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

常彬　黄桂波

摘 要：吕赫若小说《逃跑的男人》《山川草木》分别发表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和日本战败的前夜，作者选择两个“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作为历史发展的次高潮进入到了更为广阔的历史场域，既观照过去，又预见未来;运用“家道中落—继母压迫—学业中断—离家出走”的隐喻书写，重构具有民族主体性的“现实世界”，与台湾殖民地现实相抗衡，显示了吕赫若在日据高压下更为隐晦成熟的反殖民策略，隐喻张力的“跨领域映射”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浑融贯通，预示侵略者的战争/殖民以最终的失败/台湾的光复为结局。

关键词：吕赫若小说;隐喻书写;反殖民策略

作者简介：常彬，华侨大学文学院/海外华人文学暨台港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朝鲜战争文学（E-mail：20160629chang@hqu.edu.cn）;黄桂波，华侨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福建 泉州 362021）。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0）03-0115-13

被誉为“台湾第一才子”的吕赫若（1914—1951），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日据时期。他深受台湾新文学和日本普罗文学的影响，成名作《牛车》（1935）揭露了现代性与殖民性对台湾社会的双重破坏，殖民者的所谓“现代化”实则是掠夺性殖民，给台湾传统小农经济和农民生活带来毁灭性打击。小说被认为“是一篇相当成熟的左翼社会小说”，反映“东方的朝鲜台湾”“弱小民族的痛苦，挣扎”，1936年由胡风最早介绍到中国大陆，借朝鲜的亡国、台湾的被殖民，深切隐忧“我们这民族一天一天走进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以《牛车》为开启，1935—1937年间，初登文坛的吕赫若，连续创作了《暴风雨的故事》《前途手记》《女人的命运》《逃跑的男人》等小说，以犀利的笔触批判殖民统治的破坏性、台湾社会的封建性。日本全面侵华，“皇民化运动”开始，殖民者高唱“八纮一宇”、“东亚共荣”，极力喧嚣“大和民族”精神。迫于殖民者的文化高压，吕赫若停笔了几年，重新写作的他，转身观察台湾社会，尤其是农村固有的家族文化，在台湾民族性格、历史记忆、集体情感层面深度开掘，内敛了以往正面激进的创作姿态，以“隐忍抵抗”的叙事策略，执著于台湾本土文化的挖掘、封建性的批判，只写中国的家族故事，台湾的风土民俗、宗教信仰，以此消解皇民化阴谋。如《财子寿》（1942）里曾经煊赫的周家财多子多福寿多，家道的败落也败落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传统伦理;《风水》（1942）写周家兄弟为父母的“洗骨”入土产生矛盾，兄长尽孝道，弟弟悖人伦，以父母尸骨作为利好自己一房的“风水”取舍;《合家平安》（1943）里范家的衰败“大厝”（闽南语“大宅”）的易主，却不改鸦片烟鬼父亲每日的吞云吐雾，甚至还以“不孝”之名恐吓敲诈继子银钱供其挥霍;《石榴》（1943）写父母双亡的贫困兄弟，大哥二哥入赘小弟送人，无暇顾及的亲情终因小弟的夭亡而唤回，表现台湾社会传宗接代、认祖归宗“石榴抱团多子多福”的伦理习俗。《清秋》（1943）里留日归台的谢家长孙，感佩于祖父“培养一些浩然之气，……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传统文化教诲，立志悬壶济世行医家乡。在题材上以传统家族叙事来屏蔽“皇民化运动”的殖民鼓噪，细腻深入地描绘台湾农村生活景象：乡村的道路、树木、墓场、石桥、流水，瓦屋中的厅堂、座椅、雕窗、匾额;精心描摹民间宗教信仰和地狱鬼神观念，以及洗骨、看风水、祭祀、坟墓、灵位、看相等民俗生活，无一不渗透着浓郁“中国性”的文化特征。这些作品发表于战火升高的年代，显然具有微妙的文化隐喻意义。

吕赫若隐喻书写的反殖民倾向，学界已有共识，其研究大抵落墨于修辞和文化的功能性范畴。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将“隐喻”意义的“转换生成”与作家的创作策略/意图放置于历史发展的演变脉络中去考察，与日据台湾殖民地现实达成紧密的互动呼应。日据时期的吕赫若创作有两个时间点值得关注：1937年8月15日，日本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有两部作品值得细心考察：《逃跑的男人》1937年5月发表，《山川草木》1944年5月刊出，正好对应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前夕”和“日本戰败前夜”两个时间点上，形成意义的能指互动——前者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侵略的一触即发，后者则是败局已定的负隅顽抗，为天皇效忠殒命的“大决战”阴霾，笼罩于殖民地台湾。吕赫若发表这两篇小说时，恐怕不会预见到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和战败的可能，当然更难设想台湾从日本人手中光复的那天，但暗夜前行执着抵抗的信念却始终如一。在创作中耐人寻味地选择了两个“特别”的时间——既不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也不是日本战败这两个“高潮”性事件的时间点，而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前夕”和“日本战败前夜”的台湾时局境况，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临战高压、“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最后疯狂，形成文学意义上两个“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的能指互动，对“皇民化运动”（1937年8月—1945年8月）形成首尾呼应的抗衡。在莱辛看来，情节的“顶点”限制了艺术家自由想象的空间，对顶点（或高潮）“这一顷刻”的表现会削弱艺术的审美力量，因难以“向上”提升而显出疲弱。因此，选择“顷刻”尤其重要，“每一顷刻都可以现出不同的样子，并且和其他事物发生不同的关系。在这些顷刻中各种样子和关系中，每一种都是以前的样子和关系的结果，都能成为以后的样子和关系的原因。”

