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利

熊棕

一

这些天，单位的气氛忽然有些神秘，那些有编制的总是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关起门来嘀嘀咕咕;关系好的聊得频繁火热，关系不好的也不计前嫌，似在酝酿什么大事。我想到了小学语文课本中讲到的燕子低低飞、小鱼跳出水的场景，难道是要变天了？当然我不会胡乱打听的，有人来找我办公室的胡老师，我总是第一时间起身回避。既然他们神秘兮兮，我还是识相点儿，不听到为妙。

我们杂志社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有事业编制，这部分人数量已经不多了，年龄普遍偏大;大部分人和我一样，属聘用制员工。编制是道分水岭，把一个单位的人分成了两个阶层，两拨人同工不同酬，干一样的活，拿不一样的薪酬。但我们顶多背后议论一下，发发牢骚，大不了再骂上一句，他妈的，事是我们做，钱归他们拿。当着他们的面，却没有人提出质疑，日子长了，反而习以为常。心理不平衡的可以选择跳槽，另谋高就，但真正辞职的没几个，大部分人还是坚持下来了，并且种种迹象表明，还要继续坚持下去。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风声传到我们耳朵里，说是我们这种事业单位要改制成企业，事业编制要核销，所有员工都要纳入企业化管理。他们议论的显然就是这个事情。他们关起门来背着我们聊得昏天黑地，以为我们不知道，但几天后，我们中有人不知从哪个渠道看到了省里的文件，就拣紧要的转述给我们听了，说是改制一事千真万确，步骤写得很详细，还有落实的时间表，具体来说，就是到今年年底，改制工作一定要完成。

事业单位改制是新生事物，谁也没有经历过，所以大家才议论纷纷。我们这些没编制的也关起门来聊。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有人面露惊喜问，改制之后，编制没有了，我们岂不是要同工同酬，提高待遇了？有人接过话说，少做美梦了，别到时换汤不换药，让你空欢喜一场。两种观点分庭抗礼，呈胶着状态。

这个时候，胡建勋老师却因身体不适住进了医院。有人来我办公室串门，看我一个人坐着，就指着胡老师的办公桌笑他，说这人心理承受能力太差，这点事情就把他吓出毛病了。笑归笑，其实他住院跟这件事没一毛钱关系。他的左肾有多发性结石，那天最大的那颗掉进了尿道里，把那根细小的管道堵塞了。他痛得哭爹喊娘，在床上打滚，脸色苍白，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被送進医院后，先是体外激光碎石两天，谁知那粒结石坚硬如铁珠，居然没有震下来。只能改成无创手术。据说是把一个微小的仪器从尿道口伸进去，跟结石狭路相逢后，通过激光把它击碎成粉末，然后随尿液排出来。这种手术不伤筋不动骨，皮肉毫发无损，但还是要流血要受痛，害他又多住了两天院。

那天我去探视，他半卧在靠窗的病床上输液，腰背后塞两个大枕头。我询问了下他的身体情况，又汇报了一会儿工作上的事情;他叮嘱我记得给那盆君子兰浇水，我连连答应请他放心。我知道他对那盆植物有特殊感情，也知道那是位姓马的美丽的小学女校长送给他的，已经在我们办公室摆了五六年了。平时都是他亲自浇水的，怕我掌握不好规律，把植物浇坏了，所以不让我插手。他吩咐我，先摸摸盆里的土，如果湿润的话，就先不管它，如果土是干的，就多浇点水，一次浇透。我点着头听完，正要起身告辞，病房里又进来一个人。他一进来就高门大嗓嚷：“胡老板，我不打你电话，还不知道你住院了，你的保密工作真是做到家了。”

胡老师欠起身子，乐呵呵地答：“一点儿小毛病，下水道堵了，医生技术高超，已帮我疏通，没事了。”

来人看到我也在病房，眼睛一亮，仍然声如洪钟：“哇，杨老师你也在？”说着朝我伸过手来。

我握住他厚实的手掌，说：“周主任，别叫我老师，还是叫我小杨吧。”

来人是某某区教研室主任周宏亮，一表人材，身材魁梧，声音如名字一样洪亮，外形像体育老师，实则是语文教研员出身。虽说当主任多年，但专业仍然没有放弃。在县区语文教研员里面，他属于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了，也是我们的老作者。他跟胡老师的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参加活动，不夸张地说，凡是胡老师出席的活动，定会有周主任的身影出现，反之亦然。既然周主任来了，我只能收回欲走的脚步，再陪他一会儿。从他们的话语里，我听出来，周主任之所以知道胡老师在住院，是因为他给胡老师打电话，要敲定明天他们区里小学语文老师教学比武的评委，胡老师说自己不能参加了，他追着问原因，胡老师才不得不道出实情。也是的，这种小毛病，即使关系再好，通常情况下都不会告知于人。周主任叹道，你病得真不是时候，这一时半会儿的，我到哪里再去找评委？胡老师说，哎呀，你这个大能人，还怕找不到人。周主任说，一般的人倒是找得到，但谁能替得了你？没你们杂志社捧场，我们这活动要降低几个档次。说着，他把目光落到我身上，眼睛忽然又是一亮，说，要说合适的人，这里不是有现成的吗，杨老师可以代替你去啊！胡老师明显犹豫了一会儿，才接了腔，老腔老调地说，怎么是他代替我，他也是我们杂志的编辑，他也可以代表杂志啊。周主任赶紧改口，连连说，是是是，我请他，我请他这个大编辑做我们的评委。

如果胡老师不犹豫，我可能还会犹豫一下;既然他犹豫了，我也就不再犹豫。我当场谢绝了周主任，说我才疏学浅，业务不精，担当不了这个重任。我很清楚，他们有固定的圈子，我这个圈外人就不要去凑热闹了，在胡老师身边待了多年，这一点我还是识相的。但我心底里对这个现象是看不惯的，多少还有些气愤，凭什么全省基础教育语文界的话语权就被这几个人霸占了？别的人就没有真才实学、业务能力比他们弱吗？谢绝之后，我又有点后悔，怕什么？我为什么就不能理直气壮地答应他？周主任坚持说，哎呀杨老师，您就别谦虚了，虽然我们是在这里偶遇，但我是真心实意想邀请您的。当着胡老师的面，我仍然心虚，找了个借口继续推脱说，我明天有事，早就约好了的。

回到单位，我发现不少门是关着的，特别是那些有编制的人的门，门后隐隐约约传来说话的声音。他们又在议论改制的事？也许改制的消息壮了我的胆，我坐下来，边喝水边思前想后，最终还是下定决心，给周宏亮打电话，告诉他，明天约好的事改期了，我可以去做评委。

教学比武在育才小学进行，我混在“专家”堆里，认认真真听了一天课。其他评委见我坐在原本属于胡老师的评委席上，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不得而知。第二天下午，“专家”们开始评课了，轮到我时，我一眼不看听课笔记，十二堂课的优点缺点，都刻在我脑海里，我一堂接着一堂进行分析，娓娓道来，言简意赅。我发现他们听得都很专注，有人还频频颔首。我很有信心，我这个新人第一次亮相，即使算不上惊艳，也完全能给人惊喜。作为杂志社的代表，我知道他们肯定要拿我跟胡老师作比较的，我不怕他们作比较，怕的是他们不作比较。不说别的，单是胡老师那一口乡音浓重的普通话，怎么能跟我训练有素的标准的普通话相比？我们这里把不标准的普通话叫做塑料普通话，简称“塑普”。胡老师的“塑普”我是能够听懂的，可我经受了十年的听力训练啊！刚开始来他身边的时候，他说话我何尝不是一半靠听一半靠猜。那些可怜的语文老师们，听着胡老师评价自己的教学时，那一嘴的“塑普”难道就没让他们云遮雾罩？我有时想，如果是别的科目还可以原谅，可胡老师作为语文教学界的“专家”，连普通话都说不好，权威性岂不是要大打折扣？但事实上，说不好普通话，也不影响他当“专家”。今天我的亮相，会不会是向他发出了挑战？

晚餐敬酒的时候，周宏亮附在我耳边说：“你这个千里马，早该出来大显身手了。”

二

我不是千里马，胡建勋也不是伯乐，工作却让我们形成了这种关系。没错，当初我也是经过笔试、面试，过五关斩六将，被一双双挑剔的目光炙烤过，最后才来到这个单位的。他虽然没有职务，只是个“主事”的，但挑我进来是要配合他工作的，没有他的点头，我不可能坐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从那时候起，就注定了我俩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

十年过去了，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我俩这种关系却一直没变。我刚来的时候，这本《新课程》杂志只是本月刊，关于基础教育的方方面面，大到教育政策，小到课堂教学，什么都往里面装。那时他只是文科教学版面的牵头人，所有文科方面的文章，最后都到他那里汇总，由他审阅后再交给编辑部主任。三年后，杂志由一变三，改成了旬刊，每月出三本，其中一本是语文教学版，具体工作由他负责。随之而来的，是他正式有了身份，被任命为编辑部副主任。对整个杂志来说，他是副主任，对语文教学版来说，他实际行使主任职权。也就是说，这一本刊物，他是“掌门人”。

编辑部主任也好，主编也好，社长也好，对我来说都远了点，胡老师才是我老板，工作中我只認他;他分配我任务，我对他负责。有他罩着，我风吹不着，雨淋不到，什么事都被他顶了，坏事都落不到我头上;要是犯点小错，顶多被他骂几句。被他骂几句算什么事呢？关起门来，谁也听不到。

当然，真正落到我头上的好事一年到头也没有几件。除了每月按时交稿外，其他事情我都插不上手。他的名字，就等同于《新课程》语文教学版，所有抛头露面的机会，都是他到场。他是省内语文教学的专家，大凡有语文教学相关的活动，如教学比武、教师招聘考试、职称评定……都是他代表杂志社露面。他跟省教科院基教所语文室主任、师大文学院教授、省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培训处主任等组成的专家团，控制了中小学语文教学的话语权，谁要想在本领域出人头地，干出一番成绩，得有机会先获得专家团的认可，自然也少不了要在我们刊物上频繁亮相，否则的话，纵有一番抱负，也难有出头之日。

