。

此外，抓住关键词咬文嚼字也是王君文本细读的重要方法。在分析船长说的话的时候，王君以关键词“不愿”为抓手，发现于勒“不愿”回家的原因在于其有自尊心、责任心，而这正是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说明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年轻时的不懂事，现在不想再给哥嫂惹麻烦了。在此基础上，王君引导学生看到了一个有尊严、勇于改过自新的于勒。在分析菲利普永不变更的话——“唉！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时，王君抓住关键词“唉”“竟”进行深入探析，引导学生读出语气词“唉”背后所蕴含的菲利普的失望情绪以及副词“竟”背后折射出的菲利普的心绪，即于勒是不可能发财，也不可能坐船回家的。而在分析菲利普夫人在船上遇到于勒后说的话中的一个“就”字，发现她也是早就断定于勒是不可能发财、不会有出息的。对菲利普一家异常拮据的生活状态，则通过对关键词“刚刚”“很晚”“非常”“并不是”的细读来进一步了解。而通过对“每周日，我们都要衣冠整齐地到海边栈桥上去散步”这一句中的“衣冠整齐”一词的分析，学生则发现菲利普一家例行的栈桥出行活动具有很强的仪式感，这侧面反映出他们一家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由此可见，王君带领学生从细节处着手分析，关注课文的“缝隙”处，这就仿佛给了学生一双慧眼，使其发现了作为典型人物的于勒和菲利普夫妇的多个面相：于勒年轻时“败家、好吃懒做”，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后却学会了体贴家人、自尊自爱；菲利普夫妇看似虚荣、自私势利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难以言说的苦衷及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然，王君之所以能做出不同于流俗的教学解读，不仅在于其有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其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充满温暖的心灵。而这样的眼睛和心灵，有助于她还原人性的真实面貌，从字里行间发现人物身上的闪光点。

（三）以辩证、发展的眼光分析人物形象

王君在《灰色小人物的灰色理想的破灭——<我的叔叔于勒>的另一种读法》一文中写道：“解读《我的叔叔于勒》的路径有很多，但人们普遍认为万变不离一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如果站位稍高，从故事的人物群中抽身出来再看，我们会发现，《我的叔叔于勒》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值得挖掘。”[5]王君之所以站得高，看得远，颠覆了以往大家解读《我的叔叔于勒》的固化模式，这与其坚持用辩证、发展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密切相关。不同于大众化的解读那样只从一个角度去分析于勒和菲利普夫妇的形象，而是基于真实的人性，以悲悯、温暖的心灵去关怀菲利普夫妇。如是，我们就可以从他们面对于勒时所表现出的狼狈中读出其作为灰色人物对于灰色人生的恐惧心理；可以从他们仪式化的等待中读出其作为灰色小人物对梦想的追求——经济拮据、看不到出路和希望的底层贫民菲利普夫妇只能借助于勒这个“符号”，在幻想中憧憬未来；甚至，他们明明知道这个梦永远不可能实现却不愿醒过来，而是自欺欺人地“例行公事”，或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朴素的心理。可见，王君充分注意到了典型人物形象的立体性和心理的矛盾性，可以说是用辩证的方法来看待小说人物形象。其并没有一味地将于勒贬低为一无是处的浪荡子，而是用发展的眼光读出了于勒的变化与成长，充分关注到了典型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基于这种高站位和宽视野，王君更进一步地指出了《我的叔叔于勒》在六十余年间多次入选人教版语文教科书的原因：这篇小说是千千万万底层人民生活的缩影，其具有超越时代、超过国度的人性阐释力；它使我们明白，任何一个底层劳动人民都有改变自己命运、过上幸福生活的权利。

因此，王君以辩证、发展的观点读出了《我的叔叔于勒》中人性的温暖，读出了语文课程所具有的人文关怀。通过这样的解读，我们感受到的不是人性的冷漠，而是温暖。其中，既有对于勒成长变化的欣慰之感，也有对菲利普夫妇艰难处境的深刻同情，还有对若瑟夫乐于助人的行为的感动。

左拉认为，莫泊桑的文学作品具有“无限的丰富多彩”。王君深以为然，并着力引导学生读出《我的叔叔于勒》的“无限的丰富多彩”，感受莫泊桑作品的伟大。笔者认为，这堂课更为显豁的价值并不在于其传授了多少知识点，而在于其敢于突破主流的解读模式，以独立的姿态对文本展开多元化的解读。因此，一线教师可以从中获得丰富的启示：对于西方小说的解读，不能动辄运用阶级分析法，也不能先入为主、以偏概全，更不能人云亦云，而应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以辩证、发展的眼光来审视文本，读出其中所蕴含的深意与秘妙。

本文系赣南师范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语文教育硕士教学实践智慧提升工程”（项目编号：YJG-2018-0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董毓、余党绪：《批判性思维与思辨读写对谈》，《语文教学通讯》，2017年第1期，第8页。

[2]李卫东：《“知识”何为——以<我的叔叔于勒>为例》，《中学语文教学》，2007年第10期，第11页。

[3]孟锦：《<我的叔叔于勒>教学设计及教学过程》，《国家教师科研专项基金科研成果》（汉字文化卷2），2015年，第191页。

[4]王君：《拨开重重迷雾，走进人物心灵——<我的叔叔于勒>课堂教学实录》，《语文学习》，2009年第3期，第24页。

[5]王君：《灰色小人物的灰色理想的破灭——<我的叔叔于勒>的另一种读法》，《中学语文教学》，2008年第12期，第42页。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