正如没有日本侵霸东亚的野心，就没有甲午战争和侵华战争，就没有乙未割台和中国军民的奋起抗战，就没有日本的战败和台湾的光复，但形成这些原因和结果的情节“顶点”，并非艺术表现的最佳“顷刻”，而是高潮之前最具“孕育性”的某个时刻，“它既包含过去，也暗示未来”“使得前前后后都可以从这顷刻中得到最清楚的理解”。

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箭在弦上，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社会的政治高压和文化管控日趋严酷。1937年4月，台湾总督府下令废止汉文书房，报刊禁用汉字，广播禁用台语;6月，《台湾新民报》被迫废止汉文栏，《台湾新文学》被迫停刊。至此，台湾本岛发行的中文期刊近乎绝迹。现实残酷、文禁森严，对殖民地社会的激进批判已不再有现实的可能，不能言却不甘心于不言的吕赫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隐喻书写成为其抵抗的策略，以他最熟悉的家族故事，在“殖民统治”与 “家族叙事”之间形成本体和喻体的隐喻互动，其结果与其说“形容了”一种业已存在的相似性，毋宁说“创造了”一种不同概念之间相互关联的认知方式，“通过”一种现实“达到”另一种现实，以此重构反殖民的“现实世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吕赫若是如何在这两部小说中以“一种体验事实的方式，一种思考和生活的方式，对于真理的一种想象性的体现”的隐喻叙事，来重构“另一种现实”，来表现两个“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而这种隐喻书写又体现了作者在“皇民化运动”前后怎样的时局认知与文学追求，意义何在？这是论文所要追问的重点。

一 家道中落：从激进批判到隐忍反抗

《逃跑的男人》中王庆云身处的封建大家庭，父亲的昏庸堕落、继母继子的挥霍榨取造成“家道中落”。王家有着煊赫的家世，祖父举人出身，做过村长，富甲一方，庆云度过一段阔少的童年时光。祖父去世，长达两个多月的葬礼穷奢极侈，令父亲三兄弟背负大笔债款。父亲是嫡长子，庆云是长孙，两人共分得祖父遗产的三分之二，仅需承担债务的三分之一，但两位庶出的叔叔只得遗产的三分之一，却要承担债务的三分之二。摄于父亲的村长身份，他们只能忍气吞声。家中虽负债较轻，可父亲的奢靡花销和鸦片烟瘾却重，家庭经济江河日下。继母过门，家里突然多了几个“拖油瓶”。继母儿子金星“像大富翁的儿子似的吃喝嫖赌”，父亲和继母却纵容不管，任凭其恣意胡为，田产也随之变卖殆尽。风水轮流转，发迹的叔叔们乘机抢占了父亲的村长之位。庆云期望在乡镇谋职以复兴家道，不料处于叔叔势力范围的镇公所和合作社都将之拒之门外，迫于无奈庆云只得出外谋生，王府愈发衰败。

王府的“家道中落”，寓意着“皇民化”前夕吕赫若激进批判所面对的时局压力。20世纪30年代的台湾，日本强化殖民统治，现代化进程加快，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土、封建与资本二元对立的矛盾冲突随之激化。日本殖民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严重冲击了台湾乡土社会，传统社会结构开始崩解。与此同时，1895年以来持续二十年的武装对抗遭到血腥镇压，反殖民的社会运动亦在1930年代受到台湾总督府全面清洗，政治团体被悉数解散，文学活动遂成为台湾人在有限空间展开政治文化斗争的重要场域。“至此，文艺团体和文学杂志纷纷创立，多数知识分子将他们的主要力量转移到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中来”，将激进的现实批判意绪诉诸笔头。1930—1934年间，台湾新文学界发生了日据时代持续时间最长的乡土文学论争。这场论争蕴含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现实批判精神，台湾文化协会（以台湾左翼文人为主导）坚持“文艺大众化”，倡导以台湾“劳苦群众”为书写对象，用“台湾的语言”“台湾的经验”创作“感动激发广大群众的文艺”的乡土文学;而台湾文艺作家协会（以在台日本左翼文人为主导）则从“劳动者阶级的阶级需要”的立场出发，呼吁台湾文坛放弃“排他主义”“独善主义”，消除民族主义意识，倡导“把文艺表现于大众面前”的普罗文艺运动。这种力图以劳动者阶级的普罗文学消除台湾文学的民族意识的主张，内在刺激了台湾乡土意识的张扬。