他忙于抛头露面，编稿子的事基本不插手。他安排我做组版编辑，在我后面进来的小廖和欧阳编好的稿子，先汇总到我这里，我处理之后再交到他手上。但我们编好的稿子，总有一部分会被他压下来。并不是我们编的稿子达不到要求，而是他每次当专家回来后，总会带回来一些稿子，这些稿子都是他在酒桌上拍着胸脯跟人家承诺了的，如果不兑现，就无法交差。这些稿子良莠不齐，但按照他的交待，能用的肯定要用，不能用的，创造条件也要用。什么创造条件？还不是害我们改头换面，甚至推倒重来。单是这样的活计，每个月就让人累得够呛。

我们编的稿子，也不完全是自由来稿，也有部分关系稿，比如别的同事转过来的稿子。特别是发行部同事转来的，按我们的理解，是要重点考虑的，发一篇这样的稿子，有可能稳定杂志的发行量，甚至带动发行量的提升。每次交稿，他都要询问每篇稿子的来历，我都会一一告知于他。他通常会嗯的一声，照单全收，但并不及时发排，有的拖上几个月，有的音讯皆无。托付此事的同事问起，我只是如实告知，我已经编发了，最终能不能见刊，得问胡老师。把稿子托付于我的，大多跟我一样是招聘员工，有编制的就直接找胡老师了，除非跟他关系特别紧张的。能直接跟胡老师对上话的，就不会来找我了，所以让他们去找胡老师，基本上等同于一句废话;他们不去找，稿子基本上也就没有了下文。只有发行部年轻的同事托付的，如果久不见刊，我会提醒一下胡老师。胡老师有时说差点忘了，下期发排;有时也反应冷淡，抱怨说，就他们事多，也没见发行量有多大长进，涨了他们有提成，又不给我们涨工资。我无言以对，只能讪讪而退。

因为每次每篇稿子都要“交底”，我们编辑想发篇关系稿都很谨慎，不是非关照不可的就尽量推脱，小廖和欧阳私底下跟我嘀咕抱怨，这小编辑当的，上篇稿子的权力都没有，真没劲。

我何尝没有这种感觉，但这还不是主要的。我想得更深远一点，有他在前面挡着，我可能长时间要活在他的阴影之下。头几年我还习以为常，对他言听计从，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多少非分之想，时间长了，我也不想甘于平庸。教育是个大市场，我也想拥有一片天地，施展身手。现在国家正在提倡全民阅读，学校都在进行校园文化建设，积极营造书香校园，对学生的阅读十分重视。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加了不少老师的微信，在他们的朋友圈里，经常看到一些学校邀请学者、作家进校园开课讲座的消息。通过了解和分析，我决定把演讲和阅读结合起来，进入校园，为广大的师生，特别是学生服务。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对演讲很感兴趣，加入了学校的演讲社团，并且在全校演讲比赛中拿到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当年评委对我的评价言犹在耳，他们说我的普通话标准，嗓音浑厚中略带沙哑，富有感染力。当编辑的这些年，我苦读了很多书，也经常练笔写文章，指导小学生阅读应该是绰绰有余的。如果以演讲的形式来调动学生的阅读兴趣，说不定能达到别样的效果。规划了这条出路后，我很兴奋，因为我明白这条路很适合我，算得上是另辟蹊径，关键是，这条路跟胡老师的路不重叠，没冲突，我俩是蛇龟两路，各行其道;完全可以做到各显其能，相安无事。趁着兴奋，我把想法给胡老师汇报了，我说，现在有个新的名词，叫“阅读推广人”，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我也想朝这方面努力一下。胡老师注视我一阵，说，你先试试也可以。

我想得太天真了，胡老师怎么会让我不务正业，放开手脚抛头露面呢？我去了两所学校做了演讲，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第一所学校讲完后，那位精干的女校长仰着妆容精致的脸蛋，激动地对我说，太精彩了，杨老师你早该来我们学校了！你不知道，上学期我请了一个著名的童话作家来讲课，他开出一个条件，要搞作品签售，我只能答应了，谁知他会写不会说，课讲得不怎么样，书倒是卖得不错，结果有家长无聊，打电话到教育局告了我一状，害我挨了顿批评，差点背了个记过的处分。知道我有此特长后，很多学校都来邀请我，一般都是校长亲自给我打电话。小学校长不少是由语文老师升上来的，女老师居多，不少以前就是我的作者。我沉浸在初试成功的喜悦中，正需要他们的捧场，对邀请都是来者不拒，根据顺序一一排进了时间表。但再要去找胡老师请假，他就颇有微词了。我分辩说，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他也知道我去了别的学校，总不能厚此薄彼吧？叫我以后怎么见人？胡老师正色道，你不能太分心了，不能本末倒置，编辑工作一环接一环，出了差错怎么办？这个是绝对不能放松的;校长那里好办，你不好意思推脱，我来帮你说吧。说着就要当着我的面给人家打电话。我认识的校长，他基本上比我还熟。有一次他还开玩笑说，你认识这些校长的时候，她们已是徐娘了，而我认识她们时，她们还是少女。交情谁深谁浅，立见分晓。不等他打电话，我就回了自己座位，赌气表示不去了。

看出我心里有想法，他就隔着桌上两台电脑，跟我聊了会儿天。我心情不佳，聊了些什么也忘记了，唯有一句记得挺牢。他说：“你也不要有别的想法了，还是安安心心做好编辑工作，我退休了，这一摊子还不都是你的。”

要是以前我可能还会感激涕零，但现在他画再大的饼我也不为所动了。再说，谁知道以后是个什么情况？他离退休还有七八年呢。

三

终于有了实实在在的消息，文件正式下發到了单位，单位召集有编制的人员正式开了会。会上传达的精神很快传遍了全社，我们没开会的也都知道了，内容比我们先前了解到的更丰富，也许上面汇总了一些意见，考虑到编制内员工的感受，提供了更多的出路供他们选择。除了前面已经了解的，随单位转企改制变成企业员工外，又加了两条，一条是可以调往别的事业单位，但得自己去联系;另一条是工龄满了三十年的可以提前退休。接下来的几天，他们的工作几乎停摆了，满脑子都在考虑这些问题，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讨论的也是这些问题。也用不着回避我们了，现在已无秘密可言。讨论来讨论去，初步想法惊人的一致，没有人愿意“降格”成企业员工，符合退休条件的萌生退意，不愿退休的另谋出路。当然，退休是迫不得已，有谁愿意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坐在家里养老？但事业单位的稳定和舒适，又是谁能舍得放弃的？即使退休了坐在家里，也是在事业单位拿退休金，比拿企业退休金强多了。能够另谋出路的，是那些相对年轻的，具有高职称高学历等硬通条件，别的事业单位愿意接收。比如主持数学教学版工作的副主任洪老师，他是硕士毕业分配过来的，又读了个在职博士，职称也没落下，已经评了编审，年龄也只有四十多岁。凭借这样的条件，他很快谋到了出路，去省教科院当数学教研员。胡老师的情况就不同了，要学历没学历——他是师专毕业的，后来捞了个函授本科就没再深造了;职称也只是副编审，年龄也五十多了。他的情况显然跟洪老师没法比。总不能让他去中小学当语文老师吧？说句不好听的话，他在现在这个位子上，可以评判这个老师的课上得好，那个老师的课不行，真要让他自己上讲台，合不合格还得另说，不说别的，单是那一口“塑普”就肯定过不了关，不需家长出面，学生就会把他轰下台。

我俩一个办公室，免不了要扯到这些事。他烟抽得很凶，因为我不抽烟，他以前还比较注意，想抽了就去走廊上，走廊上有块窗子长年开着，是他固定的朝外面吹烟的地方;这些日子他也不顾忌这些了，仰在椅子上就开始吞云吐雾，跟随烟雾一起吐出来的，可能还有一肚子怨气。我知道胡老师打心眼里是不愿意退休的，越是这样，我越不好说什么。如果他巴不得退休了事，我还可以说，退休了多好啊，什么鸟事都不用操心了，也不用给单位卖命了，以后的时间都是自己的，想干吗干吗，多好，真羡慕你。看着对面那一颗被烟雾笼罩的硕大的脑袋，我真想把这些话说出来，偏偏他不是个洒脱的人，我只能把这些话捂在肚子里发酵，放出来的屁都带着酒味。有一天，他竟然征求我的意见，问道：“定安，你觉得我该怎么选择？”

这可把我问住了。我最想说的话已经化成一个屁，夹带着酒味放掉了，只能选择别的说辞回答他。我想了想说：“胡老师，你该不会真想退休吧？你还年轻，还可以领着我们多干几年。”

他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说，停顿了一会儿，才叹息一声，开口骂道：“我是不甘心哪。如果我跟着你们过去，几十年的事业单位身份，说没就没了，这是什么鸡巴政策？说变就变了，变成企业了，待遇也没得保障，得看以后能不能赚到钱，赚不到钱，工资都发不出;过几年再一退休，还要到社保领退休金，左算右算，横竖都划不来。”

我接着说：“政策是有不合理的地方，不公平，但上面定了的事情，又没有办法去推翻。不是还有一条路吗？听说洪老师已经联系好了调动单位。”

他声音提高了，不知是羡慕人家，还是懊恼自己：“那个鬼家伙，精得很，不声不响的，这些年文凭捞到了，职称也到手了，好像算到了会有今天。哪像我，这几十年只晓得傻里傻气埋头做事，什么都放弃了，以为一辈子就拴在这里了，文凭也好，职称也好，都可有可无，现在形势一变，拿不出硬家伙，就没有退路了，只有死路一条。”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不想去企业，也不想退休，又找不到可以调动的单位，那还有什么路行得通呢？文件上也只说了这三条路，我可没办法帮他指点迷津，再想出一条新路来。不过很显然，他找我说这事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并没有指望我能给他指明一条光明的道路。碰到这种事情，我起初还是蛮理解他的，人一辈子总要遇到几个关键时刻，要做几道难度很大的选择题，比如选择高考志愿、就业城市、结婚对象……哪一个都跟命运息息相关，让你不敢轻易落笔。他又凭空比别人多了一道，突如其来摆在面前，时间所剩无几，逼他下笔，苦恼在所难免。同情都是短暂的，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婆婆妈妈，反复权衡，计较太多，我心里对他的想法就变了。我不明白他有什么可留恋的。是放不下手中的权力吗？如果这点小小的发稿权也算权力的话。由此我想到那些大权在握的人，他们退休之前会是何等的痛苦！难怪他们不等那一天到来就早早谋划，要么眼睛瞟着协会学会基金会那边的位子，美其名曰发挥余热;要么把权力发挥到极致大捞特捞，上演最后的疯狂……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好自责的，说实在的，他的经历够励志的。他从师专毕业后，回到老家那所农村中学教初中，条件简陋，前路茫茫，可他没有消沉，一心扑在教学上，自创课题进行教改，撰写了很多论文，不停地向省内外教学期刊投稿，从无人问津到被编辑主动约稿，个中滋味，冷暖自知。后来我们杂志社缺岗，大家想到的第一个人选就是他。那个时候，从一所农村中学调入省城谈何容易，杂志社求贤若渴，认准了他，直接把报告递到了主管部门一把手手上，才把这事弄成了。据说在他之后，除了学校毕业分配过来的，杂志社再没从外单位调人进来过。

