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张军孝

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一大批中国的爱国志士仁人和先进分子经历70多年苦苦追寻与求索，终于找到的挽救中华民族于深重灾难之中的救国救民的真理，让中国人民欣喜地看到未来光明的前景和希望。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摒弃一切向钱看的功利主义，剔除一切虚无和偏激的浮躁心理，透彻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背景、传播过程及其产生的影响，有利于我们当代中国人认识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中华大地上诞生的历史必然性，更加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关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至理名言，不仅具有深远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背景

中国是帝国主义争夺的中心地区，也是帝国主义在东方矛盾的焦点，又是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焦点。自鸦片战争中国的大门被外国侵略者打开之后，世界上所有的资本——帝国主义强盗们都跑到中国来进行掠夺，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入侵山东，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态势一天比一天激烈，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了。在反抗外国强盗的斗争中，急需要革命学说和先进的思想武器作指导。

辛亥革命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以后长期拒绝任何改革的结果。在当时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势下，要求改革的爱国志士的救亡之道，都是封建国家现代化初步改革的方法。尽管如此，这些改革也在戊戌变法中成了一纸空文。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把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汉人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反满口号作为主要思想武器。反满一方面，起到了结束君主专制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又使根深蒂固的汉族封建统治得以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清帝宣告退位，革命党人认为大功告成，随即马上四分五裂。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丑剧很快相继上演，资产阶级在象征共和政体的国会里没有地位。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革命一味宣布反满，并没有一个广泛和深入的启蒙运动把人们的思想从传统的封建桎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袁世凯一死，一个彻底反封建的思想运动——新文化运动立即高涨起来。这个运动既是对有数千年传统的封建主义的沉重一击，又是大量吸收西方文化的开始。如果不打破封建主义的传统，使之根本动摇，中国人断难接受西方文化。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打倒旧礼教，把封建专制赖以继续维持其存在的社会组织原则和道德规范彻底推翻。接着又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不但使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有了极大的丰富，而且使新思想有了适当的表达方法，能为更多的人所领会。所以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西方流行的各种思想流派都介绍到中国来了。虽然新文化运动所立的主要还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但在客观上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条件。

随着中外厂矿企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成长起来。据统计，从1895年到1913年的十九年间，中国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同时中国工人阶级也逐步发展到100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在1914年至1919年的五年间，中国产业工人数量由100万人迅速发展壮大到200万人左右。尽管他们从诞生起就不断地和外国侵略者、封建主义统治者和资本主义剥削者进行着经济的与政治的斗争，但他们既不是自觉的阶级，更不会有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而十月革命的炮声使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得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由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转变，也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

在中国文字记载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的是1899年4月在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月刊上，由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华人蔡尔康所撰的《大同学》的文章中提到：“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为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这里说的“德国之马客偲”，就是指的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就是指的马克思《资本论》[1]。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所写《近代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附带提到过马克思，译文作“麦喀士”，不仅很简略，而且带有批评的口吻。

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写《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译文作“马克尔”“嫣及尔”）和《共产党宣言》的要点，但也是以资产阶级的观点解释和批评这一学说。

1908年，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日本出版的《天义报》上曾片段地译载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但是原著都被严重地歪曲了，而且也没有什么影响。

科学共产主义长期没有传到中国，而晚清以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涉及一鳞半爪，又做了严重的歪曲，也没有为人们所重视。因此，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也只能是一种朦胧的向往，犹如“隔着纱窗看晓雾”，中国人民更是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说明中国社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

1917年伟大的“十月革命”，使世界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以实际行动证明了第二国际的破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广阔道路。

“十月革命”后，中國人民很快就对“十月革命”发出了欢呼，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1918年下半年李大钊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三篇文章，就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标志。同时，在中国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

1919年初，李大钊公开发表《战后之妇人问题》（1919年2月）等一批文章，明确地表达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推翻剥削制度的观点。1919年4月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后面属于纲领的一段。这一段的译文虽然很拙，但却是《共产党宣言》中极为重要的一段。它指出了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要采用暴力干涉的手段，无产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并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变革全部生产方式，以迅速推进生产力的发展。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加深入和广泛。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第六号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肯定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它的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和以往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段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做了相当完整的介绍和比较确切的阐释。在此前后，李大钊还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从不同角度登载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2]。

一些留学日本期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进青年，回国后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如留日归国的杨匏安，于1919年11月至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长篇连载文章《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相当系统的介绍;留日学生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在国内出版，并撰写《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在国内发表[2]。

文化运动推动了爱国运动，由于“五四”爱国高潮在全国引起的震动，又极大地推动了文化运动的猛烈发展，“五四”后的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宣传新文化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迅速增到400多种。1920年8月，上海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中译本[2]。与著作流行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在高等学校中也扩大和巩固了自己的讲坛。这时，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中国知识界流行，而且也影响到其他社会阶层，甚至影响到反动派的军队之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政治上，近代中国是东方许多矛盾的焦点;在文化思想上，也反映了这样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不但要同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的各种造谣污蔑去作战，而且还要同抗拒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各种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去作战。但真理是封锁不住的，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犹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不断地在中国传播着，并彰显出强大的感召力和生命力。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后，使中国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这可以从主观认识和客观行动两个方面来观察。从主观认识来说，中国人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虽然长期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但对帝国主义并没有本质的了解。从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之后，中国人民才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从客观行动上看，同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相联系，随着在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本质的进一步暴露，中国知识界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也开始破灭了。在这种情况下，由学生开始，形成为全国规模的五四爱国运动。运动使人民取得了胜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空前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文化革命变成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五四”以前兴起的文化运动，矛头主要指向封建主义，而没有指向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后，使前期的文化运动增加了反帝国主义的新内容。“五四”以前兴起的文化运动，长期和政治斗争相脱离，只是在知识界的思想领域内兜圈子，并没有显现出巨大的威力;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使文化运动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造成了强大的五四运动，真正出现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和世界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考察，认识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前夕，李大钊的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论文，已开始认识到这一点。1919年夏，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生动、清楚地说明了十月革命、世界革命、五四运动之间的联系。1919年10月12日，李大钊在《国民》杂志周年纪念会上，也明确地向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指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3]。

第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一批爱国进步青年，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特别是同工农大众的结合，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例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他們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先进分子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精英，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这批先进分子首先背弃了自己家庭有产阶级的立场，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然后通过与工人群众的广泛接触，把思想感情和世界观转变到工人阶级上来，并向其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使自己最终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四、结 语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经过近百年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自从它传入中国，始终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一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的出现，在中国创建共产党组织的思想基础和干部条件就具备了。代表中华民族未来希望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领导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核心力量只能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也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是中国人民做出的历史性选择。在新的时期，根据变化了的中国国情和世界形势，继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新理论，并运用其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推进，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中杰出代表责无旁贷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在使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着人类历史上辉煌灿烂的发展奇迹，既造福于中国人民，也造福于全人类。

参考文献：

[1] 夏良才.也谈早期中文刊物中有关《资本论》和马克思译名的记载[J].近代史研究，1979（2）.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20-22+29.

[3] 彭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J].教学与研究，19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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