吕赫若发表于1935年的《牛车》和《暴风雨的故事》，前者写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农村，农民杨添丁无田可种，只能靠牛车贩运货物，可现代化的卡车取代了牛车，碾米机取代了水车，轿车取代了轿子，杨添丁如何吃苦下力也找不到工作，妻子在贫困中只能卖身养家;后者写暴风雨冲走了即将收割的稻子，佃农老松请求地主宽限田租，地主不答应，捆走了他家仅有的“活命钱”两头猪，还暗中威逼霸占老松的妻子，致使妻子救家计无果羞愤自杀。小说强烈地反映了黑暗的社会现实，表现了日本殖民资本主义对台湾社会的冲击、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榨，突出封建与资本、地主与农民的社会矛盾，呈现出鲜明的现实性、批判性和乡土性。非但如此，他的小说“以‘家为基地，逐渐扩为‘家族，凝视台湾封建家族内部腐化的情形”。1936年发表的《前途手记》讲述了一位封建大家庭的侍妾执念于传宗接代，从最初想领养孩子、住院治疗与丈夫生孩子、到寄希望于神佛送子，最终罹患胃癌被丈夫抛弃，在凄凉中死去。而1937年5月发表的《逃跑的男人》则更具艺术张力，在“家道中落”的境况下，主人公庆云振兴家族的愿望彻底破灭，以激愤的出走来表示与腐朽没落的封建大家庭的决裂。皇民化之前，吕赫若坚持激进批判的创作态度，强烈控诉日本殖民资本主义对台湾农村经济的破坏，深刻揭示殖民现代化冲击下封建大家族迂腐无为的衰亡史;但从《逃跑的男人》采用的隐喻书写可以看出，他对日本殖民事实开始趋向隐晦的表达，折射了“皇民化”前夕日益严酷的时局压力。

为此，吕赫若搁笔了几年，重新出发的他，聚焦于家族叙事，发表于1942年的《财子寿》《庙庭》《风水》《月夜》、1943年的《合家平安》《石榴》《清秋》、1944年的《山川草木》等系列小说，以家族叙事来抵抗“皇民奉公文学”的所谓“国族叙事”，隐晦地表达复归民族传统的反殖民同化倾向。与《逃跑的男人》一样，《山川草木》也写“家道中落”，但激愤意味已然收束，代之以隐晦的曲笔表达。宝连的父亲“是个实业家，拥有相当大的印刷厂和在乡间的制茶工厂”，支持女儿留学日本研习音乐，并提供优渥的生活——“住在神宫外苑一个高级女子公寓，时常穿着时髦的洋装”。父亲猝然去世，“身为实业家的父亲出乎意料地负债”所剩遗产不多，而继母坚持将父亲留下的店铺让自己的孩子继承，完全不考虑宝连姐弟四人的处境。小说对于继母这一“外来侵略者”的贪婪阴毒没有正面表现，重在刻画艺妓出身的她擅于斡旋交际，三言两语便将“慈母”形象树立起来，极尽手段迷惑纪大哥，使他对宝连记恨继母的态度很是不解并劝解批评。面对继母压迫，宝连很有自己的主见——与继母划清界限，放弃到日本求学，毅然走出家门，领着弟妹“归隐”山林。一边自食其力养活他们，一边教乡村孩子读书识字，为台湾埋下希望的种子。

《山川草木》的“家道中落”，隐喻了“皇民奉公时期”吕赫若以回归家族乡土、坚守民族意识的曲笔书写所回应的时局压力。1937年8月推行“皇民化运动”以来，殖民者胁迫台湾人在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加速日本化进程，在台湾大肆兴建日本神社，拆毁中国寺庙，逼迫台湾人改用日文姓名，将日语定为“国语”，“以日语交谈，以日文写作，以日本方式来思考、处理事务”，强制推行日语教育，严禁使用汉语，更不能以汉语写作，台湾新文学运动严重受挫。“1930年，懂日语的台湾人只占全台人数的12.4%，1940年却已增至51%，1944年更升至71%，台湾作家已难用中文创作”。1941年4月，“皇民奉公会”成立，其指导思想为：建设高度国防国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显示国体，灌输“皇民精神”，使六百万台湾人为天皇尽忠，“实践举岛一致的臣道”。同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将台湾作为南进（东南亚一带）的基地。1942年，台湾总督府实施“陆军志愿兵制度”，诱使台湾人到“南方”参战。与此同时，日帝加紧对作家和刊物的控制，同年4月台湾“文学奉公会”成立，鼓吹创作“皇民文学”。随着日军遭遇太平洋战场（如中途岛战役、塞班岛战役、关岛战役等）的一连串惨败，1943年初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日本在东亚、东南亚的侵略战争也从原先的“速胜论”变成胜利无望背水一战的“决战论”。1943年11月，台湾“文学奉公会”组织召开“台湾决战文学会议”，建立“决战文学体制”，目的是利用文学蛊惑洗脑臺湾人配合侵略战争，为即将到来的“决战”作最后一搏，为日帝的垂死挣扎作末日的炮灰。总体说来，1941—1945年是日本施行“皇民化运动”的深化时期，亦称“皇民奉公时期”。