我不能冷场，就岔开话问他：“社长是怎么想的？他会选择哪条路？”

他说：“不晓得他，估计会选择留下来吧。”

我笑了笑，说：“那你也选择留下来啊，跟着领导走总没有错。”

他一撇嘴说：“我怎么能跟他比？他是领导，改制之后还是领导，说不定天地更宽广。再说，他工龄不够，想退也退不了。”

我们社长才四十多岁，是个少壮派。我们平日跟他接触不多，碰面了顶多笑一笑打个招呼。这些日子他在忙着安抚编制内员工，更没工夫管我们了，但路上碰了面，话明显增多了。他会驻足跟我聊上几句，双眼炯炯有神，拍拍肩膀，压低声音告诉我，这次转企改制，你们编制外员工是最大的受益者，以后所有员工一视同仁，同工同酬……早就该这样了，好好干，你们就准备坐收改革的红利吧。我以为他只是对我这么说，背地里一交流，好些人都被他拍着肩膀鼓励过了。我们都有受宠若惊的感觉，激动得双颊泛红，两眼放光，仿佛听见了天边滚滚的雷声，但会不会真的下雨，雨点会有多大，谁也不知道。

四

这一次他们走得决绝，能退的都退了，能调走的都调走了。退休的居多，调走的极少。一周之内，他们把属于个人的物品一搬而空。整理、搬运的时候，年轻人都去帮忙，他们说，我们把位子都腾给你们了，以后就是你们的天下了，要记得关照我们老人家哦。他们言语落寞，心里五味杂陈;我们諾诺应声，心里同样五味杂陈。与其说是给我们腾位子，不如说他们对未来极度不信任。在体制内享受多年，旱涝保收，谁愿意到市场经济里去折腾呢，何况他们年纪都不小了，折腾不起。他们走了，我们的天地确实宽广了，但他们对未来的那种不信任感多多少少影响到了我们。未来实在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不然他们也不会作鸟兽散，还没到退守山林的年龄，却一个个解甲归田。

我和小廖、欧阳商量，在胡老师离开的那天，请他吃顿饭。他满口答应。他比别人做事干脆，一次把所有的物品都清理完毕。基本上是书，买的送的、自己编写的，打包整了半天。除了书就是那盆君子兰了。我开玩笑说，胡老师这个就不搬走了吧，留在这里做纪念。他也笑道，嘿嘿，这是人家的一片心意，我还是带走吧。我说，我知道您舍不得呢，您要是不带回去，马校长要是知道了，会骂您的。他仍然嘿嘿地笑，说，她怎么会骂人呢，她好温柔的，哈哈。一台车装不下，我说要送他，他思忖了片刻说，那就这样吧，你把小廖、欧阳都叫上，到我家附近吃饭，我请你们。我们把他的东西搬下楼，把我和他两台车的尾箱和后座全塞满了，三个人都很卖力，客客气气把他送到了家。他从家里拿来一瓶白酒，到小区对面的餐馆订了个小包厢，点了几个菜，四个人把一瓶酒喝完了。小廖和欧阳都在我后面好几年才进来，小廖是个女编辑，欧阳是个小年轻，两人平时都不喝白酒的，那天都开了戒，每人喝了一两左右。剩下的我和胡老师分了，喝得有点高，越喝话也越多。当然基本都是他在说。刚刚退休，就进入老人状态了，说的话基本都在翻古。我们每个人当初怎么进来的，在工作中做了哪些出彩的事，再到结婚生子、小孩读书，一件件都刻在他脑海里，细节清晰，恍如昨日。说到我那次参加应聘考试最后那道题，要求根据材料写一篇言论，标题自拟，他竟然还记得我当时作文的题目和大致内容，比我记得还清楚，既让人感动，又让人佩服。虽然都是些琐碎的小事，但这时候说出来，恍然发现时间流逝太快，竟有了几分沉重。我们听他说一段，就敬他一杯酒，说完往事，酒也喝得差不多了，他嘱咐我：“定安，你以后就是老大了，以后要对他俩多关照点儿，我看着他们长大的，跟自己孩子一样。”

小廖说：“胡老师你根本就不老，你是我们大哥。”

我接过话说：“对，你永远是大哥，我们都是兄弟。”

小廖乐了，说：“哈哈，我也是你兄弟，我成女汉子了。”

我说：“对，你有胸（兄），我有弟，我们是兄弟。”

这么一说笑，气氛又活了过来。我上了趟厕所，把单买了，回来又听他对我说：“我向社长推荐了由你来负责语文教学版——你俩应该没意见吧？你俩还小，还要多磨练。”后面的话是对小廖和欧阳说的。他看到他俩在不住地点头，就接着对我说：“我一个退休老人了，不管说话有没有用，反正我要把我的意见表达出来。”

我不好说什么，只是向他表示谢意。他又说：“我有个请求，今天要当着你们的面说出来，杂志的工作我不想完全放弃。如果我是年龄到点了，我不会说这个话，哪里想到会提前退休，说实在的，我真有点被扫地出门的感觉，不甘心就这么走，我可是在这儿辛辛苦苦奋斗了二十年啊。”

我愣了一下，赶紧接过话：“如果您能继续指导我们，那我可求之不得，您的意思是，还是继续帮我们审稿？”

他盯着我，问：“你每个月给我开多少报酬？”

我被问住了，笑道：“您又不是不清楚，我现在怎么能回答呢。”

他也笑了，说：“也是，等你正式走马上任了再说。”

谁知事情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改制以后，我们被并入省教育出版社。省里的出版系统早就改制了，合并成了出版集团，并于几年前成功上市。我们杂志社以前跟教育出版社平级，并入出版社之后，杂志社自然降级了，但我们少壮派社长不能降级，他被重新任命了职务，担任出版社的总编辑。合并来的杂志，加上出版社原有的杂志，装到了一个筐里，这个筐叫期刊中心。分管期刊中心的是一位副总编辑，叫谢海良。这人以前我就认识，跟胡建勋关系很好。胡老师在职的时候，牵头编了很多教辅类图书，基本都是在教育社出的，他主编的书销路有保障，他自然成了出版社的重点作者，自然受到谢总的重视。要是早知道谢总来管我们，不知胡老师还会不会退。不过以前称兄道弟的两个人，突然有一天成为上下级了，也不知是不是好事。退了就退了，他也用不着思考这个难题了。

我们仍在老地方办公，只是改换门庭了。出版社把别的期刊都挪到这里办公，这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期刊中心。确定谢总分管这块工作后，第一天过来，他挨个办公室串门，跟大家见面握手，按他的話说就是拜码头。到我办公室后，他握着我的手摇了摇，说，杨老师，好久不见了，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啊。我赶紧说，谢总，您还是叫我名字吧，以后就靠您多关照了。他乐呵呵地说，哪里哪里，我是新人，靠你多支持。然后看着我对面的空桌子问，这里没人坐吗？我说，暂时没人，以前是你的老熟人，胡建勋老师的座位。他点着头，笑起来，说，哦，这家伙，前几天我们还在一块吃饭，我说你这么年轻怎么就退休了呢，本来还可以多干几年的，可惜。他倒无所谓，酒比以前还喝得多，蛮快活的。

谢总来了后，说根据社班子的意见，现在是过渡时期，很多事情还没理顺，人事关系暂时都冻结，意思是既不提拔人，也不进人;但工作得正常运转，刊物不但要按时出版，而且要保证质量;有的刊人手紧张，要克服困难，一个当两个用，负责岗位空缺了的，指定临时负责人。就这样，我被指定为《新课程》语文教学版临时负责人，工作上顶了胡老师的缺，名分暂时还没有。

我让欧阳搬过来跟我坐，他嘻嘻哈哈推脱了。我又不好意思叫小廖搬过来，毕竟人家是个女的。他俩长时间和数学版的两个编辑共用一个办公室，欧阳宁愿四个人挤在一起，也不愿搬过来，也不知他怎么想的。我们平时关系蛮融洽的，难道就因为我身份的小小改变，他就不愿跟我坐了？可我一个人坐一间办公室，心里未免不踏实，但暂时只能如此了，要是哪一天派一个不熟悉的人来跟我坐，那时再叫欧阳过来吧。

暂时不进人，四个人的工作量，得靠三个人完成，这倒不是大问题，习惯了。以前胡老师在的时候，他也只负责审稿，很多年不具体编稿了，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编书和“外交”事务上。我现在既要编稿，还要负责审稿，工作量肯定比以前大。好在小廖和欧阳两人很“懂事”，相约来到我房间，主动提出每人多编辑几个版面，让我腾出精力抓全盘。我笑纳了他们的意见，谢谢他们帮我分担。

新单位新制度，开不出业余编辑费，胡老师想帮我分担任务的愿望落了空。不过他还是经常给我提建议，经常转稿子过来。头一个月就转来了五篇稿子，说是以前那些老作者的，现在还是习惯找他，他也不好拒绝，就收下了，“略作了一下处理”后再转给我的。稿子处理得很到位，很干净，很符合我们刊物的要求，一看就知道胡老师做了细致的编辑工作。以前他转给我们的稿子，自己从来不动手，把我们改得够呛，现在却反过来了，修改之后再转过来，让我既意外又感动，无形中给我们增加了半个人手。我跟他说：“胡老师，真不好意思，您帮了我们的忙，我又没办法给您开报酬。”

他乐呵呵地说：“没事没事，帮你又不是帮别人。”

我过意不去，说：“过一段时间，我再去争取一下——对了，您跟谢总关系这么好，何不亲自跟他说一说。”

“算了，我不去讨这个嫌。我现在有别的思路，不会闲在家里的。”

