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人物印象：跨越东西方的 儒家基督徒

李聚刚 李云根

【摘 要】民国儒家基督徒群体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群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分布于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且基本都是当时社会各个领域的翘楚。这群人大多有良好的儒学基础，尽管后来选择受洗入教，但儒学教育还是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思维与人格。当中华民族陷入危机的时候，家国情怀在他们心中占据了上风，他们积极地投身于各种爱国运动和社会革命。

【关键词】民国;儒家基督徒;会通

中图分类号：B9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18-0195-02

儒家基督徒作为一群服膺、实践儒家的存在方式，并把基督作为终极信仰的知识性个体，他们在文化路线上表现出“以儒耶对话实现儒耶融合”的趣向。著名儒家学者杜维明说：“作为基督徒不一定要关心政治，也不一定非得参与社会和顾及文化，他们可以只追求自我修行，以求死后进入天堂。但作为儒家不但关注自己的内心，也关注现实的改善，他们一定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热心文化的。所以作为儒家基督徒就需要他们在儒耶之间的矛盾张力中寻找平衡，积极对基督教和儒学进行调适，以对接儒学内圣外王之目标，彰显信仰在社会政治层面的价值。”[1]因为儒家也具有一定的宗教性，所以这群服膺、实践儒家的存在方式的基督徒在行为上属于双重“宗教”参与者，在精神上属于双重“宗教”归属者，尤其表现在他们信仰的二元性上，即他们“在行为上兼崇孔耶 ，在思想上融合儒耶。”正因为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均有着双重性，所以他们必然拥有了双重宗教身份，但这种双重宗教身份不是一种简单勾兑的“宗教鸡尾酒”，而是像中世纪的阿奎那给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受洗，把亚里士多德的“水”变成很好的、可以用的“酒”。对此，著名天主教学者吴经熊就说：“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不需要放弃儒家思想，而是给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儒家经验……我可以从基督信仰的角度看到中国文化的东西有一个新的维度，而且觉得儒家文化里面很多也说出了基督信仰的道理”[2]。作为双重宗教身份的信徒，儒家基督徒兼容并蓄了东西两种文化思想，站在其特有的立场上努力调和中西文化冲突，试图建立一套新的道德标准体系。在他们身上既体现了对基督的信仰，也体现了对儒家传统的坚守，更体现了他们为融合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尤其是促使基督教中国化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儒家基督徒自明末清初产生以来，到了民国时期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这个群体的发展跟各个时期的社会形态和政治文化环境息息相关。民国时期是一个新旧文化冲突、革命斗争此起彼伏的时代，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之中，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几经变迁，传统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逐渐瓦解，所以民国儒家基督徒群体就表现出了诸多与之前明清时期的儒家基督徒不一样的特征。

一、爱国爱教、以国为本

家国情怀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元素，也是中华文化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也是外来宗教中国化的一个典型标志。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儒家基督徒就是拥有着家国情怀的中国基督徒。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加剧，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基督徒的爱国情怀日渐凸显，就像有的基督徒所说：“如果我们不能爱我们看得见的祖国，我们怎能爱我们看不见的天国。”[3]在這些基督徒心中他们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基督徒。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国之休戚荣辱，即民之休戚荣辱。未有国将亡，而民独能幸安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4]民国儒家基督徒大多具有良好的儒学基础，尽管后来选择受洗入教，但儒学教育作为精神底色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康志杰做了如下总结：“辛亥革命前后，在整个民族追求主权独立、反帝情绪不断高涨的形势之下，中国基督徒们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发生转变，儒家传统的爱国爱家思想在他们心中占据了上风，他们以中国儒家基督徒的身份积极地投身于各种爱国运动和社会革命。”[5]很显然，与明清儒家基督徒比起来，民国儒家基督徒的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更加浓烈。

二、儒耶会通、神圣合一

相较于明清儒家基督徒，民国儒家基督徒少了些内心的挣扎和矛盾，多了一些坦荡。明清时期的儒家基督徒依然会为基督徒的身份能否被主流社会见容而忐忑，内心摇摆于儒家和基督徒的各自规范之中，纠结于儒家伦理与基督教教义的牾悖之处。到了民国，由于近代各种改革运动及新思潮的涤荡，中国民众内心同时接受儒耶两种价值体系变得更加容易，儒家圣人的追求和追随基督教上帝在他们心中的相互博弈不再那么激烈，“神”与“圣”在他们那里已经能够和谐共存，甚至是合二为一了，已经看不出民国儒家基督徒在其间有什么精神上的困局。当时中国社会还对基督教有一定的抵触情绪，部分中国人认为这些儒家基督徒忘本和崇洋媚外，同时西方教会也认为他们对上帝和基督的信仰不够虔诚和彻底。不过，这批儒家基督徒选择坦然面对争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予回应。