在这一境况下，台湾随时都有“失根失语”的可能，部分坚守民族立场的台湾本土作家抱着“隐忍反抗”信念，顶受时局压力，进行“阳奉阴违”的文学抵抗。即便是被迫敷衍“文学奉公会”的所谓“圣战”写作，内容上也极力表现台湾家族观念、传宗接代、伦理情感、乡风民俗等本土文化，以此展开对台湾本土文学的探索，因而引起“皇民文学”推行者的强烈不满，滨田隼雄1943年4月间批评道：岛内的写实主义文学偏好描写“现实的否定面”，而对“本岛人作为皇民”的问题不积极;“皇民文学”台湾大总管西川满在1943年5月更是激烈批评吕赫若小说只是描写虐待继子、家族纠葛等台湾风俗，完全不理会“勤行报国队、志愿兵表现出热烈的动向”的现实，辱骂台湾本土现实主义文学为“狗屎现实主义”。由此可见，“在台湾殖民化日益严重的战时，台湾文学的去殖民化也显得异常顽强，尤其是台湾作家在文学中顽强地保存积淀着民族历史、传统、性格的风土习俗，以承担起保存民族集体记忆的努力，使台湾文学真正回归了其自身。”吕赫若就是典型一例，其仅有的一篇涉及“南进”题材的小说《清秋》，也并非简单描写谢家次男谢耀东加入“南进”行列，而是写他在东京学非所用的极度苦闷，因此想到南方去寻求发展;更没有让小说的主角谢耀勋放弃台湾人的立场、走上“皇民炼成”的道路，而是让他留在家乡尽人子之孝，行医治病反哺桑梓。《清秋》的结构，全然落墨于台湾乡土的人物、景物、事物，家人间的情感是平民的、伦理的，而且是很传统的。皇民奉公时期，选择在何种倾向的刊物发表作品是个极其敏感的态度立场问题。张文环主编的《台湾文学》

具有潜在抵抗的文化意识，团结台湾本土作家，坚守民族立场，书写台湾社会生活。“这份战时唯一的台湾文学杂志”“不仅提供了创作园地以延续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命脉”，更以“文化的民族立场，与甚嚣尘上的“皇民化运动”相抗衡”。1942年5月，吕赫若从日本返回台湾，7月旋即担任《台湾文学》编辑、《新南新闻》（具有抵抗倾向的报刊）记者，此间前后，他在这两家刊物共发表《财子寿》《风水》《合家平安》《石榴》等7个短篇;而在“台湾文学奉公会”主办的《台湾文艺》（西川满推行“皇民化文学”的主要阵地）上则只发表了《山川草木》《百姓》2个短篇，前者表现坚持乡土的潜在抵抗，后者书写台湾乡民的互相救助。吕赫若虽然被迫“奉公”，但仍以曲笔书写乡土表达抵抗。因此，《逃跑的男人》《山川草木》“家道中落”背景的隐喻意味，以“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反映了从“皇民化运动”前夕到皇民奉公时期，吕赫若创作从激进批判到隐忍反抗所面临的时局压力。

二 继母压迫：从显著殖民到伪装同化

在《逃跑的男人》和《山川草木》中，“继母压迫”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它加速了“家道中落”，导致主人公“学业中断”和“离家出走”。对于王府、尤其是王庆云而言，继母是一个“外来侵略者”。母亲刚刚去世，在情感上他无法接受一个外来的女人把持家政。继母占据了母亲的位置，还占用了母亲生前的所有物品，撺掇着父亲将她母子三人入籍，意味着他们有权继承家产。这对继母始终抱有敌意的庆云来说，与继母发生冲突就势在必然，但沉溺于鸦片烟瘾的父亲总是向着继母说话，助长了继母的跋扈嚣张，以各种刁难打击庆云。因继母的谗言，庆云被父亲强制退学，满腔的委屈愤怒，以迎头暴打继母的儿子为宣泄。继母借此当众数落庆云，手指高高扬起，戳着他的额头恶毒咒骂：“你这个夭寿短命的家伙。你会活不到三十岁……”

可以说，继母对庆云的压迫是显露的，双方在思想行为、利益诉求上有一个激烈的博弈过程。继母“入侵”到庆云家，将自己的观念意志通过威权父亲的高压强加到王府和庆云身上，这就产生了一种“思想同化”的意味。

假若进行时局关联，由“继母压迫”放大到整个日据时期的台湾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从1898年起，日本帝国推行扩张式的亚细亚主义，以亚洲盟主的身份炮制“支那保全论”，表面是联合亚洲各国抵制西方列强，实质是借此进入中国境内扩张领土，用移民和军事侵略的手段向中国扩张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与西方列强共同蚕食中国，分割、吞蚀亚洲。外来的继母形象隐喻日本侵略者，“日本人家庭观念的基本出发点是：家庭是一个经营单位。在这种观念下，血缘的纽带关系可以趋向淡薄，家庭里的外来人如妻子、儿媳、就赘女婿，比亲兄弟、亲姐妹、亲女儿可能更重要。以经营为目的的家庭，在削弱血缘关系的同时，能够吸收非血缘关系的成员，可以让外来人作后嗣或继承人，甚至可以吸收仆役、管家为家庭成员”，从本质上说，“中国人更多的是依赖亲属群体，重视由血缘关系结成的亲属集团。而日本人更多地将自身归入非血缘关系的社会小集团”。这种家庭/社会小集团观念一旦为日本侵略者利用改造，容易异化为侵略意识。相对于继母的“侵略者”形象，庆云形象则喻指固守乡土伦理的台湾民众。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注重血缘的承传关系，血统的纯正性是族群形成的社会伦理基础，是划分阶层等级、亲疏远近的区分向度，“尽管处于日本殖民政府的高压之下，但作为汉民族的本质特征之一的宗法人伦的文化血脉，并没有也不可能因异民族的血腥统治而被抹杀掉”。这种传统文化内涵使得台湾人对于没有血缘关系的外来者怀有惯常的排斥戒备心理，因此，庆云与继母的矛盾无法避免，正如台湾人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必然发生。日本殖民者对于台湾的殖民压迫是显著的、暴力的。他们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推行殖民政策，以日本军警作为强大的武力保障，使得台湾“现代化”进程加快，从而达到为日本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服务的目的。台湾人民奋起抗争，反日武装起义（如“北埔事件”“苗栗罗福星事件”“西来庵余清芳事件”“雾社事件”等）、民族民主运动（如“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农工反日活动”“台湾民众党反对始政纪念日抗议活动”等）、文学运动（如“台湾新文学运动”“台湾乡土文学运动/论争”等）不断迭起，此消彼长。赖和、杨逵是日据时代政治运动的先驱者，也是文学运动的发起者，他们将政治运动和文学运动结合起来形成互动，把台湾民众带入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解放运动之中。1936年9月，日本侵略者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需要，指派海军大将小林跻造就任台湾总督，文官总督时代结束，武官总督制复活，同化与压制愈發酷烈，台湾人民陷入战争体制的“皇民化”深渊。而“继母压迫”的情节隐喻日据时代的台湾处境，即“外来人”——日本侵略者对台湾的强行占据、对台湾民众的殖民压迫。