五

胡老师每个月都会转过来四五篇稿子，每一次都说老作者要转给他，他没办法推却。日子长了，我不免感到纳闷，这有什么不好推却的，你一句话告诉他们，我已经退休了，稿子你们直接投给编辑部，不就行了吗？何况转来的稿子中有些作者，我和小廖跟他们也熟，用不着这么绕弯子。他是不想让大家知道他退休了，还是闲在家里闷得慌，想用这种熟悉的工作打发时间？

很快我就知道了，如他自己所说，他没有闲在家里，还在“圈子”里游刃有余。按我以前对这个“圈子”的了解，他们的活动是很频繁的，作为活动的宣传窗口，我们杂志少不了要人参加。作为杂志新的“掌门人”，迄今为止，还没有谁来请过我。我不可能主动向他们示好，只是静观其变。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们还是在请胡老师出席，这就不难了解他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稿子要处理了。光鲜亮丽的背后，还得有我们杂志在后面“撑腰”。我也看出来了，他的江湖地位目前我还无法撼动。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江湖地位也不是一天可以建立的。

有些事情是某某区教研室主任周宏亮告诉我的。自从我“顶缺”当了一回评委后，他是真心认可我，我俩私下又见过好几回，基本上是喝酒聊天，喝到尽兴处，都是真言。他说，有两次活动，他都建议主办单位请我到场，但是老胡说没必要，他到场就可以了，杂志社这几个人都是他徒弟，都得听他的。我无语，只是默默喝酒。周宏亮又告诉我，听老胡说，他想引进外省一本学生期刊，在我们这边做发行，上次他征求我们几个的意见，要我们给学校打招呼，多支持他，我们都建议他不要这么做，现在环境不同了，不好做，学校很为难，也不知他听进去没有。我听了大吃一惊，难怪他说有新的思路了，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这不是和我们在一个锅里争食吗？期刊中心这几本刊，教学类的基本不赚钱了，全靠学生刊养活人。

不久，胡老师发过来一篇稿子，是对前不久省里一个语文教学活动的综述，其中夹有课例及点评，洋洋洒洒超过了一万字。作者落的是他和省教科院语文所所长的名字，那熟悉的文风，我一眼就看出实际上是他一个人执笔。显然他再次参加了活动并担任了评委。我估算了一下，全文刊登得八个版面。正好那一期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应景策划得上，版面不够，而且我觉得他的稿子太拖沓，没必要夹杂那么多例子，也没跟他商量，就自作主张把他的稿子删至两个版面，只突出了对活动的报道。他转过来的关系稿，当期我也只上了一篇。拿到杂志后他立马给我打电话，询问原因，虽然极力克制，但我还是听出了不满。我先道了歉，然后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他仍然说，你这样搞不行呢，居然把我的稿子改得面目全非。我说，也不完全是吧，也可以说是重点更加突出。他说，我觉得你变了，你让我有了人走茶凉的感觉。我只得再次道歉，把理由重复一遍。他说，现在是你当家，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只能请你多关照喽，别的稿子还是要给我发出来哦。我解释说，最近稿子太多，都是关系户，并到这边后领导同事更多了，大部分是他们转来的，都催得急。他声调略有提高，说，那你要想办法，下一期一定得上哦，不然我怎么交差？我感觉很不爽，不知怎么回答他。放下电话我很是窝火，交什么屁差，没当差了，还在这儿揽事！下一期补上，怎么补？压下来的，加上他新转过来的，得有多少版面才应付得了啊。

下一期我给他上了两篇。他第一时间打来电话，这次他毫不客气地指责我：“定安，你什么意思？你就是这么糊弄我的？你这样做好吗？”

我耐心地说：“胡老师，您也要体谅我啊，现在要求越来越高，每期要有策划，有专题;零散的稿子，只有那么些版面。”

他火气很大：“我不管你什么理由，你把我的稿子压着不发，就是过河拆桥！我看你每期发的其他稿子也不少啊。”

我继续叫苦：“上次我已经跟您讲了，关系稿太多了，领导转给我的我能不发吗？我现在什么也不是，就是一个发稿编辑，您又不是不清楚。”

他嚷道：“你再转弯抹角就没意思了，才几天不见，你就这样子对我，没有我，你能有今天？”

不等我辩白，他直接挂了电话。第二天，谢总打电话叫我去他办公室，寒暄几句后，他问我，怎么搞的，胡建勋好像对你蛮大的意见。我一懔，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把事情捅给谢总了，这用得着跟谢总说吗？就算是恶人先告状，也找错对象了吧。我赶紧把事情原委说给谢总听了，然后诉苦说，他每个月都转那么多稿子过来，这让我们怎么做事啊，我认为他是在干涉我们的工作。我只差用“阴魂不散”来形容他了。谢总呵呵乐道，你是对的，工作上是要有原则。不过他是老同志，心理上需要过渡期，可以理解，你灵活点应付吧，任何工作都可以艺术地处理嘛，毕竟他是你师傅，不要产生矛盾。

我差点就住嘴了。在他的江湖里，都认为我是他徒弟，如果我处理不好两人的关系，得一个“忘恩负义”的名声，那我离这个江湖会不会越来越远，就很难说了。但有个事我还是不得不说。我把胡老师想引进外省学生刊的事情告诉了谢总。谢总眉心一拧，问，确有此事？我说，我也是听说。谢总说，那不能让他这样，这不是挖我们的墙脚吗？我去找他谈谈，他想赚钱，还可以继续编书嘛，这个我支持他，发行刊物，那一定得制止。他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说，谢谢你提供这个消息，我相信我能说服他，你也不要太着急，还是那句话，不管怎么样，不要把关系弄僵了。

但是我已经把胡老师得罪了，接下来他不再给我发稿子。我总不能主动求他多发点过来吧。他好久没跟我联系，我准备把他剩下的稿子分两期处理完。这个时候我察觉到了别的端倪。小廖送审的稿子里面，我嗅出了一股熟悉的味道。编辑处理稿子，就跟作者写作一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风格。小廖送来的稿子，明显有不是她处理的，我一眼就看出了不对。我装作不知道，把她叫过来，询问每篇稿子的来历。她愕然地看着我。我端坐着，不露声色。这有什么奇怪的，以前胡老师不就是这么做的吗？以前他问不奇怪，我问就奇怪了？她调整了一下面部表情，挨篇挨篇给我一一说明，果然胡老师托付给她的就有三篇。我把胡老师积压在这儿的稿子亮给她，说，胡老师转给我的还有这么多，你说怎么办吧？她瞪大眼睛说，啊，你这儿还有？我继续把问题抛给她，说，是啊，他一个人就有这么多，你说该怎么处理？她摇摇头说，我不知道呢，我只管编，要不要发那是你的事。然后她狡黠地一笑，摆摆手出去了。

根据小廖的讲述，我还发现了别的问题。定了定神，我又把欧阳叫过来，问他编的每篇稿子是怎么来的，他表现得自然些，很坦然地告诉我，哪些是约稿，哪些是关系稿，哪些是自然来稿。其中关系稿占了差不多一半。这一点让人很恼火。我跟胡老师也解释过，并到新单位后，关系稿成倍增长，他可能还以为我说的托词，是敷衍他。并到教育出版社的期刊，都是教育类的，服务对象都是师生，且大部分是面向学生的，在征订的时候，得靠学校和老师做宣传，那么拉近与学校和老师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这本教学刊物主要就是做好服务工作，维护好这层关系。学生刊的同事有大量的关系稿发过来，但这样问题也来了，谁都可以找，找谁都可以，局面整个有点乱。总有个先来后到，总有个轻重缓急，总有个取舍标准吧？得有个程序来规范，免得到时帮了人家的忙，别人还不一定满意，费力不讨好。

我给那几个编辑部的负责人一一打电话，把意思给他们讲明了，以后与工作有关的稿子，各编辑部由主任归总后，统一转到我这里来，我再交给编辑来处理。

这个问题总算理顺了。棘手的还是胡老师。看着桌上这堆将要发排的稿子，我左右为难。正在这时，周宏亮打来了电话，约我晚上一起吃饭。旁边还有人说话，好像在商量订哪个地方。我问他有什么好事，他呵呵乐道，能有什么事，不就是喝个酒聊个天。我说，就怕跟你喝酒。他说，哎呀，我又不灌你，就这么定了，我晚点发位置给你。

下班后打的过去，他们已经在包厢里了，除了他两个同事，另外还有两个人，以前都认识，但打交道不多，是他们“圈子”里的，一位是市教科院语文所的李所长，一位是某名师工作室的牵头人黄老师。我编发过他们的稿子，但都是经胡老师“二传”过来的。周主任带来了两瓶白酒，我赶紧估算，在座六个人，他一个女同事是来做服务的，只负责倒酒，自己不喝，等于是五个人两瓶酒，每人四两，还应付得了。菜已经点好了，我一落座，就陆续上来了。我们把外衣脱了，披在椅背上，还没开始喝，气氛就起来了。先一起连喝了三杯，再动筷子吃菜。扯了一会儿闲篇后，聊到了各自手头正忙的事情。李所长说他们前不久组织了全市语文教师论文比赛，先是各区进行初评，区里评出的优稿，再送到市里参加终评。李所长说，这次论文比赛组织得比较匆忙，但效果不錯，得益于各县区教研室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宏亮，你们的工作真的给力。周宏亮说，关键还是市教科院领导有方，对基层老师的关心关爱让我们感动，趁此机会我敬领导一杯。他俩互相谦让着碰响杯子，仰头干了。

李所长将脸转向我，笑眯眯地说：“杨老师，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次数不是很多，我敬你一杯。”

我说：“这只能怪我不懂事，下次我来安排。”

“你这样说要罚酒。”他站起来，执意陪我喝下一杯才坐下。又盯着我说：“我还有一个请求，请你再给我们获一等奖的论文把下关，帮我们刊登出来，鼓励一下我们的老师。”

“这我不敢答应。”我摇着头，“全省十几个市州，我把版面都给了你，别人还不把我骂死。”

“哎呀，不就是一期嘛。”

“不行，我哪晓得你一等奖有多少篇？一到两篇还差不多。”

我晓得肯定不止一两篇，按我以前了解的他们的套路，一般是全市有几个县区就评几个一等奖，不然到时摆不平。我也记得胡老师以前帮他做过获奖论文专辑，那一大摞稿子最后都是经我手改出来的，那一期一半的版面都给了他。对不起，我不是胡老师，我没有他们那样的交情，也用不着给他那么大的面子。如果我记得没错，胡老师前几年都担任过他们的终评评委，这次很有可能也出马了。果然，李所长一着急就漏了口风：“胡老师也担任了评委，他让我来找你的，他说，他还会亲自跟你说的。”