三、视野开阔、理性自觉

相较于明清儒家基督徒，民国儒家基督徒的视野更加开阔，对基督教的认识更加理性透彻。由于受“利玛窦传教方式”的影响，明清儒家基督徒接触到的基督教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过中国化的改造，甚至可以说都穿上了一层儒家外衣，而并非当时盛行于西方的基督教。再加上当时社会“儒家本位思想”的影响，因此，很大程度上这些儒家基督徒只是把天主教当作来自西方对儒学真理性的例证，他们其实并未认识到儒耶之间根本性的不同。到了民国时期，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方基督徒知识分子大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一样，这些民国儒家基督徒有不少都有欧美留学并且取得了高等学位的经历，他们基本都能对原文圣经以及西方的哲学、伦理学等著作进行直接解读，他们对基督教的认知甚至不亚于西方神学家。即使那些没有留学经历的“土生土长”的中国基督徒，由于不断受到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已经不再像前人那般狭隘，他们对基督教的文化传统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对基督教传统的基本伦理原则也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此外，经过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以及孔教运动等与基督教有关的社会运动进行反思，民国儒家基督徒对西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认知逐渐变得客观理性。

四、和而不同、殊途同归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中和水性文化，包容性很强，无论任何异质文化加入其中，都会不可避免地被增添一份水性特征;而基督教则像是“酒精”，要求信仰真挚浓烈且独一。就像吴经熊所说：“光从中文的角度看儒家经验就是水，但是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是水变成酒。”[2]当两种文化相遇尤其是经过充分的涤荡以后，就产生了一种与原来两种文化都不相同，但同时又带有原来两种文化属性的新文化，也就是吴经熊所说的“酒”。在儒家基督徒群体中，儒耶思想成分在每个个体思想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也不尽相同，有的儒家属性偏重，有的则基督徒属性偏重。以往的学者在细化儒家基督徒类型的过程中，往往把本位意识当成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他们都格外关注究竟哪种信仰在儒家基督徒个体思想中起到了主导作用。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不断变化，这些儒家基督徒自身思想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所以对儒家基督徒进行的归类只能是一个笼统性的问题。到了清末民初，随着儒家文化的权威性逐渐变弱以及基督教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儒家基督徒身上的“耶”性逐渐增加。可以说从明清到民国，儒家基督徒群体的总体特征呈现出一个“儒”性减弱、“耶”性变强的趋势。总而言之，无论是偏“儒”还是偏“耶”，这群儒家基督徒知识分子一直都秉持爱国主义信念，在推进基督教中国化和发展汉语基督理论方面努力探索，积极贡献，成了会通东西方文明的代表性人物。

五、身份特殊、举足轻重

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社会分工越发细化，社会体系愈加复杂化。与明末清初儒家基督徒集中在士大夫阶层不同，民国儒家基督徒群体的组成结构逐渐多样化，存在范围更加广泛，他们中有政客、外交家、法学家、教育家、文化学者甚至军人等，几乎可以说儒家基督徒以不同社会角色存在于民国社会的每一个层次和领域。另外，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同时拥有双重甚至多重社会身份，他们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将自己与不同的社会群体联系起来。比如，孙中山除了众多的政治头衔之外，他同时还是一个革命理论家、社会活动家。在中年蒋介石身上也同时汇集了多种色彩：“面对共产党人的挑战，他自视为儒教徒、传统社会的卫道士;与西方人打交道时，他又自称是基督徒。在国民党内部，他是三民主义的旗手;而在四分五裂、内忧外患的国家面前，他又坚持采用军国一体的独裁手段去解决问题。”[6]此外，由于民国时期社会运动和革命运动此起彼伏，导致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政治局势变幻不定，再加上各种社会思潮和文化运动不断发生，这些儒家基督徒的社会身份和行业角色在短时间之内就可能发生变化，所以民国儒家基督徒还具有身份复杂性的特征。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几乎都是当时社会各个领域的业界精英和行业翘楚，他们的存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时的社会局势和文化走向。

六、结语

民国儒家基督徒基本上都有着一定的儒学教育背景，同时又选择了接纳基督信仰，所以他们在文化立场上既非中华本位复古主义者，也并非全盘西化的拥趸。他们选择受洗入教的同时，并未改变坚定维护中华文化的立场，他们大多都能站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视角去审视世界和看待人生，这让他们的眼界更加开阔。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4月22日至23日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7]。由此可见，民国儒家基督徒群体在构建基督教中国化的理论和礼仪方面做出了大量探讨和实践，对于今天我国宗教工作的开展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南方人物周刊》杂志社.思想者[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178.

[2]郑志华.超越东西方的法哲学家：吴经熊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213.

[3]徐台扬.基督徒与爱国[J].中华圣公会报，1936（11）：21.

[4]郁芝明.基督徒之爱国观念[J].中华圣公会报，1918（8）：19.

[5]康志杰.辛亥革命前日知会革命活動评述——兼论基督徒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J].湖北大学学报，2005（2）：200.

[6]丁三.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M].北京：语文出版社，2010：193.

[7]“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见北京：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6-04/23/content_5067281.htm.