反观小说《山川草木》，它在“继母压迫”的情节呈现则内敛了许多，宝连与继母的冲突较为隐晦，但从她毅然离家出走的行为来看，她对继母是不信任的，对继母的“母亲”身份是不认同的。她领着弟妹到远离都市的山区，投靠自己的亲舅舅——中国人血缘形成的亲情，高于婚姻纽带的伦理关系。小说最大的冲突是继母对财产的争夺，但这个冲突从未正面展开，而是通过宝连与纪大哥“我”碎片式对话组接起来的：“父亲过世没多久，（继母）已经和我们分家，过着独立的生活”，“现在打算把所有的不动产全部卖掉，结果只剩下四家店铺和在山中的田地而已。继母坚持那些店铺要由她自己的孩子来继承”。这表明继母的掠夺毫不手软，宝连姐弟被她扫出家门。

但宝连的继母并非《逃跑的男人》中巫婆类后母，她对宝连姐弟的压迫极具伪装性和迷惑性：纪大哥到家里做客，继母表现出主人的热情好客，语言温软，笑容亲和，娓娓诉说宝连父亲临终前如何叮嘱她照顾好宝连的弟妹，继续让宝连留学，刻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懂分寸识大体的富家太太形象;同时，她对宝连姐弟也极尽“慈母”之态，吃饭时用温柔的眼神看着宝连，抱起宝连的弟弟“宠溺”地抚摸脸蛋，尽展亲昵的“母子”关系。继母的表相遮隐了她与宝连的内在冲突，干扰了纪大哥的理性判断，以至他无法理解宝莲对继母的讥讽，半是开导半是批评宝连“她现在是你的母亲，你最好不要用这种口气说话”。可以说，继母的伪善具有欺骗性，更具隐喻性，表面是“贤良之心”，实则是“狼子野心”，与日本在台推行的“殖民同化”如出一辙。小说中的继母——“外来侵略者”用虚伪的面孔来掩盖对宝连姐弟的掠夺，以表面的“合理”实质的侵占，逼迫其接受掠夺者的强盗逻辑。“皇民化运动”以来，日本殖民者把对台湾的殖民同化伪装为跨越种族、宗教等一切歧视与冲突之上的大东亚共荣圈，致力打造“日台一家，皇民炼成”的同化意识，塑造台湾人忠于天皇、尽善国民责任的“日本精神”。尤其是1943年以后，日本太平洋战局败相初显，从东南亚战场节节败退，负隅顽抗的日本战车将台湾拖入“决战时期”，征召27万台湾青年到东南亚作战，蛊惑“荣升”为“皇军”的台湾人心甘情愿为天皇效命，为“大决战”献身。借由《逃跑的男人》和《山川草木》“继母压迫”的情节隐喻，吕赫若完成其对“皇民化运动”前后日本殖民者由显著殖民转向伪装同化这一历史真相的复刻还原。

三 学业中断：从被迫反抗到自主抵制

日据时期殖民者在台湾施行殖民教育，强制推行同化教育，向台湾民众灌输皇民意识，诱使其成为“顺民”乃至“皇民”，为殖民掠夺效力为侵略战争卖命。其50年的殖民教育“与时俱进”为三个时期：一是1895—1918年的“渐进主义”时期，其特点是以普及日语为中心的“同化教育”和“差别教育”;二是1919—1936年的“内地延长主义”时期，其特点是宣扬“内台共学”，以达到“同化”台湾人，培养“顺民”的目的;三是1937—1945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台湾教育进入“战时体制”时期，其特点是大力推行“皇民化教育”，以“炼成皇国民”为教育的最终目标。面对日据当局的殖民教育政策，台湾知识分子展开保存民族文化的斗争，在被迫接受日语教育的同时竭力保持中华传统文化，秉持中国人的传统道德，抵制日本殖民同化。“在吕赫若笔下，那些被作者刻意赞美或同情的人物形象，往往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者，他们承载着几千年以来的家庭伦理道德。他们无一例外地充满着对父母最深厚的情感，并勇敢地承担家庭赋予他们的责任”，正如《逃跑的男人》里一心要振兴家业的庆云;《财子寿》里忠诚于主家正直善良的长工溪河伯;《清秋》里对父母尽孝、对桑梓尽责的谢耀勋;《石榴》里开明乡绅黄福春，为弟弟接回牌位，认祖归宗的金生;《合家平安》里仗义执言的舅父，厚道孝顺的养子范有福;《风水》里惦记为父母“洗骨”尽孝的周长乾老人;《山川草木》里躬耕务农抚养弟妹的长姐宝连，无不是吕赫若笔下坚持传统美德的道义化身。