我差点脱口而出，他说的你去找他嘛。想一想还是忍住了，只是说：“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已经退休了，怎么会了解呢？”

周宏亮见我话说得这么死，而且话里有话，担心气氛尴尬，就端着杯说：“还是先喝酒吧，要是稿子质量好，杨老师说不定全看中了。”

我拍一下桌子，说：“这倒是大实话，我们做编辑的，说来说去还是看稿子，什么关系不关系的，都做不得数，最后还得看质量。”

我举着杯子的手游到李所长面前，跟他碰了下杯，他抬起眼皮瞅我一眼，默默喝了。黄老师则说到他们工作室有任务，每学期要下乡支教，给乡村教师上示范课。这学期的任务安排在半个月后，正在协调下乡的老师，请他们早点做准备，如果有人安排不过来，恐怕他得亲自出马。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提出到时跟他一块去，大家先考虑考虑，这个活动到时看以什么形式在杂志上展示一下。他一脸惊喜，问：“你是说真的？”

我说：“这难道有假？”

他又问：“那你上课不？”

我说：“有你们高人在，我哪敢献丑。”

“你这么说要罚酒。”他学李所长的样站起来，执意要我喝一杯。

我抱怨说：“跟你们喝酒真的压力大，一不小心就说错话，说错话就要罚酒，幸亏周主任只带了两瓶。”

周宏亮马上嚷道：“你敢欺负我没酒——小梁，去车上搬一件来。”

我赶紧举着杯站起来：“我又说错了，自罚一杯。”喝完之后，我继续跟黄老师说：“我就是佩服你们这些热心公益事业的，我这次去，肯定也要讲，但我讲的跟你们不冲突，你们讲教学，我给学生讲阅读。”黄老师连声叫好。

饭局散了后，大家都有点微醺，周宏亮作为东道主，他要把我们一一送走。那两位先打的走了，只剩下我。这里离我家大概只有一公里，我不用打车，慢慢走回去。周宏亮陪我走了一段，又聊了一会儿。忽然他严肃地止住脚，说，我喝了酒，说几句酒话，你不要见怪哦。我笑道，你这样子，让我好紧张。他说，你到底讓不让我说？我说，嘴在你脸上，难道让我指挥，奇了怪了。他哈哈笑了，说，刚才李所长要你多给些版面给他，你说不能给，黄老师没提要版面，你又主动说要给他，我觉得不是很妥当。我愣了一下，说，我认为黄老师的活动有意义，值得推介，我们做起来也有价值;至于李所长，我又没说不给他版面，只是没那么多，他不会那么小肚鸡肠吧。他说，那倒不至于，我只是觉得有些话单独说更合适。我说，唉，我就是这么个直脾气，容易得罪人。他又笑了，说，我也是你这种性格，平时也是怎么想就怎么说。我也笑了，说，那我们真是臭味相投。

话说到这份上，他有什么话更不会遮着掩着了，他又凑近了点儿，几乎是附在我耳边说：“老胡要李所长自己找你，你知道为什么不？他最近好像对你有点意见，你还是注意点儿，有时候脾气不能太直了。”

我条件反射似的一弹，说：“他说我什么了，没说我忘恩负义吧？”

六

我无意得罪李所长，更无意得罪胡老师，这样做只是我的行事风格，我认为是对的，而且自己能做主的事情，为什么要迎合别人，憋屈自己？我不知道胡老师背后是怎么说我的，如果他就事论事，他怎么好意思编排我的不是？回来之后，酒意渐渐退去，我久久没有睡意，想着周宏亮的话，反思自己。最后我发现，不管是无意识还是有意为之，我对胡老师和李所长的态度，也许都是借题发挥，潜意识里有个声音要呐喊出来，那实际上就是一种宣告，我要让那个“圈子”的人都知道：我杨定安，来了！

有一天，谢总乐呵呵地告诉我，胡老师听了他的劝，不考虑那个歪点子了。又再次告诫我，既然他让了步，我们就大度一点儿，注意处理好跟他的关系。凭我对胡老师的了解，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果然，过了一段时间，我又从侧面听到一个消息，胡老师正在着手做一件事情，在教师发展中心培训处支持下，谋划语文老师的培训业务。中小学教师接受专业培训，是一项硬性任务，每年不但要接受培训，而且还有学分要求。教师发展中心培训处认可的培训项目，就可给予老师需要的学分。但现在官方培训的渠道不多，都是社会机构在做，良莠不齐，有价值的很少。说穿了，基本上是以创收为目的吧。胡老师退休前，我们就探讨过这个事，但那时杂志社是事业单位，不能搞创收，胡老师当时说，不急，到时有机会再搞起来。现在，我们转企改制了，可以动议这事了，没想到胡老师抢在前面，闷声不响先动了手。这最早还是我的点子呢，他现在连平台都没有了，凭什么要避开我们这么做？接下来我了解到，他也不是没平台，中国一所有名的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已经授权他为我省的总代理，他们的培训在业内还是有口碑的。尽管如此，我也觉得他不应该回避我们，而应该跟我们联手合作，一起把事情做大。如果我们也要做，双方岂不是要呈竞争的态势？我想他也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吧。我期待电话响起，那头传来他洽谈合作的声音。

期待的声音没有响起。几天后，我再也坐不住了，给教师发展中心培训处主任董贤明打电话，说要去拜访他。他说明天要去外省出差，有什么事先在电话里说，回来后再聚。我说，我们杂志想把教师培训这块业务做起来，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说，胡建勋不是也想做吗，你们到底是师徒，心有灵犀，什么事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我装作不知道，说，他也要做吗？没跟我说呢。董主任说，你们商量一下，还是一起做吧，强强联手，争取双赢。我说，毕竟我们是单位出面，我不知道能不能合作，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先不管他吧，我们做我们的，他做他的。他笑着说，还是不急吧，你们先考虑考虑，现在时兴的是合作双赢，而不是唱对台戏。我沉吟着。他接着说，我知道前段时间他对你有意见，哎呀，都是一家人，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向他道个歉认个错，毕竟他是你师傅。

我真是无语。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晓得我跟他闹了矛盾。他们一口一声“他是你师傅”，言外之意，那肯定是徒弟做得不对喽;他刚刚退休我就弄得他很不愉快，毫无疑问是我的错，我就是个势利眼，我就是“忘恩负义”。我越想越窝火。他这么做，我是不会跟他商量什么合作的。

没想到第二天下午他给我打来电话，开口就问我在哪里。我说在办公室。他说待会儿他来单位附近，到时打电话让我出来一下。我说，既然来单位了，就来办公室坐吧。他说，那个办公室我已经坐了二十年了，不想再进去了。我还以为期待的局面真要出现了，董贤明可能劝了他，他来找我无疑与合作有关。但这话一听就不带劲，接下来不一定有啥好事情。

半个小时后，电话再次响起。我按照他的指示，到旁边一家茶楼找到他。我到了后，叫了他一声，他也不起身，只微微点了下头。我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退休了还能怎么样？看看书想想问题，体会体会什么叫人心不古，什么叫世态炎凉。我尴尬地笑笑，说，胡老师，稿子的事我真的不是针对您的，都有难处，如果我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您批评就是，我尽量做好。他摆摆手说，都做过编辑的，知道怎么回事，你现在翅膀硬了，我哪敢批评你，你就不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了。没想到他一上来就用这种撕破脸的搞法，我脸上也挂不住了，回过去的话也就有些重。我说：“胡老师，你也反省一下自己吧，杂志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不能因为在这里工作过就把它看成是自己的自留地，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单位改制变成企业，我们得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你难道不知道？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你徒弟，徒弟有没有饭吃你担心过没有？杂志只能用来造福单位，而不能单纯用来成就个人。”

他没有如我预想的那样暴跳起来，而是冷笑着说：“我说你翅膀硬了，果然没错，会跟我讲大道理了，几个月前，你哪敢这样子跟我说话;再倒退十年，你更不敢了，那时你刚进来，什么都不懂，连校对符号都不会用，都是我手把手把你教会的。”

我感觉脸上发烫。他用这种话来刺激我，真是刀刀见血，要让我体无完肤啊。只是难道以前有恩于我，我就要听从他的摆布，对他唯唯诺诺吗？他以前对我的帮助，说到底不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吗？就算是一个父亲，也不能控制已经成年了的孩子啊。我按捺着火气，说：“胡老师，我仍然还是那句话，我只能尽力而为，就算是我自己的关系稿，我也不能保证每篇都能上。”

“你爱上不上，我给你的，还有给小廖的，看得上的你就上，不能上的你给我个准信，我好找别人帮忙。做了那么多年编辑，业内还是有几个好朋友的，我找外省的杂志发，我经手的稿子，他们还是信得过的。”

“好。我回去清理下，再回复你。”事到如今，我想，我只能这么干脆地回答他。

他阴着眼睛瞪了我一会儿，又说：“我今天找你不是来谈稿子的，我跟你讲讲培训的事。你听说我要搞培训，就想着要来插一脚是不是？你现在是不是一门心思要跟我作对？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你今天必须给我讲清楚！”

“我怎么会跟你作对呢，你退休之前，我们就说过要做培训，你不会忘记吧？倒是你要做培训一事，我反而没听你说起过。”

他右手手指并拢，指尖敲着桌面，说：“你没听说是吗？那好，我今天就郑重其事地告诉你，我要做，我所有的工作都做好了，所有的环节都打通了，马上就要启动，所以你不要打这个主意了。”

“不是我要做，是我们单位要做。”

“少给我绕弯子，你以为我是傻子，还要用你们单位来压我是吗？就是你在挑事。”

“那我问一句，我为什么不能做？”

“因为我要做！”

我语塞。他真有点倚老卖老、无理取闹的味道了。他以前虽然比较霸道，但也还讲道理，通情理，现在简直没办法交流了。一个人怎么会变化这么快呢？难道提前退休对一个人心理的摧残有那么大？他不希望我跟他竞争，完全可以坐下来商量，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哪有二话不说一上来就要把人拍死的。他要拍我，我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自卫，二是逃跑。如果不想针锋相对，那就只能选择逃跑，但逃跑则意味着回避，意味着放弃，要是还想搞培训，那逃跑就不能成为首选，这次一定要当面锣对面鼓掰扯清楚，不然以后矛盾会更深。我喝了口水，平息着心情，说：“这个事情我们还在酝酿中，会不会做还说不定，而且这不是我能做主的，如果大家都想做，态度坚决，你说我该怎么办？大家都要过日子，都想日子过好点儿，你说是不？”