在《逃跑的男人》中，由“继母压迫”造成的“学业中断”情节同样值得思索。封建地主家庭出身的庆云，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观念对他影响颇深，自小遵从祖父家训立志出人头地。祖父去世家道中落，重振家业的念头强烈滋生：“祖父是举人，所以作为他的孙子要不丢他脸，同时为了保住村人所崇拜的村长独生子的颜面，将来一定要当个高官”，背负着沉重的家族使命感而发奋读书。可惜天不遂人愿，庆云的求学梦被“只管鸦片要紧而不管孩子将来出息的父亲”击得粉碎。急欲争辩的他遭到父亲严厉责问：“想想看家里的财产，已经只够吃饭了还要付你的学费？”确实，祖父和母亲的相继亡故，家道已衰败到只剩下二甲地（约29亩），学费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庆云只得接受现实。当得知退学并非父亲本意，而是继母的唆使，对继母的怨恨桩桩件件涌向心头——从取代母亲的位置，霸占母亲的物品，到入籍抢夺庆云继承权的“侵略”行径，庆云都硬生生地忍了下来，而继母仍不罢手，在他最看重的学业上给予致命打击，这无异于断了他的后路。与其委曲就死，不如反抗求生，继母的压迫与庆云的抗争引发的冲突不可避免。实际上，庆云企图通过学业来振兴家业已不具备现实的可能。1898年台湾日据当局设立公学校，其目的不在于提升台湾人的整体文化水平，而是以日语和日本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同化教育。1922年推行“内台共学”制，表面上消除差别教育，实质上它依然存在。台湾人在初等、中等学校除了接受同化教育，更多的是“技能性”教育，培养为殖民者所驱使的“技能”工具，而高等教育则为日本人所独占。庆云因“学业中断”与继母发生冲突，正如台湾民众在日本殖民差别教育压迫下的奋起反抗。作为一个转折点，“学业中断”为叙事铺垫引向庆云“离家出走”的愤然行动。

如果说《逃跑的男人》中的庆云是被迫中断学业的，那么《山川草木》的宝连则是一种自主抉择下的放弃。宝连赴日留学研习音乐，理想是成为一名杰出的琴师，像崔承喜那样享誉世界，为台湾女性争气。因此，她看重学业，刻苦练琴，“连练习时休息片刻都觉得可惜”。因其音乐才华出色，被学校破例选拔为年度音乐会主演，艺术前程大有可为。父亲猝然离世，她返台奔丧。为了早日赓续学业，她打算依持父亲的遗产，把弟妹托付给继母一起生活，但继母拒絕了，还霸占了财产。最终，宝连决定放弃学业，带着弟妹投奔母舅，亲自照顾他们长大成人。尽管纪大哥和舅舅一再劝她回东京复学，可宝连仍旧坚持留在台湾、留在大山。

实际上，宝连不似庆云那般绝望。庆云受封建父权掣肘和继母压迫无奈中断学业，而宝连固然因继母的鲸吞而失去经济支持，在继续求学和照顾弟妹间两难抉择，但她还是有选择余地的。设若是经济拮据，纪大哥夫妇完全有可能资助她的复学;倘若是对弟妹往后生活的担忧，那母舅便是绝好的托付对象。可以肯定，宝连是基于自主的思量而中断学业的。她的选择——放弃求学日本，坚持留在台湾，是作者刻意为之的叙事策略，喻指拒斥日本“皇民化”教育，坚守台湾乡土立场。决战时期，“皇民化运动”已经推向高潮，“遵照皇国之道为国民炼成”，各级学校须培养适应战争需要的“皇国民”，通过“丑化中国、提倡敬仰天皇”和“禁用汉语、学用日语”等方式驯养台湾人的日本式国民性格，泯灭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以“大和文化”全面取代“中华文化”，以“皇民炼成”为己任，以为天皇殒命的“大决战”为献身，征召台湾青年为侵略战争当帮凶和炮灰。日本学者尾崎秀树曾尖锐地指出：“日本统治者所企望之‘皇民化的实态，不是台湾人作为日本人活，而是作为日本人死。”继续学业在此象征着接受日本殖民教育，认同皇民观、响应决战论，反之，宝连选择“归隐”山林，等于放弃对战争的响应，意味着对日本殖民父权的抛弃。可见宝连主动放弃学业，并非纯然为了照顾弟妹，实质是对日本殖民教育的抵制，对皇民意识的消解，是一种基于民族立场的道义选择，其隐喻叙事策略确立了台湾人的主体认知，日据台湾的殖民体制和现代化对于台湾人而言只有伤害没有认同。由此，《逃跑的男人》《山川草木》借助“学业中断”的情节转折，实现了“皇民化运动”前后台湾民众对日本殖民同化教育从被迫反抗到自主抵制的象征性喻旨。