他盯着我，说：“我知道你的意思，董贤明跟我说了，说你其实是想跟我合作的……”

我打断他：“不好意思，我没说，是他这样建议的。”如果说以前我还有这个希望的话，现在我已没有半点想法了，他这副刁蛮不讲理的态度，谁还会有跟他合作的愿望？

“没这个想法就好，要谈合作，你还没资格，得谢海良来跟我谈。”

我应声而起，甩开步子就走。再待下去，我担心自己会失态。

七

那天下午，我起身活动着筋骨，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出马校长的名字。我其实没有跟她打过什么交道，隐约记得，电话号码是那一次她来我们办公室送君子兰时存下的。存下了就只是存下了，没有发挥过什么作用，她有用得着我们杂志的地方，通常直接联系胡老师。现在胡老师退休了，她突然打我的电话，我的第一反应是，她又有事要找我们杂志帮忙。

她在电话里说，他们学校下下周要举行校园文化艺术周活动，一天一个主题，分别对应科技、阅读、才艺表演、趣味运动等内容，她想请我去给学生讲讲阅读。我问她，怎么想到要请我，我一般都宅在家里编稿子，嘴巴都生锈了，只怕讲不好。她说，别谦虚了，你宅在家里是修炼内功，你这个大才子，名声在外啊，你到很多学校讲过课，就是不到我们学校来。我笑道，你不请我我怎么好意思來。她咯咯地笑，说，我这不就是在请你吗？你一定不能拒绝我哦。

到了那一天，我如约前往，校园里有浓浓的节日气氛，小乐队在校门口迎接嘉宾，鼓声震天响，彩旗迎风飘。文化墙上张贴着学生的作文和书画作品，科技活动室有学生的小制作小发明展示……我在马校长的带领下稍作浏览，就赶往体育馆直奔今天的主会场。我准备了一个主题：阅读伴我成长。一个很好掌控的题目，已经讲过两次了，昨晚我在家里又梳理了一遍，只需要稳稳发挥就行了。篮球架被移走了，场地中央和看台上都坐满了学生，老师们也围坐一圈，大部分是女老师。按马校长告知我的全校学生人数，我保守地估计了一下，可能到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其他的只能在教室里收看闭路电视了。自接手现在的工作后，近半年时间了，我还没有出来讲过课，面对这么大的场面，刚开始我还有点紧张，心跳加快，手心湿润。但毕竟是老司机了，最初的怯场过后，我进入了角色，清晰的课程图谱浮现在脑海里，我只需用磁性的声音一一呈现。我介绍了一些读书的方法，鼓励他们多读书，多写作，最后还给了他们一个福利，我说，有作文写得好的同学，可以把作文交给老师，由老师发给我，我向杂志推荐，帮你们发表。同学们回应热烈，欢呼声一片。放在以前，我不敢这么承诺的，现在我们有期刊中心，有一系列学生刊物，这不是难事了。以前都是我帮别的编辑处理稿子，他们也该回报我了。人处在舞台中央，在强烈的灯光刺激下，被粉丝似的人群包围着，荷尔蒙是不是分泌得更旺盛，是不是更容易许下承诺？此时此刻，我似乎理解了为什么胡老师每次一出去，回来后就有那么多稿子要处理。

午饭安排在学校旁边的一家酒楼里，一个精致的包厢，带沙发茶几，可以容纳十人左右。马校长喊了几位女老师作陪，个个都很年轻。小学里往往年轻女老师多。我向马校长惊呼，校长，你招人都是以自己为模板的吧，怎么个个都秀色可餐。马校长说，那是，你要经常来我们学校指导嘛，顺便看看美女。我说，你不下指示，我哪敢来。马校长快乐地笑，说，你要见美女，还需经过我的同意？只怕今天晚上就约上了。我说，那你就冤枉我了，除了你，每一个都是初次见面。马校长说，看看，着急了吧，也得让我慢慢给你介绍啊。正说笑着，又进来一个美女，三十不到，短发大眼，下巴尖尖，笑盈盈站在门口。马校长就站起来轻声对我说，杨老师麻烦你出来一下。

我们三个站在隔壁空着的包厢里。马校长介绍说，这是我们学校的田曼霞老师，她有个事情想麻烦你——田老师，你还是自己说吧。田老师忸怩了一下，说，我不好意思说，您帮我说吧。马校长鼓励她说，没关系的，杨老师非常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的，你看不出吗？田老师笑着嗯了一声，终于敢说了。她说的是这么个事：下个月市教科院要举行青年教师教学比武，他们区里先期已进行了选拔，最终确定两个人代表区里参加比赛，她是其中的一个，她想请我指导指导她。我听了暗暗吃惊。我出任这次比赛的评委，是前天才确定的事情，市教科院语文所李所长打电话邀请的我。自上次在周宏亮组织的饭局上，我不轻不重地梗了他之后，我们之间的联系反而多了。那次也算是点醒了他，需要我们杂志捧场，就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物，还停滞在过去的人和事，已经行不通了。我是新评委，而且评委名单是不会外传的，只有圈内几个人才知道，她们的消息怎么这么灵通？

我知道她请我指导是假，请我关照才是真。我转换话题，说：“你们李所长真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上半年搞了论文比赛，下半年又搞教学比武，这对青年教师的成长很有帮助。”

马校长马上接过话说：“杨老师也很关心我们呢，田老师你说是不是？”

我无奈地笑了，略略考虑了几秒钟，回答她说：“上课你们肯定比我在行，不要太相信评委，他们都是唬人的，平时怎么上就怎么上。”

马校长嗔道：“你这个大才子，总是这么谦虚。”

田老师虽然不说什么，那双大眼睛却始终忽闪忽闪黏在我身上。我只得答应说：“我会放在心上的。”

马校长推推田老师，说：“你把杨老师的微信加上，下次你就不需要经过我了，直接请教他。”

教学比武如期举行。胡老师也在评委之列。这在我的意料之中，那天我惊叹马校长她们消息灵通的时候，我就晓得胡老师定会前来。我很自然地跟他打了招呼，他也不冷不热地向我点了点头。李所长一一介绍评委，介绍到胡老师时，说他是《新课程》语文版的前主编，介绍我的时候，说我是《新课程》语文版的编辑。他是根据我的要求介绍的。当时他反对这么介绍，说，怎么也得介绍你是负责人吧。我说，负责人是临时的，你总不能介绍说是临时负责人吧。他说，杨老板，什么临时不临时，只是时间问题，你不要这么认真嘛。我说，你快别叫我老板，我们这里习惯称老师，我叫我们主任也是这么叫的，叫我们社长也不叫老板。我知道他们圈子里都称胡老师为胡老板，我这么说是不是影射到他了？我也不管了，我只是照直说。

介绍完评委，比武课就正式开始了。胡老师瞅了个空，把我和李所长叫到一起，先跟我说，杨主任，李所长这么介绍你，我事先可不知情。又对李所长说，李所长，你这么介绍杨主任不对呢，他现在是负责人了，我发稿子也得找他帮忙;再说，你也不要这么介绍我，免得别人误会，我就是我，胡建勋，没单位没职务，一个退休老人。我有点蒙，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赶紧说，胡老师，你不要这么叫我好吗？你是前主编，我是编辑，李所长这么介绍非常客观，一点儿也没错。李所长朝我眨眨眼，笑呵呵地对他说，好好，以后介紹你什么头衔也不用，退休老人胡建勋，这三个字本身就是语文界的金字招牌。

过后，李所长又向我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把你们俩放一起介绍真是不该，听得不仔细的人，还以为他还是你领导，其实更应该要介绍你的职务的，你是在岗的领导，只怪我当初太听你的话了。我说，你别这么说，我真的不在乎那些虚的东西，咱们还是认真听课吧，你不要纠结了，今天的主角是老师，不是评委。他笑了，点着头又说，请老胡来，是因为他往年都来了，我好像忘记告诉你了，不好意思哦。我说，你这么一说，好像我不高兴他来是吧？没这回事哦，他是专家，当然应该请他;我只是代表杂志，主要来学习的。他说，你别谦虚了，你不是专家，谁是专家？

第二天下午评委集中对课程进行评议，评选出获奖等次。大家畅所欲言，气氛热烈。意见统一的，互相点头称是;达不成一致的，不免观点交锋。也不知是客观公正，还是背后藏着人情世故。连我这个新评委都有人拜托，这些老司机自然更不用说了。评委们水平都很高，话匣子一打开就刹不住车，几乎每个人都超了时。评课从下午延续到晚上。时间长了，注意力不免如野马脱缰，时常走神，屋子里空气沉闷，又昏头胀脑，评委们讲了些什么，大都记不住了，只记住了各自重点推举的对象。轮到胡老师时，我倒是振作起了精神，认认真真领会他发言的精髓。好久没听到他在公开场合长篇大论了，那一口熟悉的“塑普”听上去竟有几分亲切。他基本上说的是人家的优点，慢条斯理，嗯嗯啊啊，和他平时讲话不是一样的风格，难道他当评委时就是这个样子的？说的都是四平八稳的套话，所谓正确的废话，这种话有如养生酒，能让人活得滋润而又健旺。但也有取舍，同样是优，优中有次，能听出个三六九等。因为是新人，我要求最后一个发言。我这是正儿八经第一次出席这种规格的场合，我虽然是我，但我代表的又是杂志社，怎么评说我思忖了很久。我打好了我说话的基调。我说，优点各位评委都说得很充分了，我只讲讲我认为的不足。于是大家听到的都是我在挑刺。我知道，这样的比武课，从学校到区教育部门，都是非常重视的，经过了层层设计、演练、把关、完善，最后才呈现在大家面前，已经没有明显疏漏了。但没有什么是无懈可击的，正所谓百密一疏，任何课都会有考虑不周全的地方，何况站在这么多评委面前，每个人的发挥多少会要打点折扣。从教学目标、教材处理、教学手法、教学效果等方面，我一一点评各位老师的不足。手持麦克风，我同样也刹不住车了，某一瞬间，我产生上帝俯瞰人间的错觉，话从我嘴里流出，似乎就是在掌管各位老师的命运。这感觉是还不错。我发现自己大部分点评是针对胡老师来的，凡是他肯定的地方，我就认为存在瑕疵，需要改进。我的目光有时也会不经意地扫到他的位置，他一直低头看着手上的材料，看不见他脸上是何表情。点评到田曼霞老师时，我稍稍有点犹豫。因为胡老师在点评时，对她多有溢美之词。毋庸讳言，依马校长跟他的老关系，他也是接受了拜托的，要不然，田老师在他的点评里，就不会是表现最好的那一个。这一刻，田老师甜美的脸庞恰到好处地在我脑海里闪现，如春风融化了我舌头上尖锐的刺，我的嗓音变得更加磁性，还带着柔和，嘴里滑出来的她的缺点，自然短斤少两。最后我说，很抱歉，我的点评可能比较尖锐，比较苛刻，但作为一个省会城市，课堂教学不但代表全省的最高水平，而且应该引领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我的点评更多地带有一种希望，一份期待。