四 离家出走：从迷茫逃跑到清醒佯隐

“离家出走”作为抵抗隐喻的最后一环，所涉及到的是主人公的去向问题。而这个去向最能反映吕赫若反殖民立场的隐喻策略。在《逃跑的男人》中，庆云的出走是决绝而果断的，有着恢复主体意志的诉求，但他对于出走之后的归宿却是迷茫无知的。其实在出走之前，他就尝试为自己寻找出路，带着父亲给的三百块钱，前往东部花莲港去栽培经营甘蔗，结果是失败而归。后来，庆云偶然得知妻子罔留与继母儿子金星的奸情，万念俱灰。他决意与家里的“敌人”斩断关系，甚至动念一把大火烧死继母母子，带着襁褓中的儿子愤然出走，“只有这个是在我一直都在家的时候生的，所以他一定是我的儿子”。对继母等“外人”的决绝反抗，对血脉亲缘的本然认同，饱含着吕赫若坚持台湾乡土世代传承的价值观念。逃跑的途中，他脸色阴沉眼神迷离，任由孩子啼哭，对周遭环境充满戒备。对“我”释然后向“我”讲述他的遭遇，倾吐绝望的情绪，“反正我一到花莲港，就跑去山地。在那里会饿死，或会被毒蛇咬死，都不管了。这个孩子如果有不幸，我是活不下去的。这是被所有的人遗弃的人所要走的路”。对于庆云来说，他只是单纯想带着儿子离开家庭，甚至做了暴死荒野的心理准备。家道中落、继母压迫、学业中断、生意失败、妻子出轨……这一系列打击成为他的精神和经济无法承受之重。也即是说，出走之后，庆云的精神负荷并未得到真正解脱，不过是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变相回避，类似于娜拉出走，终究要接受社会现实的考验。鲁迅揭示了娜拉出走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但庆云与娜拉有所不同，那个被继母鹊巢鸠占的故家显然是回不去了，他的结局不是倒在半路，就是继续前行，尽管前路漫漫一片茫然，但出走本身就是一种不妥协。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乡土文学、通俗文学等文学思潮发展日臻成熟，“台湾新文学运动由散乱趋于统一整合，思想鼎立的同时，左翼思潮明显占上风”。1931年、1932年相继成立的台湾文化联盟和台湾艺术研究会，深受祖国大陆和日本左翼文学思潮影响，积极发展台湾本土文艺;《台湾文学》（1931）、《南音》（1932）、《先发部队》（1933）等文学刊物倡导文艺大众化，回应祖国大陆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也显示出对文学自身的看重;特别是1934年聚合全岛文学力量成立的台湾文艺联盟，“明确地以‘推翻腐败文学‘实现文艺大众化为努力目标”，左翼倾向明显，引领着这一时期的文学走向。经过长时间的论争与反思，左翼文学有了较自觉的艺术追求，强调“对现实要有正确的理解、解释和未来道路的指明，并‘用诗一般的真实表现自己真实的感情”。这一时期，吕赫若延续了赖和（有“台湾鲁迅”之称）20世纪20年代开创的台湾新文学传统，在创作实践中融入了集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于一体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同时又不囿于左翼文学的固有模式，对于立场的左与右有自己的原则，坚持民族启蒙的写作立场，借助小说叙事策略来传递固守本土文化、抵拒殖民同化的不屈信念。《逃跑的男人》正呼应了此创作理念。一方面，从庆云与父亲（封建大家长）和继母（外来侵略者）彻底决裂，带着唯一“同盟者”——亲生儿子逃离家庭，可以窥其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自觉意识和阶级抗争意识;而另一方面，作为小说主人公，庆云属于脱胎于封建家庭的新知识分子，并非左翼文学重点书写的劳苦大众，结局亦无清晰的发展去向，唯一明确的行动便是“出走”。这种形象在吕赫若小说中不乏其例，《婚約奇谭》里不满资产阶级未婚夫而逃婚的琴琴，《蓝衣少女》里备受乡人曲解无处可逃的教师蔡万钦，《田园与女人》里为自由恋爱逃婚又失婚的江伯烟，《庙庭》《月夜》里无法逃脱婚姻悲剧的表妹翠竹，《清秋》里找不到出路的谢家二弟谢耀东等，是日据时代台湾本土知识分子彷徨无路的苦闷写照。

《逃跑的男人》结尾弥漫着一种绝望的凄冷氛围。我们看到，一个迷茫无措的逃跑男人，了无生趣，一心向死。但事情尚不至绝望透顶，吕赫若早已为庆云的潜在去向埋下伏笔。小说虽然极力渲染庆云逃跑之后的迷茫绝望，但曾经的他也萌生过做农民的念头，“我也想过沦为农夫亲自耕作，但这根本就像是在吐实宣传我家没落，我觉得良心不安”。从决绝出走的那一刻起，所有的“良心不安”都在一无所有的生存面前化为乌有。他表示一到花莲港，就要去山地躬耕务农，养活自己和孩子，这就有了蜕变成长的可能——坚守乡土自食其力的台湾智识农民。这便是吕赫若反殖民书写的高明之处，他并未将生死问题写绝，而是为知识分子出身的主人公预留下蜕变成长的空间，将创作定位于民族的和阶级的立场，在“皇民化”前夕的大背景下尤其显得意味深沉，与后来《山川草木》宝莲的出走归农形成前后呼应。