点评结束后，胡老师又举起了手，要求再次发言。他说，刚才杨主任的点评高屋建瓴，让我有醍醐灌顶的感觉，我年老人笨，有几个问题没有听明白，想向他请教一二。他刚说完这几句，就被李所长截住了，李所长说，由于时间关系，会上再不讨论了，各位评委有什么不同意见，会后可以个别交流。

我等着胡老师来找我，但会议一散他就匆匆走了。看样子他很忙，没时间搭理我;也或者，他不屑于理睬我。

八

我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告知田老师，她获得了这次教学比武的一等奖。她只回了我两个字：谢谢。之后再无下文。她这不合常理的做法，让我感受到丝丝冷漠，这和她那张灵动的笑脸大大不符。她不会变化得这么快吧？

过了两天，她仍然没有主动给我发条消息，这引起了我大大的不快。胡老师曾经指责我“过河拆桥”，我看，这个成语用在她身上才合适。但我还是愿意往好的方向揣测她，可能当时她在忙，比如说在上课什么的，只能简单回复我，过后一时又忘记了。再说，她要是再次给我发信息，又能说什么呢？还不是表达谢谢的意思，又有什么必要呢？我也没想到这么件小事会搅得我心绪不宁，难以放下，最后，不知是什么念头在驱使着我，我给她发了段较长的文字，大致意思是：我想在这次比武课中挑选两堂最好的，以“课堂实录”的形式在我们杂志上呈现，配以专家点评，第一堂我就想选用她的，请她把教案整理后发给我，评语我会从评委中请几位撰写。她仍然只是简单地回了我一句话：您不是认为我的课上得不好吗？这句话像裂缝中的一道光，猛然把我灼醒了，是啊，这次我参加活动，把自己当成了初生的牛犊，以大无畏的劲头，当了一回毒舌评委，与其说是挑刺，不如说是挑战。虽说我在她身上下手要轻一些，但不一样是见了血吗？人家传给她的话中，没有我是怎么评论别人的，只有我认为她的课存在不少缺点，需要改进和提高。我拨通微信语音，她很快接了。我说，你可能对我有误会，电话里说不清，我们还是见个面聊聊吧。她停顿着，似在犹豫。我说， 你不方便就算了，但有一句话我必须跟你说，我问心无愧。她急忙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晚上约了人打羽毛球，怕时间不够——不管了，我先请你吃饭吧，其实我早就应该请你了。我说，好，不过是我请你。

下班后，我们在约定的西餐厅见了面。这次我发现她不但漂亮，肤色也很好，不是很白的那种，但很有光泽，是现在流行的健康色。我说，不好意思，耽误你打羽毛球了。她说，没关系啊，武器在车上，吃完饭还可以去打的，你去不？我说，我不会打，偶尔打下乒乓球。她说，打乒乓球也很好，看你的身材，就知也是喜欢运动的。坐在西餐厅里，我们点的却是中餐，她说这里的干煎小黄鱼好吃。菜上来后，我品了品，香辣可口，果然不错。我们边吃边继续聊。我说，不知你听到的是什么版本，我还是把这次评课的事情向你解释一下吧。她说，没必要吧，我知道你肯定是关心我的，还用得着说吗？我说，没事，别的评委怎么说的我肯定不会告诉你，我主要说说我的态度。于是，我把我评课的出发点向她作了说明。这次比武课其实水平都比较高了，但站在我们杂志的角度，我比其他评委眼光可能更加挑剔，没办法，我们是要向全省及至全国推介最优质的课程，所以我这次基本上挑刺比较多，好话讲得少，甚至没讲好话，那么反过来就是说，我挑刺挑得少的，就是我认为最好的课。她看着我认真地点点头，说，我明白，你们是站得高，看得远，角度不一样。我哈哈笑了，心里感叹她真是个聪明的女人。她接着说，我觉得你们杂志办得挺好的，我每期都看了。我说，谢谢你，看来你是我们杂志的忠实读者，希望你以后成为我们的得力作者。她呵呵笑了，说，我可不会写，除非你这个大编辑多栽培。我说，那肯定没问题，只要你愿意写。说到这里，她来了灵感，说，你可以搞论文写作培训啊。我盯着她，惊叹道，我俩是不是很投缘，居然想到一块去了，不过我不是想搞论文写作培训，而是继续教育培训。她瞪着我，问，是不是胡建勋老师正在搞的那个？我听马校长说了，寒假我们就参加那个培训。我愣住了，无法继续说下去。

吃得差不多了，我看看时间，说：“你可以去打球了，还来得及。”

她说：“算了吧，我这样子走，多不礼貌。”

我说：“这有什么关系，爽约不好的，我们来日方长。”

我先起身去把单买了，她争我不过，只得说下次再请我。我笑道，你这句话我记在心里了。我把她送上车，关上车门前她又说，今天真是不好意思，下次見面我要送你件礼物，你想要什么？我说，你把稿子早点给我就是最好的礼物。她说，这是两码事，你先想想，想好了告诉我。相互挥挥手，等她走远了，我上了自己的车，刚刚启动我又刹住了，给她发了条微信：我想要盆君子兰。

如果“胡建勋”三个字没有贸然出现，今天晚上算得上是个美好的夜晚。眼见他的项目已经上马了，紧锣密鼓在运行，只等假期一到，千军万马就要如潮水一般涌来。脑子里恶补着这样的画面，让我感到沮丧。而我们的项目，到目前为止仍然只是一个想法。我又找过教师发展中心董贤明主任两次，第一次他仍然建议我跟胡老师合作，第二次他明确告诉我，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认可第二家培训机构的学分，只能缓一段时间再说。要等多长时间呢，他也不能确定，话不讲死了，又让你心里没底。我疑心胡老师在从中作梗。董主任既然知道我俩的矛盾，依他们多年的感情，他完全可以选择站在胡老师那一边。至于是不是有别的猫腻，我就不乱加猜测了。总之，我们的事情就卡在这儿。

我们语文版建了个重点作者微信群，多年过去了，里面很多人已是各个学校的负责人。我很少进去，都是小廖在维护，她是群主。那天我无意中看到胡老师在群里说假期培训的事，我十分窝火，把小廖找过来，说，胡老师在我们群里打广告，这不是摆明了在向我们挑衅吗，你把他清出去。小廖犹豫着，说，这不好吧，当初是他要我建群的，把他清出去，他不会骂死我？我说，他有什么理由骂你？这是我们的工作群，他退休了，自己就应该主动退出去，他不退，我们就清。小廖咧咧嘴，仍是一副为难的样子，说，我可没胆量这么做，要不我还是先问问他吧，说不定他会同意的。

第二天一大早，胡老师又在群里挑起这个事，有几位校长马上应和他，跟他聊得火热。我把小廖又叫过来，严令她当着我的面清人。小廖不干，说，我在电话里提了下这个事，胡老师就火了，说肯定是你的意思，我还替你背锅了。我压抑着怒火说，背什么锅，你就说是我的主意，难道我有错吗？小廖说，哎呀，你就别让我为难了，我最多提醒一下他，不要在群里聊工作之外的事情。

我没心思干别的，日思夜想的就是把培训的事情弄下来。但现在遇到了瓶颈，没办法突破。我以前向谢总汇报过我们的想法，他也很关注这个事情。那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叫我去聊聊进展情况，我把困难摆给他听，问他能不能搞定教师发展中心的领导，他们不认学分的话，我们牌子再响，师资力量再强，也没几个人愿意参加。他没回答我这个问题，而是说，听说胡建勋也办了培训机构，马上可以开班了。我说，是啊，本来这想法是我先提出来的，没想到他抢在前面了。谢总说，他提前退休，闲不住，想找点儿事做，可以理解，我觉得你们可以合作啊，虽说他以前有些人脉，但毕竟没有杂志的资源了，真要做起来，也没那么容易。我说，我是跟他谈过，但他一口就回绝了。谢总笑笑，说，他这个人我也了解，个性很强，虽说你们之间有点矛盾，但十多年的师徒关系了，有什么结是解不开的呢？你再找找他，即使认个错，又有什么关系？人都喜欢听好话，你就跟他说，以后你们都还认他，杂志帮得到的也会尽量帮助他。我看他对小廖还蛮不错，有两次我们一起吃饭，他还打电话把小廖叫过去了，可见他也不是不讲感情的人。我哦了一声，不知如何接话。谢总继续说，你去试试吧，按道理应该是他来求我们才是，我们主动找他谈，他可能正求之不得呢。我确实感到为难，因为他上次说的狠话犹在耳边，我不可能再去自讨没趣，于是我实话跟谢总说，他上次已经说了，我没资格跟他谈，要谈也可以，除非您亲自出马;其实，我认为他打心眼儿里是不希望我们参与的。谢总看着我，摇摇头笑了，说，什么意思嘛，这个鸟人。

九

过了一天，谢总就找胡老师谈合作去了，安排了晚饭，带着小廖一起去的。领导出马果然事半功倍，谈判富有成效。胡老师不但愿意合作，而且同意项目股份化，让出版社控股，只是他得担任此项目的负责人。谢总虽然没有当场拍板，说要回来商量一下，但是原则上应该问题不大。这次合作，也跳出了我们设想的框框，是所有的科目一起上，而不局限于语文这一科。谢总后来告诉我，小廖的参与，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因为胡老师认可她，现在没有了上下级关系，他们聊起来更随意更亲热了。胡老师提议，如果合作成功，以后杂志社最好就派小廖跟他对接。

事情如此顺利，胡老师如此配合，确实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嘴里不说什么，心里相当不舒服。我跟胡老师为什么闹得这么僵呢？同样是老同事，为什么他见到小廖有说有笑，面对我的时候却剑拔弩张？弄到这个地步，难道不是我的责任？胡老师在那么多人面前诋毁过我，在谢总面前就不会添油加醋？谢总听了他的话，会怎么看我呢？我越想心里越别扭，懒得操心这个事了，见了小廖也懒得问。我知道她在跟进这个事，她也不需要请示我了，有什么事直接向谢总汇报。

我把全部精力用在编稿上，要求比以前更加严格。那天田曼霞把稿子传过来，离我的要求差距太大，我耐心地指点她要怎么修改，她貌似听懂了，但笔头功夫有限，第二稿仍然达不到要求。再要她返工，我担心她心里有想法，就不找她了，把任务压给了欧阳。谁知欧阳也没彻底领会我的意思，处理得也不到位，我生气了，说了他几句。他没说什么，低着头出去了。我自己动手改好，评委们的评语也陆续到位，我就想当期把稿子上了，于是撤下了两篇已经发排的稿子。小廖看校对的时候，跑来问我，她拜托了我有篇稿子这期要上的，怎么不见了。我也不在意，说，哦，这期稿子太挤，我也没注意撤下了谁的，已经这样了，下期再上吧。她急了，说，这是我一个亲戚的，等着这篇文章评职称用呢，推后一期就赶不上了。我说，做了这么些年编辑，你还当真了？作者都喜欢这么说的，头天来稿子，恨不得第二天就能见刊，个个都说很急。她说，没骗你，真是这样的，每年都是这个时候申报职称。我懒得跟她纠缠，说，那这样吧，你看哪篇文章不急，你就把哪篇换下来。她瞥我一眼，脸拉下来，转身出去了。

我上厕所的时候，经过他们办公室，听见小廖的声音传到走廊上，她一点儿也不忌讳，声调不轻，门也不关，在跟人说，人变起来真是快，老杨以前还说胡老师对我们管得严，卡得死，我们连发篇稿子的权利都没有，現在你们看到没，才半年时间，就学得很像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口气没忍住，脚步拐了个弯，我就进了那扇门。她看到我，怔了一下，然后挪开目光，盯着电脑。我说：“你说啊，继续说啊，怎么不说了？”

她说：“不说了，你不都听见了吗？”

我说：“刚才是背着我偷偷说，我要你当我面光明正大地说。”

她说：“我干吗要偷偷说？我是在跟我同事说啊，事实就是这样，我干吗要藏着掖着？”

欧阳和其他两个同事早就站起来了，拉着我劝我回去。我挣开了，说：“干吗呀，我又不是来吵架的，有什么事当面说清楚不更好吗？”

“说就说。”她忽地站起来，说，“刚才我说的就是我的感受，说对了，希望你以后顾及一下，说错了，我向你道歉。”

我被她顶在墙上，半天回不出话来，好一会儿才说：“我要是在这儿跟你掰扯哪篇稿子该上哪篇不该上，那我的格局就太小了，不过我提醒你，我以前也跟胡老师讲过，杂志可以为单位谋福利，绝不可以为个人徇私情。”

谁知她毫不示弱，飞快地接过我的话，说：“好，大家一视同仁，希望你带好头，说到做到。”

我忍气吞声，厕所也忘记上了，回了自己办公室。静坐了很久，也想了很久，总觉得哪里不对，她以前不是这样子的，近段时间明显反常。她背着我跟胡老师吃饭聊天，而且还有谢总在场，她从来没在我面前提起过，瞒得滴水不漏，是很能说明一些问题的。我打电话给她，让她过来一下，尽量心平气和地跟她交流。我问：“你干吗要这样子对我？是谁在你面前说我坏话了？”

她否认：“没有哇，我说了这是我的感受，如果你不计较，我还可以说穿一点儿，你现在给我们的感觉，就像是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

我嗤了一声，说：“你现在给我的感觉，也好像是背后有人在给你撑腰。”

“谁给我撑腰？你是我们的头，我还指望你给我撑腰呢。”她瞪着我，脸红脖子粗的。

我勉强笑了笑，说：“你也不要这样子看我，什么头不头的，我就是个临时牵头人，也没能力给谁撑腰，我只希望我们和谐相处，不要内部起讧，更不要背后说三道四。”

她仍然红着脸说：“你一定要纠缠不放，那我向你道个歉认个错吧。”她双脚一并，腰身绷直，向我鞠了一躬，扭身就走。

谁知事情并没过去，反倒闹大了。她回到办公室，当即写了一封辞职信，直接交到了谢总手里。谢总当即把我叫了过去。虽然没有大发雷霆，但他脸色铁青，眉心紧拧，语气凝重。谢总说，你是怎么搞的，才两三个人的队伍都带不好，你看现在这个样子，这不是给人看笑话么？我嘴唇嗫嚅，想要辩解，但事发突然，一时不知如何开口。他顿了顿继续说，你为什么就处理不好同事之间的关系呢？如果胡建勋对你有意见还说明不了什么，小廖呢？为什么她会觉得自己待不下去了？你好好想想吧，恐怕得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终于开口说，谢总，我跟胡老师的矛盾是怎么来的，我已经跟您说过了，就不重复了，小廖这里，原本也是件小事，是她在背后说些难听的话……谢总挥挥手打断我，说，我现在不听这些，你赶紧去找小廖谈话，把她留下来，这是现在的当务之急。你难道不想要人帮你做事了？她走了，留下的事情你一个人担下来？定安啊，你的名字不就代表安定团结的意思吗，大到一个国家要安定团结，小到一个社会、一个单位、一个家庭，不同样如此？不把人团结好，怎么能开展好工作呢，单位还怎么谋发展呢？

我诺诺而退。再找小廖，她过了半天才来，眼睛红肿，低垂着头，也不看我。我清清嗓子，说，我们之间有什么不能当面说清楚的，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这是何必呢，还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吧？她仍然盯着地下，没有做声。我又说，这样吧，我也跟你道个歉，不说别的，我总归比你大几岁吧，希望你接受，做得不对的地方，也请你原谅;过去的事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现在工作也不好找，希望你还是安安心心在这上班。她没反对，我赶紧又说，我现在把欧阳叫过来，我们把工作再捋一捋，你看你有什么想法，提出来，我们把分工再明确一下，各负其责，责权分明。她终于说话了，避开我的目光说，我没别的想法，还是按以前的分工做吧。

十

欧阳后来告诉我，小廖之所以二话不说就递交了辞职报告，其实是胡老师在挖她，她还征求过欧阳的意见。跟出版社的合作定下来后，胡老师雷厉风行开始组建队伍，正在社会上广罗人才。胡老师许以要职，请小廖过去帮他。她本来还拿不定主意，没想到赶上我让她不痛快，无意中把她往外推了一把。谢总挽留她，我也向她道了歉，欧阳也做了不少工作，她最后总算还是留了下来。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想了很久，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闹了点小矛盾，就至于要辞职走人吗？她又不是不懂事的小姑娘了。好像在演戏一般，不知有何深意。我就不信她真的想走。那个项目刚刚起步，一切还是未知数，现在贸然过去，还是太冒险了吧。万一做不起来呢？那天欧阳也表示了疑问，他说，她要是真想去，谢总可以派她去啊，她不是已经在负责对接吗，用得着辞职么？我笑道，谢总派过去，总归还是甲方，要想赚大钱，还得去乙方。欧阳问，你的意思是，她还是有别的想法？我说，谁知道呢，或许你该去问她。

我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有一天，谢总突然召集期刊中心全體员工开会，传达了出版社的文件精神：根据教育发展的新要求，各刊物要调整办刊思路，抓好期刊的创新工作;具体到《新课程》杂志，根据市场调研反馈的意见，原有的语文教学版和数学教学版要改成中学教学版和小学教学版，近期要拿出调整方案。每个媒体的负责人要竞聘上岗，社龄三年以上的编辑岗位员工都可报名参与副职竞聘，副职任职两年以上的可以竞聘正职。

根据我的了解，竞聘要想成功，群众基础固然重要，领导的意志才是第一位的。我找到数学教学版临时负责人老邹，问他是怎么想的。他说，我也正想找你商量，我俩最好是避开相互竞争，你想竞聘中学版还是小学版？我说，这个是要商量，但我找你主要是想问你，你有多大的胜算，你考虑过没有？副职竞聘条件这么宽松，好像在岗的每个人都达到条件了吧。他似乎还没考虑这个问题，此刻听我提及，脸色一暗，沉默了一会儿，问，他们都报名了？我说，我怎么知道？但可能性很大啊。我莫名地感到烦躁，紧接着骂了句，妈的，轮到我们了，又出幺蛾子，不知哪个家伙出的馊主意。他问，你准备怎么办？我说，还能怎么办？我们去找找谢总吧，我俩主持了这么久的工作，总得有个说法吧。

谢总整个就是在打太极。他说，政策是出版社班子会上定的，你们找我没用啊;你们的当务之急，是好好准备演讲稿，最后结果就看群众的呼声，你俩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这段时间主持工作也辛苦了，我相信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当然，既然设立了竞聘机制，就要做好能上能下的心理准备。他顿了顿，似在等我俩的反应，见我俩都不做声，他接着又说，不过我要提醒你们的是，你们这本刊单靠发行已经难以为继了，所以要上就要上肯干事能干事的人，一定要转变思路，多在经营上动脑筋，目前的经营突破点可能还是在培训这一块，所以如何跟胡建勋加强沟通，密切合作，是接下来的负责人要认真考虑的。

从谢总房里出来，老邹眉头拧得更紧了，他问我，我们接着商量吧，你到底报中学还是小学，想好了没？我木然地看着他，摇摇头。他似乎察觉到我脸色不对，担忧地问，你什么时候能想好？我们得早做准备啊。我说，你先选吧，不碍事的。他鼓着眼盯着我，问，你怎么了？什么意思？我扯扯嘴角，勉强一笑，说，你放心选吧，我没别的意思。

刚回到办公室坐定，手机响起微信提示音，是田曼霞发来的。先是一句话：君子兰已买好，什么时候方便送来？随后是张图片，君子兰立在白色的花盆里，翠绿的叶片对称地排列，簇拥着中间挺立的花蕾。毫无疑问，如果它能及时进入我办公室，刚好能赶上开苞怒放。我凝望着图片，心情不觉明朗起来。她每次发微信都能给我带来愉悦。前两天她给我发了个几十秒的视频，是那天我在他们学校做“阅读推广人”时，她偷偷拍下来的，她说，你演讲的时候好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