相比庆云，宝连的出走显然更为清醒理智、目标明确，那便是归隐山林。出走之前，宝连对未来生活已然规划，事实证明，道路是可行的。“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要照着继母的要求去做。父亲遗留下仅有的财产，给继母生的弟弟，市内的店铺完全让给继母，我和弟妹们到山上去”。经历农村生活的磨砺，宝连走出了失学阴影，寄情于山野，美滋滋地自诩为“生产战士”。她皮肤黝黑身体结实，周身散发出健康美，连纪大哥都惊讶住了，“走着走着路上突然升起了坡度，我已经开始喘了，但看见边走边说话的宝连，一步一步充满活力”。归隐乡土，这既是继母逼迫时局压力的隐喻表达，更是民族立场的回归，父祖的土地，永远是最坚实的依傍，宝连由此获得成长的力量。

面对纪大哥夫妇的多番劝导，宝连依旧拒绝复学。在山林之间，她感受到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没有争斗，没有喧嚣，祥和安谧，有一分来自乡土的踏实。她所耕作的田园，洒下汗水成就收获的同时，也见证了她坚韧的意志力。她不是游走的风，更不是飘过的云，而是扎根乡土的树、屹立不倒的山，“这棵莲雾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间，这棵树在这儿动也没动过。那座山也是！数十年，数百年来，它都是那么奕奕地存在着。和这些比起来，我觉得我们都像患了梦游症的人”。相对于日本而言，莲雾属于台湾特有的树种，具有台湾乡土意象。吕赫若借宝连之口，表达了对故乡山川草木执着于坚守的迷恋之情。在这里，“树”与“山”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奕奕”挺立于台湾土地，丝毫没有动摇过，是“皇民化”时期坚守乡土拒斥殖民的台湾民众的象征。在殖民高压下，他们隐忍抵抗始终不屈，顽强守护自己的家园。“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又怎能容得下异族铁骑的践踏？吕赫若在这里不也同样隐含着对像‘患了梦游症一样四处扩张侵占他人土地的日本侵略者们的抨击吗？”

从这个维度来讲，面对日本的殖民同化，宝连的归隐并非消极的逃遁，而是一种佯隐，是另辟蹊径地积极反抗。至此，“离家出走”最后一环的精妙设计，吕赫若表达了”皇民化运动”前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殖民高压、日本失败前夜最后疯狂这两个“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台湾人拒绝同化不合作的韧性抵抗，从迷茫逃跑到清醒佯隐、从被动反抗到主动应对的反殖立场，完成“家道中落——继母压迫——学业中断——离家出走”隐喻书写的意义指向。

吕赫若以《牛车》为开启，笔触犀利地批判殖民现代性对台湾社会小农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毁灭性打击，抵抗殖民坚持乡土认同中华，是他笔底不改的梦想和坚持的初衷。然而殖民地现实的残酷，“文学终究是苦难的道路，是和梦想战斗的道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在晦暗如磐的日子里，他秉烛夜行沉毅求索，寻找殖民地台湾抵抗殖民的精神武器。停笔几年重新写作的他，转身观察台湾社会家族文化，执著于民族性格、历史记忆、集体情感的深度开掘和封建性的批判。迫于殖民者的文化高压，他选择基于民族立场的隐喻书写来透视被遮蔽的殖民地现实，这在《逃跑的男人》和《山川草木》中浓墨体现。对他而言，“隐喻并非是对生活或语言的严酷现实的逃离，它就来自那些现实，并且创造了那些现实，它们‘相反或是不协调的各种品质，通过隐喻的相互作用的功能，而得到一种形态和完整，一种地位和秩序。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的现实是由使人类语言充满活力的隐喻过程形成的。”

两部作品共同呈现“家道中落—继母压迫—学业中断—离家出走”的隐喻情节，使得“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前夕”和“日本战败前夜”两个“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完成了文学和历史二重维度的意义升华，对“皇民化运动”形成首尾呼应的抗衡：在文学层面，“家道中落”反映吕赫若创作从激进批判到隐忍曲笔;“继母压迫”影射日帝从显著殖民到伪装同化;“学业中断”象征台湾人从被迫反抗到自主抵制;“离家出走”喻示反抗者从迷茫逃离到清醒佯隐的抵抗立场;在历史层面，这两个“顷刻”的文学隐喻又与作者对日据时代台湾现实的忧痛感紧密相扣：以1937年8月“皇民化運动”出笼为界，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前夕的1937年5月《逃跑的男人》的刊出和日本战败前夕的1944年5月《山川草木》的问世，这两个时间点具有特殊的历史意味，前者是日本悍然全面发动侵略战争的箭在弦上，后者是强弩之末的孤注一掷，叙事上采取了悲愤出走的强烈抗争与坚守乡土的隐忍抵抗，叙事态度由激进转向沉稳，突显了吕赫若在“皇民化运动”高压下形成的一种坚韧成熟的隐喻叙事策略，重构具有民族主体性的“现实世界”，与日本侵略者高压下的殖民地现实相抵拒。两个“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俨然突破了文学艺术的指涉空间，作为历史发展的次高潮进入到了更为广阔的历史场域，既观照过去，又预见未来，传达出符合历史规律的发展趋势，“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隐喻书写，将隐喻张力的“跨领域映射”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浑融贯通，预示侵略者的战争/殖民以最终的失败/台湾的光复为结局。

【责任编辑 陈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